[茅盾《夜读偶记》及其后记的语调与心态] 茅盾夜读偶记

　　关键词：茅盾 《夜读偶记》 《的后记》 语调 心态 　　摘 要：茅盾的《夜读偶记》初刊于一九五八年，其观点留下了当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争的痕迹，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作为历史的文献，《夜读偶记》及其后记却不止于对那段历史的记录，其内容与表述方式不仅表征了茅盾当年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小心翼翼走钢丝的微妙心态，而且还在时间的参照系下显示出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后果。
　　
　　一
　　
　　一九五六年，苏联文学界、理论界展开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论争”影响到了中国文学界，在贯彻“双百”方针的良好氛围中，秦兆阳、陈涌、周勃等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出了质疑，其中以秦兆阳(即何直)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最具冲击力。他不仅指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中的缺点，还指出人们对毛泽东《讲话》的庸俗化理解和解释，“对文学事业形成了种种教条主义的束缚”。他认为“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和为人民服务应该是一个长远性的总的要求，那就不能眼光短浅地只顾眼前的政治宣传任务，只满足于一些在当时能够起一定宣传作用的作品”，文学艺术有自身的特点，因此“不要简单地把文学艺术当做某种概念的传声筒，而应该考虑到它首先是艺术的，真实的，然后它才是文学艺术，才能更好地起到文学这一武器的作用。……必须少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对文学进行干涉”。
　　秦兆阳的文章涉及到了许多敏感的、有现实针对性的问题，如对文学创作的主题、题材、人物、风格的限制问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本身所存在的封闭、凝固、僵化的教条主义倾向问题等等。一九五七年夏，随着反右斗争的开展，触及了当代政治思想敏感问题的秦兆阳连同他的文章受到了严厉的批判。
　　然而，就在秦兆阳已被当作“打着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异己分子”的时候，茅盾开始针对秦兆阳的文章写作他的《夜读偶记――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它》了。写于一九五七年九月的前记丝毫没有反映出讨论已充满阶级斗争火药味的现状，仿佛此时的人们仍然可以置身于宁静的学术园地。茅盾非常平静地写道：
　　
　　去年(指一九五六年)九月《人民文学》发表了何直同志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以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问题已经在国内引起了相当热烈的讨论。截止到本年(一九五七年)八月，国内八种主要文艺刊物登载的讨论这一问题的文章，就有三十二篇之多。极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我利用了晚上的时间，把这些论文(约有五十五万字罢)陆续读过了；读时偶有所感，便记在纸上。现在整理出来，写成这篇文章，还是“偶记”和“漫谈”的性质，而且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故题名为《夜读偶记》。对于那三十多篇文章的论点，我有同意的，也有不同意的；为了省事，《偶记》中既不引用原文，也不注明何人在何文曾有此说，而只是对于所提出的问题表示了我的意见。自己读书不多，观点也常有错误；此文所谈，中外古今，包罗既广，错误自必更多，不揣浅陋拿出来见人，聊以“引玉”而已。
　　
　　关于这段前记，殷国明在《二十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论》中有极其精辟的分析。他把当时的政治语境与茅盾的特殊表达对照起来，从而发现了茅盾的用意和矛盾的心理。他说：
　　
　　当有人已经把讨论升级为“两条战线的斗争”的时候，茅盾还在说“相当热烈的讨论”，而且说明“极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显然，从当时的政治要求来看，茅盾的态度至少是非常暧昧的――他不可能对文坛上已经来临的斗争风暴一无所知。
　　所以茅盾写《夜读偶记》时怀着一种极其复杂的矛盾的心情。一方面，他对现实主义怀抱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另一方面他并不想把“现实主义”当作一种政治棒子来伤害人。当不拥护即为修正主义的时候，他用偶记的方式，并且避免在文章中引用和注明任何一个人的篇名和姓名。
　　这是一个作家在严峻的时刻，对自己所做的最后一点保留。
　　
　　学术的语调，却非严格的学术文体，这种对话方式显然大有深意。也许茅盾试图以一种学术的姿态来淡化越来越浓的政治火药味，其“引玉”之心颇带些扭转论争方向的潜在企图。但在那个敏感的时代他并没有把握实现这种扭转，他隐去作者及文章篇名的做法，便含着这样的顾虑。在《夜读偶记》之前，茅盾曾写过《公式化、概念化如何避免?》，火药味十足地批判右派分子的谬论，但在批驳“文艺的领导上不许作家写生活的阴暗面”这种“混淆视听的不负责任的谰言”的时候，他还不忘加上一句“这一‘理论’公式，倒不是哪一位右倾思想的论者或哪一个右派分子正式提出来的，这是我综合了他们的‘高论’以后代为拟订的”。看来不指出某个人说了这样的话在茅盾的确并非随意为之，而是大有深意。不仅如此，茅盾还把现实的针对性隐藏在对历史的钩沉之中，在勾勒了中国文学的发展线索以后，才夹进了一段“不要无产阶级党性的拥护现实主义的作家们面前有个暗坑”的警告；在长篇大论地分析了古典主义和现代派之后，才谈及了一点现实问题，这种淡化处理的用意都是以不伤害人为目的。尽管学术争鸣也不能完全摆脱现实政治的牵扯，但至少不会将人置于死地，《夜读偶记》的后记之所以能够直接指名与刘大杰、何其芳论辩的原因也许就在这里。在高度政治化的社会里，茅盾的这种姿态难能可贵，虽然这种书生之举并不能真正改变已被政治下了判决的人的最终命运，但这于事无补的努力却体现了他对时政不动声色的抵抗。
　　《夜读偶记》主要谈及了两个问题，茅盾自己将之总结为“创作方法和世界观的关系，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茅盾是把“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当作主线来描述中国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这种套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理念模式在今天看来，显然有着时代的印迹和不可避免的局限。而在“前有冯雪峰《中国文学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发展的一个轮廓》，后有苏联主流现实主义的包围胁迫，包括文坛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神话般的阐发”的特殊语境当中，茅盾以“中外古今，包罗既广”的漫谈方式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恐怕确有“从历史发展中张扬现实主义精神”，“从历史中拯救在现实中正在失落的现实主义”的潜在欲望，但这种曲折的表达难免会衍生出一些自相矛盾的思想。虽然“中隔两月”“屡经易稿”，却终有“不一致”处。这不仅在于茅盾自己所言的“前后笔调”，更有具体观点和具体表述。正是这些“不一致”处，恰可看出茅盾的矛盾心态。
　　
　　二
　　
　　一九五九年，茅盾针对当时的反响写了一篇长篇后记，其中曾简洁地描述过《夜读偶记》的基本思路。他说：“探讨文学发展的规律，不能离开社会和社会思想斗争的规律。任何历史时期都有两种文学的基本倾向在斗争，这就是为人民和反人民，正确反映现实和歪曲粉饰现实。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就是文学上这两种倾向斗争的概括。……我认为这就是中国文学发展的规律。”但是在这段话之前，他却引了自己这样一个观点：“要把古往今来的文艺思潮的发展，用一个公式来概括，是一件愚蠢的事。”他以“但是从历史事实中探寻发展的规律，却是应当作的努力”将显而易见的矛盾轻轻荡开，但却掩饰不住规律和历史事实之间无法吻合的错位。在某种意义上，这也许是认识上的不彻底，它虽没有像当年的《论无产阶级艺术》那样，因观念属于外界硬性的灌入而非来自心底的认同，以至竟被他忘得无影无踪，直到在研究者的提示下查证了“《文学周报》”才“想起来”，“那是赴广州以前……陆续写的”，但一边努力总结规律一边又说用“一个公式”来概括文学发展“是一件愚蠢的事”，显然表明他如此表述有着某种程度的不得已。果然，茅盾在下文当中便为此提供了证据：
　　
　　对于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这个公式，我本来也抱怀疑态度，在苏联学术界就此问题展开讨论时，我一直注意着而且倒是站在反对那“公式”这一边的。直到写《夜读偶记》第一段(不是现在的第一段到第三段，而是现在的第四段――即《古典主义和现代派》)时，我还是那个意见，但在写完现在的第四段的初稿以后，我觉得应该讨论这个问题，于是搁起已写的《古典主义和现代派》初稿，加上现在的第一到第三节。当时我为什么改变主意呢?第一个原因当然是我重新研究了我国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的历史意义，认为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这个事实是存在的而且反复出现，故不容抹煞。第二个原因是我尽可能地读了苏联对此问题的正反双方的议论之后，我认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是文学发展的规律”这个公式，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对的，但不能走得太远，把它看作是永恒的规律，而在用这个公式来编文学史或给古代作家“划成份”的时候，更不能简单化。
　　
　　这大概就是从观念出发而非从历史事实出发寻找规律的夫子自道吧，茅盾是在用文学史的事实来验证关于社会和社会思想斗争规律的判断，其间必有大量的文学事实会溢出他所认准的主线，因此他只好加上“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这个前提，并且还会在有意无意之间说出自我解构的话：“要把古往今来的文艺思潮的发展，用一个公式来概括，是一件愚蠢的事。”明知愚蠢却不得不做，这大概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无法逃脱的境遇，但在茅盾，于写作之中忽然改变主意而拥护一个他原本反对的观点，不能不说这是他在政治局势急转直下的情况下，在学术之中做出的迫不得已的政治表态。《夜读偶记》于一九五七年九月起笔，于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一日“首都围剿麻雀的胜利声中写完”，这期间一批作家、理论家已被划为“右派分子”，经过毛泽东三次修改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也以周扬的名义于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周扬在文章中对秦兆阳等人点名进行大批判，认为他们“否定文学艺术的阶级性，否定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革新意义。实质上，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来代替社会主义艺术”。而对于苏联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评价，也定下了基本的调子：“苏联文学是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伟大开拓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人类艺术发展的新阶段”，“我国的文学，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从来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当作最正确的创作原则，把苏联的作品当作自己的榜样”。这些都可看作是茅盾改变观点的显在背景和潜在因素，他所以提及苏联的材料，所以淡化现实针对性的用意在此便可窥其一斑。
　　在高度紧张的政治空气中，茅盾远离了大批判的气势汹汹而采取一种温和的学术语调，力图使激烈的斗争态势略有缓和，而在大局已定的时刻，他却只能迅速置换原有的学术观点，在学术当中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这样的表达势必会留下许多纰漏，以至受到刘大杰、何其芳的多方面质疑。待他在《后记》中强调不能“认为只有现实主义曾和反现实主义斗争，而把别的主义的功劳忘了，或把它(例如浪漫主义)拉进现实主义家庭。可以把历史上文学流派分为三类，现实主义、非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其中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是文学发展的主流”的时候，已可看出所谓“文学发展规律”的论断基本站不住脚了。但茅盾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并对之进行修修补补，以此来表示他对现实主义的坚持和执著。这篇直到一九八一年二月才“首次印入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茅盾文艺评论集》”的后记，“当时因故未曾发表”，茅盾在后来的解释中未曾谈到其中是否包含着学理上的不自信，只是提到后记的初稿写好时，“已经提出了两结合的创作手法，并且发展的趋势是愈来愈强调浪漫主义”，因此“使我懒得再动笔”，这个解释恰好能够说明茅盾的学术观点与政治化的文学运动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茅盾勉力跟上政治的步伐，但终于还是慢了半拍，他的政治表态失去了当时的政治意义，却记录了那一时代知识分子尴尬两难的窘态。换一个角度看，这篇以答辩刘大杰和何其芳为主要内容的后记，在二十二年之后才明示于天下，虽然失去了本来的论辩意义，但作为政治高压下的学术证据，却让我们体会到那个历史场景中一个“良心上有所不许”又“有所不安”，理智上又颇多畏惧的知识分子矛盾的心灵。
　　
　　三
　　
　　按《夜读偶记》的前记所载，茅盾讨论的问题应该是针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表意见的，然而，茅盾却用大量的篇幅去回溯中外文学史――从中国文学发展的状况到对古典主义、现代主义的分析。对于前者，也许是曲折地表达他对文艺斗争激烈性的认识，在“我国历史上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实际，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的判断之中，暗示出他已意识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讨论正在走向残酷的斗争，他将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关系看做是中国文学发展的规律，其实包含着无奈的认可，现实使他清醒地认识到，学术话语终归无力改变已确定的政治判决。
　　对于古典主义和现代派的分析，则重在历史的梳理中清理形式主义的生成线索。茅盾将二者视作骨子里有一脉相通之处的反现实主义的代表，在他看来，反现实主义的共同点是“脱离现实，逃避现实，歪曲现实，模糊了人们对现实的认识；因此，在政治上来说，它们实在起了剥削阶级的帮闲的作用”。对于现代派，茅盾一方面强调其“脱离群众”的小资产阶级性质，一方面却又说：“我们也不应当否认，象征主义、印象主义，乃至未来主义在技巧上的新成就可以为现实主义作家或艺术家所吸收，而丰富了现实主义作品的技巧”，从而既表现出他终于无法忘情于他早年推崇过的现代派，又“彰显了批评家现实取向与开放心态之间的矛盾”。而对于古典主义，茅盾的分析似乎更具深意。如果说他对“现代派”的讨论最终落实到文学创作中“简陋”、“寒伧”等弊端的现实指向上，那么，他对古典主义的分析则指向了文坛上最顽固的“公式化”。他在解释“性格的拟人化”时，已让我们分明地感觉到“公式化、概念化”的古老存在，古典主义当中那种“以抽象的道德观念(或人类的某些品性)为基础的塑造人物的方法”，可以写出一个“廉洁化身的人物，虽然峨冠博带，道貌岸然，可是没有血肉，毕竟只是化身，不是活人”，它不仅与浪漫主义文学中那些“以不变应万变”的英雄有着内在的相似，而且与“在许多电影、小说、剧本中出现的英雄人物，特别是领导人物，往往是缺乏个性、缺乏感情、缺乏思想的光辉，这种人物常是以说教者或演讲者的姿态出场，高高地孤立于群众之上，被偶像化了”的创作现实也大体相同。茅盾没有明言目前所盛行的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但他似乎无法摆脱这样的想法，因此以一种勉强的解释来掩饰心中的困惑：“古典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就其思想方法而言，一个主要是写了‘我认为应该如此’，另一个主要是写了‘我感觉到是如此’，因而实质上是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在这两个流派的第二、三流作家的作品中，实在经常可以看到；现实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作家，按其思想方法而言，本来不应该产生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但是事实上还是产生了，其原因还在于思想方法，因此克服公式化概念化的有效方法还是在生活实践中加强锻炼，使得自己的思想方法完全摆脱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
　　茅盾直到一九七八年才道出“三突出”“三陪衬”之类的公式化概念化与古典主义间的关系，但在《夜读偶记》之中，他始终也未敢明言古典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只以“思想方法”的改进作为克服公式化概念化的药方。但这个药方是否有效呢?几年以前，他曾说过公式化的“避免之道就在于达到‘大团圆’的过程须有变化，就是要深入生活，要有新发展，而不人云亦云，就在于描写积极、过左、落后三种人物时，应不以写出类型为止境，还应当各各赋予个性，而写他们转变时，也要有真知灼见的精神分析，避免笼统肤浅”。现在，那种简单的公式化还没有彻底被清除，却又出现了一种“高级的公式化概念化”。茅盾这样勾勒了它的基本面貌：“结构也不是一根肠子到底，颇有曲折，人物也生旦净丑齐全，而且还描写了他们的精神世界，文字呢，也还花哨，总之，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都做了，该歌颂的也都已歌颂，该抨击的都已抨击，该抒情一番，该写点风景的地方，也都抒了，写了，从各方面看，都合规格，然而这样一板三眼、合乎规格的作品在读者看来，借用评论家的口头禅，并未能‘激动心弦’，或者‘灵魂深处受到震撼’，用俗话说，就是‘看时也还看得下，看过也就忘了’。为什么效果会这样?有一句现成老话可以借来作答：没有搔到痒处。说得具体些，就是，读者不能在开卷时就觉得有一股熟悉的风味扑面而来，最后，读者也不能在这部作品里发现大家意识中模模糊糊存在着而却被作者一口喝破的事理和思想。”
　　在某些事理和思想不能自由表达的高度政治化的时代，在必须将“政治第一，党性……束缚了作家的发挥才华的自由”斥为胡说的时代，作家只能“借助于从书本上看来、从报告或访问里听来的总结的警句，而把他所积累的素材(生活经验)加以科学方法的处理”，茅盾虽然意会到“问题在于思想方法还有主观主义的成份，还是一方面既有经验主义的成份，一方面又有教条主义的成份”，但却无法跳出既成的政治理念约束，为作家提供一种分析和提炼生活现象的特殊思想武器，因此他为解决公式化问题所提出的方法要么培育了“高级的公式化、概念化”，要么便仅是泛泛的笼统之言，无法真正解决文学中的现实问题。而更富有意味的是，他在明确了公式化概念化产生的思想根源之后又规定了这样的创作原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现实与理想结合起来，或者用我们常用的更明确的说法，透过现实，指出理想的远景(所谓从今天看到明天)”；“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要求塑造的英雄人物既是抱有伟大理想的舍己为人的英雄，同时又是现实的人；他们不是个人主义的英雄而是集体的英雄；是从群众中间产生、而仍然是群众一员的英雄，而不是从半空掉下来的超人式的英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包含着革命浪漫主义”，“不论是属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或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其本身的绚烂多彩和波澜壮阔，都要求我们的作家以革命浪漫主义的神韵和笔调，大气磅礴地表现出来”。从思想到格调都已做了如此明确的规定，文学创作焉能走出公式化概念化的牢笼?
　　也许茅盾意识到他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他所反对的“公式化概念化”虽然是两个问题，但在思想的深处却存在着可以察觉到的悖论，因此，他没有重复别人对右派分子的批判，也没有过多地指责秦兆阳等人对现行文艺政策的激烈态度，而只是临近终篇时轻描淡写地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虽然继承了旧现实主义的传统，却完全是一种新的创作方法，因此认为毋须另立新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只要称为‘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就可以了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它抹煞了旧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两种创作方法的思想基础的迥然不同，也模糊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原则。”
　　这是以学术语调所作出的最为直接的政治表态，他仍在淡化大批判的火药味，既尽文艺领导之责，又表文学家的良苦用心。其字里行间及在现实语境参照下所显现的矛盾意味，仿佛冰山的一角，表征了茅盾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小心翼翼走钢丝的神态和心态。
　　
　　四
　　
　　二十年后，沉默了十几年的茅盾在终于又有机会发表看法的时候，却忽然就当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争问题说出了这样一段话：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口号，是苏联十月革命后不久就提出来的。斯大林是肯定这个口号的。斯大林死后，苏联修正主义者阴谋从文艺方面先打开缺口，刮起了一阵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黑风。这股黑风也吹到中国。何直写了一篇文章叫《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就是拣的苏联修正主义文艺理论的破烂货，这篇文章引起了文学评论界的极大愤慨，一时批判此文的文章就有几十篇之多。这就表示，文艺界长年受毛主席的教导，是有点进步的。事实上也表明，犯错误的当时只是个别人。
　　
　　在思想尚未完全解放，拨乱反正尚未完全展开的时候，这些与当年定论完全一致的言说散发着历史的气息。它带给我们的沉重并不限于这个具体的评判，而在于它表征了一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后果。对许多人来说，沉默并不意味着思考的停止，可是茅盾的个人思考在这十几年的沉默中已被代表主流意志的声音所置换(即使不是全部也已是大部)。当年他以学术语调表述的话题，已被他习惯性地转换成了的政治评判，意识形态舆论力量之强大，足已让知识分子在不假思索中被完全体制化并因而失去自己。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周兴华(1960- )，文学博士，黑龙江牡丹江师范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教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文论研究。
　　
　　参考文献：
　　[1] 何直：《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人民文学》1956年第9期。
　　[2] 《夜读偶记》，初刊于《文艺报》1958年第1期，载《茅盾全集》第25卷。
　　[3] 殷国明：《二十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论》，华东师大出版社，1999年版。
　　[4] 《公式化、概念化如何避免?》，《文艺学习》1957年第9期，《茅盾全集》第25卷。
　　[5] 许道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74页。
　　[6] 参见茅盾1957年6月3日及6月13日致叶子铭的信。见《茅盾全集》第36卷。
　　[7] 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人民日报》1958年2月28日。
　　[8] 《序》，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年版，《茅盾全集》第27卷。
　　[9]《新的现实与新的任务》，《人民日报》1953年9月26日，《茅盾全集》第24卷，第267页。
　　[10] 茅盾认为，“‘三突出’、‘三陪衬’一类的创作‘规则’，可以说是从历史博物馆里偷来的古典主义的唾余：妄图强迫生动丰富的现实生活去服从某些人为的僵化的艺术框框”。参见《漫谈文艺创作》，《红旗》杂志1978年第5期，《茅盾全集》第27卷。
　　[11] 《文艺创作问题》，《人民文学》第1卷第5期，《茅盾全集》第24卷。
　　[12] 《在编辑部召开的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民文学》1978年第1期。《茅盾全集》第27卷，第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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