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光和阿光们】阿光

　　作者简介:苏炜,笔名阿苍。中国内地旅美作家,文学批评家。一九五三年生于广州。“文革”中曾下乡海南岛十年。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获洛杉矶加州大学文学硕士,并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中心担任过研究工作。一九八六年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九九○年后定居美国,现为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高级讲师、东亚系中文部负责人。曾出版长篇小说《渡口,又一个早晨》、《迷谷》、《米调》,短篇小说集《远行人》,学术随笔集《西洋镜语》,散文随笔集《独自面对》、《站在耶鲁讲台上》等。小说《米调》曾被中国小说学会评选入“二○○四年中国小说排行榜”。
　　
　　人们常常将中国内地经历过“文革”的“老三届”一代人,类比于美国的“婴儿潮”一代。其实,除了出生年月相仿,这真是大洋两岸完全异质异趣的两道世代风景。
　　――题记
　　
　　阿光
　　
　　“……始创于一八六五年的百年老字号‘茂芝堂’,秉承‘药为百病之茶,茶为百病之药’(见《本草拾遗》)的古训,以创制‘茂芝堂’甘和茶、午时茶而闻名遐迩。其‘解暑清热,消滞祛湿’等药效,使身处湿热气候的广东人民受益于百年。不断发展创新,‘茂芝堂’业已发展成集药茶、饮用茶的生产、销售、科研于一体的国有企业……”
　　这里引述的,是一段茶叶包装上的说明文字;却不是为着打什么商业广告,而是想叙说一段埋藏在我心中多年的关于我的同辈人的故事。
　　不错,这是我的老农友阿光数年前写的一段广告文字。你一定觉得平实无华、无甚新奇对不对?可是,不瞒你说,阿光,却曾是我们当年海南岛下乡知青的才子能人中间,一位英华灼灼、口碑丰盈、下笔屡见新思新见的传奇人物。那个年代,山野里的风流人物其实是很多的――有身怀独门绝技隐逸山林像阿城笔下的“棋王”类的怪人怪杰;有倒腾外语自学作曲耍玩微积分敢给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挑刺儿的文理全才;更多的,则是下笔旁征博引、雄辩滔滔的“民间思想家”,以及读烂千卷书而出口成章、出手不凡的乡土杂家和游吟诗人。阿光,可谓其中的能人之一。在那些日头恶毒、山路崎岖、时光闷长、胶林哑默的日子里,无论是假日或平时,各个下乡知青群落中,总有各式能人在做频繁的人际和思想交流。“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是这种交流中最常吟咏的李白诗句。我们在虚拟的理想、虚拟的自由,以及虚拟的竞技场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我就是在这种煮酒论英雄、山水觅知音、恨不能结交天下能人豪杰为金兰知己的氛围中认识阿光的。
　　已经记不清头一回见面时的具体场景。总之是头顶青天,脚踏山原,放下锄头,摊开书本,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三言两语,顿成莫逆。我们后来曾在兵团同一个“团报道组”(乡下的土记者)共事多时。一同熬干油灯背诵李白杜甫苏轼李后主,抄写高尔基屠格涅夫雨果巴尔扎克 ,一同偷看禁书《斯大林时代》与《赫鲁晓夫主义》(后来我才知道,那就是传闻中的“皮书”――灰皮书、黄皮书之某种),一同翻山越岭去看“内部批判”的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与《啊,海军》,在九曲山道上迂回相送,为林彪事件、“五七一工程纪要”、“林立果小舰队”和“平田一郎”的命运争论得面红耳赤;自然,也包括一同为各自的第一次恋爱(他则为两次)的成败进退,昼夜搔刮头皮地出谋划策。
　　每一个文艺青年的文学梦,大抵都是从诗开始的。我那时自认颇有诗才,也模仿郭小川、贺敬之、李瑛(这都是当时最走红的流行革命诗人)的笔调,写过不少玛雅科夫斯基体的充满“啊”与感叹号、省略号的阶梯式诗歌。其中,敝人以“大海作酒杯”的“宏大譬喻”开篇的长诗《献给明天》,曾经颇得知青伙伴和文坛长辈的好评,甚至也一度在小范围内成为“手抄本”们的青睐对象。不瞒你说,在那个“手抄本”流传的年月,我就是因为看了阿光的手抄本《湘水行》――一首借用屈原“涉江”的意象,从毛泽东青少年时代写起,而笔卷五洲风云的洋洋洒洒的抒情长诗以后,一夜之间,把自己变成了站在崔颢题壁前的李白的。尽管有“拙作”《献给明天》“盛誉在先”,我在诗才方面自愧弗如,决意罢笔,掉头而去,从此退出诗歌的竞技场而转行学写小说、散文。我一直保存着许多阿光当时写给我的才气洋溢的书信――包括他向我描述自己恋爱心情的文字,意象沉旷,譬喻奇警,一言中的,当时每每让我一读再读,不忍释手。那时候没有电话,更没有电脑网页,写信读信,便成了我们这一群知己好友间日常最高雅的娱乐享受和最有氛围格调的文字阅兵场。哪怕就是同住在一个农场、一个村庄里,只要声气相求,我们都喜欢互相写信。当时的知青能人里有很多“写信高手”,就书信的文采质地而言,阿光也是一时之选。由此你可以想见,阿光当年在我们这些自认不凡的“少年狂”心目中的“江湖地位”,在海南岛乡下的知青文坛上,是何等闪烁一时的“才子”风采了。
　　阿光,个性平实温厚,长相是南方都市人的平民气质:圆鼻方额,眉目深朗,五官端正却无峻峭�岩;将近一米八的个头,在粤地男性里倒算是玉树临风。他是那种平日不多言不多语,但言必由衷、言必有诺的人物。他在家里不是老大,但在知青圈子里却有一种老大风范。我虽然跟他不在同一个连队,但也听说过好几件类似几个知青哥们儿为争夺一个女孩子大打出手,或者生产队某位有权势靠山的“土霸王”欺凌弱小,最后都得请阿光出面摆平的逸事。那时候,我算是农场“报道组”里常设的“报道员”,但常常因时因事的需要而要临时增添人手(比如“某某大会战”或者“某某路线教育”),我每次向上面首选推荐的,一定是阿光。一九七四年后,我因为开始发表文学习作而引起省内刚刚开始复苏的文学刊物、文学副刊的注意,常常被抽调出去参加省里这个写作组或者那个专题的写作,我在“报道组”的位置空缺,便一定是由阿光替代。七五、七六年冬春之交,我那时候已经从农场上调至海口海南农垦局任创作员(即原来的兵团机关――那时“兵团”建制已撤销),我曾为编辑出版当时的“农垦诗集”将阿光“借调”到海口,由他任诗集主编。在当年海南农垦兵团文坛各显异彩的人物(比如今天文坛学界大家都熟悉的黄子平,还有粤地名家孔捷生、伊始、吕雷等)中间,阿光不说是鹤立鸡群,至少,也是旗鼓相当的。
　　是的,写到这里,你一定明了我开篇引用的那段茶叶广告文字的真实用意了。多少年来,我对阿光以及阿光们的命运,是带着许多居高临下的愤愤不平的。因为不到初一的学历加上学业荒废多年,阿光先后在恢复高考的一九七七――一九七九年“新三届”考试中落第,最终没能搭上高等教育的末班车。他后来从海南农场办“顶退”(顶替父母退休)回城,在粤地基层的茶厂、茶叶公司打拼多年,昔日的文思、文才似乎因无用武之地而逐渐枯萎。借用朱学勤兄那个著名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说法,阿光,最终成为了遮掩在“第五代导演”、“知青作家群”、“今天派诗人”等等光环后面的“失踪者”――众多被时代风潮裹挟而去,最终沉寂淹没的山野能人、知识大侠之一。
　　然而,这,果真就是我们认识和评判自己的同辈人――“知青”与“老三届”这一代人的存在状态和精神价值的固有视野、真实图景和有效尺度么?
　　
　　阿光们
　　
　　且让我仍旧循着本来的思路,去追溯阿光和我共同的来路与成长得失。
　　假如把人生与命运,分成“幸运”与“不幸”的两大群落,我会自然而然地把自己归入“幸运”的一群;而把阿光(和阿光们)悄悄地(为着表现某种风度)归入“不幸”的席次。以此逻辑推论,自然,我等者流――今天具有某某声名,或身在某某“主流话语”,或获得某某高位的人物,皆属“成功者”;而阿光和阿光们,则是“失败者”(用不知轻重的英文说法,则是“Loser”)。――非常的“政治不正确”(Political-incorrect),对不对?我不愿意说,这,真的就是一种“成功者”们的势利尺度。因为至少,对于我的同辈人――所谓“与共和国同龄”的这一代人,坊间是流行着许多类似的说法的:
　　――我们在需要长身体的时候吃不饱肚子,需要长知识的时候没有书读;在该谈恋爱的时候不能交异性朋友,该生孩子的时候只能生一胎;在需要工作的时候找不到工作,在可以工作的时候又下了岗;在终于成熟的时候,已经成了被淘汰的一代……
　　等等,云云。
　　看来,我们――至少是阿光和阿光们,乃“Loser”的一代,失败的一代,似乎已经被“主流话语”坐实了。
　　――或许,真是的?
　　那是一个营养匮乏知识匮乏也思想匮乏的年代。特别是偏居天南一隅,信息资源及其流通都极其贫瘠。在当时,无论是我或阿光(包括阿光们),讲聪明、论才气可以,说有多少先知先觉的批判觉醒,多少智慧才情的耀眼光芒,却是一点儿也谈不上的。那时候,“革命”还是一个日常的中心话语。我们不喜欢江青和样板戏,但却崇拜青年毛泽东,包括青年列宁、青年马克思;我们都讨厌“两报一刊”那样的官样文章,却也要学着把各种“高举旗帜”、“路线教育”的应景文字,“讲用材料”、“专题报道”等等,写出“新角度”还要设法“打响”。今天,人们都把一九七一年的“九一三事件”――“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林彪外逃蒙古坠机死亡的事件,视作是“文革”一代人批判意识觉醒的分水岭。可在当时,我们当中的多少人(包括我和阿光),是真诚地把毛泽东《致江青的一封信》,视作重新认识“中国向何处去”的全新精神资源的?如饥似渴地搜罗当时能够搜罗到的所有新旧文史书籍,包括油灯下把浅度近视的眼睛熬成“疑似青光眼”的舍命阅读,并没有使我们因超出同代人的视野而显出独具异见、智慧超前。
　　此时,有一个今天说起来可以满天星斗、浪漫到家,当时却几乎闯下弥天大祸的事件进入我的回忆屏幕:一九七三年春节,在林彪“九一三”事件的一记大锤重击之下,在革命狂热中如梦初醒这一代人刚刚回过神来,开始想过点“自己的日子”的第一个春节(相较之下,我完全想不起来一九七二年的春节,在乡下是怎么打发的),那时候,我和阿光等声气相投的乡下友人们,已经为“五一七工程纪要”和不搭界的《啊,海军》,不止一回扯红过脖子了。于是我忽发奇想:今年春节,我们拉队伍到山上过,到儋州最高峰―― “纱帽岭”的顶峰,讨论多年来的老话题――“中国向何处去?”
　　我下乡所在的海南西培农场培胜队(当时叫“广州生产建设兵团五师一团第十连”),恰好坐落在“纱帽岭”的山麓。不要小看这座被当地人口音念成“沙漠岭”的浑圆山包,它正是一再进入过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诗文里的那座“儋耳山”。“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这是当年被贬谪天涯海角的苏东坡初抵海南时,“过儋耳山梦中得句。”海南西部地处黎母山支脉的丘陵地带,海拔本来就很高,突出其上的纱帽岭似乎貌不惊人,却是当地人口耳相传的、富于各种神秘色彩的禁足之地――有说那山里瘴气深重,住有一条会叫漂亮女孩子名字的千年巨蟒,一旦冲犯了“蛇神”领地,会横遭灾厄的(我后来把这一个“蛇神”传说,化进了我的长篇《迷谷》里);有说那片三县交界、汉黎交杂的山原,地形地貌复杂诡异,据说是“美蒋空投特务”的定点降落处,常常传出不明电台与发报机的讯号,此时登山露营,弄不好会惹出一大堆麻烦来的。出发前我悄悄向村里的老农工问寻入山之路,竟然一问三不知。全村人,真的没几个敢斗胆闯进那架烟锁雾障的大山,都劝我打消念头,莫犯傻惹事。
　　我自然不信邪。“漂亮女孩子”是不敢叫了,我仗着当时自己身居“团报道组”的一点组织调度能力,点着人头,纠集了整整十个精壮小子――当然都是平日谈得来、玩得开、不会动不动就向上请示汇报的“铁杆死党”。他们都来自不同的连队,早早就分了工,各自备好渡夜的行装干粮,只待大除夕假期一到,就分路集合到培胜山村。大年初一一大清早,大家驮着米袋背上锅,便浩浩荡荡向大山进发。
　　虽说“望山跑死马”,但毕竟村子就在不远的山脚下,入山之路,稍经当地黎胞指点就走顺了。一行十人以砍刀开路,攀藤蔓,穿沟壑,避过山蚂蟥的袭击,在潮湿多雾的热带雨林间“披荆斩棘”。时而粘了一身刺毛球,从一大丛说不上名字的葛藤中钻出来,或者被一堆怪模怪样、散发着腐臭气味的菌菇吓得绕道而行。气喘吁吁,且走且闹,午后时分,终于抵达了密树锁禁了视野的峰顶――其实这只是我们猜测的峰顶。因为前面再无高崖,但树高林密,根本望不见四周山原的景观。我们只从林间一个干枯山塘边斜埋着的勘查石桩(那是民国时代留下的,上面刻有海拔高度和三县交界点等字样)来判断:此处就是“纱帽岭”的最高点。这里林气阴森,视野局促,显然是不宜于宿营的。顺着指北针的指点,我们便朝背山的一面往下攀走,在一片长满野生香茅草的开阔缓坡上,扎下了渡夜的营盘。冬日天黑早,山上一片寂然。爬了一天山,大家似乎都累趴下了,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雀跃兴奋。我心中倒暗暗松了一口气:至少没闹出任何诡异之事。大家合力寻摸枯枝干柴,点起一大堆篝火,开始将砍下的一节节毛竹筒劈开,填上泡好的水米,再用细藤捆绑结实,扔到火堆里烧“竹筒饭”。如今留在我的记忆屏幕里,最清晰的就是这竹筒饭。大家吹着火烫的手指打开竹膛,焦煳味里仿佛蓄满了一山草叶的清芬,啖一口,被烟气呛得连连咳嗽,便大喊找水,却发现带上山的水壶,早在爬山途中就被喝光了。于是大家分路出发去找山泉水源,但峭岭上只见一片山石荒芜,哪儿来的水源!有人便忽发奇想:砍竹节取水!一行渴急了的愣小子们立即四出找竹子,砍竹子,果真,从各类新鲜竹节的竹膛内,聚起了微甜带草腥味的清水!如此折腾到新月初升,有水润喉了,大家也都累坏了。至于本次露营的主题――讨论“中国向何处去”,则就变得有一搭没一搭的。入夜山风寒冽,大家伙相互依偎着围着火堆取暖,无论我这个“主持人”如何引领话头,活跃气氛,大家对“向何处去”的“中国”似乎就是提不起兴致;倒是对这片山头磁场古怪,手上的指北针忽然失灵乱抖,明早下山的路该“向何处去”,变得忧心忡忡起来。果不其然,第二天下山,我们就在密林中迷失了。一伙人在蔽天野林、鳓竹藤蔓之间东奔西突,就是找不见来时旧路,直到傍晚落黑,大家才跌跌撞撞地来到背山腰上属于白沙县的一个叫“巴灶”的黎家寨子,还被黎寨村长热情招待了一顿晚饭,才算找回了下山的路向――这,就是日后我的长篇小说《迷谷》里,“巴灶山”的地名出处。
　　此次率众上山露营几乎惹出的弥天大祸,是我下山之后才获知的。那天,年假结束回到我的“岗位”――报道组所在的团政治处,平日待我不薄的现役军人李主任,绷着一张长脸把我堵在门口,劈头第一句话就是:“你总算好头好脸地回来了?没有被儋州佬砍掉手指、脚趾的送回来?”我听得头皮发麻一头雾水。李主任却拍拍我的脑袋,呵呵乐起来。原来,果真与上山前那个“美蒋特务空投降落点”的传说有关。大年初一那天夜晚,当我们在纱帽岭山巅开阔地燃起那堆篝火时,那耀亮夜空的火光,果真若“美蒋特务空降点”的烟火暗号,很快就被几个环绕山下村子的民兵发现了。山下的公社武装部接到了紧急报告。部长一阵紧张,正要动员环山几个村子的民兵,带备武器和手电、火把连夜围山,捉拿“空投美蒋特务”――据说前几年黎母山里果真逮到过几个披挂降落伞的“蒋匪”,都被愤怒的当地民兵砍掉了手指脚趾,才送去“军法审判”的。幸好,武装部长在下达命令前灵机一动,摇电话接通了农场总机,往山麓下我们团部的值班室挂了一个电话。果真天佑憨人,当晚值班的某干事恰好是知道我这个异想天开的“纱帽岭露营计划”的人,经过好一通解释,总算化解疑窦,一场迫在眉睫的大危机就此避过。“你你你,你还有脸笑!”李主任自己却止不住笑,向我正色道:“小苏炜呀小苏炜,你玩心这么重,眼看都要玩出焚山大火来了!什么时候,你才能长大一点儿呀?!”
　　“长不大”,“玩心重”,确实是追随我多年的“恶名”。我当时忍不住发笑,是觉得有点可惜:要不,满天繁星之下,群山颠连之上,置身于漫山遍野耀如火龙的围山火把与手电光之中,那该是多么浪漫壮观的景观呀!――这确是 “玩心重”的我,一时之间浮在眼前的想象画面。自然,我不敢拿这“浪漫图景”来跟李主任调侃。我日后获悉:幸好那晚山上的“中国向何处去”主题讨论乏善可陈,大伙儿都没提起兴致,更没讨论出什么条条纲纲来。因为,跟我上山的哥们儿随后都受到各个连队的盘查追问,大家伙报告的都是山顶缺水、指北针失灵之类的无趣事件,没有言及任何“敏感话题”,所以避过了追查,没酿出更大的祸事来。此次惹祸,最后以对我“缺乏对敌斗争观念”的一通批评警告大而化之。不过,说起来,我这个不安分的“肇事者”,倒真的是因为“玩心重”,日后,再一次避过了一场随之而来的政治风暴。
　　那正是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全国各个知青群落各种读书小组、“共产公社”发生大争论、大分化,同时开始大串联的年头(当年海南岛太偏远闭塞,我们与外界的联系,相对“大陆上”的知青群落要沉寂得多,其实当时我们对此种风潮并不知晓)。某一天,我的一位当时正在乡间攻读微积分和“灵格风英语”的好友梁文江悄悄告诉我:听说两三位广州十六中的高中能人――他们是粤西某个“插青点”(插队知青点)读书小组的,带着各种手抄本越海而来,现在就匿居在紧邻的西庆农场某队,想约我们西培这边的知青豪杰们过去一聚。我和梁文江当时都很兴奋,既意识到某种可能冒犯禁忌的敏感与刺激,也觉得是结交天下能人同道,同时显派我辈才情见识的大好时机,顿时“豪情满怀”,玩心大作。梁文江一时灵光乍现,说:“我所在的培文队有一条水利渠直通西庆场某队,我们何不选择一个上游放水的日子,找一个废弃的轮胎推到水里,顺流而下,漂流到西庆去会他们,那该是我等“西培人”何等漂亮帅气的“亮相出场”!我连声叫好,还提供进一步细节想象:我拉上阿光等一众“西培豪侠”,到时把我们准备的随身衣物、干粮,包括手抄本等等撂到轮胎上,几个人一边顺水浮游,一边吟诗作歌,讨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到了西庆上岸,一定能够亮出让他们惊艳的成果!但待梁文江找好废旧轮胎、打听清楚放水期之后,却忽然传来消息:西庆那几位越海而来的匿居高人已经闻见什么风声,倏然离去了。
　　随后某一天,我又一次被政治处李主任堵在了门口。这一回,却是正经八版的“个别谈话”――李主任再没有笑脸,绷紧长脸,“你坦白告诉我,你有没有参与隔邻西庆场广州知青最近的非组织小集团活动?省公安厅都派人过来追查了!”我心中大惊,却连声否认,信誓旦旦,“绝无参与任何‘非组织’之举。”“那你知道西培的广州知青里,有谁参与了西庆场知青的这次反革命串联吗?”纲越上越高,我自然满脸无辜,一问三不知,却暗自庆幸自己在这场骤起的危机中有惊无险,擦身而过。李主任却用一种似乎看透我的眼神盯视我良久,说出了一段几乎在日后“不幸而言中”的话:“小苏炜,我知道你玩心重,不安分,你还年轻,不知天高地厚。你可要当心,不要让自己一个不小心,就栽进了各种坑害自己的漩涡里去了!”
　　“玩心重”,果真成了我的无意庇护,也成了我的人生陷阱,这是好多年后的后续故事了。此事,却有几段余话值得一提:八○年代初,我自编自导的五幕话剧《同辈人》在所就读的中山大学“隆重公演”。我曾把当年这个“在漂流轮胎上讨论中国向何处去”的未实现的壮举,编排进了剧情里,成为当时舞台上两位主人公浪漫而后破碎的革命爱情的重要情节依托。为此,我曾经特意查阅过自己当时还保存完整的七二、七三、七四年前后的日记,想从中寻找当年的“思想闪光”,以印证剧情中“一代人觉醒”的流行主题。我记得,翻开还散发着煤油灯焦煳气味的陈旧纸页,那些当时的日记,读得我满脸愧赧,几乎有一种无地自容之感。――货真价实的“乏善可陈”!精神苍白、才情惨淡的青春足迹,在那里一览无余。尽管在那些不乏华丽修饰的文辞里也有激情,有烦恼,有思索追求,但,那实在是一种不宜在日后追忆中过分浪漫化和理想化的岁月留痕。是的,我知道,这自然受了“日记”这一形式的局限――形诸文字的日记,在那个假面时代,要么成为一枚定时炸弹,要么成为一种假面表演,那是“雷锋日记体”的遗传变种,其实,是很难留下真实的人生印迹的。
　　然而,记得当时,我也从日记里读到了当年被我恭敬录下的某些“手抄本”片断――不是当时流行并获罪的声名显赫的《少女之心》或《第二次握手》之类,而是同样声名显赫的类似“李一哲大字报”一类的当时的“民间思想部落”的文字留存。我还记得,其中一个当时我认为比“李一哲”更棒、更雄辩深刻的名叫“苏某某”的“论‘教育革命’”的手抄本文字,从教育角度出发抨击时政,因立论新颖、文字辛辣大胆而在知青能人间流传,被我详录进日记。但是,时过境迁,才只是三五年过去,世事图景与心态目光转瞬间已经是白云苍狗。那些当年让我仰之若星空河汉的文字却忽然变成了浅沼一汪,甚至几乎有点不忍卒读,这真是让我始料未及而抚之怅然若失的。
　　顺及:这些年我一直在设法查询追寻那位叫“苏某某”的粤地“民间思想家”的真实踪迹。日前偶然从粤海知青网上看到一个同样名字,便欲追踪而去。一位熟悉的知青网版主农友却忽然告我,“苏某某”且待我为你细细查询;但你同样查询的梁文江,却早已逝去多年了。我大愕。――却原来,梁文江,这位当年在乡间醉心高等数学,同样与我惺惺相惜的“山野爱因斯坦”,自七四年推荐回城读中专后就与我失去联络。这些年,我一直以为他应该早已在高科技领域里大展拳脚了,万未料想,早在八十年代中早期(正是我在《同辈人》中夸张那段“轮胎漂流”故事的时候),他就被恶疾夺去了年轻的生命!隔海怀想,世事苍黄,真让人生出无限慨叹!
　　
　　谁“失踪”了?
　　
　　还是把话题回到阿光。
　　回城前后,命运似乎刻意在我和阿光这一对“难兄难弟”之间,划开了鸿沟。我在一九七八年春作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七七级)进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就读。因为初一根底的数学在高考中考了零分,我是在未能进入录取分数线的情况下,由于以往些微的写作声名,在开学三个月后被中山大学“破格录取”的。阿光也在积极备考,七七、七八两届高考落第后,他在七九年将近超龄前夕,拼力一搏,终于进入了最低录取分数线,被广州一家师范学院录取。不料此时,他却患上了急性肝炎,身体检查过不了关,还未踏入高校门槛,就因得病、看病、养病等等杂事,糊里糊涂丢掉了学籍。或许,经过这好一番折腾,阿光也有点“无心向学”了,我却始终为他的满腹诗书被闲置抱屈。
　　那时候,整个社会百废待兴,我父亲的老朋友、老作家黄秋耘伯伯正在负责《辞源》修订版的主编工作,需要向社会招聘一批年轻编辑。我便力荐阿光应聘。据说应聘考试很简单,只需每人当场写一篇命题作文。不料最后结果出来,阿光还是落选了。我追问因由,黄伯伯无奈地告诉我:你的这位朋友作文写得不错,文辞清通,也富有思想,可是,就是一手字,写得太难看了。我心头一怵:字难看也是理由?又不是科举考试!黄伯伯直向我苦笑:你想啊,这是做词典的编辑,讲究的首先就是字、词的清晰准确,如果字都写不好、写不清,在编辑手上就出差错,那怎么行?――文字编辑的大门,就此便向阿光关上了。我想起七五年我上调农垦局之前,我在农场政治处留下的那个位置空缺――专职报道员兼宣传干事,我本是力荐阿光顶替的,不料却被上头打了回票。理由竟是:口音。阿光不善言辞(或说:官式言辞),说普通话的粤地口音很重,“他连自己的意思都表达不清楚,怎么做报道,搞宣传?”――唉唉,在为文路上,阿光可真是“动辄得咎”呀!似乎无关乎真实的才学质地、道德文章,却是不搭界的口音、写字、得病……“天时地利人和”,简直是处处跑出来跟他作难!
　　我不记得我是否把这些诸般“不顺”的真实原由告诉过阿光(为着不伤及老友的自尊,我似乎从未向他言及)。但我也注意到,他其实把这一切看得很淡。那时候,他是郊区茶厂一名三班倒的工人。我每个周末从中大校园蹬车回家,总要绕道海珠大桥,爬上桥畔巷子里的小阁楼。我见阿光下班回来,照样气定神闲地在那里读杂书、记笔记、写日记,除了为他当时分居湖南的农友妻子的调动伤神以外,他似乎对当时林林总总的那些为文“门路”和“出处”,不闻不问,无动于衷。――那可是一个弄文学可以“一夜成名”的年代呀!我愈是为他着急,他就愈加显得不紧不慢,纤尘不惊。我说多了,他反而跟我急:你少给我播弄你那点“世家子弟”的酸气!――“世家子弟?!”我大惊失色。我和阿光,一起滚爬过海南山里的洪水烈风,同样的人生起点与历练,同样的人文趣味以至知识结构,什么时候,“出身”――在乡间,我那父兄系狱的“大特务”黑出身曾经让某些人避之唯恐不及――竟然成为横亘在我们俩身前身后的沟堑了?自此,我开始变得敏感。浩劫过后,“臭老九”确乎开始变得“香喷喷”了,我的“民主人士”的父亲好似也略略翻转过身来。我怕冒犯了阿光那点“平民子弟”的自尊(阿光的父母原是家境殷实的小业主,公私合营后家道便逐渐中落了),便刻意回避跟他谈论这个“出入”、“进退”的话题。当时大学校园里恰值一片红火热闹,诸多新潮的社会活动已经让我有点应接不暇,阿光的小阁楼便渐渐来得少了。大学毕业后我立刻负笈西洋,自美归国后又进京任事,我们俩似乎渐行渐远了。虽然音讯尚通,见面的哥们亲热尚存,但是,也暗暗生出某些无形的隔膜。二度去国后,我一别故土经年,我们彼此,终于在对方的生活图景和精神视野里彻底“失踪”了。
　　真正让我重新认识阿光,并检视这个“失踪者”话题的,已是整整十年之后的世纪末时光。
　　那一年秋冬,母亲急病骤逝,我万里奔丧并陪伴老父过年,在暌别故土多年后,第一次与阿光重聚。那个周末,约好的见面时间却不见阿光露面,当他气喘吁吁出现在广州图书城侧边的茶楼时,寒冬日子,竟是一身的淋漓大汗。多年未见,阿光倒不显老,闪着汗光的脸庞还是我熟悉的那副爽朗眉眼,脸上漾着的还是那样带点嘲弄神情的微笑。他为迟到直向我抱歉,却不忘开玩笑:“对不起,我企了一天街呢,刚刚才完事!”“企街(站在街头)?”我很吃惊。“企街”在粤语里其实含贬义,或指妓女(“企街女郎”),或指乞丐。――阿光, 果然“带故事出场”了。原来,那段时间全国正大力推行“企业优化重组”,大量国企工人下岗就发生在那个时期。阿光所任职的那个省属公司连年亏损(那时他已上调公司机关),属下的茶叶公司和茶厂都在准备关闭,遣散下岗工人已经箭在弦上。这时候,阿光主动向总公司请缨:且慢关门遣人,他愿意出面承包某家茶叶公司,“死马当活马医!”阿光向我愤愤道:那是好几百张饭口呢,大家面懵懵(面对面)共事几十年,他们说关门就关门!对于那些官爷们,反正“阿爷”(公家)给他的钱一分不少,及时跟上“优化组合”的大形势,恰恰是他们的最新政绩呢!我出来“执生”(搅局),被视为不识时务。这不,我就是为救活那家公司,今天企了一天街!
　　我这才明白:原来,每逢周末,阿光就带着一帮伙计,亲自到广州最热闹繁华的北京路(一若北京的王府井),当街设摊推销公司的新产品,“好酒不怕巷子深”哩,阿光话里不无得意,“我到图书馆做功课,查清了公私合营前这家公司源自一家百年老店,就从头开始去擦亮这块历史品牌,打品牌仗!你看,我接手这家公司不到一年,就已经扭亏为盈了!”本文开篇引用的那段广告文字,正是阿光当时“打品牌仗”留下的手笔。
　　读到这里,我知道读者一定窃笑我在叙述一个某某“主旋律”的流俗故事了。但,真正让我动容的,却是阿光随后跟我说的一段非常“不主旋律”的话――“我从来相信,精神的价值高于权力的价值。我知道自己精神上比他们强大,对权力游戏却没兴趣,所以,从来就不惧怕什么。”阿光缓缓吐出这么一句“人文味十足”的话,让我恍然想见他当年在山野里的风采。“要让那些官爷们明白这一点,其实并不难。”阿光吟吟笑道,“其实,一切都是事在人为。我接手之后,这家公司很快就活了过来。红眼病、绿眼病什么的,全都跟着来了。最近又提出,要推翻原来的承包协议,这家有盈利的公司,要重新竞争上岗。于是,找你学历低的茬,甚至给你编排男女关系的故事,这些,我都可以一笑置之;最可笑的一条,是说我不务正业,不尊重领导,理由是:每次总公司领导下厂检查工作,阿光都让别人陪同,自己照样在那里下围棋!”阿光向我朗声大笑,“呵呵,就是这围棋,真正让他们服了气。――我可是围棋业余X段呢,他们背地里私下说:‘阿光这人其实什么都没有,就有那么一点精神,那么一股气。’――他们现在知道了,精神也值钱哪,还能赚钱哪!哈……”
　　那一刻,确实,有一种久违了的什么东西,从我记忆的深塘里翻搅出来。我一时说不清楚那“东西”是什么,但我明确知道,那“东西”是从当年那片山野里来的――从那些煤油灯熏黑的书页,从那次闯祸的“纱帽岭夜宿”和夭折的“轮胎漂流”,从那条黑麻麻迂回相送的九曲山路来的。我熟悉的阿光还在那里,他并没有“失踪”,而且,从来没有。那天分手之后,我赶着赴另一个约会。我注意到,阿光又一头扎到图书城去了。他仍旧是个书痴。买书、读书、藏书,仍旧是他不变的癖好。虽然,他早已完全不求闻达。
　　那以后,我和阿光又有过几次竖席长谈――就像当年在乡下熬光灯油读书聊夜一样,我们总是一人占据一个长沙发,一边瞄着电视上流走的欧洲足球赛事的画面,一边言说着各自这些年的人生历练和读书感受, 半躺半坐地聊个通宵达旦。我发现,自己这个早已职业化的“读书人”,虽然读了很多阿光未曾读过的书,却在很多两人共同读过的书中,往往并没有他读得深,读得细,读出那种摇曳丰盈的滋味――当时,那是我们在山野读书的一种特有方法:想法子把一本书微言大义地读得逸兴横生。比方我们共同读过一本残缺的《高老头》,在连封皮和作者都不详的情况下,却会在读书过程的细品细议中(比如比较“法国小说味”与“俄国小说味”的异同),用想象和理解相互补充,让书中内涵“充分挥发”,直到在思绪驰骋的云蒸霞蔚间,把属于巴尔扎克的魂魄召唤出来(我是在大学时期复读新版的《高老头》时,才确认:此书我们在山里时就曾读过;而且在当时,就把作者丝毫不差地认定为巴尔扎克)。我还发觉,阿光对当时人文学界的那些热门话题并不陌生。他跟我谈顾准的难能与可惜说:“都说顾准生不逢时,可逢时了、趋时了,就不是顾准了。”谈《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的写作得失说:“笔调太滥情,糟蹋了好材料。”屡屡让我陡然震惊:阿光一仍锐敏如昔,一仍“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思考知识分子的问题”(朱学勤语),并且,一仍能言人之所未能言,敢为人之所不敢为!以他的正气、才情、见识与胸襟,聚拢着周围的一大群“一口锅里讨饭吃的老老嫩嫩”,连那些以为在老地头上可以一手遮天“官爷”们,都要怵他三分。“你以为打基层工就不需要学识么?――学识和见识,照样可以当饭吃――有大用!”所以,他把自己称作“蓝领读书人”或“蓝领布衣”,工余时间依旧沉迷于读书、买书、藏书, “这是我日常除了养家糊口以外最大的一笔开销。当然,和你们这些白领、红领和金领的读书人不能比,你们是可以有课题经费报销的!”他说。我们聊及当下社会面临的许多问题――从“全球化”、“权力资本”到“学术腐败”,我才发现:和当年一样,我们仍旧有着那么多的 “问题意识”与感悟角度,是完全同步的,是可以发生共振共鸣的;似乎岁月尘烟、身份歧异、时空阻隔等等,并没有拉开我们精神心智之间的真实距离。
　　一晃数年过去。这些年间,我时时得空便返国一趟,与阿光及阿光们――当年农友中那些各呈异禀又似乎被世态湮没的“乡党”们,有着更多常态性的日常接触,我才幡然醒觉:当初阿光嘲弄我的“世家子弟的酸气”,所指何物了。――无非,即是那种古老而世俗的功名尺度,亦即今天的“成功尺度”吧?如果说,历史上蔑视权势与权贵、“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们、苏东坡们,从来就未曾在中国传统文化(哪怕是主流文化)的星空上“失踪”的话,那么,你可以说,今日的阿光和阿光们――这些不求闻达的“蓝领读书人”或“蓝领布衣”们,他们果真就在当代精神文化的星空上,“失踪”了么?缺乏自己的色彩与分量么?可以漠视可以冷待甚至可以嘲弄么?或者,还可以这样问:放在历史价值的天平上,那些可以有量化、产出价值的文字――比如“药为百病之茶,茶为百病之药”一类的文字(同样“考据”自《本草拾遗》),果真就比那些滔滔言述“福科”、“德里达”、“萨伊德”和“巴赫金”的文字,分量更轻,更加“不作数”么?!
　　记得那天,我们又几乎是大半通宵的神聊,天蒙蒙亮从晃动着“世界杯”足球赛事的电视机前爬起来(几乎每年返国探亲度假,都恰可满足我的足球饥渴――在美国,一般是看不到足球赛转播的),淡青晨曦间,我和阿光睡眼惺忪地挥手作别。他要去上班“踩街”(做销售推展),我马上就要登机西行。目送他的身影晃晃荡荡步下山坡――就像当年在海南的九曲山道上目送他离去一样,我心头忽然一动:或许,要说“失踪”,在当代中国精神文化的真实版图上,更不用说在社会政经变革的整个进程中,果真“失踪”了、缺席了的,反而是我自己――也许还包括我等号称“自我边缘化”的,或者自以为拥有“某某话语权”,或者喜欢在各种舶来的概念术语间高来高去的――“知识者”们。我所熟悉的阿光――无论是“民间思想家”或者“山野才子”的阿光,还是“蓝领布衣”、“业余围棋X段”与“茂芝堂第一写手”的阿光――包括阿光们,他们,始终在那里――
　　――在那个或者琐细沉寂或者喧嚣繁华或者时晴时雨的背景上,坦坦然也淡淡然地,站立在那里,行走在那里,立身、思考、言说在那里。他们构成着和影响着当下世态人心的基调与走向。他们是一条大河的川流,一座桥梁的骨架,一片星空的光点,一幅时代画图的底色――一种更真实更厚重的存在。他们,从来就未曾“失踪”过、缺席过。
　　真的,没有。
　　
　　篇末余话
　　
　　其实,我无意把这个“失踪者”的话题理想化、浪漫化,或者矫情化。
　　命运始终没有对阿光“网开一面”。我隔年便获悉:前面提及的那次“竞争上岗”,虽然阿光无论职业、眼光还是管理能力,都是众望所归的当然之选,但最终,那家由他一手重新擦亮品牌、已然连年从亏损变盈利的国有企业的CEO位置,还是经过种种“合理化”的操作――比如指他“学历太低”等等,把他“撸”了下来, 他只好“奉旨回调”。这里顺便说一句,尽管他经手救活的那家公司曾经获利丰厚,但阿光个人,多年来始终是两袖清风的。记得那回我们整夜看球海聊,阿光晨起匆匆赶去“踩街”,把我从美国带回来送他的礼物――一瓶大包装的多种维他命丸忘带了,他事后打来电话,让我姐姐代为保存转交,顺口冒了一句:你送的可是大礼。平日见老婆大人日忙夜忙的,人憔悴了不少(也是我乡间好友的阿光夫人现为一家中专的校长,阿光笑她是“永远的工作狂”),想了几次给她买点维他命却都住了手――“这时髦玩意儿,这里实在是太贵了,女儿正上大学,闲钱花不起哪……”由此,我约略知道他日常生活的清简。
　　有念于此――见他这碗“阿爷(公家)饭”吃得如此辛苦,当其时,我有亲友正在某外资大财团任要职,好几个经手的国内大项目都在急征能担大任的人才。我知道阿光这个人,平日活得掷地有声的,放在任何环境里都见质地、显分量,给他一个大舞台,绝对是个大将之才。我力劝他:“既然单位某些官爷们对你诸般不顺眼,你何必捆死在一棵树上呢?以你这样的人才身段,跳槽到外企,还不天天等着吃香喝辣的!”他朝我憨然一笑,却连连摇头,“承蒙你老人家高看我,可是此时,我是不能走的。”“为什么?”他的口气越是笃定,就越是让我好奇,“你不觉得,现在的池塘,对你太小了么?”阿光如此答我:“越是池塘小,才越是不敢随便干塘。在这样的池塘里,我自己再有能耐,也成不了一条大鱼;这几年之所以还能干出点声气,是有一大帮弟兄伙计,帮衬着一起打拼呢!无帮衬,就无饭开。我要是现在甩甩手就走了,那是要干掉一口塘的呀!”他把指头关节扳得咯咯响,“ 这样的事我不会做,做不得的。”看他一脸的肃然,我知道触动了他的某种底线,便不再劝。
　　说起来,这些年,阿光唯一被我劝动的事情,是二○○七年夏天,被我拽着(我也是被一位老农友越洋拽上的),结伴回了一趟下乡的海南岛,回到了当年一起垦荒种橡胶、一起在油灯下苦读无皮书的儋州西培山村。车子来到他当年所在的培荣队,村里当年相熟的老老嫩嫩全都在第一刻间就把他认出来了,同时也认出了我这个“四眼书生”――当年我以“傻大胆”著称,得空时常到培荣耍玩,没少在他们村口河塘那个高坝上翻滚着扎猛子,想必还让这些当年的野孩子、今日的老农工们记得。菠萝蜜树下,瓦舍堂屋里,我们被一众老叔老婶簇拥着,唧唧呱呱地争说着旧事――老知青们的下落去向,“某某和某某,还常在为某某事拌嘴吗?”似乎苍苍岁月只是昨日之一瞬,青春的喧闹,仍活现眼前。天热,我摇着一把大葵扇就不肯放手,嬉笑着让阿婶送给我带走(而今就挂在我美国的书房里),就仿若我当年登门,向她讨一勺白砂糖冲糖水解馋一样。
　　回到我的老乡居培胜山村,却是物事全非了。当年萧疏空旷的村落变得拥挤而残破,而我牵念多年的老班长洪德江和老队长梁汉武,早已因年迈退休,离村多时了。恰遇一场多月未遇的大雷阵雨。我和老乡亲们躲在队部里避雨,大家直说我“好脚头,带来贵人雨”,化解了山里多月的积旱。阿光和我相视大乐。我连说不敢当,当不起。阿光略带戏谑的眼神,好像在笑:你这个长不大的老小子,怎么尽遇好事,又扮起“贵人”来了?哗笑声和雷雨声中,环望雨中曾经熟悉如今变得陌生的胶林和瓦舍(茅舍则全不见踪影了),我看见那座绿蒙蒙的儋耳山――纱帽岭,还是那样千年不变地耸立头顶,心头忽然就有点泛酸。
　　四十年流逝的时光一如眼前号啸而过的豪雨,它也许在此一时化解了久旱,在彼一地却酿成了洪涝――“贵人”或“凡人”,“有幸”或“不幸”,也包括“得之”与“失之”,“成者”与“败者”――岁月长河里种种际遇异同,端看时空情境此一刻彼一瞬的更易选择,往往偶然多于应然,其实是作不得数的。无论历史与人生,命运与自然,有“变”就有“常”,有“常”亦求“变”。――轻看那些“变”的物事,守持那些“常”的存在,然后追寻那“变”中之“常”,“常”中之“变”,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或许,才会有定力,有余裕,同时也有兴味吧。阿光们在那边呼唤我上车,我知道自己又跑神了。摇着那把葵扇,由当年乡间跟着我淘气的那群野孩子(现在都是队长、支书了)陪着,我们顶着微雨围着老村再走了一圈,在被雨水冲刷的山道上,捡了一块山形的石英石(此刻就压在手边书页上)。揣上石头,挥手登车,我忽然想起史书上那个著名的齐景公感叹人生短暂的“牛山之泣”。曹植有《感节赋》云:“唯人生之忽过,若凿石之未�。慕牛山之哀泣,惧平仲之我笑。”杜牧则有《九日齐山登高诗》曰:“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
　　走笔至此,本应打住。想想,还是补上最后一笔:二○○八年恰值知青下乡运动四十周年。上言之我和阿光及众农友结伴回海南,就是应粤海知青网的邀约,为纪念活动热身。从海南回来,我和阿光,终于接续上了多年前的文字缘――仍旧以诗歌的形式,与农友作曲家霍东龄合作,完成了一阕粤海知青组歌――《岁月甘泉》,并于当年九月在广州“隆重公演”。“失踪”多时的阿光的“大名”,总算一遂我愿,与敝人并置,印到了 “太平洋影音公司”出版的CD歌纸上,为我和阿光及阿光们共同走过的青春岁月,留下了一点――“如歌的印迹”。
　　(责任编辑:王倩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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