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化的卓越战士茅盾]茅盾子夜原文阅读
时间：2019-02-19 05:33:1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雾重庆谈风景 带着陕北高原的滚滚风尘，经过一个多月的颠簸，茅盾夫妇随董必武的车队于1940年11月下旬，来到了中国战时首都重庆。
茅盾本来生活在抗日根据地延安的明朗天空下，为何偏偏要来到阴霾满天的山城重庆呢？
原来重庆国民政府的最高当局，始终排斥以郭沫若为首的革命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众多坚持抗日的作家艺术家，为了加强国统区的文化统战力量，郭沫若力主无党派人士茅盾赴渝参加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当时住红岩村的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考虑到茅盾在全国的巨大影响，同意郭沫若的建议，于是致电延安邀请茅盾赴渝。
茅盾来渝后，去红岩村拜见了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善于团结党外进步人士的周恩来对他幽默地说:“劳您大驾出任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常务委员，目的是给你披一件官方外衣，委员会的实际工作自有别人去做。你是大作家，还是发挥你的作用，用笔来战斗吧。”
茅盾领会这一斗争策略，并在红岩村住了一夜后，立即被转移到当时邹韬奋刚组建的生活书店（位于市内民族路冉家巷13号的小阁楼）住下。因茅盾名气太大，在这儿只住了三个晚上后，有关方面又将他转移到观音岩斜坡下枣子岚垭一幢叫良庄的小别墅住了下来。这儿前临嘉陵江，后靠枇杷山，风景幽雅宜于写作，同时，房主与四川军政界有相当关系，这也有利于对茅盾的保护。
按照南方局的安排，茅盾在出任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委的同时，深居简出埋头于自己的创作。不久，他写出了一篇揭露陪都黑暗现实的文章叫《雾中偶记》，文中说，当时的重庆是个包裹着所有丑陋肮脏东西的“活动的万花筒”，譬如“奸商、小偷、大盗、汉奸、狞笑、恶眼、悲愤、无耻、奇冤、一切，而且还有沉默。”这就如鲁迅所说，在丑陋肮脏中挣扎的民众，正在沉默中等待着爆发！《雾中偶记》把陪都阴云密布的黑暗现实作了有力的勾勒。
陪都的媒体被国民政府检查机关控制得很严，很多话茅盾不能直说。于是他只好写了一篇巧用象征手法的《风景谈》来暗示读者。该文选取了北方的一系列美景，诸如沙漠驼铃、高原晚耕、延河夕照、石洞雨景、桃林小憩和北国晨号，向读者暗示这才是全国民众向往的终极目标。文章说，“自然是伟大的，人类是伟大的，然而充满了崇高精神的人类的活动，乃是伟大中之尤其伟大者！”借自然景色烘托延安军民的伟大抗日活动，正是隐含于字里行间的实质之所在。
这篇抒情散文既避开了政府检查机关的无理阻挠，又为大后方广大读者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一箭双雕获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董必武读了该文后，笑着对作者说，“那些专门扼杀真理报刊的检查老爷真是低能儿，他们看你在一个劲儿地谈风景，就没办法阻止文章发表了……”
这篇在1940年12月写于重庆枣子岚垭的文章，至今还编选在高中语文课本里供全国广大学生阅读。
在重庆南温泉小住
上世纪40年代的一个隆冬时节，茅盾曾在重庆南温泉小住过20多天，但这既不是为旅游散心，也不是为浴洗身体，而是为躲避敌特的跟踪。
1940年11月下旬，刚到重庆住了三个月的茅盾，因在《文艺阵地》和《国讯》杂志发表《雾中偶记》和《风景谈》两篇文章而惹恼了国民政府最高当局。这两篇文章狠狠揭露了陪都的黑暗腐朽，国民政府被弄得很没脸面，于是图穷匕见而对文章作者露出了杀机。中共南方局侦得此一消息后，很快通知茅盾准备转移。
不几天，南方局领导周恩来在市内曾家岩50号俭朴的小客厅里秘密会见茅盾。客人到达后，主人立即单刀直入挑明了此次会见的主题:
“前些日子把你从延安请到重庆来，没想到政局发生如此巨大变化。现在迫于敌人的猖獗，不得不请你再次动步――快快离开重庆。”
接着，周恩来对客人进一步劝说道，香港是中国共产党争取国际舆论同情和海外侨胞支持的窗口，同时此地革命力量也较为活跃，进步作家不妨转移到那儿去继续战斗。
茅盾很快同意了周恩来先生的意见。但是，考虑到形势严峻不能马上行动，周恩来让茅盾暂时隐蔽，另寻出走时机。
这样，在红岩村工作人员的安排下，茅盾夫妇悄悄住进了远离市区20余里的南温泉一间僻静的屋子里。这儿原属民主人士黄炎培所办职业教育社管辖范围，求学者经常在此进出，茅盾夫妇住在这里不易引人注意。
就这样，茅盾开始了日出而写、日落而息的生活。由于这里远离喧嚣的闹市，丝毫不受外界干扰，茅盾一旦静下心来，很快便文思泉涌，进入了创作的高潮中。
透过他的笔尖，展现了几个月前他从陕北黄土高原来陪都重庆沿途所见吏治腐败和百姓在水深火热中痛苦熬煎的点点滴滴。这之中，诸如“重庆人逃警报，远在六百多里外的成都人就得奉陪”;某些官员为发国难财而不惜用妻女贿赂上司;国民政府最高当局意志的“新生活维他命西餐”虽只几样寻常菜肴但普通百姓却丝毫不敢问津;还有因“走私，囤积”而令运输业成为陪都“天字第一号生意”，结果导致汽车司机和上司相互勾结，拼命吞食公款大捞油水等等。包括《“雾重庆”拾零》和名篇《白杨礼赞》等数十篇散文组成的《见闻杂记》，就是作者在重庆南温泉职教社的那间小屋里创作而成的。
茅盾在完成这本忠实记录大后方社会政治原生态面貌的散文集创作之后，有中共人士参加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已经开完。国民党为了显示自己的民主，放宽了对进步人士的监控。在这种情况下，茅盾夫妇在邹韬奋生活书店工作人员的秘密掩护下，终于离开重庆踏上了赴港的崭新征程。
陪都祝寿的逸闻趣事
1943年。隆冬时节。
因重庆斗争生活的需要，茅盾夫妇离开香港再次来到陪都重庆。在文友刘盛亚的帮助下，他们在江北唐家沱新村的天津路1号，即中华职业教育社里找到了居所。和3年前来重庆一样，茅盾除了参加一些必要的文学活动，仍以文学创作来服务于社会。
对于唐家沱，茅盾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离陪都水路30华里的长江边这个小村，因分布着一些船厂，因而被人戏称为“中国海军根据地”。自然，在这里偶尔也能看见几个水兵出入其间。但这个抗战“疏建区”除了许多公职人员整夜以搓麻将为乐事外，实在令人感到非常的寂寞。可茅盾就是在这个文化荒漠的环境中，极其艰苦地坚持了3年多时间的文学笔耕。
茅盾虽然如此深居简出，但反动当局对他仍然不放心。为了监视他们眼中的危险人物，有关方面在茅盾那很少有人来往的江边小屋旁安插了特工人员――一个摆烟摊的小贩看守。他名符其实地成了茅盾的邻居。所以，后来当茅盾忆起此事时竟幽默地说，我实在为这小邻居抱屈，他天天蹲在这儿喝西北风，最后却连一点油水都没捞着。可我却因祸得福:有了他，白天流氓不来骚扰，夜里小偷也不敢光顾。于是，茅盾的许多重要著作，如小说《走上岗位》、剧本《清明前后》以及不少杂文和文学评论，就在这位小邻居的辛勤“照顾”下得以一一问世。重庆唐家沱，就这样成就了茅盾的作品。
1945年6月6日，重庆新华日报突然登出一则消息:“本年6月是名作家茅盾先生的50初度，文艺界由郭沫若、叶圣陶、老舍发起，正积极筹备庆祝他的50诞辰和创作生活25年纪念。”文艺界之所以搞这一庆典，一是由于茅盾近年在重庆的创作成就十分突出，再则也是以此聚会团结大后方广大文艺工作者，从而推动反对国民政府实施独裁的民主运动。所以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早就通过工作人员把这一意图转告了茅盾，同时也希望他不要因谦虚而婉拒祝寿的安排。茅盾明白了这层用意，便不再推迟。
到了生日那天，茅盾夫妇一大早便从唐家沱乘车赶到设在市内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的会场。与此同时，代表周恩来和中共南方局的王若飞，以及社会名流沈钧儒、柳亚子、马寅初，还有苏联使馆、美国新闻处的诸多外国盟友也纷纷前来赴会。可见会议气氛热烈非同一般。
来宾中，冯玉祥将军赠送了一只绘有寿桃的卷轴，上面写着:“黑桃、白桃和红桃，各桃皆可作寿桃;文化战士当大衍，祝君寿过期颐高。”而老舍送来的贺联则写得含意隽永耐人寻味:“鸡鸣茅屋听风雨，戈盾文章起斗争。”还有更令人难忘的是，一企业家为筹措茅盾文艺奖金而委托朋友向寿星送来了10万元的支票……
这次祝寿活动后，茅盾还收到远在云南昆明的诗人光未然寄来的一封表示歉意的来信。信中说，因云南盛传茅盾和韬奋先生已在重庆遇难，所以光未然在为纪念他俩而举行的追悼会上朗诵了为此而特意创作的诗歌――《我的哀辞》。事后才知遇难一事系误传，故寄来这首诗歌，请求茅盾原谅。茅盾读此信后，不但没有丝毫责怪光未然，反而十分感谢云南朋友对自己的厚爱。为了不让这首与事实相悖的“哀辞”泯灭于世，后来茅盾还将它写进了自己的创作回忆录。
披露黄金抢购黑幕
在举办祝寿活动后，茅盾很快又创作了自己的第一个文学剧本――《清明前后》。抗战以来，有感于我国民族工业不但得不到政府的扶持帮助，反而受到官僚资本的排挤压榨。因此，为了反映民族工业的悲惨命运，茅盾决定选取1945年清明前后发生在重庆并轰动全国的一桩巨大丑闻――黄金舞弊案，作为贯穿全剧的线索。
黄金舞弊案的起因，是陪都国民政府财政部把黄金提价的信息泄漏出去，有关要员趁机抢购，导致提价前一天，银行售出黄金数陡增一倍以上。全国舆论为之哗然。事后政府为堵塞舆论和转移百姓视线，不但不对黄金抢购大户予以处置，反而将罪过加之于那些挪用存款合伙买了少许黄金的银行职员身上。茅盾创作该剧，为揭露这黄金舞弊案的丑闻，特意安排了作为买办金融资本家金澹庵，与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即机器厂老板)林永清之间存在的控制与反控制、压迫与反压迫的针锋相对的斗争。金澹庵及其爪牙凭借权势财力，以种种手段操纵金融，企图达到吞并林永清及其机器厂的目的;而林永清虽竭力反抗，但成天却为自己曾借款购买过少许黄金的事担惊受怕……其实，真正大量套购黄金的罪犯，并非林永清而是不折不扣代表官僚资本的金澹庵一伙！
完成剧本后，为找演职人员接戏，茅盾四处活动,但没有什么效果。正当他有些泄气时，著名演员赵丹主动找上门来。他决定要尽快把《清明前后》搬上舞台。
赵丹本是上海的话剧演员，1937年上海沦陷后，赵丹等演艺界人士立即组织了上海旅川业余剧团，并来到大后方的重庆开展以抗日救亡宣传为中心的进步戏剧活动。后因听信谣传，以为新疆主政的军界人士盛世才亲苏亲共，提倡民主自由，因而产生了赴新开展边疆剧运、顺道去苏联考察大艺术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卓越艺术成就的美妙幻想。经过一番准备后，赵丹带着妻子叶露茜，以及好友徐韬、王为一、朱今明等，于1941年踏上了赴新旅程。当他们抵达兰州时，正在新疆讲学的茅盾知道他们即将赴新，立即给赵丹发了一纸电文:“该地环境清苦，望兄等再加考虑。”可惜缺乏斗争经验的赵丹不解其意，反而向茅盾回电说:“青年人须受清苦环境锻炼，乃属应当之事。”就这样，赵丹一行便于当年隆冬时节天到达了寒气逼人的迪化市（即今之乌鲁木齐）。
1941年，由于苏德战争爆发，盛世才慑于法西斯势力的强大，加固了他反苏反共的决心，于是在逮捕了共产党人陈谭秋、毛泽民等人后，赵丹一行也遭到了监禁。两年后，因新疆政局改组，赵丹一行才得以开释并获得南返的机会。赵丹在历经这场铭心刻骨的赴新之难后，更加深了他对茅盾友谊的珍视。因此，当他听说茅盾正为剧本上演发愁时，便立即给予恳切的支持。
赵丹接戏后，没过多久，在红岩村出版的新华日报就登出了茅盾话剧即将由新成立的中国艺术剧社公演的消息。不久，由赵丹任导演、且具有一流演员阵容的该剧果然上演了。为了帮助观众领会该剧思想内涵，新华日报还特地辟出一些版面来引导观众展开座谈讨论，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该剧的影响。就是这样，茅盾透过这部具有小说特色的话剧故事情节，向广大民众折射了统治者竭力遮掩的黄金抢购风潮，从而揭示了社会的黑暗和统治者的腐败。
《清明前后》公演后，茅盾不但用演出费隆重宴请了所有演职人员，而且还在后来出版的该剧“后记”里说:“值得共同庆祝的，便是《清明前后》有幸而得到为赵丹、徐韬、王为一、朱今明4位先生从魔手中逃命出来再献身剧坛的第一次劳作;想起他们在新疆所遭遇的冤狱，又是悲愤交加;但是，上帝的还给上帝，魔鬼的仍归魔鬼，今天我们在破涕为笑之余，欢迎我们剧坛的光辉卓越的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