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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时期古希腊神话的汉译] 希腊神话

    时间:2019-02-12 05:46:2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民国时期翻译古希腊罗马文学的成绩并不特别显著,相对而言还算得上盛况的,是神话的汉译。古希腊神话有相当一部分留存在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著作中,经过历代学者与作家的整理,形成了系统的几组故事,包括神话部分的前奥林匹亚诸神和宙斯为首的奥林匹亚诸神,传说部分的阿尔戈英雄纪、七雄攻忒拜纪和特洛伊战争。
      目前所知最早介绍希腊神话的专书,是一九○七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译述的《希腊神话》,收入说部丛书,题为“神怪小说”,署原作者为英国巴德文,指美国通俗作家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即清末及民国时期被重译十多遍的《泰西三十轶事》(Thirty More Famous Stories Retold,1905)之原作者。我们对照他的著作和此中译本,发现是他的那部《古代希腊故事》(Old Greek Stories,1895,纽约)。本来,原著分成了十五篇,篇章下面分节,说部丛书的译本以节为单元,将之分成了四十八段,每段有一个二字的标题。如第二十五节作“馘妖”,记述波士即珀尔修斯(Perseus)杀死米杜沙(今译墨杜萨)的故事。鲍德温此书有一个问题:对素材的取舍不太合理,比如大力士赫尔克勒斯,就只提及他与普罗米修斯的关系,又如荷马史诗涉及的特洛伊神话、阿尔戈英雄与金羊毛传奇都闭口不谈。到一九三七年,这部书又出了一个中译本,由陈君文和杨若洲翻译,上海启明书局出版,题为《希腊故事集》,重印时改名为《齐萨斯历险记》,齐萨斯即忒修斯(Theseus),传说时代的雅典国王,打破了克里特岛米诺斯迷宫中的牛头怪米诺陶。
      一九一二年,上海广学会还出版了一部《西方搜神记》的书,译者署英文音译名Ma Shao-liang,当是马相伯(一八四○――一九三九),他曾用马绍良一名。此书原作是英国作家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写的儿童读物《慈父讲述的希腊英雄传奇》(The Heroes, or Greek Fairy Tales for My Children,1856,伦敦),分成三个部分,即珀尔修斯故事、阿尔戈英雄纪和忒修斯故事。《西方搜神记》的译名分别作:《潘西斯传》、《亚格海舰之英杰事略》和《昔西斯传》。“搜神记”这个译题,反映出译者对于西方神话题材的定位。此书同说部丛书本之不同,主要在于有了阿尔戈纪的主干故事。另外两个故事是重复的。
      但这个内容粗浅、文笔简陋的底本也有若干个重译本。一九二八年,上海春潮书局出版的清晨译《希腊神话故事》(一),题为《贝尔修斯》,就只是重译其中的第一篇。一九三二年,北平人文书店出版王永棠译《英雄》(专译阿尔戈英雄纪部分),一九三三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席涤尘译《希腊英雄传》,一九三四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陈天达译《希腊英雄传》都是该本的重译。重译并非不足取,比如经典名著,重译越多越好,读者可以各取所长。但是往往如金斯利这书的重译,却是商家出于利益所驱,抢占市场。因此重译质量并不高,重译意义也不大,甚至出现有的译本其实是参照已有译本稍作字句调整便拿出来的。
      荷马史诗中保存的希腊神话自然是非常重要的,最早较完备的译本是林纾的《秋灯谭屑》(商务印书馆一九一六年版,与陈家麟合译),原作即詹姆斯・鲍德温的《泰西三十轶事》,荷马史诗的两篇分别题为《织锦拒婚》(Penelope’s Web)和《木马灵蛇》(The Fall of Troy)。后来译述荷马史诗的,还有谢六逸的两部:一是《俄德西冒险记》,一九二六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一是《伊利亚特的故事》,一九二九年上海开明书店。题目翻译上就有大问题,伊利亚特英文题为Iliad,即伊利昂(特洛伊)这个地名的纪传故事之义,不可再加为伊利亚特的故事。俄德西即Odyssey,已经是“关于奥底修斯的纪事”了,也不宜再在后面加上“冒险记”三字。
      
      二十年代后半期,新文学作家开始关注希腊神话这个题目。一九二五年,素来留心各国神话文学的茅盾以“沈德鸿”一名,编译了一部《希腊神话》,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收入十篇故事,其叙事口吻也是将此书定位于儿童文学的,不再关注于诸神与凡俗世界的种种龌龊隐私,也不谈较为复杂的英雄世系和残暴的杀戮事迹,而是突出强调故事的寓言意味和教育意义。如第一篇“普洛末修偷火的故事”,强调科学产生之前,古人对于火的来源的解释。如第九篇“骄傲的阿拉克纳怎样被罚”,则说明了古希腊人如何解释蜘蛛这一生物的起源,其中也蕴涵着训诫儿童勿骄傲的意思。一九二八年,茅盾又以“沈玄英”为笔名,在《小说月报》第十九卷第八期,发表了他的论文《希腊神话与北欧神话》,着重比较两个神话体系的源头、原始思维和宇宙观、科学观以及诸神系谱,这篇论文相比之下学术性非常强,但与之前所编译的《希腊神话》相对照,我们发现有一个共同之处,这位引介者非常注意神话作为前科学时代上古先民解释自然现象规律的手段这一功能。一九二九年,他又以“玄珠”为笔名,写作《希腊罗马神话的保存》一文,发表于《文学周报》第三三六期(在此前后,他还发表了《北欧神话的保存》和《埃及印度神话的保存》二文),这篇文章讨论神话的保存问题,其实就是论述古典时期关于神话记载的学术史,看看这些神话记载在哪些著作里面,如何传承下来的。在当时来看,对于西方古典神话的研究才刚起步,列举和介绍基本的主要文献是有这个必要的。其中在罗马文学部分,茅盾提到了奥维德的《变形记》和《月令》(Fasti),这两部书都涉及大量的古希腊罗马神话和传说。但后来,茅盾却没有翻译这两部著作,反而是挑选了一部分量较轻的,即奥维德的《拟情书》。原刊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第七、九、十册,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出版,后收在一九三六年生活书店出版的《回忆・书简・杂记》一书中。《拟情书》即《女杰书简》(Heroides),今有三联版南星译本,是奥维德代拟的神话传说中著名女性人物所写的诗体情书(其中也夹杂着男主人公的酬答),代拟书信是古希腊罗马文学比较常见的一个文类,但奥维德可能是诗体书简的首创者。这其中也夹杂了一些神话传说。茅盾翻译的三篇,分别是最著名的萨福写给法昂的一封信(Phaon,本系一老丑舟子,因尊敬维纳斯而得到青春美貌,据说萨福苦恋他而自杀),第二封是帕里斯写给海伦的信,第三封是海伦答帕里斯的信,这属于荷马史诗人物的故事。严格来说,这部译作不能算是希腊罗马神话传说,等于是罗马帝国繁盛期的作家在古代人的故事框架下的人性探索。比如第三封信中,海伦答帕里斯书,除了表达出一个女子的矛盾心理之外,更有意思的是,其中以一个女性的立场来解构男性叙事所建立起来的神话。我们读《伊利亚特》或是欧里庇得斯的悲剧,看到古希腊诗人笔下的海伦似乎是被命运摆布的玩偶。而在奥维德笔下,海伦的心理极为复杂,她一面拆穿了帕里斯所自称的三女神要求他评判美色之冠的神话,一面却又欲拒还迎说:“我也并没什么不乐意,我甚至也赞许这些保举。”有的批评家就认为这其实是风流妇人擒纵男子的最高手段。茅盾即认为这是“妇女恋爱心理的最深刻的分析,也是妇女们的恋爱技术的最毒辣的暴露”。但是,奥维德的这部拟代体书信集,也因此根本算不得是希腊神话之真实面目的体现。
      一九二一年七月,文学研究会另外一位重要成员郑振铎,在《文学》第一一三期发表了《阿波罗与挞芬》一文,副题是“希腊神话之一”。郑振铎刚经由茅盾介绍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并在商务创办的神州女中教书,认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高君箴。似可由此理解他因何先对希腊神话的恋爱题材产生兴趣。挞芬即达芙妮(Daphne),是阿波罗最初被爱神厄洛斯(Eros)之箭射中后爱上的地上的女仙,但达芙妮的偶像是保持处子之身的女猎神阿耳忒密斯(Artemis),因此求他父亲帮助使之变成了月桂树。篇末郑振铎列举了十种有关希腊罗马神话传说的外文书籍。显示出他此时浓厚的学术兴趣。但假如以学术态度审视该文,则不该采用希腊神的拉丁文译名,把厄洛斯称作狄爱娜,称作“爱神(Cupid)”,这是十九世纪英国文人学者常犯的毛病。
      一九二七年,郑振铎赴欧读书。在英国,工作之余,他翻读《金枝》作者弗雷泽译注的《群书集缀》(Bibliotheca)。此书据说是阿波罗多儒(Apollodorus,活跃于公元前一四四年前后)所作,可以肯定是公元前一世纪以前古代作家所编写的一部希腊神话集成,原文非常简略,弗雷泽做了渊博丰富的注解。这使得郑振铎十分拜服。他又读了弗雷泽译注的旅行作家鲍桑尼阿(Pausanias)的《希腊志略》(Description of Greece),这书也是古希腊晚期作品,对于希腊人文地理风俗古物记录十分详细,引发郑振铎的思古之情。于是他开始专门研究古希腊神话,从古典作品中选译自己喜爱的故事。这一点意义比较特殊,因为之前所有关于希腊神话的介绍,都是拿西方现代作家选择好了的篇目,按照其框架来转译成中文的。郑振铎的译述是自运机杼,试图去掉西方现代作家的遮蔽,虽然仍然借助于弗雷泽等人的学术研究之便,但相对来说算是入铜山采铜矿,而不是拿人家的废铜烂铁来熔作材料了。
      首先完成的是一组神话中的爱情故事,在一九二八年《小说月报》第十九卷上从第三期连载到第十二期。第二年,这组故事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单行本,题为《恋爱的故事》,收入文学研究会丛书。全书共二十六篇,每篇附有参考和依据,即说明所编译故事的来源文献,有时会附译情节有出入、未被收入正文的故事。前几年有出版社重印这部书,有人读了后不喜,理由是郑振铎所记和通常由欧美作家编写的希腊神话故事集内容有出入,认为郑振铎翻译有问题,其实未注意到郑振铎重新对来源进行筛选和取舍,自然同欧美传统里面所认可的讲述细节上会有不同。
      一九二九年,郑振铎又编写了一篇《荷马系的小史诗》的读书杂记,发表于《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一期。荷马系小史诗,指围绕着特洛伊战争前后诸英雄事迹而作的一系列史诗。大约创作于公元前四世纪左右。这些作品都不完整,只留下了一些残篇,但是拜占庭时期有学者编写的工具书上记录这些小史诗的整个情节,因此大致的故事我们都能获知。郑振铎后来还将两部荷马史诗都译出来,但文稿不幸毁于兵燹之中。
      同时,三十年代初他开始着手翻译《希腊神话与英雄传说》,以《希腊罗马神话与传说中的英雄传说》为题,连载于《小说月报》一九三○至一九三一年各期。一九三五年,他加上未发表的部分,编著成《希腊神话》上下册,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周作人为之作序。周序言写得有些怪,主要鼓吹了一番英国人劳斯(W.H.D.Rouse)撰写的《古希腊的神、英雄与人》(Gods,Heroes and Men of Ancient Greece)。郑译《希腊神话》,以一篇人类的创造作为前言,之下分成七部分,按神话传说发生的核心地区进行划分,分别讲述古希腊各地区所产生出的英雄传说,看得出这是受鲍桑尼阿的影响,郑振铎在每篇后也有文献依据和参考。可知他是从古希腊罗马原作(的英译本)里编译出来的。这个工作,当然意义很大。但问题在于,很多神话传说流传较广的情节未必出自郑振铎所用文献的那个范围,因此他的工作算是一种没有根柢和传统的个人爱好式的编译。一九三六年,罗念生在《宇宙风》第二十期写了一篇书评,认真地通过抽读的两篇来指出这部《希腊神话》存在的问题:底本不明,把文学作品里的故事等同于希腊神话本身,还有译名混乱。最后,罗念生提及“知堂老人”周作人正准备翻译《书库》(即上文提到的《群书集缀》),他说:“等他的译书出来后,我们才有真正的‘希腊神话’。”
      其他关于希腊神话的译作和介绍,还有汪倜然《希腊神话ABC》,由上海ABC丛书社于一九二八年出版,包含十个希腊神话故事,前言论述了希腊神话特色及流传保存等问题。还有海鸥译《神与英雄》(希腊神话第一集),一九三○年上海广益书局出版,原作系弗兰西昂(Robert Edward Francillon)所写的一部儿童读物《神与英雄》(Gods and Heroes,1896,波士顿)。译者在前言中强调,此书着眼于神与英雄传说,不单纯是希腊神话,而且原作在中国没有书,是从日本带来的,因此非常新鲜。全书分成十四回,对照来看是原作的前十四篇,看来是打算分册将此书译完的,但没有见过续集。另外一部比较特别的译作,是一九三一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廖凡翻译的《希腊民族的故事》,其前一小部分是希腊上古神话和传说中的人物事迹,多属于神话传说体系里面的英雄,后大半部分则是历史人物的生平和希腊的民族史。题原作者为美国作家格伯,查考得知该书当是Hélène Adeline Guerber所写的《希腊人的事迹》(The Story of the Greeks,1896,纽约)。一九四八年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易绍兰翻译的《希腊神话捃华》,原作系英国历史学家考克斯(George William Cox)所著《神与英雄的故事》(Tales of the Gods and Heroes)一书,她主要选译了原书与荷马两部史诗相关的那些英雄传奇。另外,散见于报章杂志上的希腊神话零星作品之译者,民国时期还有潘祖瑾、廖英鸣、闲斋、寄宇、熊翔等数家之多,在此不再赘述。
      鲁迅、周作人兄弟对于希腊神话的兴趣也是非常浓厚的。周作人在《知堂回忆录》“我的杂学”中谈到对希腊神话的兴趣,始于留日第一年所读的盖莱(Charles Mills Gayley)《英文学中之古典神话》(The Classic Myths in English Literature)和安得路・朗(Andrew Lang)的《神话仪式与宗教》(Myth, Ritual and Religion)。今日学界认定周作人《红星佚史》的译序是中国最早介绍安得路・朗这位人类学家的文字。人类学派强调从神话比较学入手,研究各民族神话产生背后的文化心理原因。周作人详细地谈到盖莱的《英文学中之古典神话》乃是鲁迅所订购的,由此书卷首对古今神话学研究的各派之说明才注意到了安得路・朗,继而购买他的《习俗与神话》和《神话仪式与宗教》。一九○六年,周作人曾为筹划中的《新生》写了一篇《三辰神话》,鲁迅曾推荐给编辑同仁看。一九○七年兄弟俩合译《红星佚史》,乃是哈葛德与安得路・朗合作写奥底修斯第三次漫游经历的小说,周氏兄弟原本在小说中作了许多译注,出版时被删掉了。一九○八年,鲁迅作《破恶声论》,其中就谈到了对神话和神话研究的重视,所谓“欧西艺文,多蒙其泽,思想文术,赖是而庄严美妙”。惜鲁迅日后没有精力从事此业,及批评赵景深译“牛奶路”之不通,不过是牛刀小试。
      周作人对希腊神话的兴趣,由安得路・朗的启发开始,带有民俗学和人类学研究的思路。因此他兼顾考察其中的习俗、宗教和仪式对于神话文本的影响痕迹。比如他翻译劳斯的一篇《希腊现代小说集》的前言,题为《在希腊诸岛》,发表于一九二一年《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十号,就是描述希腊上古神话在现代希腊民俗和社会生活中的反映。一九二四年,他读到郑振铎发表的那篇译文《阿波罗与挞芬》,以“陶然”为笔名,写了一篇《续神话的辩护》,发表在《晨报副镌》四月十日号,其重点就是跟郑振铎进行商榷,因郑最后是以为这篇神话故事是古人对自然现象的解释,周作人援引安得路・朗的观点,认为这篇神话应该是起源于原始宗教祭仪,后来的人看到先民以月桂枝祭祀阿波罗,遂编造出月桂树乃日神所追求的女子达芙妮所化。
      上世纪二十年代,周作人写作发表了多篇论述或翻译的文章,介绍英国女学者哈利孙(Jane Allan Harrison)的神话研究,包括《舍伦的故事》、《牧神之恐怖》、《论鬼脸》、《论山母》、《希腊神话引言》,以及两篇同题的《希腊神话》。一九三一年,周作人在《新学生》杂志三月一日号上发表自己的志愿学术,就是翻译希腊神话。那么翻译哪本书呢?前文提到,郑振铎的《希腊神话》出版,周作人序言中大多数篇幅却在介绍劳斯所著《古希腊的神、英雄与人》,此书出版于一九三四年,周作人在一九三五年初写那篇序言时已经读到此书了(该文在一九三五年二月三日的《大公报》发表时题为《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此书特色在于描述生动,添加了许多形象的对话。但毕竟是儿童读物,并非专门学问的书,因此周作人一时没有去译它。一九四七年才决定翻译劳斯这部书,两个月就译好,并交付出版社,但不久遇到火灾,译稿被毁,故而他在一九四九年重译,一九五○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题为《希腊的神与英雄》,一九五八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再版时改题《希腊神话故事》。
      周作人真正想要去翻译的,是我们上文提到的《群书集缀》,因为这是古希腊人自己编写的神话集。后来罗马文学渲染铺陈太多,失去了原初的意味,甚至有些喧宾夺主了。周作人很早就打算翻译此书,一九三四年《希腊神话》(其二)中就说,《希腊拟曲》一译完,就来翻译此书。他打算使用的是弗雷泽的译注本,即娄卜古典丛书本。一九三七年,他没有跟随北京大学师生南下,为了生计,接受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的邀请,正式开始翻译此书。起初翻译的两万多字,夹杂着弗雷泽和哈利孙的研究,译稿被基金会给弄丢了。到一九四四年,周作人决定重译,并将部分译文陆续发表于《艺文杂志》第二卷第十至十二期上。但这很快又因其他缘故中断了。第三度翻译是一九五○年,一九五八年周作人写了《〈希腊神话〉引言》(生前未发表),可能是标志着他已经译完了。但译稿一直没有付梓,直到一九九九年才由中国对外出版翻译公司出版。用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罗念生在六十多年前所期待的“真正的‘希腊神话’”,终于问世了。
      希腊神话为何如此具有魅力呢?周作人在《我的杂学》中说:
      世间都说古希腊有美的神话,这自然是事实,只须一读就会知道,但其所以如此又自有理由,这说起来更有意义。古代埃及与印度也有特殊的神话,其神道多是鸟头牛首,或者是三头六臂,形状可怕,事迹更多怪异,始终没有脱出宗教的区域,与艺术有一层的间隔。希腊的神话起源本亦相同,而逐渐转变,因为如哈理孙女士所说,希腊民族不是受祭祀支配而是受诗人支配的,结果便由他们把那些都修造成为美的影像了。“这是希腊的美术家与诗人的职务,来洗除宗教中的恐怖分子,这是我们对于希腊的神话作者的最大的负债。”我们中国人虽然以前对于希腊不曾负有这项债务,现在却该奋发去分一点过来,因为这种希腊精神,即使不能起死回生,也有返老还童的力量,在欧洲文化史上显然可见。对于现今的中国,因了多年的专制与科举的重压,人心里充满着丑恶与恐怖而日就萎靡,这种一阵清风似的祓除力是不可少,也是大有益的。
      很多人有种误解,以为古人是陈旧老迈的,其实不然,我们今天的人才是老者,上古文化乃是人类之童年,老人方才世故、多虑、计算。要使文化焕然新貌,其实是需要重新拥抱古代文化思想的。而神话是人类童年时代所造,保留了这一种纯真精神的源泉,古希腊神话又是其中最不拘礼法地散发出人性的光辉来的,而这也正是我们在回顾其翻译史时,对于先贤在此领域所费之心血的最好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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