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曾佑“可恶之至”诗】可恶小偷诗

时间：2019-02-13 05:29:05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在鲁迅手书的字幅中，有一幅是录写夏穗卿的诗句：　　　　帝杀黑龙才士隐　　书飞赤鸟太平迟　　此夏穗卿先生诗也故用僻典令人难解可恶之至
　　鲁迅(章)
　　
　　夏穗卿，即夏曾佑。他在青年时期就接受了进化论思想，主张改良政治。在学术上，他曾在一九○二年撰写了著名的《中国古代史》，又是晚清改良派的所谓“诗界革命”的重要一员。辛亥革命后，他是北洋政府教育部的社会教育司司长，是鲁迅的顶头上司。他们是大同乡、老朋友，关系很近，故而可以开玩笑地说他的诗句“可恶之至”。
　　但夏曾佑的诗句“故用僻典，令人难解”，也是事实。鲁迅所手书的这两句，大概很有代表性，因而也很著名。周作人在六十年代写的《与鲁迅旧诗》一文中也说：“那时盛行的一种新派诗，如《饮冰室诗话》里所登的谭壮飞、夏穗卿等人所做，都不很好懂，如‘帝杀黑龙’一联至今还不能解释清楚。”
　　叶景葵的《卷书跋》一书中有一篇《诗稿>跋》，对夏曾佑及其诗作有专门的记述，其中一段说：“穗卿……迨甲午以降，喜读章实斋、刘申受、魏默深、龚定庵之书，又与康南海、黄嘉应、谭浏阳、文萍卿诸君游，浸淫于西汉今文家言，究心微言大义，尝学为新派诗，记其一绝云：‘六龙冉冉帝之旁，洪水茫茫下土方，板板上天有元子，亭亭我主号文王。’又一联云：‘帝杀黑龙才士隐，书蜚赤鸟太平迟。’穗卿不多作，余所记忆亦仅此矣。”叶景葵是实业家，又是藏书家，曾捐书捐资，创设文史专门图书馆，对古代诗文是有一定研究的。但他对夏曾佑的“帝杀黑龙”一联诗，也不作任何解释。
　　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记述了所谓诗界革命的内容，并多次引述夏曾佑的诗，其中说：“盖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新名词以自表异。丙申丁酉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提倡之者为夏穗卿。……穗卿赠余诗云：‘滔滔孟夏逝如斯，文王鉴在兹。帝杀黑龙才士隐，书飞赤鸟太平迟。’又云：‘有人雄起琉璃海，兽魄蛙魂龙所徒。’此皆无从臆解之语。当时吾辈方沈醉于宗教，视数教主非与我辈同类者，崇拜迷信之极，乃至相约以作诗非经典语不用。所谓经典者，普指佛孔耶三教之经，故《新约》字面，络绎笔端焉。”从这段话可见：一、“帝杀黑龙”这联是一首七律中的诗句，现在我们知道了它的前一联，但全诗还没有找到；二、这首诗是写来送给梁启超的，后来不知怎么只有这一联传开了；三、这联诗约作于丙申(一八九六)、丁酉(一八九七)年间，即甲午战争后二、三年，戊戌变法前一、二年。这些情况，对于我们理解这首诗，都是重要的。
　　但梁启超由于对这联诗感到“无从臆解”，因而以为它可能是“新名词”，甚至可能是采用《新约》等“异域典故”，却是不确的。这联诗采用的完全是“国产典故”。“帝杀黑龙”出自《墨子》，在《贵义》篇中记有：“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听，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谓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若用子之言，则是禁天下之行者也，是违心而虚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日者，就是卜筮。墨子到北方的齐国去，遇见卜筮。卜筮告诉他帝在今天杀黑龙于北方，劝他莫行。墨子后来驳斥他说：要是帝今天杀青龙于东方，明天杀赤龙于南方，后天杀白龙于西方，大后天又杀黑龙于北方，照你的说法，那就要禁止天下一切往来走动的人。这是违反人们的心愿而会使天下空寂的。夏曾佑的诗句“帝杀黑龙才士隐”，显然是对甲午战败的清朝顽固派的统治不满，认为在他们的统治之下，人们被禁锢得动弹不得，毫无生气，也就不会造就什么人才，，这真是“违心而虚天下”的局面！
　　，“书飞赤鸟”，典出《春秋公羊传注疏》。该书载：哀公十四年春狩猎的人捕获一只麒麟。孔子知道后，“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穷矣！’”他老人家就此而去世，《春秋》也就写到此为止。该书的“注”说：“得麟之后，天下血书鲁端门，曰：趋作法，孔圣没，周姬亡，彗东出，秦政起，胡破术，书记散，孔不绝。子夏明日往视之，血书飞为赤鸟，化为白书，署曰演孔图。中有作图制法之状。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时变，却观未来，豫解无穷，知汉当继大乱之后，故作拨乱之法以授之。”这就是说：在获麟后，天上下来一道血书，后来这血书上的血字化作赤鸟飞走了，血书就成了白书。它预示着历史的发展，知道汉朝将在大乱之后，拨乱而治。这是因为作“注”的人是汉朝人，所以才编出这么一段话来。夏曾佑运用这个典故而写的诗句“书飞赤鸟太平迟，就是说，像书飞赤鸟那样预示的拨乱而治的太平时日，是不会很快到来的。这反映了他对顽固派的统治不满而希望改革图治，但又感到这十分艰巨，多少有点信心不足。
　　鲁迅说它“故用僻典，令人难解”，是指它不易为人所理解；他自己当然是知道它的内容的，否则他就不会书写了赠人。在三十年代，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革命军事“围剿”和反革命文化“围剿”，正也是“帝杀黑龙才士隐”的年代。在残酷的血腥屠杀和严密的文化专制统治下，必然会造成“才士隐”的后果。在那黑夜漫漫的岁月里，鲁迅对于革命的胜利是有信心的，但也看到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因此而说“书飞赤鸟太平迟”，也是很合适的。可见，鲁迅以这两句因用“僻典”而著名的诗句书写了赠人，赋予了新的内容，是有着新的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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