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百年前中日合编的教科书】 中日合编教科书
时间：2019-02-16 05:43:0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东亚普通读本》初版于光绪三十一(一九○五)年,是一部稀见的中国近代教科书诞生初期中日合编的教本,也是笔者所见最早的“国定本”教科书。该书现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和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有藏。这部读本未见学者研究,只有台湾学者司琦教授主编的《小学教科书发展史》(台北:华泰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二○○五版,上册,711页)一著中予以介绍。
该书为线装,封面整肃庄严,印有:“泰东同文局撰;大日本国敕任贵族院议员/大清国钦赐二等双龙宝星伊泽修二监修;大日本国泰东同文局前协修/大清国京师大学堂教官江绍铨校补;大清国直隶学务处督办/五品卿衔翰林院编修严修阅。”版权页上注明著者是伊泽修二,泰东同文局发行,印刷于东京。封底写有“明治三十八年五月/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刊行”以及“书经存案 不许翻印”的字样。
书分六卷,每卷一至四章不等。每卷前饰以龙云花边的“圣谕”,说明该卷主旨,例如第一卷圣谕“孝顺父母”,第四卷为“教训子孙”。各章前均配有插图。十六章题目分别为:孝行、友爱、妇道、勤学、立志、交通、勤勉、节俭、廉洁、诚实、仁慈、忍耐、谦让、忠节、智识和刚勇。每章内容都包括叙论、嘉言和懿行三部分,依次诠释说明该章主题、选辑经典中有关语录名言,以及选录古今圣贤行为。
以第一章“孝行”为例。叙论开篇为:
生汝者谁?非父母乎?养汝者谁?非父母乎?汝知父母生养之恩乎?吾今试语汝:……
叙论先讲父母养育之恩,然后阐发“孝为百行之首”的道理,并将孝分为属于父母者和属于其身者两类,以孔子、曾子之言为代表,说明孝包括事父母和立自身两方面内涵。关于孝道的嘉言,是从《孝经》、《礼记》、《论语》、《诗经》、《礼记》(《中庸》、《大学》)等典籍中选取,例如《孝经》中的“夫孝,德之本也,教之繇生也”等句。至于古今圣贤懿行,则节取《史记》等典籍中有关虞舜、曹娥等四十二例事迹。
这部书首先引人关注的是“东亚”二字。
晚清是中国人“亚洲意识”确立的重要时期。据邹振环先生的研究(《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年版,30页),明清之际利玛窦首先将欧洲地理大发现的成果介绍给中国人,“五大洲”的空间概念从此进入中国。瞿式谷在《职方外纪小言》中谈到中国属于“居天下五之一”的“亚细亚”,可见中国士大夫的世界观已渐受影响。不过中国人近代地理学体系的建立、近代地理知识的普及性传播是在甲午之后,依靠新式教育制度和大量译介日文书籍而成。笔者曾考察一八九○至一九一五年间数百种汉译日文中小学教科书,其中地理教科书三十八种,有“万国地理”、“世界地理”、“外国地理”等名目,“五大洲”已成为当时社会的基本常识。还有近代地图,例如光绪二十九(一九○三)年前舆地学会就译印过一种《五大洲总图》,推动了“亚细亚”观念的普及。更重要的是,近代以来亚洲各国共同面临欧美诸强国的侵略,急需应对危局,一九○三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对此都不讳言:清政府要求中学堂历史课“示以今日西方东侵、东方诸国之危局”。这种危机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区域认同心理,“东洋史”的研究和书籍编译盛行一时。故二十世纪初,“亚细亚”从一种新鲜的地理名词,逐渐成为中国人有归属感的区域。读本以“东亚”为名,也证明了这种状况。
书名“东亚”还显示,该书应用范围涵盖中日两个东亚大国。著作内容中,圣贤懿行举例不限于一国,包括中日英法美澳等诸多国家,但以中日为主。例如卷三第五章“立志”,中国的例子有汉代终军、三国刘备等十三例,日本的有源义经、新井君美、二宫尊德和伊能忠敬等四人,英国有“发明蒸汽”的“惹迷士瓦德”,法国有“名画士古劳德罗伦”,美国则是“亚伯拉罕总统”。
著作以日本学者伊泽修二的编著为基础。伊泽修二早年曾赴美留学,甲午战后出任台湾总督府学务长,是日本近代教育的奠基者和日治初期对台湾近代教育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二十世纪初,时任日本文部省编译官的伊泽修二和来访日本、积极引进日本近代教育体系的中国学者罗振玉有过不少接触。伊泽和罗振玉“详论译书事,意欲合中日之力,译印教科书,而定版权之法制”,伊泽多次表示两国合作、帮助清政府进行教育改革的意向,他还告诫来访的罗振玉,中国编教科书“不可遽忘乎道德教育,将来中学以上,必讲孝经论语孟子,然后及群经”(罗振玉:《扶桑两月记》,见吕顺长编著:《教育考察记》,杭州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 222页)。当时很多日本教育界人士对于来访中国官员的建议,都是以尊崇儒家教育为宗旨。清政府学习日本后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以《孝经》、‘四书’、《礼记》节本为初等小学必读之经”;“以《诗经》、《书经》、《易经》及《仪礼》之一篇,为高等小学必读之经”。从《东亚普通读本》的内容来看,可以说贯彻了伊泽修二和清政府教育宗旨的共同意愿。就在该读本出版的同年,伊泽修二所著《教育学》被翻译为中文,同样由东京的泰东同文局印行,以供中国学者参考。
中方阅稿者为时任直隶学务处督办的著名学者、教育家严修。他在一九○二年、一九○四年两赴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得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的赏识。袁世凯将直隶学务司改为学务处,将严修由贵州学政之职擢任学务处督办。严修在督办任上校阅了此书,还筹设开办了今天南开大学的前身――私立敬业中学堂。该读本出版当年,他又在袁世凯举荐下就任学部侍郎,施行新教育改革。
校补者江绍铨不是别人,正是几年后因创办“中国社会党”而留名于史的江亢虎。当时他年方二十二岁,已学习日语并两赴日本考察政治,与片山潜、幸德秋水等日本社会主义者有所接触。袁世凯对他更是有知遇之恩,曾任命他为北洋编译局总办,负责编写华北五省中小学教科书,兼北洋官报局总纂。校补此书时,他正担任京师大学堂日文教员。此时他开始从一个维新勇进之士转向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乃至“社会主义大师”。早在一九○三年他第二次赴日时就提出“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的“三无主义”思想,但鉴于国内舆论控制严厉,故将自己的“三无”主张搁置起来秘不示人,直到一九○九年以“某君来稿”的笔名,在吴稚晖等人创办的巴黎《新世纪》杂志上发表自己的“无家庭主义”意见。承担这项官方重任之时,他处于抑制但不放弃自己无政府主张的状态。能与中日两国成就卓著的学者比肩,可见江亢虎确有不羁之才,而且在文教领域具有一定地位,颇受清廷赏识。
著作最后告示本著同时在日清两国发售:“发卖所”包括日本东京、大阪和神户等地的开发社、国光社、育英社、丸善株式会社及其分社、文求堂书店及其支店、并木商店和川濑日进堂等九处;在清国有(上海)泰东同文局分局、扫叶山房、点石斋、(北京)维新书局、直隶省官书局、(天津)小粟洋行、湖北省官书局、(江苏)明达书庄、玛瑙经房、(浙江)史学斋、四川省图书总局和福建省志信洋行等十二处。如此众多的发售地说明该书在中日两国有较广的销售范围。
可以看出,该读本是二十世纪初中日文化密切交流的反映。中日文化源远流长、交融深厚,故而读本内容以儒家文化为主,易为双方认同。同时日本明治维新后成功的近代化转型,引起清廷朝野的重视和学习;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一系列遭遇有效证明了政治改革对于国力强大的推动作用,由此形成晚清官民赴日考察高潮,从甲午之后持续到整个新政时期。这远近两个原因应该是双方合作的基础。清末民初中国人翻译日文教科书为数不少,但是作为中日共同使用的教本,它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极为罕见的中日合编教本,这正是《东亚普通读本》值得关注之处。
从另一角度来看,在清政府“新政”的背景下及近代新教育建立和教科书诞生的脉络中,这部教本是笔者所见最早的“国定本”教科书。
前文说过,这部读本背后隐现着袁世凯的身影。该书出版时,正是袁世凯身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要职,为疆臣之首而权倾朝野之时。读本出版当年还是袁世凯再次领衔上奏,科举制度终于废止之年。清末各项新政,包括办理近代新式教育,袁世凯多有创设之功。故而这部读本可视为袁世凯为主角的清廷官方所确立的新式学堂教科范本。
一九○二至一九○三年“壬寅―癸卯学制”颁布,近代学制建立。清政府着手规划各项文教政策,包括制定新式教科书的编审制度。时有“国定制”和“审定制”两类意见:“国定制”以前后两任管学大臣孙家鼐和张百熙等官员为代表,认为学堂教科书均“亟待国家编定,方有教法”;“审定制”以张之洞等人为代表,指出“官编课本未能尽善”,应该允许民间纂译课本,但需呈请学部鉴定。通观晚清时期,中央政府虽然力图实现“国定”教科书目标,但受各种条件所限,实际实行的是并不严格的“审定制”。
据统计,从一九○五年学部成立到宣统元年、二年(一九○九至一九一○)间,学部编译图书局共编纂或改编出版了修身、国文、算学等教科书九十三册,编译图书局总揽其编纂、印刷和发行。这是清政府第一次组织较有规模的教科书编纂发行。由于总量不多,存留于世者较为稀少。今天近代教育史研究者可见的“国定本”教科书,一般即指学部所编教本。而这部《东亚普通读本》初版于一九○五年四、五月间,此时教科书的编审职能正由京师大学堂向新建立的学部过渡。成立于一九○五年底的学部不曾参与读本的编纂校补诸事,诸务皆由京师大学堂主持。可见在学部之前清政府已经颁行过“国定”教科书。这部读本无序文、无编辑大意、无凡例、无章节、无目次,处处体现尊崇“圣谕”,其“国定”色彩比几年后学部所编教科书尤为强烈。
不过作为“国定本”教科书,不论《东亚普通读本》还是其后学部所编教科书,相比同时期民间教育界和出版界推出的教科书,都是大大的落伍。
早于读本出版的一九○五年,民间编写的教科书已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文明书局推出一套“蒙学教科书”,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更符合近代分科和学制规范的“最新教科书”,它们的编著者均是该领域的专家俊彦。这些教科书的特点和优点有:其一,遵循分科设学标准,包括修身、历史、地理、笔算、卫生、生理、格致、化学、动物、植物、矿物、体操等数十门课程,学科较为健全;其二,严格按照学期制度成书,内容进度和难易程度适当,符合近代教育学;其三,引入较为领先的人文科学知识,例如介绍民主国家的政体、解释自然科学的“观察”、“实验”方法和进化知识等,有助于儿童树立近代人文和科学观念。这两套教科书的出现标志着近代教科书的诞生,从此开启了中国的“教科书时代”。
相比之下,这部“普通读本”明显不具有近代分科意识,各章主题之间缺乏逻辑、不讲衔接,内容和体例都表现出落伍与傲慢。它缺乏近代知识和近代教育观念,多重复传统教化、强调遵从清廷的等级尊卑意识。“国定本”无法与民间编纂出版的教科书竞争,由此可见一斑。其发行和影响也印证了这一点:最受学堂欢迎的是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最新教科书”,“从一九○四年一直发行到一九一一年底,发行量占全国课本份额的80%”,晚清教科书市场无人能望其项背。
如果说《东亚普通读本》出版几年后,学部编纂印行的教科书因内容不完善、印刷质量差等弊端,饱受陆费逵、严复等学者和《申报》等舆论界批评的话,那么这部京师大学堂主持的“国定本”教科书,就其传布的知识和教育理念来看,恐怕连被批评的资格都够不上,它很快在教科书市场上消失湮灭了。尽管清政府选派优秀学者、规划有利的销售渠道,但由于其教育理念落后,“国定教科书”最终写下一个失败的开头。承载新知识和新观念的民间所编教科书所秉持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才标示了新旧教育转型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