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诗神的踪迹:诗中的我为什么要追寻风的踪迹

时间：2019-02-15 05:35:51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尚未形成深厚的诗歌传统。如果说有，也只能说是承袭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诗风。而这个时代的美国诗人，却在迫切地追求美国自己的诗歌了。于是，要“反传统”，反浪漫主义，也反象征主义。如同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们要撷取古希腊艺术做文章一样，美国这场新诗运动的领袖们从中国古典诗歌中发现了他们苦苦寻觅的东西，因此，他们几乎是毫不犹豫地采取了“拿来主义”。这一世界文学史上颇具戏剧性的事例，是值得认真探讨一番的。赵毅衡撰写的《远游的诗神》便是就此进行深入研究的一个成果。
　　假使确如美国诗人庞德所说，“诗人是一个种族的触角”，那么，诗歌的民族性就该是最鲜明的了。或许正因为如此，当一个民族的诗歌冲破了本国的疆域，而为另一个民族所“发现”的时候，它才格外能够给对方带来新鲜感，中美两国民族文学、文化传统的疏隔、差异，使热衷于中国诗歌的美国诗人无法准确把握它的基本精神――不论从外部还是从内部。但是敏感的诗人却一下子捕捉到了一种异国情调：
　　
　　“美国新诗运动诗人把中国古典诗歌看成典型的反浪漫主义诗。同时，他们还认为中国诗是充分现代化的，甚至题材上都是充分现代的。当然中国诗里没有汽车、摩天楼等素材，但中国诗用友谊来代替对天使般的情人那种激情，用离愁代替失恋时要自杀的痛苦；它用日常事物和自然景色来代替西方威势赫赫的神或半神式的英雄。”
　　
　　当然，他们对中国古典诗歌的介绍远非全面，这原因既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但是正如诗人奥登所说，每一种新诗风开始时总出现一种“心的变换”，他们的选择便恰与这“心的变换”相吻合。当我们看到以另一种语言出现的“中国诗歌”时，定会产生面目全非的感觉，这或许可以果树的嫁接相类比，那么这又是不值得遗憾的了。
　　
　　“除了题材之外，中国古典诗歌使美国诗人感到‘现代得出奇’的地方是风格，西方诗歌传统上是夸饰型的，而中国诗，用庞德的话来说，就是‘接近骨头’。西方诗是有一分讲十分，作感伤性的发泄，中国诗是有十分只讲一分，隐而不露，因此‘克制陈述’是中国诗的基本手法。”
　　
　　中国古典诗歌韵律精严，束缚较多，而这不但没有成为传播的障碍，反因它与英文诗歌的韵脚完全不合，而获得了更大的自由――逐句对应的翻译既然不可能，便干脆舍此而译成自由体诗。因此，美国新诗运动的倡导者从中国诗歌中获得的主要是意象的设置和排列以及由此产生的意境。它导致的直接结果便是诗人们在创作中以“意象的迭加”，代替了复杂的结构，繁复的比喻和逻辑上的环环相扣。更有极端者如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甚而提出“要事物，不要思想”，以坚持使用描述性的意象。
　　固然，以庞德为代表的意象派的形成与中国诗歌的影响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然而无论如何，后者所起的关键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本书作者基本上使用的是“影响研究”的方法，即直接接触两国文学的作家和作品，并列出确实存在的“事实关系”。但是作者又并没有囿于被这一学派限定的“‘比较’二字仅仅具备科学的含义，而无需作美学的评价”，实际上，既是比较文学，就不可能仅仅是事实的排列，它必然也必须要涉及到美学的范围。因此，本书在“影响的存在”、“影响的中介”两章之后，便自然地转入了美学领域，在“影响的分析”标题下，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在比较文学中排斥对东方文学的研究，这虽然已是过去的事情了，但至今在这一领域中，仍可以说，对东方文学研究的重视尚远远不够。美国新诗运动受到东方、特别是中国诗歌的影响，这几乎是大洋两岸搞文学研究的人都知道的事实，而却没有人用更充足的论据来切切实实地认真探索这种影响究竟达到什么程度。远游的诗神》做了这个尝试。作者循着诗神远游的行迹，探讨着她怎样由一个温良含蓄的东方女神，飘洋过海后，幻化为潇洒奔放的自由之种。虽然还不能说论据已经够充足了(因书中某些论点还属于推测)，但材料的确是丰富的，主要的论点也具说服力。
　　
　　(《远游的诗神》，赵毅衡著，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七月第一版，1.5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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