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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亦醉人何必酒 书能香我不须花 [亦醉人何必酒]

    时间:2019-02-21 05:31:1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中国人劝酒的习俗,所来自远。南朝梁时沈约《别范安成》“勿言一尊酒,明日难重持”,写的就是劝酒场面。这种场面在唐人笔下更为常见,如王维名篇《送元二使安西》结尾二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劝君更尽”云云,可见是酒过数巡了,殷勤的诗人还要敬对方最后一尊酒。在通常情况下,对方不免称醉,饯宴上会出现辞请再三的场面。于是敬酒者不得不寻找一个劝酒的借口,一个合情合理的理由,使对方不得不非常高兴地饮下这杯酒,而“西出阳关无故人”正是这样一个叫人推诿不得的理由。几十年后白居易写《对酒》,还说“相逢且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亦借王维诗句作劝酒之辞。
      我不善饮酒。不是素不善饮――下乡当知青时,原是能对付几杯的。后来肠胃不争气,喝酒引发肠炎,遂不复饮。近年于席间,常常遇到人“扯酒筋”――说文雅点就是执著劝酒,劝酒者的“言子”很多,如“友情深,一口闷;友情浅,舔一舔”之类,令人感到盛情难却。最为可气的是,有一条理由是专门对付像我这种人的:“搞古代文学的人怎么可以不喝酒,你看人家李白怎么说来?”好像不喝酒,搞古代文学的资格就成了问题。我遇到最不讲理的一次劝酒就是,主人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然后说:“你看着办吧!”我只得照样把杯干了,然后说:“下不为例,容我以茶代酒。”
      虽然清代吴乔也曾以酒喻诗,“意喻之米,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饭不变米形,酒形质尽变。啖饭则饱,可以养生,可以尽年,为人事正道;饮酒则醉,忧者以乐,喜者以悲,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答万季野诗问》)但那毕竟是一个比喻,并非把创作和饮酒混为一谈。魏晋之际,诗人阮籍嗜酒如命,但他作《咏怀诗》82首,仅有一首言酒,而且说“对酒不能言,凄怆怀酸辛”。陶渊明性亦嗜酒,作《饮酒》20首,名篇如“结庐在人境”,通篇无饮酒字面,结尾道“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无论是对酒不言,还是对酒忘言,都表明他们是饮酒归饮酒,作诗归作诗。换言之,饮酒是阮、陶等人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他们的创作方式。
      到了李白,一切都不同了。李白作诗堪称捷才,且酒后敏捷尤甚。当时杜甫就给他做了一个广告:“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酒中八仙歌》)晚唐皮日休也说他“醉中草乐府,十幅笔一息”(《七爱诗》)。这明明是说,若没有醇酒助兴,就没有狂放飘逸的李白诗歌,近人称之为醉态诗学思维。就像“酒中八仙”中的另一位高人焦遂一样,只在酒后才是雄辩家,而滴酒不沾时则期期艾艾,简直说不成话。在唐代,世人既称李白为诗仙,又称李白为酒仙。本来此事在李白则可,在我辈未必可,偏偏中国又有一句大话道“人皆可以为尧舜”,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嘛。诗酒不分的观念,基本上就是这种心理造成的。
      然而诗酒不分,并不是国际惯例。黑格尔说香槟产生不了灵感,似乎就是专门驳斥持诗酒不分之观念的中国人的。所以,我在酒席上所遇到的尴尬,李白是有一定责任的。虽然我很佩服李白的天才,而且为《唐诗鉴赏辞典》撰写过一篇关于《将进酒》的得意文章,后被录入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语文教学参考书》,然而,很久以来,我都感到有必要写一篇《反将进酒》,来和李白唱一唱对台戏,――不过,我得找到一个替代品。2004年春,当我登上茶文化发源地之一的蒙顶山时,于茶庄看到一幅“茶能醉人何必酒”的联语时,《将进茶》这个题目就搞定了。
      叶君健曾说:“中国美好的东西太多,茶是其中突出的一种,既高雅,又大众化。”茶叶在中国诞生虽早,但古无“茶”字。《神农本草》上说:“神农尝百草疗疾,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而陆羽《茶经》谓“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据说“荼”就是“茶”的古字,唐人把“荼”字减去一笔,才造了这个“茶”字。后来有人以“茶”为字谜,谜面为“人在草木中”――从会意的角度看,这个字是很有环保意味的。相对于酒而言,更是如此。
      吾蜀辞赋家王褒作《僮约》有“武阳买茶”、“成都卖茶”之说,可见西汉时代已有茶叶的贸易了。但那时饮茶,不是今天这样的“吃”法,而是要另加佐料的。到唐代,茶才成为纯的饮品。其时文人品茗论水、著书立说,也渐成风气,陆羽《茶经》就是最重要的成果。宋元而下,绵延千年,发展而为茶艺;同时,茶又是民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体。宋人吴自牧《梦粱录》云“人家每日不可缺者,柴米油盐酱醋酒茶”,初称“八件事”。元人作《玉壶春》、《百茶亭》、《度柳翠》等杂剧,则将此语删定为“早晨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平心而论,从“八件事”到“七件事”,原列第七的“酒”被舍掉了,而原列末位的“茶”得以保留,实与七言句容量及诗韵安排有关――“茶”沾了平声的光,“酒”倒了仄声的霉。然一经传播,遂不能改。我写《将进茶》,即要遵题,本来是不宜为酒辩解的,只好就此打住,把话又说回来。
      “写诗的人怎么可以不喝酒呢?”劝酒者振振有辞,殊不知这也是经不起推敲的。远在战国时代,屈原不就是一个以“清醒”著称的诗人么!屈原流放江潭,面对“众人皆醉,何不■其糟而■其酾”的质问,曾自我标榜道:“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他后来投了江。要是沉湎于酒,或可免之。北宋文宗欧阳修虽自号“醉翁”,却又自己破解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其实,醉翁之意也不全在山水之间,而尤在乎与民同乐,这是题外的话。看来“诗有别材,非关酒也;酒有别趣,非关愁也”――这里学的是南宋严羽的腔调,严先生曾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
      吾蜀文豪苏东坡颇善养生,嗜茶过于嗜酒。在苏诗中,咏茶的名句比咏酒的名句来得更多,如“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等,极是佳句。诗人俨然已是品茶的行家了,恰如杭州藕香居茶室联语所云:“欲把西湖比西子,从来佳茗似佳人。”这个联语不错,上句直引苏诗,正是本地风光。
      北京衙门多,上海洋行多,广州店铺多,成都茶馆多。成都人好闲适,喜欢泡茶馆。沏茶时先注滚水少许发开茶叶,称第一开,将水滗掉,另渗滚水为第二开,是时水色极佳,茶香溢出,始宜饮用。正是“为爱清香频入座,欣同知己细谈心”。前些年,有一位旧日学生与人合资,在成都神仙树南路紫荆名苑开茶楼,请我为他题写楼名。此楼铺面既宽,口岸又好,茶座在二楼上,当街路面甚宽,便于停车。想起李白“九天开出一成都”之语,我就给他题了四个字:“九天一都”。以后,我邀友人喝茶,就去“九天一都”。
      中国产茶之地不少,茶叶品牌极多。上初中时,我就听说过西湖“龙井”;上地理课时,又听见多识广的蔡真如老师提到过“宁红”、“婺绿”,为红茶、绿茶中之名品。红茶与绿茶之区分,全在发酵与否。红茶是发酵茶,鲜叶中的化学成分变化较大,香气物质比鲜叶明显增加。绿茶是不发酵茶,较多保留了鲜叶的天然物质。“宁红”与“婺绿”文字自成对仗,给人印象极深。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四川本地的“竹叶青”。此茶以细小嫩叶制成,泡开后状如竹叶,茶水也绿得可爱。与竹叶青媲美的茶叶是“雀舌”,这个茶名也起得形象贴切。“青山绿水”这个茶名也起得不错。
      茶具的讲究,是茶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茶壶中,以紫砂壶最为名贵。从宋代开始,就有专家收藏,追求出自名工巧匠的名壶,蔚然成风。《红楼梦》四十一回曾提到一个茶杯“绿玉斗”,可以与“紫砂壶”作成对子。书中说,妙玉给黛玉、宝钗两人古董的茶杯,而将自己常日吃茶的绿玉斗递与宝玉。宝玉不识好歹,说小话道:“常言世法平等,她两个就用那样古玩奇珍,我就是个俗器了。”妙玉道:“这是俗器?不是我说狂话,只怕你家里未必找的出这么一个俗器来呢。”在同一回中,妙玉还大讲茶道,说什么“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牛饮骡了”,说得黛玉、宝钗、宝玉都笑了。《红楼梦》中妙玉对宝玉的态度比较微妙,神色时见局促,而宝玉对妙玉却很坦荡,曾戏称之为“妙公”,见原书八十七回,这是题外的话。
      据专家说,茶道之要义在于平和乐观、通达洒脱、珍惜生命的生活态度的塑造。世间有因酗酒而导致家庭暴力的事,而因饮茶而导致夫妇反目的事,谁听说过呢?《世说新语・任诞》记载了一个故事,说刘伶酗酒成瘾,经常逼着老婆要酒喝。他那老婆也不大好惹,气来时一边哭一边砸瓶子,数落他道:“你娃这样贪杯,还要命不!”刘伶只得赔话道:“老婆说得对,但我自控力差,那就当着鬼神发誓戒断,――请准备好祭神的酒肉吧!”老婆将信将疑,备了酒肉,供于神前,请他发誓。刘伶跪下来,喃喃咒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誓毕,又喝了个酩酊大醉。这个人实在是不可救药。
      因作《将进茶》如下:
      世事总无常,吾人须识趣。空持烦与恼,不如吃茶去。世人对酒如对仇,莫能席间得自由。不信能诗不能酒,予怀耿耿骨在喉。我亦请君侧耳听,愿为诸公一放讴:诗有别材非关酒,酒有别趣非关愁。灵均独醒能行吟,醉翁意在与民游。茶亦醉人不乱性,体己同上九天楼。宁红婺绿紫砂壶,龙井雀舌绿玉斗。紫砂壶内天地宽,绿玉斗非君家有。佳境恰如初吻余,清香定在二开后。遥想坡仙漫思茶,渴来得句趣味佳。妙公垂手明似玉,宣得茶道人如花。如花之人真可喜,刘伶何不怜妻子。我生自是草木人,古称开门七件事。诸公休恃无尽藏,珍重青山共绿水。
      彭州管遗瑞先生点评道:此诗就《将进酒》翻出新题,诗中扬茶抑酒,后幅将苏轼与《红楼梦》中妙玉并论,语未了,复顺手批评刘伶,落到“开门七件事”,充分表达了饮茶的佳致。
      (责编志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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