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散文化语言_文化：遥远之水
时间：2019-02-14 05:39:0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二战结束，德国已成废墟。正当此时，德国历史主义学派殿后大师F・梅尼克(FriedrichMeinecke)以八十高龄，痛定思痛。写作了《德国的浩劫》一书，意在追根溯源，并寻求德国振兴之途。这本篇幅只相当一本小册子，内容都厚重深沉的论著，在四十多年之后，世界、欧洲和德国都经历了两度巨变的今天看来，其意义也许不显得那么迫切而实际，但它所提供的一种研究巨大事变和历史的思路、所给出的一系列命题及其方法论，对于我们经历过一场另样浩劫的人们说来，却颇富教育和启发意义，我尤其注目于他在生存为“第一要义”、经济是燃眉之急时仍然能够并且准确地注目于“遥远之水”的文化这一思想。
梅尼克作为史学大家和历史见证人，本可以写出史实与亲历结合的深具史识的史籍，有如德国另一史学家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在《德意志史》中所为；但他迫于时势需要而以写总结历史教训为宗旨的历史哲学论著为鹄的，尤其以文化性的探根寻源贯穿始终，从这样一个切入历史―现实的视角出发，他提出了许多灼见宏论。他的基本意见就是无论何时，一个国家民族，总要在物质―外在生活层面的追求之外，同时注意精神―内在生活的提高，注意两者的综合平衡，并为此采取一系列正确的社会发展方略。
他论及十九世纪后期的德国时，就感叹“这种强烈地屈从于现实，每十年十年地大步地前进着；而对于超现实的、更高一层的永恒的生活的关怀却隐退了。”(第14页)他不无原因和深心地说到，歌德有一次向德国音乐家蔡尔特谈到，“今天人们要的只是财富和速度。蒸汽机和铁路的新魔术，创造了新的对煤和铁的宗教崇拜。”(同上)这种崇拜自然是一种物质的崇拜和物质享受的追求。梅尼克是以这种物质“阴影”为出发点来追溯他所说的“希特勒运动”这场浩劫的历史一文化根由的。尔后，论及普鲁士军国主义，一方面肯定它具有的那种“高度道德品质、那种铁的责任感、那种服役时的禁欲主义的严格性，以及一般的品格的纪律化”，但是他同时又强调这也“造成了许多丰富的生活源泉的枯竭”。(第18页)特别是，他指出，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这种态势，就发展成“那种反文化的心灵”取得了“对那种长于文化的心灵的一场胜利”，而且，“这两种心灵之间的这一分裂，一直贯穿着整个十九世纪并延续到二十世纪”。(第19页，着重点是引者所加，下同)至此，希特勒就把德国历史发展中这“一切对他可用的材料和实质都一起纳入其中”而成为他创立纳粹运动和法西斯帝国的社会思想一心灵基础和“时代气质”了。以后，梅尼克又多次论到文化的此种裂变与式微，如何为希特勒所恶化和利用。他指出，普鲁士主义本来就是“历来所未有过的最低下的文化形式”(第21页)，而希特勒运动所煽起的追逐权势和享受的自私主义浪潮中，又使德国更美好的精神文化沦于毁灭。(第23页)作为希特勒走向国家社会主义第一步的“反犹意识”，更是一种普遍的“反人文主义意识”。(第26页)他还分析了科技―功利主义的功过得失。它无疑对于社会发展、经济增长具有推动力和巨大作用，但是那种工于算计、技术至上的观念和利益原则，又更多地朝着实际上的而非知识上的目标定向，就不免使人灵魂偏狭，“其他生活源泉枯竭”。梅尼克指出，在德国参谋总部里的军事―技术专家身上，就有此种倾向，而“在许多纳粹领袖的身上就能看到这种类型”(第26页)，他们的心态特征就是忽视精神―内在生活，表现为“反文化型”，缺少的是对于“生命的总体的全盘理解”。(第73页)总之，从深层次上、从人的灵魂方面来说，希特勒把一切正常的、合理的、历史潮流所鼓舞起来的民族的、群众的要求和愿望，都加以吸纳，捏合进他的“国社主义”杂烩锅里，并把一切歪曲化、极端化、恶劣化―恶魔化，终于变成他的“恶魔原则的总爆发”。这里，归根结蒂确实是一场文化的灾变和反叛。
因此，梅尼克还提出了这样的尖锐问题：在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兴起中，德国历史一文化中的“原始黑暗基础”与“恶魔因素”起了什么作用？但他不是简单地划线、定性、论罪，而是把它看成一种动态的、变异的、互渗性的，随周围条件和使用者的不同而“性质与作用分裂”的复杂问题，从而辩证地对待。因此，他的探究与结论是很富有启发意义的。比如他说到，希特勒的“强权国家的思想”，“其历史始于黑格尔”，然而这决不是黑格尔的过错，或他的论著即成“黑暗基础”与“恶魔因素”，问题是在黑格尔的理论，“却在希特勒身上体现了它的恶劣的致命的应用高峰”。(第24页)同样，尼采的反对基督教的控诉书，也成了希特勒反宗教的“背景”，他的“破坏旧道德纲目的超人”，也被利用为希特勒的“一个错误的指标”。(第41页)种下龙种，收获跳蚤。这也是历史辩证法的一面。
梅尼克还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来阐述这一问题，指出其极为复杂的形态。
首先，他指出，在人生和历史生活中，是都潜存着恶魔因素的。(第184页)这可以追根到人的动物性―非文化性以至社会分裂为阶级社会后的恶劣社会性。而且，它们平时潜藏在“社会的恶魔般的深处”，一到革命时代就化装脱颖而出，鱼目混珠(第160页)；所以梅尼克指出，伟大的变革现实的观念一出，“恶魔”总是会“同时作为推动者与受惠者也钻了进来”。(第122页)但人与历史又都不是这种善恶两分的状况。复杂的是，人身上的“神明成分和恶魔成分”、“历史中有价值的和无价值”的东西之间，都“恶魔般地密切联系”(第187页)；而且二者还“常常地表现出互相转化”。(同上)这真正是人类历史―文化的悲剧。但这却是事实。正如梅尼克所说“历史本身其性质就是悲剧性的”(第192页)，但问题在于认识它，特别是要有觉察到这种两个因素密切联系着的“历史思维”。(第187页)
属于这种“历史思维”的内涵之一，梅尼克提出了一个“灵魂换位”的问题。个体的人的灵魂以至一个时代的人们的总体灵魂，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异的，它们都有一个价值取向和发展总趋势问题。梅尼克说，“武装党卫队的恶劣精神”可以看作是“希特勒(时代)的(德国)的民族性格”。但是，这种性格决不是德意志性格原型。梅尼克说，这种性格之所以会形成，“是由于从歌德时期以来灵魂力量之持续不断换位的结果”。这种换位的基本内涵及其性质则是“合理的与不合理的力量之间的，灵魂平衡受到了干扰”。(第87页)他说的“合理的”即悟性和理性的力量，即注意文化、内在精神生活。“不合理的”即感情、幻想、渴望和意志力量。由此，梅尼克提出了“灵魂结构”和“灵魂平衡”的问题。这对互相关联的命题，其基本内涵就是合理的、理性的、人文的、文化的、精神的内在的生活，要同不合理的、非理性的、物质的、技术的、肉体的、外在的生活，保持动态的、异变性的、互渗互调、随机整合的平衡关系。防止“两种灵魂的分裂”。(第19页)他特别提出了“精神与权力的综合，国家建设与精神建设的综合、世界公民国度(We1tbürgertum)与民族国家的综合”(第15页)这个“大指标”、“政治、物质”指标；还提出“权力与文化的综合”。(第23页)
在这个问题上，梅尼克也表现出他的辩证的思维方式。一方面他多处指出，外部的理性化，会导致灵魂内部的损伤(第61页)，物质与权力的追逐，会导致精神视野的急遽狭隘化(第20页)，也会引起“文化衰落”(第3页)；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理性自身要达到尽善尽美，也必须从不合理的力量中汲取营养，感觉必须把它引到一条达到善、达到限制自私自利、达到一切道德和宗教的目标的道路，幻觉也必须把它引到通向美并从而使灵魂由一心为私的欲念之下解放出来的道路。……其中任何一个的片面发展，无论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灵魂力量，都会威胁着破坏整体，并且越走越远，最后将能导致对个人、对群众、对整个民族的灾难。如果一场事变的风暴把它们推向危险的方向去的话。”(第59页)总之，用梅尼克以诗意笔触写出的抽象表达来形容，就是：
……最好是每一次在必要地观察了现实之后，再来仰视一下人类最崇高的星象。(第192页)
地上和天上、物质和精神、具体和抽象、现象和“星象”，实际物质生活和精神内在生活的平衡，这就是在悲剧性的历史中，人类解脱自身的路。路在脚下，但如何走，还有许多具体的、实在的、时代的、民族的问题在，要求人们不断地求得合理的解决。
当年在浩劫才去、战乱刚停、满目疮痍、废墟触目之时，梅尼克以“拯救德国精神”为他论著作结，重复提出歌德时代的德国灵魂，并认为是在“祖国山河破碎之时”所能见到的“永不破碎的”、“永不磨灭的”德国特色，人们不免感到不切实际、远水无益，甚至难免迂腐之嫌。那么，现在，当德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并证明文化一科技在其中所发挥的第一重要作用之时，我们不得不佩服他眼光的深邃和远大，而当想起七十年代德国经济已经称雄世界，却又发生了三大恐怖案，社会问题严重时，谢尔总统在为被劫持杀害的雇主协会会长施莱尔举行国葬时所说的话：“我们过去优先考虑经济因素，使技术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但是，我们长期以来，没有考虑人性是否受害的问题。”我们又不禁惊佩梅尼克不愧史学大师，其对历史的总结何等具有预见的力量、穿透历史与现实的力量。诚哉斯言，痛哉斯言！
(《德国的浩劫》，〔德〕梅尼克著，何兆武译，三联书店一九九一年七月版，4.10元)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