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什么不用节能灯?]不用电的节能灯
时间：2019-02-16 05:41:4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二○○九年初在英国议会大厦旁听下院辩论，一是感慨时为反对党领袖的卡梅伦口才之好，在逞口舌之强的议会政治下，这位借一席华丽演说荣任保守党主席的前王室后裔，继而问鼎联合王国首相似乎只是时间的问题；二是感慨昔时“日不落帝国”的权力中心竟如此晦暗不彰，十九世纪的瓦斯宫灯如记忆般昏暗地守护着这座哥特式建筑的每个角落。穿行在它幽旷的走廊里，时间回流了，移步换景处，维多利亚、小皮特、丘吉尔等一一从两侧巨大的肖像壁画里走出来，现实的穿行者反倒虚化了。对于议员这样的例行穿行者，先人们的想象性在场不断地为他们再现整部议会政治史，并仪式性地规定了他们与历史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宫灯参与了一种保守主义视觉美学的营建，而保守主义的视觉美学与保守主义的政治原则之间，谁隐喻了谁？
造访伦敦之前，以为只有剑桥这样的“琥珀之城”才将物质享受与精神福利的关系配置得如此�格不入于这个时代：一方面，九万剑桥人奢华地分享着三十多座城堡式教堂的灵魂呵护；另一方面，实体意义上的剑桥仍活在历史中，仿佛来自中世纪的瓦斯灯光聊胜于无地照拂在确凿是中世纪的街道上。在剑桥，历史作为存在比“现在”更毋庸置疑。剑桥的路政设施总在修修补补，而且修旧如旧。在这种“修修补补的保守主义”中，不是历史为现在让路，以创造一个无历史的现在，而是现在被历史吸纳了，成为扩容了的历史的一部分。
难道不是只有“现在”才是唯一重要的存在，而历史可以轻易创造？在中国，一项经济政策的出台，一次抢先触线的跨栏跑，一部票房过亿的影片，不都在宣称“创造历史”？“革命”搁置了，断裂思维依旧。一个尚未彻底作别计划经济年代的民族难以理解剑桥/英国对历史的尊重，在“全面社会工程”的视域下，具体的历史不过是“历史必然性”的又一个例证。这种“历史必然性”的天堂之光不但灼烧了未来（开放性），也焚毁了过去(唯一性)，而同时失去了过去与未来参照的“现在”无法兀自确立。构成今日中国时代情绪的茫然无措，不仅源于空间上的无从定位，更源于时间维度上的自我迷失。而英国人对历史的尊重，正是在不断地和历史保持对话及不断地丰富历史内涵的前提下使现在和未来成为历史的自然绽出。这种经常被称为“经验主义”的历史态度不以上帝自居，不试图以“历史必然性”的口吻居高临下地解释世界和为世界的问题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不因为弄懂一个分子式就以为可以弄懂整个世界。“历史必然性”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发现了历史必然性并依据必然性来设计的历史，与没有发现历史必然性因而只能在盲目中自发演进的同一段历史是否会表现出同样的形态？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历史必然性的发现与否意义何在？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历史必然性寄身何处？
但是，至少可以把低效污染的瓦斯灯换成节能灯吧！在我国公共照明史上比瓦斯灯领先若干个时代的高压钠灯都处在淘汰之列了。发起于路政系统的“推倒重来”运动，作为当下中国“环保创世纪”的一部分，笃信“绿色低碳”再造世界的能力，其标准句法是：一旦用“低排放，低能耗，低污染”甚至“零排放，零能耗，零污染”的新灯具（通常指太阳能技术）取代“高排放，高能耗，高污染”的旧灯具，则不但照明的亮度增加百分之几十几点几，而且每年可以节省电能多少千万度，相当于节约电煤多少百万吨，减少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多少万吨。如此违背辩证法精神的表述靠忽略以下考量而成立：首先，新灯具的生产消耗几何？新灯具的配套建设消耗几何？这些消耗不仅包括能源，还包括原材料、劳动力和机器设备等物质资源，即广义的能源，而这些消耗最终都会以碳排放和环境污染的形式表现出来；其次，原有照明系统的人为废弃（物品折旧或无形折旧）造成多少资源的浪费？这些提前报废的设备又会造成多少万吨的以二氧化碳计算的污染？最后，在每个具体的灯具更换工程中，它所节省的资源与消耗的资源之间究竟形成了怎样的数量关系？它在“节能减排”的同时又制造了多少能耗或排放？所谓“低排放，低能耗，低污染”的产品修辞，表达的是一种事实，还是仅仅是一种修辞？
把环境保护归结为统计学是不可原谅的简化，统计学无法承载环保所关涉的复杂的结构关系，而且它所代表的近代科学理性正是造成生态灾难的直接原因。理论上我们并不否认“中立”的科学理性同样可以服务于环保的可能，但科技史表明，围绕科学理性的“中立”光环更多的是为了逃脱意义追问而出示的借口，它在“工具理性”的别名下早已被功利主义腐蚀得变质了。在实验室的刑具上拷问出来的自然规律，被义无反顾地用于与自然作战。当传统农业仅仅在地表伤及自然的发肤时，人类还用宗教和牺牲对自然表达补赎；而当科学与工业对自然抽筋吸髓的时候，宗教却被斥为愚昧，牺牲被诊断为心理学上的怪癖或精神病学上的自虐。失掉了宗教制衡的科学理性彻底解除了人与自然的正常关系，人类对自然只有索取，自然则只能接受索取，并在索取超过限度时以自然灾难的形态进行被动的反弹。而由于自然无论在直接性还是在抽象性上都远大于人类自身，并且构成了人类的前提，自然灾难将直接演化为人类的灾难，生态末日将首先是人类的末日。在日益清晰的末世论图景面前，核扩散也不是恐惧的来源，而更像人类转移末世恐惧的一个恶作剧。环保不能不成为当代具有末世拯救意味的最高政治。但是，在科学理性的范畴内，环境问题注定是无解的，理性甚至无力证明个体应对整体环境负责这一基本的生态伦理，因为这违背基于“理性人”预设的利益最大化原理，个体在环保方面的投入与所得建立不起会计簿记上的线性比例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来都具有形而上的性质，回避对人的超越性的思考等于在存在论的层面上积累思想隐患。即便出于纯粹生存的目的，我们也必须假定，自然内在地拥有某种绝对的尺度，这个尺度安置、界定、激励和引导万物，对此我们只能以距离和沉默表达敬意。致力于修复人与自然关系的环保，其出路在于成为古老宗教的现代回声，再建宗教罪感的现代体验，这种体验本质上同意识到人类侵害了自然的正当权利有关，即便不再赋予自然以神正论的地位，也至少承认自然的主体性身份，从而与人类形成一种主体之间的相互成全的关系，根本上改变人与自然之间基于科学理性的对立关系。
环境问题不只是节能技术上的缺陷，可以通过技术改进而解决；环保更不是理性的计算或算计，它在本质上是反功利的，要求非理性的牺牲精神。――或者说，它的理性是更高层次上的社群理性，而不是近代所标榜的个体理性。
节能灯是否节能？单就节能灯自身的功能看，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若把节能灯的安装放置到牵涉折旧与报废的工程语境中，答案其实超出了我们的计算能力。节能灯并不是或并不一定是一个科学的命题，毋宁说它更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有关环保的神话。
作为哲学的环保起于对生态灾难真相的认知与揭示，这种揭示由于客观上切中了当代世界最为根本的环境体验，进而启动了由真相到真理的转变过程，并据此对生活世界实施逻各斯的统制。而一旦环保具备了定义“政治正确性”和派发道德身份的可能，它所开启的话语空间便不得不接受更先在更强势的社会力量，尤其是资本的殖民。事实上，环保的意识形态化本身就是资本强迫自治自洽的环保话语王国开放为超级符号市场以容纳竞争性阐释的过程。自十九世纪科学取代宗教成为认识与改造世界的图式，资本作为科学的孵化器便充当了知识/生产力体制的庇护者和新的权力终端。上帝创造了一个自然的世界，资本则创造了一个人工的世界，资本作为新的造物主而领有现代世界的一切。资本还通过为现代文化设定基本词汇和提供全能的定义机制，而成为现代社会的一元论、最高真理、终极理性，和当代人的集体命运。同时支配了物质和象征两种生产方式的资本与其市场和消费主义一道组成了世俗时代的“三位一体”，取代了圣父―圣子―圣灵的基督教三位一体。资本首先有选择地让某些环保话语成为抽离特定语境的仅仅作为意识形态加以运作的象征符号，然后将这些符号程式化地应用于产品开发与销售策略，在便利地使“环保”服务于资本增值的同时也让这些遭受符号学盘剥的话语凌空蹈虚，不再回指环保本身。资本对环保话语的扰乱是环保的通天塔难以建成的关键原因。
资本与环保不是无关，而是负相关。资本不但是环境恶化的终极原因，环境恶化本身还可以利用为资本赢利的空间，比如纯净水、空调制造出来的“自然风”和绿色蔬菜。资本对环保的收编彻底解除了后者的批判性。资本使环保表现为直接物质性的技术现实，而环保成了资本的职能。被资本裹挟了的环保除了被裁剪成资本话语织品上一块块招摇的补丁，不可能从根本上质疑资本在宇宙论上的原罪。环保汽车、环保内衣、环保方便袋，“环保”作为自我施魅的神话取得了空前的认同。借助“碳排放权”这一概念，西方发达国家的碳基金公司不但将碳排放权商品化，进而还推动了碳排放权市场的虚拟化以及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开发。国际资本化腐朽为神奇的“废气变黄金”过程显然早已从“低碳经济”的目标中异化出来，但正是“低碳经济”这一说辞使传统产业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西方国家占据了经济伦理的检阅台，为全球经济启示了新的游戏规则，为“核心竞争力”赋予了新的内涵，为原有国际等级秩序的维系提供了新的权力技术，最后，成就了所谓“第二次现代化输出”的新的意识形态。新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在于：靠牺牲本土资源或环境为西方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第三世界车间，它们的牺牲非但得不到补偿，比如资方无偿提供的节能技术，反而还必须以购买碳排放权的方式为自己购得牺牲的资格。当碳排放权由此成为资本获利和投机的工具时，将“低碳经济”的承诺轻易地托于资本之手，其荒诞何异于与虎谋皮！
经由资本的中介，环保从关注环境到推销商品的职能转换悄然发生，“低碳经济”亦在不觉间经历了由限制碳排放到利用碳排放疯狂吸金的异变。消费主义作为全球化资本时代的总体性意识形态，它的那套理解世界的框架决定了它只能将环保与消费联系起来，我们非得作为消费者才能从事环保。在“人民”（people）解散为“人们”（mass），社会共同体分裂为个体和国家这对立两极的现代文化结构下，消费主义为精神无着的人们提供安置生命意义的廉租房，廉租房的房客们身为消费时代的既得利益者，自然发不出对于环境污染的形而上的抗议，他们宁愿相信污染不过是为无限美好的消费社会所纳的税，至多考虑在工艺技术的范畴内做些补救。因此，消费主义作为资本的自我意识，它对世界的控制根本不必诉诸人身占有这一粗暴而昂贵的关系。消费主义或许作为某种外在压力而出现，但它的统治通过人的内在服从而实现，这种服从因为卸掉了存在的重负和意义的诘问而散发着难以抵抗的诱惑力；而且，消费主义是一种简化世界的观念装置，它使我们觉得像环保这种严肃的事情也可以用一种轻松的消费加以完成。消费主义的环保根本面对不了真正的环境问题，面对不了生态危机已转化为生存危机的事实。为了满足我们对环保产品强迫症般的需求，更多的资源被消耗，对环境的污染变本加厉，只是――而且因为――这次使用了“环保”的名义。“环保”这个词已经风干成一具图腾，在资本为环保改建的语言家园里，真正的环保主义者没有片刻在家的感觉，人们正在丧失反思和追问的能力：环保到底是什么？保护什么？以怎样的方式进行？消费主义化了的环保是否还能同自己的真实需要进行对话？能否建立同资本决裂的解释框架，以安置环保的叙述，重建语言与现实的关系？如何使环保成为一场生存革命，以真正环保的生活方式取代消费主义，而不只是一场心在庙堂的文化叛乱，叛乱是为了资本的招降与安抚？
严格地说，消费主义也不是人性失败的原因，它只是搭建了人性表演的舞台。资本/市场/消费主义本身都是无辜的，使它们臭名昭著的是人本身。消费之成为主义，源于人们把它感受为诱惑，源于人们对于它的诱惑只是作为被动的客体加以接受，而不能作为有意识的主体加以批判性的面对。如果每一个人都能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和力量，以个人的方式承担某种共同体的命运，确立责任对于欲望的优先秩序，环保的达成根本不需要叠床架屋的组织结构，不需要“自然之子”之类标志特许经营的官方执照，不需要到各色基金会申请赞助和打横幅表态，需要的只是――也只能是――每个人改变一下他们刚刚习惯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而已。这样的环保在意识形态上注定是不正确的，它不得不站在消费主义、GDP、市场原教旨主义以及增长福音派的对立面上，这也是资本之所以要收编环保的原因。结论再清楚不过了：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环保，有的只是对现代消费与享受权利的牺牲。如果环保不意味着自我牺牲，它还能是什么呢？
像“现代”本身及其众多的观念衍生物一样，“低碳经济”的概念也源出于“修修补补”的英国（见二○○三年的官方报告《能源白皮书――构建一个低碳经济》）。但在传统制造业整体移往海外的英国，除了倡导自行车出行和垃圾分类回收之外，我不知道它在“低碳经济”方面已做了什么，或还能做些什么。或许“修修补补”本身就是环保的最高哲学。易言之，“低碳经济”之于英国，并不构成一种理想，而是一种传统，尽管只是到今天才得到如此表述。如果你能想象得到，二十一世纪的剑桥与徐志摩再别的剑桥甚至与拜伦游学时的剑桥在人文或自然景观上几乎没有变化――剑桥的民居多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如果你能想象得到，二○○九年西敏寺的车流当中就有骑自行车上班的时为两大在野党领袖的卡梅伦和克莱格――头发凌乱的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至今还在骑自行车上下班，没有保镖随行；如果你能想象得到，由于“二战”后下院议员数远超座席数，占不到座位的议员们挤站在议长的高座旁参加议会辩论已成新的政治传统，因此议会也不会有扩建或重建议事厅以彰显政治尊严的打算……如果你能想象得到如此这般的英国式细节，相信你就能理解他们无意更换节能灯的理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