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集》后记:怀念母亲教学后记
时间：2019-02-13 05:31:0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从这个集子收集的第一篇一九四四年三月十四日所写的《海上的遭遇》，到最后一篇《指着北斗星前进》，写于一九八○年六月六日，前后相隔竟有三十六年之久。 在这三十六年里，当然不止写了这一些散文和报告文学之类的作品，属于这类作品已出版单行本的就有五部：《晋察冀行》、《东北横断面》、《松花江上的风云》、《东南亚散记》和《火炬》；前三种是带有新闻性的通讯报告，严格地讲，算不得什么报告文学作品；《晋察冀行》是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晋察冀军区工作时所见所闻的记录；而《东北横断面》和《松花江上的风云》所写的内容，是一九四六年在军事调处执行部担任新华日报和新华社特派员的时候在东北地区旅行的散记。《松花江上的风云》记录了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伪“满洲国”的傀儡政权，遭到东北人民的坚决反抗，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一些英雄事迹和敌伪的鬼蜮伎俩，曾企图勾勒敌伪的丑恶嘴脸和歌颂东北人民的英雄业迹，因为所知有限，又非亲身亲历，感触不深，写得比较浮浅，虽然也受到一些读者的喜爱，那是因为伪“满洲国”的许多事情不为东北以外的人知道，而东北当时是全国人民注目的焦点，大家都希望知道东北的情况，特别是东北解放区的情况，决非由于文章本身。《东北横断面》顾名思义，是写濒于战争边缘的东北当时情况，国民党反动派利用美国的军事援助和交通工具的优势，把他的主力迅速运到东北，妄图夺取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不惜点燃战争的火焰，梦想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赶出东北去或者就地消灭，重建蒋家朝廷，继续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中国人民理所当然地不答应，遭到东北人民和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希望熄灭战争的火焰，在和平、民主、团结的环境里，重整河山，让人民休养生息，建设满目疮残的祖国。美国眼看战争的火焰将在中国各地蔓延，而国民党的势力还没有到达他们想到达的地方，虽然协助调兵遣将，但是战争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好，于是乎主张停止内战，双方议和，以争取时间进行准备。而东北解放区则进行土地改革，控诉敌伪的罪恶，一边进行和平谈判，一边建设，当然也准备一旦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大规模战争，进行自卫还击。
国民党反动派根本不想通过谈判达到和平解决争端问题，故意一再拖延，甚至剥夺执行小组中共方面的代表和工作人员的自由。我在开原执行小组采访新闻的时候，就和耿飚同志一道实际上被软禁在福宾楼饭庄里，遭遇种种刁难，甚至连三方共同规定的中共电台也禁止发报，可以想见国民党反动派自恃有美国军事援助，摆出不可一世的骄横气概，以为这样就可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了。这是枉费心机的。《东北横断面》主要是报导这方面的情况。
所以说，《晋察冀行》、《东北横断面》和《松花江上的风云》，算不得报告文学，不过是一个新闻记者采访的剪影，不敢僭称文学作品。
《东南亚散记》和《火炬》是出国访问时所写的一些散文和报告。前者是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五年我和郑振铎同志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的见闻；后者是一九五八年秋到一九五九年夏我访问欧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记下的一些印象。
除了这五本单行集子以外，三十六年来所写的散文报告的作品，基本收集在这里了，当然经过一些选择，还有几篇访问拉丁美洲的散文和报告，暂时不打算印行，没有收集进去，等待将来再说。
这个集子是顺着时间次序编排的，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之间，相隔了十四年。这十四年写了一些散文报告，大都收进上面所说的五个集子里去了。
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之间，恰巧也相隔了十四年，这可是不平凡的十四年，这十四年里，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以前，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横行，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中国天空乌云翻滚，大地掀起阵阵妖风迷雾，万马齐，文艺园地一片萧条景象，真的象国民党特务张春桥所说的要成为一片空白了。丁学雷(即徐景贤为首的写作班子的化名)奉“四人帮”之命，一棍子把《上海的早晨》打成大毒草，给我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的大帽子，关进了“牛棚”。
这时，作家都停了笔，即使有的作家在写，也是偷偷地写，更不愿意拿出来发表。当我所处的环境有了一些改善，可以动笔的时候，我的主要精力在修改和续写《上海的早晨》这部长篇小说，没有写散文、报告一类的文章。主要原因是这些年我被迫离开了生活，即使是生活在我工作的机关干部当中，也很少有人和我这个所谓“专政对象”往来，在当时我也没法和人往来，同时，照顾一些朋友和同志的处境，我也不便和他们往来，当然写不出什么来。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了“四人帮”，我才开始有机会接触生活，也才能和更多一些人往来。大概是一九七七年冬天吧，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马玉槐同志到了北京，住在虎坊桥附近一家招待所里，有一天我们见到了，他谈起一九七八年十月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的纪念日，他是自治区筹备组织庆祝这个纪念日的负责人，准备在这个自治区盛大的节日演出一些戏剧歌舞节目，举行美术展览，拍制纪录片和故事片，出版纪念册等。他约我去协助筹备工作。当时我还没有走上工作岗位，盛情难却，纪念兄弟民族自治区成立是很有意义的事，于是就答应了。
马玉槐同志立即通过长途电话和中共宁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霍士廉同志联系，他欢迎我早点去，并且通过组织分配给我这个任务。义不容辞，这年冬天我就从北京乘飞机到了贺兰山下的银川――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
在银川工作的间隙，好客的主人安排我参观银川附近的工厂和农村。一九七八年春天，委托我的任务基本告一段落，霍士廉和马玉槐同志都希望我到各地看看，我当然很高兴地同意了。马玉槐同志是回族，在宁夏工作多年，对宁夏非常熟悉，真可以说了如指掌。他为我精心安排了一个参观访问的日程，先到石咀山市这个新兴的工业城市，看了刚建好即将投产的钢铁厂，下了石炭井煤矿的底层，到了吉兰泰盐池，横越位于腾格里沙漠的阿拉善左旗的草原，登上六盘山的最高峰，访问了固原县七营公社书记马金花同志，她是回族中杰出的劳动妇女，十一大候补中央委员，参观了同心县城郊的一座清真寺，一九三六年红军西征的时候，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回族自治县：苏维埃豫海回族自治政府。……
从北到南，我几乎走遍了宁夏的主要名胜古迹和许多城市，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到北京以后，原打算把这些印象陆陆续续写下来，但工作不断增加，出席了第五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又参加了全国政协的机关工作；一九七八年三月，因公出差到武汉，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忽然发现血尿，经武汉第一医院会诊，确诊是膀胱癌，但是医生没有马上告诉我。陈丕显同志从抗旱前线回来，晚上，他到我住处翠柳村客舍，和我谈了。大概怕我思想上波动吧，丕显同志也没有完全告诉我，只是给我下了一点“毛毛雨”，说我尿里发现了可疑细胞，建议我赶快回北京检查治疗，顺便谈到他自己曾经患过鼻癌，切除了以后，十多年来很好，癌症也不是不可治的。我懂得他对我关怀的深情。我估计我患了膀胱癌。我思想并没有波动，而且很乐观，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即使活到一百岁，一百零一岁的时候，也要停止心脏跳动的，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的规律；至于由于什么病因而死亡，那不是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死亡由于伤风感冒，还是因为癌症，那是次要的，主要的是人总要经历生老病死过程的。既然患了癌症，不必在忧虑中度日，因为忧虑既不能治疗癌症，更不能清除癌症，有的大夫还认为忧虑可以促进癌症的发生和发展。活着一天，就为革命工作一天，现在我每天工作十多小时，不让一天的时间白白浪费，自己也不会后悔虚度光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我的志愿。所以我思想没有什么波动，而且乐观。我对疾病的方针是：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正确对待，战而胜之，如果经过治疗无效，那就尽快把未做完的工作做完，到最后一息尚存的时候。
在北京医院检查，确诊是膀胱癌，但是有的好心的大夫，为了保护治疗，仍然告诉我：只是发现可疑细胞，早期清除，以免转化。电烧了一次，没有彻底清除，吴阶平大夫用最新的膀胱镜给我检查，发现在盲点部位有一粒黄豆大和两粒绿豆大的肿瘤“巍然未动”。他给我破腹切除了，经过良好。躺在床上十多天以后，我可以下床了，在医院里住了四个多月，宁夏的印象在我的脑海里不断出现，我于是在病房里修改和续写有关宁夏的散文报告，就是这个集子里所收集的五篇。
当然，宁夏可以写和应该写的不止这一些，还有许多方面要写，可是出院以后，工作一天比一天忙了，同时要抽时间修改和续写《上海的早晨》第三部和第四部，就没有时间再写这方面的文章了，希望将来有时间再陆续写一些。
一九七九年是白求恩同志逝世四十周年，我把《诺尔曼・白求恩片断》做了某些修改和补充写了某些片断，同时也把《白求恩大夫》这部小说加以修改，另外，写了一篇短文：《光辉的典范》，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这以后，又写了《缅怀郭老》等怀念文章。
这个集子里的文章，并非“传世之作”，那是显而易见的；在当时如果起了一点渺小的作用，于愿足矣，让她象伟大时代洪流里的一朵浪花，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消逝吧。
重要的是建设未来，我们要迈开大步，踏上朝晖万里的征程！
一九八○年六月八日，清晨，北京。(本书将在香港汉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