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爱,我甘愿忍受苦难”】忍受苦难到迦南
时间：2019-02-12 05:31:3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
――沈从文
《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沈从文的这段颇为内省的自述让人回味无穷。沈从文小说的字里行间中总是挥之不去一种根深蒂固的痕迹,“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的石头堆砌它”,以展示乡下边区的风土人情,这是他独有的行文风格。即便是从湘西转至北京,对于沈从文来说,也无法改变他所追求精神家园中的淳朴原型。短篇小说《生》是沈从文来到北京之后第十二个夏天时所作,短短三千余字却斑驳呈现了他在城市经历的坎坷与艰难,可以说《生》是他创作达到阶段性高峰的标志,也是他创作最高峰《边城》黎明前的预奏曲。
沈从文给我的印象向来是浅浅的性子与伶俜的孤独,例如他在昆明的习作《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在这个稀奇古怪的世界里把他的疑虑抛向了云朵飘走之处。熟悉沈从文的人都清楚,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集土家族、苗族和汉族一身的少数民族。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精神内蕴,它带有天生的遗传性,并且这种遗传性无意识中影响着个人的性格与气质。列维・施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中就这么认为,作为物种的个体是从最初具有共同特征的人所发展出来的独一无二的综合,属于同一种族的人们可比作同一株树上初绽、盛开和萎谢各时期的诸个别花朵。{1}种族的记忆是一种遗传性的特殊记忆,沈从文的文学禀性就是来自积淀了多种民族禀性的集合。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素来有男耕女织的风俗民情,生活恬淡,从《边城》中翠翠和爷爷的“茶峒”渡船生活便可知一二。另外由于当时交通不便,如沈从文从湘西去长沙甚至得十多天,也使得他们世代过着自然和谐的生活,为人豁达坦荡、朴实沉稳,看轻势力与权贵,这些民族特性与都市人性情有着鲜明的区别。
小说中有两段话语描写北京市民的闲客特征:
北京城什刹海前海南头,煤灰土新垫就一片场坪,白日照着,有一圈没事可做的闲人,皆为一件小小热闹粘合在那里。
……
应出钱时,有钱的也照例不吝惜钱,但不管任何地方,只要有了一件新鲜事情,这点粘合性就失去了,大家便会忘了这里一切,各自跑开了。
“粘合”两字最为显眼。如果说鲁迅的“看客”是一袭暴风骤雨,那么沈从文的“闲客”则该是暴雨之前天际的阴霾。都市的现代化和欲望化一股脑儿使人性成为反质朴化的代言,沈从文眼下的都市人无一不张扬着身心潜质的欲望,闲客们的“粘合性”从心理学角度反映出人性的自私与自恃。对于自己利益沾边儿的事物就拼命索取,不断地满足自身的物质需求与精神慰藉,套用莎士比亚的话说便是,疯狂地追求,一旦满足又疯狂地憎恶。这种都市人性格的反复性在沈氏看来已是变态的了。尤其是对于知识分子这样的描述:
来了一个人,正在打量投水似的神气,把花条子衬衣下角长长的拖着,作成北京城大学生特有的丑样子,在脸上,也正同样有一派老去民族特有的憔悴颜色。
沈从文把“花条子衬衣下角长长的拖着”视为北京城大学生“特有”的装束,而且是丑陋之极,这里可以看出沈从文对于都市特有知识分子的轻视和不屑。然而他这种复杂的心理情结可以说是自卑感的反向显露。心理分析学家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中就指出,“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因为我们都发现我们自己所处的地位是我们希望加以改进的。”{2}人类的自卑感来自于童年记忆、生活环境以及成长经历。从山沟沟里钻出来的沈从文1922年抱着崇高的理想来到北京,然而城市一次次对他采取拒绝的态度(多次试图考入大学但都没有成功,加之生活贫困只能以写字维持生计),这种自卑感反映在沈从文创作轨迹上可以发现,他的许多同系列的小说都含有对知识分子的轻视和讽刺。在《云南看云》中也这样说,“大学生读书目的,不是站在柜台边作行员,就是坐在公事房作办事员,脑子都不用,都不想,只要有一碗饭吃就算有了出路。”{3}《八骏图》是最明显的,小说中的八位教授的细致刻画正是他讽刺的对象。如果说被西化了的知识分子是沈从文讽刺的对象,也许就可以说他的“自卑感”实质上也是一种带有民族性的自卑感。上世纪30年代文学领域里不断地被引进和灌注西方思想,然而民族的弱势与排他性在某种层面上可以说是自卑感的变体。“也同样有老去民族特有的憔悴颜色”正是在西化之中的中华民族,自卑的两层变体被沈从文结合得精妙绝伦。
如果说民族特征是构成精神文化的内在动力,那么环境则是构成精神文化的外在力量。“人在世界上不是孤立的,自然界环绕着他,人类环绕着他,偶然性的和第二性的倾向掩盖了他的原始的倾向,并且物质环境或社会环境在影响事物的本质时,起了干扰或凝固的作用。”{4}湘西凤凰的自然环境可以说是形成沈从文创作风格的重要原因。中亚热带季风气候造成了那里冬暖夏凉、四季分明的气候特点。而且浩荡的武陵山脉由东北向西南斜贯全境,美丽的自然风景仿佛世外桃源,也培育了沈从文恬淡宁静,豁达宽容的性格特征。斯达尔夫人就在《论文学》中谈到自然环境尤其是气候特征对于作家产生的重要影响。宜人的气候特征与美丽的山川景观给沈从文的性格奠定了舒缓的基调。小说中描写的赵四就是在大城市非自然状态下的人性病态的缩小。城市人精于算计,收捐巡警们只会精明地向百姓征收苛捐杂税,仿佛吃人血的异态人,在面对巡警的观看时这样描写:
收捐巡警已把那黄纸条画上了个记号,预备交给老头子,他见着时,赶忙数了手中铜子四大枚,送给巡警。……巡警走后老头子把那捐条搓成一根捻子,夹在耳朵边,向傀儡说:“四个大子不多,王九你说是不是?你不热,不出汗!巡警各处跑,汗流得多啦!”说到这里他似乎方想起自己头上的大汗,便蹲下去拉王九衣角揩着,同时意思想引起众人发笑,观众却无人发笑。
这里的赵四俨然鲁迅笔下国民劣根性的影子,为了生计可以出卖自己的行为,用痴傻的表演来作为生存的伎俩,甚至可以说将原本薄弱的自尊踩在脚下。沈从文用犀利的讽刺手法将都市人缺乏关爱与同情的恐怖人性直露露地表达出来。苏雪林曾经说过文化像水,停蓄过久,便会发生沉淀,这沉淀运行在我们身体里,使我们血管日益僵硬,骨骼日益石灰化,脏腑工作日益阻滞。五官百骸的动作日益迟缓,到后来就百病业生了。{5}这种沉淀本质上映射了中华民族甚至全世界人类的一种共同的缺点,生存之道不能只在于眼前的出路,要想让一个人甚至一个民族强大起来,必须从本质上取消自私。沈从文在《从文自传》中这样说,“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6}他独身来到北京的前几年,受到过形形色色的屈辱、打击、贬损,因交不起房租而遭受白眼和奚落那都是常有之事,人与人之间权益的交易让他感到民族的可怜。
上世纪30年代战火纷争,九一八事变摧残着中华民族的血肉和心灵。而在文坛领域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动,深受晚清启蒙主义的影响,鲁迅、沈从文等文学青年都试图对传统文学进行深刻彻底的反思,并且投身新文化运动浪潮之中。即使到了上世纪30年代,鲁迅仍这样回顾他创作的动机:
说道“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7}
然而鲁迅的创作情形与沈从文是有截然不同的。鲁迅属于“五四”这一代,可以称为是“开放的心灵”的一代,是真正从心灵出发自觉自省为中国的文学进行创造性转变的一代。在“五四”退潮之后实际上这种激进浪潮正在走入疲软。沈从文在当时与其说是从事文学革新的尝试,不如说是为生活的现实境遇所驱使。沈从文来到北京之后生活并不顺利,可以说是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去“折腾”文学,“出卖”文字,功利性的色彩显然占据主导地位。来看《生》中的老头子,不正是自己的真实摹写么?老头子生活落魄,“拾着地面的莲蓬,用手捏着,探试其中的虚实”,还得卖着笑脸迎奉收捐的巡警,“对巡警作一种谄媚的微笑”。这不正暗示了来自乡下的沈从文面对北京这个陌生都市的“奉承”吗!小说结尾说老头子之子王九被人致死已有十年,但是老头子十年来却一直在用相反的斗争方式让王九在相拼中胜利,这不正是意味着沈从文对中华民族人性复归的一种期冀吗!
人性的冷漠空虚就像汇率的不由自主,“当作家转而去描绘当代现实生活时,这种行动本身就包含着一种人类的同情,一种社会改良主义和社会批评,后者又常常演化为对社会的摒斥和厌恶。”{8}作家是文学中阿基米德点的唯一建构人,只有他们才能够扛起那个尖锐的基点去放大整个社会的漏洞。《生》中无处不见对人性的拷问,对良知的反省,对时代的无奈。沈从文对“人性”的关注在他的另一篇小说《牛》中有十分清晰的显露,那种人与动物互相潜在的通感是人与人都无法达到的。“30年代的时代语境是民众的政治热情普遍高扬,人们对专制制度的失望一变而为改革旧制度的共同心理期待,因而关注社会变革的风气特别浓厚,‘社会批(下转第99页)(上接第96页)判性’创作就应运而生。”{9}沈从文的许多小说,如《边城》《萧萧》《八骏图》《牛》《血》等都反映了他所追求的自然人性。他在1936年10月所作的《沉默》中指出:
人人都说艺术应当有一个道德的要求,这观念假定容许它存在,创作最低的效果是给自己与他人以人性交流的满足,由满足而感觉愉快,这效果的获得,可以说是道德的。
泰纳在《〈英国文学史〉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当你用你的眼睛去观察一个看得见的人的适合,你在寻找什么呢?你是在寻找那个看不见的人。……一个内部的人被隐藏在一个外部的人的下面;后者只是表现前者。”{11}文学就是这样一卷需要你用心灵的光明去发现那个隐形人的故事。也许,在这个世界上,人性不过是一种假象,这种假象仿佛就是海市蜃楼触不可及,而我们只能以苦痛的心情去爱,去爱这个时代,去爱这个社会,去爱这片人类!然而,世界总有一块纯净无瑕的地方,去承载我们脆弱的心灵。
作者简介:苏翔,杭州师范大学文艺学硕士研究生。
{1} 列维・施特劳斯:《野性的思维》,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44页。
{2} A・阿德勒:《自卑与超越》,黄光国译,作家出版社,1987年版,第46页。
{3} 《沈从文选集》(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7页。
{4}{10} 泰纳:《〈英国文学史〉序言》,选自《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卷,伍蠡甫、胡经之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0页,第148页。
{5} 苏雪林:《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纯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394页。
{6} 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选自《从文自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20页。
{7}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选自《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2页。
{8} R・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32页。
{9} 王嘉良:《地域视阈的文学话语》,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14页。
(责任编辑:赵红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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