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什么告密？:林豆豆为什么要告密
时间：2019-02-16 05:48:1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教授罗伯特・盖拉特莱(Robert Gellately)关于纳粹的研究取得多项重大成果。最初的成果是一九九○年问世的《盖世太保与德国社会:种族灭绝政策(一九三三――一九四五)》(The Gestapo and German Society: Enforcing Racial Policy 1933-1945)。这部著作中,盖拉特莱介绍了纳粹如何运用秘密警察和宣传手法来构成其暴力恐怖的政治体制,其中涉及到普通的德国人经常向秘密警察检举犹太人、吉卜赛人和其他他们不喜欢的外国人。一九九五年,作为纳粹研究系列里影响最大的成果――《支持希特勒:主动还是被胁迫?》(Backing Hitler: Consent and Coercion in Nazi Germany?)出版了。书中盖拉特莱对盖世太保未来得及销毁的档案(三个不同地域六百七十份档案材料作为样本)和当年的报刊、账本、学生作文及秘密警察关于军队士气的调查报告等多种材料的搜集、分析后,得出的一个最主要结论是:盖世太保当年的恐怖活动得到德国市民广泛、主动的配合和支持,特别是得到妇女、青少年的狂热支持。不少“举报者”明知被告密者会被不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遭受酷刑、送往集中营,甚至被处决,他们还是积极主动地检举纳粹要消灭的所谓社会危险分子――德国的或外国的犹太人、吉卜赛人、不顺从的基督徒、同性恋者和共产党员。而且,检举的内容都是家庭内部或亲友私下的言行。表面上看,检举者、告密者都是积极支持纳粹主义,但仔细阅读档案发现,这些告密者大多带有私人的动机,很少是出于公共社会政治义务。比如,贪婪和嫉妒。为了独占一个本来公用的浴室、获得一套被害者居住着的公寓、垄断某种商品经营权、为了性爱陷害情敌等等。
书中,作者分析了纳粹通过选举投票,得到民众广泛支持。作者的观点是:希特勒之所以在选举中获得成功,是因为他利用了魏玛政府一系列的困境和失败,并对解决这些难题做出承诺。希特勒除了利用外交上的屈辱、国内经济萧条带来社会的贫困和道德危机(如犯罪率上升)等要素外,还有各种分裂的政治力量的内耗。时运给希特勒解决失业问题和提高国民生活水准一个机会,纳粹巧妙地把一系列强制性的手段掺杂在其中,人们都只看到了“成果”,忽视了这种强制性的本质最终会带来史无前例的灾难。强制性暴力政策中把犹太人、共产党作为最主要的敌人,所谓只有清除这样的敌人,才能捍卫德意志民族共同体的健康和纯洁。
罗伯特・盖拉特莱在第三章专门讨论媒体宣传与集中营问题。他通过各种报刊的调查,证实纳粹通过公开宣传,使得民众潜在的反对声音完全消失,最后彻底解体民主体制。从一开始,有关建立强制性集中营的宣传报道及其照片就是公开的,在这些宣传中,即使新政权采用暴力恐怖的手段,也不回避,都做详细报道。纳粹的这种不断宣传有双重目的和功能,既能遏制“犯罪”,又使得集中营及其暴力恐怖体制合法化、正当化。纳粹在宣传中,把集中营作为对政治犯、刑事案件惯犯、犹太人进行所谓品德纠正、维护社会稳定的教养机构,许多人认为在这样的机构中积累工作经验是有益的。即使有少数报道提及被收容者惨遭杀害,人们认为那也只是偶然的,是集中营管教人员自我防卫的结果,或者是为了防止收容人员再度逃回社会造成威胁,暴力是必要举措。这种暴力恐怖被涂上正当的光环。
然而,即使是罪大恶极的纳粹头目,他们的大多数在接受纽伦堡审判时内心的自我辩解,与以后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也是雷同的:只是服从元首和法律,自己不知道集中营屠杀的存在。盖拉特莱收集的证据,揭穿了这种蔓延于整个国民中间推卸伦理责任的自慰心理。因此,同一时期,盖拉特莱还做了一项重要的工作:把已故美国精神科专家戈尔登梭(Leon Goldensohn)在纽伦堡审判期间,对十九名被告、十二名证人(包括戈林、汉斯・弗兰克、里宾特洛夫、邓尼茨等纳粹战犯)进行心理分析访谈的记录稿进行整理编辑,出版了《纽伦堡访谈》(The Nuremberg Interviews: An American Psychiatrists Conversations with the Defendants and Witnesses)。此书被翻译成十四种语言,影响很大。
盖拉特莱还使用了不少生存下来的当事者的证言。这些当事人并不是纳粹党徒,但当年他们支持了纳粹体制。当然,也有至少一百万的选民,到纳粹上台为止,始终坚持支持社会民主党、天主教中央党。概括地说,所谓希特勒的支持者,也就是一九三二年呈现出来的强有力的反民主思潮的群体,只因大恐慌吞噬了他们的私人生活。但平心而论,希特勒上台之前,魏玛时代创建的民主主义价值观对他们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连这些软弱的民主主义信仰者,最后也都成了希特勒体制的支持者或容忍者。第三帝国用所谓社会生活的稳定、安全,换取了他们的自由。盖拉特莱指出,还有一个意识形态要素,也可以看成第三帝国中由魏玛时代延续下来的一个要因,这就是爱国主义。魏玛时代的民族主义爱国者很容易转化为纳粹主义的爱国者。强有力的纳粹体制做出了某些物质上的承诺,这些承诺体现出时代民众的道德要求(就业权利和社会保障等),因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与物质安全联系在一起,同时衍生出人们对纳粹体制中的秘密警察镇压的赞同和支持。因此,德国未曾有过真正有组织的抵抗,而广大民众对纳粹政权的支持从来没有动摇过。
作者的论述重点是这个体制暴力镇压力度之缓缓变化过程。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政治犯、“不适应社会者”或者被处理,或者转向民族社会主义,所以,与前几年相比,他们在集中营中所占比例相对降低,集中营收容人数也有所下降。之后,虽然对犹太人的迫害依然在继续,发生过一些零星的暴力事件,可给人们的印象,似乎政府正在寻找“移民”等解决办法。但是,战争爆发后,情况进一步恶化,政府的强制和民众的迎合一起,越来越使得现实走向黑暗。
盖拉特莱也和其他研究者一样,利用维克多・克伦佩雷尔的日记研究纳粹的反犹宣传和种族灭绝政策(关于维克多・克伦佩雷尔的日记,可以参见徐贲《人以什么来记忆》一书中《“罪人日记”的见证》)。克伦佩雷尔因为妻子是雅利安人,自己又在“一战”期间服过役,所以一九三三年以后他的处境虽然日益恶化,直到一九四一年九月后才被规定要佩戴黄色六角星标志,即使如此,还可以在社会公开露面。因此,盖拉特莱认为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德国民众还不是“种族灭绝”的信仰者和支持者。但是,民间经常性的检举、告密,说明存在着非暴力的反犹太主义。战争爆发后,集中营又重新迅速“繁荣”起来。第一,因为防止和镇压对纳粹不利的关于战争的“谣言”和反战意识的流传,政治犯又开始增加。第二,战争时期维持经济生产的劳动力紧缺,集中营担负起这方面的功能。而种族灭绝的屠杀毕竟是在“东方”波兰境内发生,所以避开了广大德国国民直接的视野。但是盖拉特莱指出,即使普通德国人亲眼目击了暴力、杀戮的事实,还是表现出迎合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暴行。为了获得运转战争机器的资源,集中营之外,犹太人和其他外国劳工、战俘被强迫在许多工厂、企业、农场从事奴役性的劳动。不少工厂、农场就设立在集中营附近。被奴役的男性经常遭受拘禁甚至致死,女性遭到德国男性的强奸。和这些劳工在同一个场所的德国人,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种事态带来的可怕后果。另一方面,纳粹禁止公开谈论、批评战局的恶化,公开谈论或批评时局的人都要付出沉重代价,甚至会因此失去生命。
该书的着眼点不在于纳粹体制怎样腐蚀、控制国民的思想和行为,而在于德国国民为何、如何服从和配合纳粹体制。它与戈德哈根的《希特勒的自愿刽子手》(Daniel Goldhagen,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 Ordinary Germans and the Holocaust)单一以一○一警察部队在东部战场的样板剖析不同,而是从各种具体事例细致分析入手。但盖拉特莱与戈德哈根也有相同的地方,他也认为德国国民对纳粹的顺从、拥护并不都是制度强制、胁迫的结果,往往是为了个人私利主动、自发的顺应和配合。戈德哈根认为先天的或者文化传统导致普通德国人的反犹心理和行为倾向,而盖拉特莱则描绘出德国国民如何从各种“非政治”缘由主动去迎合纳粹体制。《支持希特勒》与布朗宁的《普通人:后备警察一○一营和波兰的最终解决》(Christopher R. Browning,Ordinary Men: Reserve Police Battalion 101 and the Final Solution in Poland)也不一样,布朗宁多分析影响一○一警察积极参与屠杀的“环境因素”(参见徐贲:《刽子手与制度之恶》,载《读书》二○○八年第五期),而盖拉特莱则从档案中发掘告密者的个人动机。
当然,也存在对该书的批评,如约翰逊(Eric A.Johnson) 认为盖拉特莱只注意那些普通德国人主动检举、告密的案例,因而提出置疑:纳粹秘密警察处理的案件中,案发出自告密的案件到底占多少百分比?遭到家族、亲友告密的恐怕是诸多案件中很小一部分,而作者把它们普遍化,作为一种典型来处理。批评者认为作者的叙述、分析有片面和夸大。虽然盖拉特莱在《支持希特勒》的第一章中提到十五万共产党员受到迫害,但只是在注释中出现,未曾做出进一步分析,也没有提及其他宗教信仰者和神职人员的抵抗。而对这些人遭受的镇压,未必是源自普通德国人的检举或告密。如果作者对秘密警察的档案能投以更宽的视野,那么一定会看到许多做出抵抗和牺牲的德国人。约翰逊认为盖拉特莱的叙述没有对“德国人”做出区分,没有提及甚至否认抵抗纳粹体制的人们,把德国人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他未把着力点放在犯罪者、受害者等具体个案的采访和研究上,只是提供了宏观的描述,没有看到那些默默地被迫胁从的德国人在强制下的痛苦。
但是,我们在强调制度决定论,在吸取历史教训和追究伦理责任的时候,也不能否认人的主观选择对体制形成和维持的功能。第一,假如不是主动、积极支持纳粹体制的国民占了大多数,那么纳粹不可能通过选举上台,不可能维持长达十二年的残酷统治,且导致其最后毁灭的还是外部的全球反法西斯力量。比如,提尔曼・阿勒特在《德意志问候: 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中就指出,作为对希特勒崇拜、无条件服从的一个重要标志――“希特勒万岁”(Heil Hitler)是在没有任何强制和胁迫之时,已经成为全体国民共同的社交问候语。
其次,盖拉特莱在书中也认同历史学界普遍的共识,即纳粹上台得到国民拥护的原因包括经济萧条、通货膨胀、政治动荡、对苏联的恐惧、民族主义传统和自由意识的软弱等要素,他只是在这些要素之外,更强调和凸现了个人私欲。在考察制度之恶的同时,我们不能把制度决定论抽象化、绝对化,多视角的考察是必要的。其中,个人私欲动机考察也是一个重要的工作。比如,洛维特(Karl Lwith)在回忆录《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回忆》(Mein Leben in Deutschland vor und nach)中,生动地记录了一九三三年前后,他熟识的德国知识阶层、众多的大学生对纳粹“革命”的广泛共鸣和支持,只有个别人进行微弱的、却是难能可贵的抵制。洛维特揭露了迎合纳粹“革命”的知识分子的丑态,其中不少还是犹太人。再如,科什那依据母亲当年的手记,在《莎拉的礼物》(新星出版社二○○九年)中以鄙视的口气详细描述犹太人社区领袖梅林各种讨好纳粹、配合纳粹残害自己同胞的无耻行径,而梅林以及手下的犹太人警察的种种劣迹,无不出自他们自我保存的私心、私利、私欲。
在极端险恶的环境里,人们表现出的道德选择也会有所不同。在《莎拉的礼物》中,还有兹维坦・托多罗夫的《面临极限》(Face a l,extreme)一书中,表现出最勇敢的英雄行为的,往往是那些表面看来的弱者,甚至是最温柔、软弱的女性。洛维特在回忆、记叙那个年代各种人物和事例的同时,“甚至能觉察存在于‘具有德国民族意识’与‘怀有强烈国家社会主义心态’的犹太人知识分子之间的细微差异”;能够把因单纯和幼稚而“忠于党卫队的学生,与虽然没有入党,却懂得如何顺应时局发达、高升的”知识分子区分开来。托多罗夫也曾强调尽管人在死亡威胁面前多会做出妥协的选择,但陷入邪恶的深浅还会因人而异。所以,即使人面临极限,还是有一个主体选择的问题,这也是反抗强权牺牲的英雄具有强大道德号召力的原因。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八年版)中有不少篇幅论述极权主义制度可以剥夺个人的法权、摧毁具有两千五百年历史的道德传统,使人成为只具有动物性的行尸走肉――强调了制度之恶前所未有的威力和恐怖,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吉林人民出版社二○○三年版)中提出的受害者对极权主义体制顺从、甚至主动合作的伦理问题,这样的事例以后不断在大量历史见证文本中出现,证实了她的问题意识并非捕风捉影。受害者同时是加害者,即体制的受害者都参与了构建压迫自己的环境。这是经历过那种体制的人们往往要回避,而又难以回避的伦理难题。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遭到广泛批评后,阿伦特继续深入探讨现代社会中的政治伦理问题。在《责任与判断》(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所收的《独裁体制下个人责任》一文中,她强调指出,这种丧失道德自律的人们,不仅是感觉到暴力的威胁才屈服、追随纳粹运动,不少人实际是怕赶不上新时代起点“历史的步伐”而主动地参与。所以,诱惑与威胁一样,同样能使人丧失道德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在法庭上,因为自己受到威胁或利诱才行恶的借口只能作为威胁、利诱者犯罪的证言,但是这不能成为自己屈服的道德正当性的理由。最近扬-维尔纳・米勒在接受徐贲的访谈中,谈到纳粹体制研究的前辈弗朗茨・诺伊曼(Franz Neumann)的观点:“真正的民主制度需要具有内部的同质性,宪法的作用是在民主的朋友们之间,为全社会的政治游戏和政治目标规定一套充分一贯的游戏规则。”(《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二○○九年六月二十一日》)米勒所谓“同质性”就是指共同体成员绝大部分都有这种自律的前提,其成员失去这样道德自律的社会,绝不是民主社会。
为了鼓励国民从各个角度认真反思历史而承担起个人的伦理责任,德国政府向国民推荐这本书的德文版。
(Robert Gellately,Backing Hitler:Consent and Coercion in Nazi Germany? Q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