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国民性是什么 小视野大世界透析国民性弊端
时间：2019-02-12 05:39:3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国民性 文化审视 民族命运 摘 要:端木蕻良作为东北作家群重要成员之一,由于受鲁迅先生的影响,在文学创作上热切关注社会问题与民族命运,并始终带有一种文化审视的眼光。端木在这种文化审视下的《江南风景》不止于切近原生态的表现,也不单是乡情脉脉的欣赏,而是向世人展示了抗日战争背景下,相同事、不同人的不同心态。对怯懦、自私、愚昧、颟顸的国民性弊端做出了鞭辟入里的批判。
《江南风景》是端木于1940年在香港,继《大江》《新都花絮》之后而完成的短篇小说。据端木说:“这篇东西,完全是被戴望舒给挤出来的。”①小说以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背景,以浙江小镇为写作对象,向世人展示了抗日战争背景下,相同事、不同人的不同心态。小镇“比一个大地方更容易看得清楚,它几乎就是旧中国的一副缩影”②。所以,我们从这个短篇中可以看到在战争的背景下,描写了爱国知识分子伍老先生殚精竭虑研制飞灯、志在灭敌的形象,与此对照,鞭挞了怯懦、自私、愚昧、颟顸的国民性弊端。
1937年,上海抗日的枪声,在一位士兵的手上打响了。这一愤怒的枪声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同时也给统治者带来了大麻烦,使统治者伤透了脑筋,一方面宣传不抵抗,乞求“国联”;一方面向日本强权赔礼道歉。此时,端木蕻良始终带有一种文化审视的眼光,在热切地关注着社会问题与民族命运,端木这种文化审视不止于切近原生态的表现,也不单是乡情脉脉的欣赏,更有鞭辟入里的批判。如果说端木在乡土小说中主要表现的是对故乡缅怀的深情的话,“那么,在以抗战现实为描写对象的小说里这种深情就扩展为了更为强烈的民族感情。这些将个人的命运融合到民族命运中的作家,其作品有很强的现实性。”③《江南风景》是端木所有小说中的一篇非“怀乡”小说,是描写远离家乡的大后方浙江小镇――小说中的蒿坝在战争中的众生百态图。
一、作家通过“针孔成像,以小见大”的方式来实现作品的深度
端木小说的深度感,首先是以一斑而显全豹,短篇小说《江南风景》虽然写战争,但没有写硝烟弥漫,血肉横飞的残酷场面,而是间接向人们交待了战争打破了小镇的平静,给这封建气息浓重的小镇以波澜。小镇以政府的搬迁为引子,通过浙江省政府搬迁到何处的传言暗示着战火迫在眉睫,并引起了全镇人们的震惊:一种说法是搬到了绍兴,这是据撑船的阿三说的;一种说法是省府的官印运到了丽水,这是给省府开汽车的阿祥说的;还有一种说法是官印寄存在蒿坝镇的镇长李缙绅家,这是据查烟酒的张巡检说的。再多的谣言最终也都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官印放在李缙绅家最有道理。这里离杭州很近,只要太平了,就可以人不知鬼不觉地搬回去,这正好合乎国民党“不抵抗”、乞求“国联”的本意;而另一派认为这战事不会很快结束,官印移到丽水倒是有长期抵抗之意。官印放在李缙绅家里,也就是要仍然保留着封建的守旧、保守、迂腐和逆来顺受。当触及社会贫困、审视文化弊端感叹逝水流年时,又从李缙绅这位小镇的当权者的身上,看到深受封建礼教、贵族习气的腐蚀和侵害,他的生活从环境到人都充满着霉气,到处长满了青苔:
李家最出色的风水,就是到处都是青苔,水缸里的苔有半尺厚,厚得就像水缸里盛的不是水,而且盛得满满澄澄的暖绒绒的苔。天井里,砖角里,房瓴上,石阶上,都是绿盈盈的苔。洗脚盆里要是有几天不动,也一定会生起苔来,咸菜罐子要是丢在天井里一个晨光,也会生出毛烘烘的玩意儿来。新娶的媳妇仔,第二天打扫被褥时,也滚落一团青苔来。家人的身上也长出青苔来,每人的身上都凝成金钱大小的一块一块的癣疥。④
从镇长李缙绅家看不到一点现代生活的气息,显现小镇的社会是封闭的,日寇入侵的战火已经临近,可小镇如同死水一般,作品流露出忧郁苍凉的语调。小说展现了抗战历史时期,江南小镇原生态的文化形貌,小镇死寂的后面潜存着一个更为广博的世界。端木曾经说过:“作品的后面,总有一个‘潜流’,不管有意的,或者无意的,它总会有的。”⑤小说《江南风景》恰是通过小镇人们对战争到来时的态度,以及对当时小镇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社会世俗生活及家庭生活状态的精细的刻画来给人以启示。这种含蓄给人带来的是一种幽邃,也给作品增加了一种深度感。
与李缙绅相对立的、又是李缙绅最看不起的人就是伍老先生。因为伍老先生是一位愤世嫉俗之人,又是过去的维新党成员,还学过声光电,是小镇新派的代表人物,这也就是封建遗腐李缙绅所痛恨之处。日寇将要偷袭小镇,不得已伍老夫妇带着幼子过江到东阳避难,这一避不仅没有逃掉厄运,反而丧失了他们的独生子“都都”。回来后伍老先生没有被失子之痛所击倒,反而怀着满腔仇恨,把自己关在小屋里废寝忘食地研究起飞灯来,想用飞灯来抵御日寇。这种方法虽然显得有些可笑,但却像刚刚冒出地表的幼芽,表现伍老先生灾难后顽强的生命意志,他能化悲痛为力量,让人在这极为简略有限的故事情节中,联想到它背后的――不灭的斗志,展现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
二、以“画龙点睛”之笔,深化人物形象的塑造
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实现作品深度的重要内容之一,人物形象常常是小说的魂,没有一个让人难以忘怀的形象,也就不会创作出富有理论深度的作品。小说《江南风景》通过镇上各色人等对待战争的态度,揭示了在数千年封建社会及近百年殖民化过程中,被毒化了的小市民的灵魂――惯于隐忍,缺乏奋进。这种状况在抗战的后方是具有普遍性的,也就是说,在大多数国民身上广为存在着这种特点。“如果引导得当,这样的人有助于抗日救亡;如果任其自然,也可能无害于抗战只增加点斑驳的色彩;但也不绝对排斥他们可能有意无意会被日方利用。”⑥作家及时指出国民性的弊端,再现了抗战大后方人生百态图,以小视野透析国民性的弊端,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谣言过后人们也都回到镇上来了,人们面对日寇的进犯,在镇上有了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抗战,以伍老先生为主,他们没有忘记历史上的惨痛教训,伍老先生怀着对侵略者的仇恨,不顾年老体弱查阅古书,和爆竹匠张升一起秘密研究,反复做“救国的实验”――制作飞灯,来制服侵略者;另一种是主张投降的,他们又往往掩盖心中的本意,并千方百计地阻碍着抗战。这部分人是以张巡检、吴股长为代表,他们借用测字先生的鬼话欺骗民众,散布谣言,以达到和来犯者里应外合,在这些人的头脑里面,中国传统道德观念被抛弃了,从西方传来的科学,则不起什么作用,在封建社会解体的时候,他们马上就向帝国主义伸出求爱之手。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抗日是不被当权者所接纳的,而对伍老先生来说,不畏艰险地去研究制敌方法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他梦想扭转现实,正当伍老先生沉浸于飞灯制作成功的喜悦时,结果被真正的汉奸、投降派诬陷为给敌人发信号,他的家不仅被一伙民族败类入室抢劫了,伍老先生本人也被“沉重地狙击”,“倒下去了”,被火药夺去了生命。虽然人们都知道张巡检一伙是奸细,但又没有证据,反而使他们更加肆无忌惮而逍遥法外,这是一个多么可悲的事实。这样一来,端木蕻良的《江南风景》所描写汉奸与以往向日本人提供情报、做进攻的向导的汉奸不同,端木是通过描写卖国贼如何以假乱真,陷害、残害一心抗敌的卫国忠良,从更深层次上揭露了民族败类投敌卖国的新花招。所以,在创作以现实为描写对象的小说时,东北作家有一种由强烈的爱国热情促成的紧迫感。他们总希望对急剧变化的现实做出及时反应,以自己的民族感来影响民众。
三、体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民族精神
伍老先生是“愤世嫉俗的一流,又天生成一副韬晦性格”,常舞文弄墨,还评点时政。爱子被日本人炸死,他没有慷慨控诉,也没有去参加什么抗日组织,而是默默地翻着古书,一次又一次地制作飞灯,也不说明这是为了什么,只执著地顽强地干着,表现出他内心有一股难以压抑的强力。他做的是什么呢?“救国的实验”。作家们在发掘人物内心强力的时候,往往是和发掘人物身上其他否定因素结合在一起的,在否定中实现肯定,在消极中赞扬积极。通过人物塑造探索民族性,是东北作家引人注目的地方。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可又是被人欺负的民族。在生死存亡的关头,特别又是在有些人配合日方宣传民族虚无主义时,对民族性的科学探索就有了十分重大的意义。发掘人物内在的强力,可以说就是探索民族性的一个方面。
《江南风景》的结尾是用一则报纸上的电文来结束的,电文突出地报道钱塘江和西湖,在浙赣路江边站最后一次客车开出后,杭州就成为一座死城,景象凄凉,已非昔比。唯有南山朱梅和西泠松柏还有颜色,这也可以说是极具讽刺意味的描写。因为这时统治阶级的上层正忙于布置的,不是“抗”,而是“降”;不是宣传抗战思想和增强抗战力量,而是扶植投降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伍老先生这样的爱国人士,反而遭到悲惨的命运。作为大后方的小镇都这样,那么整个大后方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李长虹,文学博士,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图书馆馆长,吉林农业科技学院文理学院副教授。
① 端木蕻良:《〈江南风景〉前言》,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第1版,第6页。
② 端木蕻良:《〈江南风景〉前言》,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第1版,第2页。
③ 文天行:《历史在这里闪光――抗战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4页。
④ 端木蕻良:《江南风景》,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第1版,第2页-第3页。
⑤ 端木蕻良:《端木蕻良小说选・自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版。
⑥ 文天行:《历史在这里闪光――抗战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