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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霜凝之辱 奇辱奇志凝奇文

    时间:2019-02-12 05:29:5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关键词:张力美 信的形式 士人 宦官 奇辱 奇志 自卑 自信   摘 要:司马迁《报任安书》被誉为“绝代大文章”,这篇作品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处处体现出一种张力美。这种张力美包含着完全对立的两极:士人傲骨与宦官身份的剧烈冲突;奇辱与奇志的巨大反差;自卑与自信的精神冲撞。两极共存于书信体的文本之中,字字血,声声泪,给读者提供了巨大的审美空间。
      
      最近重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又一次被文本所传达的艺术张力所震撼,仿佛面对一个历史巨人和精神巨人,令人无法掩卷,无法平静。我执著地反复地追寻文本的艺术魅力,认为这篇作品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都体现出一种张力美。
      
      一、语言:信的形式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其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任安,字少卿,曾任益州刺史、北军使者护军等职。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被处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表面上是皇帝近臣,实则近于宦官,为士大夫所轻贱。任安此时曾写信给他,希望他能“推贤进士”。司马迁由于自己的遭遇和处境,感到很为难,所以一直未能复信。后任安因罪下狱,被判死刑,司马迁才给他写了这封回信。
      作为复信,司马迁必须应答对方来信,所以《报任安书》把“难以推贤进士”作为贯穿全文的线索。“难以推贤进士”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要传达的首要内容。但信的形式,最便于主人公叙述自己内心隐秘、抒发真情实感,一些不便于面对面交流的事情与感受,都可在信中或直接或委婉地表现出来。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除了要告诉任安自己无法推贤进士的苦衷,还倾诉了自己曾“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招致的屈辱。正如孙执升认为的“却少卿推贤进士之教,序自己著书垂后之意,回环照应使人莫可寻其痕迹,而段落自尔井然。原评云:司马迁一腔抑郁,发之《史记》;作《史记》一腔抑郁,发之此书。识得此书,便识得一部《史记》。盖一生心事,尽泄于此也。纵横排宕,真是绝代大文章”①(《评注昭明文选》引)。而要抒发这种复杂抑郁的心绪没有比书信的形式更适合了。因此,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又借信的形式披露了自己的惨烈遭际和比现实遭际更为惨烈的内心折磨,读者能在文中阅读到作者的巨大精神痛苦,并通过对作者表层意识乃至深层无意识的观照,深刻认识作者精神追求。所以我认为,《报任安书》作为一封回信,它更多展示了司马迁的精神苦难,而这种苦难,是残酷现实与纯粹精神相冲撞发出的轰鸣,是传统士人品格面对强权压迫和世俗羞辱所发出的悲壮呐喊,传递出不屈与抗争的永恒之音。
      那么《报任安书》是怎样展示这种精神苦难的?
      
      二、司马迁的精神苦难
      
      1.中书令的身份地位与士人精神追求矛盾产生的张力
      司马迁当时的处境是:“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②宫刑后的司马迁感到自己至微至陋!这绝不是个人的自我感觉和一个简单的拒人所托的理由,自古以来,人们就“耻与宦官为伍”,并把这看作“是一种正气的表现”。因为宦官与士人,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两个阶层,他们有着冰火两重天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宦官是帝王的家奴,但奴才有时比主子还可恶。在主人面前,他们卑躬屈膝,媚态百出;而一旦小人得志,又会狐假虎威,在人前耍尽威风,什么缺德事都干得出。他们一朝掌权,由于变态心理驱使,报复心理特重,再加以缺乏文化教育的知识与修养,有时就比主子还阴险毒辣。”③这是大家对宦官的共识,正像司马迁《报任安书》所说的“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司马迁受宫刑后,与宦官相差无几,所以他深以“中书令”的身份为耻,并把这种感受压抑到潜意识中。这就是文章开头具列职官姓名时,他宁愿以太史令的身份复信,也不愿提他深恶痛绝的“中书令”这一身份的原因。尽管在任安的眼里,“中书令”是汉武帝身边的近臣。
      我们来看“士”:古代士阶层地位在农工商之上。先秦“士”是以“帝王师”的身份出现,他们自我规范意识强,自信有安邦定国、奋发图强之才,而且普遍具有“天下”意识,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就像司马迁谈到的“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士人是集智、仁、义、勇、行于一身的精神贵族。
      司马迁成长的环境、早年接受的教育及多年的仕宦生涯,早已让他内心建立起一套士人的价值标准,而且司马迁也一直以“士”的价值标准要求自己,即使在遭受宫刑后。像司马迁谈自己不能“推贤进士”,只有站在“士”的角度才会如此考虑问题。再如司马迁“发愤著书”,更是“士”阶层一生对“立德、立功、立言”的最高追求。
      这样司马迁的内心就存在一个角色认同的矛盾――外在的宦官身份与多年形成的士人阶层内在的价值追求,两方面集中在同一个人身上。白天以宦官身份小心翼翼地进出宫廷,从事的是为皇帝掌管文书、起草诏令的“尊宠任职”;身份是处以宫刑的低贱宦官,内心却有士人坚定追求――通过书写历史的手段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我们可以想象在他的生活和内心中,处处存在对立矛盾。就像任安希望他“慎于接物,以推贤进士为务”,他没有遵照任安的指教去做,他认为自己没有推贤进士的地位与资格;但他毕竟是在汉武帝的身边,在某些人眼里是所谓的“尊宠任职”,并希望他“推贤进士”,为此他又感到难言和不安。这种意识的碰撞、精神的分裂,其痛苦可想而知。
      2.奇冤与奇志相冲撞的巨大张力
      司马迁蒙受什么奇冤?树立什么奇志?略知司马迁生平的人都会明白,但文中作者表达出的复杂曲折的心理需要我们仔细体会。
      (1)出入宫廷,司马迁“欲效忠竟受辱”。
      司马迁说“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伎,出入周卫之中”。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恩情是感恩戴德,所以“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他对汉武帝是一心一意,竭力想通过自己全力尽职来表达对主上的忠心。李陵事件的发生,也不是他有什么预谋,只是因为李陵的败书传到朝廷时,他看到“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他想安慰安慰主上,让他宽宽心。另一方面,他也恨那些“全躯保妻子”的投机者,李陵转战沙场、驰骋杀敌、开始有一些胜利的消息传来时,“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交口称赞;“后数日,陵败书闻”,他们随即“媒孽其短”,甚至落井下石。司马迁恨这些谄媚逢迎、见风使舵的小人,想堵住他们的嘴,“适会召问”,因为“未能尽明,明主不晓”。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因为多说了几句话,主上竟以“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
      满腔忠诚被一场从天而降的灾难压下,极度的震惊、满腹的委屈以及无法言说的激愤自然在内心升腾,因无人诉说、又无法诉说,只能把这种委屈压抑在心底。司马迁在信中反复嗟叹“是以抑郁而无谁语”、“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今虽欲自雕琢,曼辞以自解,无益,于俗不信,只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欲言又止、欲止难休、一言三叹,作者内心的愤懑跃然纸上。
      3.生死选择,司马迁“想引诀终苟活”
      这场灾难无论对司马迁的身体还是精神都是无以复加的摧残:“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在这种情况下,死确实比活着更容易。事实上司马迁在灾难降临时就与死神遭遇过。
      (1)究竟伏法受诛,还是接受宫刑?展示出司马迁内心的生死较量。
      司马迁被强加“沮贰师”“诬上”之罪名打入监牢,并交给司法官处理。这时他面临三条出路:伏法受诛;拿钱来赎罪;遭受宫刑。“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在这种情况下,还想活着就必须接受宫刑,否则只能伏法受诛。司马迁第一次与死神正面遭遇。
      “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俗又不能与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况且“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是我们在文中看到司马迁内心的第一次生死较量。
      (2)究竟是受辱苟活,还是寻机自裁?展示了司马迁不甘受辱却终将受辱的内心波澜。
      古人说:“士可杀不可辱”,司马迁扳着指头历数了“四不辱,六受辱”,仍然深切地感到“最下腐刑,极矣”。若说其他侮辱勉强可接受,“最下腐刑,极矣”,实在无法接受,死神又一次向司马迁招手。可“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何况我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呢?“且人不能蚤自裁绳墨之外,已稍陵迟,至于鞭 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司马迁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阅读着这里的串串排比,不难看到司马迁内心汹涌的波涛。
      (3)究竟是引节,还是实现自己的志向?展示了世俗的观点和司马迁人生观的一场场交锋,显示了真理的无所畏惧。
      世人A:“孟子说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取义。你为什么不舍生取义?”司马迁认为“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即为正义与公理所激发的人,是因为要维护义理,才舍生取义。我并无任何义理非得去维护,我谈不上舍生取义。况且“今仆不幸,蚤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
      世人B:“这么看来,你不是一个勇者,勇者会为名节的问题去死。”真正的“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司马迁说的真勇者,苏轼在《留侯论》谈到过:“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④所以司马迁认为真“勇者不必死节”。
      世人C:“你不去引决是准备苟活在这世上?”“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
      世人D:“你有什么不得已?”“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我们感到司马迁内心像九曲黄河一样,盘旋而来;又像滚滚长江一样,汹涌而去。最终,司马迁还是忍辱活了下来。
      读到这里,我们感到司马迁的精神从苦难中得到救赎了,司马迁的灵魂升腾了,升腾到一个崭新、洁净而广阔的世界。可是谁想过,这一决定,司马迁需要面对多少世人白眼,需要克服多少世俗偏见,需要经历多少次炼狱般的生死洗礼,才有勇气面对自己的人生,有勇气直面一次次的世俗质问。非大智大勇者不会有此决断!然而,司马迁是否完全超脱了?
      4.忍辱著书,极度的自卑和强大的自信
      司马迁忍辱活了下来,但士人“耻与宦官为伍”的传统观念,长期以来一直让司马迁处于极度自卑中:“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 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自卑感并非变态,它是改善人类地位的原因”⑤,所以司马迁的忍辱苟活,并没有让我们感到活得窝囊,相反他的人生散发出中国士人最灿烂的光辉,他的人生本身就是中国历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激越篇章。为什么会如此?那就是文中表现的强烈自信心。
      阅读全文,我们能感到司马迁自卑的同时,对自己的事业始终是充满信心的。“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所以隐忍苟活,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为此“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因为坚信自己事业的正义性“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
      在史记完成后,他也料想到,《史记》因为批判了汉帝国的黑暗面,揭露了当时那些“圣君贤相”以及酷吏政治的种种隐私,暂时、或者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可能遭摧残、被禁止,因此他才小心谨慎地将《史记》“藏之名山”,他相信《史记》终将会有一天将“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像日月一样放出光华,像大山一样高高耸出于汉朝历代帝王们的陵墓之上。这样便抵偿了先前所受的侮辱,为此即便千万次被戮,又有什么后悔的!并且坚信只有到“死日,然后是非乃定”!正如钱理群在《承担、独立、自由、创造》中谈到的:在你的“生活里有没有‘比其他东西都重要的东西’,有没有‘不可夺’之‘志’,这是一个关键,要害;有了,你的心就有了着落,你的精神就有了寄托,人就有了安身立命之处,于是,就总要有所在意,有所守护;没有,心无所系,精神无所寄托,你就没有着落,既无以安身,也无以立命,也就不在意什么,一切都无所谓,也就自然谈不上要守护什么”。
      阅读《报任安书》,体验司马迁所经历的精神痛苦和他所进行的不屈抗争,让我们产生惨烈与悲壮、渺小与伟大集一身的复杂体验,在体验中我们的心灵得到涤荡,精神得到升华;同时司马迁一生的苦难,和他超越苦难的血泪结晶《史记》,也永远成为一种精神资源与精神养料,陪伴一代代的人领悟着生命的意义、思索着人生的价值。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一五”规划2009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大学语文课程新体系之构建研究”(BIA090035)研究项目成果
      
      作者简介:秦朝晖,太原师范学院基础部副教授,从事文艺学及语文教育研究。
      
      ① 韩兆琦选注:《史记选注集说》,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79页。
      ② 《报任安书》,选自《古文观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③ [日]寺寿善雄:《话说太监•序》,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④ 苏轼:《留侯论》,选自《苏轼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⑤ 转引自《心理学百科全书》,第2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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