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上流行宣传画

张瑞田 生于吉林市。先后就读于中央戏剧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有《探险亚马逊》《远东喋血——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实录》等多部著作。作为“朝鲜当代著名画家邀请展”策展人,数度赴朝鲜访问。

我在柳京饭店的东侧,看到一幅似曾相识的宣传画,一只手握着冲锋枪,枪托向下砸去,枪托之下是一个丑态百出的美国士兵和韩国士兵。巨大的枪托和渺小的美国士兵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有一种喜剧效果。

有一次,我和几位小朋友拿着毛笔,“修改”街头上的宣传画。我恶作剧地在林彪的嘴上画了两撇胡子,又得意洋洋地用墨汁抹黑了林副统帅的眼睛,续写着一个特殊时代对一位复杂历史人物的谴责。

一

这架飞赴平壤的班机很有趣味性,一定是人少的缘故,客舱的前半部分供乘客搭乘,后半部分的座椅被拆除,腾出来的空地,装载了许多货物。

我频繁回头去看身后的货物,猜测那些不规则的纸箱装的是什么东西。猜不出,真的猜不出,纸箱表面上的文字与里面的内容往往不一致。是什么原因,我说不清。

我说不清的还有这次旅行。多次赴平壤,所搭乘的飞机惟有这一班的后半部分座椅被拆除了,也惟有这一班成了客货两用的班机。

我坐在右边靠窗的位置上,拿出列维·斯特劳斯的《看·听·读》读起来。说来有趣,我喜欢在旅途中阅读,即使很不好读的书,在旅途中也会读得津津有味。

北京与平壤的距离仅两个小时的航程,飞行时间较短。喝了一杯咖啡,把座椅靠背调到舒适的角度,便开始读《看·听·读》。奇怪的是,阅读效果不佳,脑细胞异常活跃,甚至平壤的一些场景,搅乱了我的阅读。飞机很快在平壤的上空盘旋了,我随意翻开《看·听·读》突然被一行文字吸引,这段文字不是列维·斯特劳斯写的,是他引用普鲁斯特的一段话——

一些人执意认为小说要像电影镜头一般连贯地展现各种事情。这种观点是荒谬的。没有任何东西比这样一种电影镜头更远离我们实际上所感知的东西。

在我回味这段话的时候,飞机平稳着陆,并在平壤机场匀速滑行。我透过舷窗,向外望去,一眼就看见了金日成和金正日的画像,他们像两位战士,审视着来到平壤的人们。

二

透过舷窗的一瞥,成为我在朝鲜的“审美基调”。后来的行程,我被无处不在的宣传画包围着,几度气喘吁吁。

终于被宣传画“征服”了,我开始有意识追逐着这些被意识形态化、被工具化、被庸俗化的宣传画。说实话,我对这样的画不陌生,在我的少年时代,就是这样的画“培养”了我对人生与艺术的理解,最后才变成如此浅薄的家伙。

有一天的空闲时间,我开始步行来到平壤的大街上,观赏那些宣传画。我曾去许多国家旅行,无处不在的商业广告,戮力推动经济消费和增长,偶尔见到的公益广告,呼吁人们珍爱环境。在那里看不见平壤街头流行的宣传画,当然也看不见主题先行的道德说教。正如同我在那些国家看不到宣传画一样,我在平壤也看不到令人厌恶的商业广告。

第一次到平壤,没有关注宣传画,也没有对朝鲜的宣传画往深处想,总觉得这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习惯,就好比许多年以前我们国家的政治习惯一样,习以为常,熟视无睹。可是,当我读完了汉语版的《金日成传》,突然对宣传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想,这些宣传画,一定浓缩了一个国家的文化理念。《金日成传》是我在平壤的一家书店买的,其中提及美国前总统卡特对金日成的评价,书中说道,卡特访问平壤以后,又访问了首尔,并在那里谈了自己对金日成的印象,他说,金日成很伟大,即使美国三位总统加起来,也没有金日成伟大。看到这段文字,我沉默良久,不知说什么才好。

可以这样说,在平壤的任何一条街道都可以看到宣传画。为了宣传画,朝鲜当局修建了牢固的、可供画家创作宣传画的砖混座基,有的呈长方形,有的呈正方形,两侧还有一些民族化的雕饰。即使在平壤比较偏僻的地方,宣传画的载体也是颇具用心的,砖混或者是铁板,形式与内容高度结合。由此看来,宣传画是朝鲜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我住在高丽饭店,这是平壤屈指可数的涉外饭店,位于平壤市中区苍光大街东兴洞,高140米,45层,双塔式建筑,建于1985年。走出饭店穿过一条宁静的小路,十字路口的东北角上就竖立着一幅巨大的宣传画。我走到画前,扬首看着,目光一瞬间就被那种激昂的色调弥漫,立刻产生了眩晕的感觉。画面有异乎寻常的暴力,三只手,紧紧握着三支枪——上刺刀的步枪、机枪和火箭炮,画面正中,战斗机群呼啸前行,大地上是冲锋的坦克与士兵。整个画面,被战争的硝烟笼罩了。

宣传朝鲜的军事力量,是朝鲜宣传画的一个突出特色。不知为什么,平壤苍光大街附近,军事题材的宣传画居多。其中一幅也颇值得描绘一番。一位朝鲜军人,荷枪实弹,仇恨的目光直视前方,他的左手握着冲锋枪,右手握成拳头,狠狠砸向地球的一角——美国。宣传画的下面有一行朝鲜字,可惜我不认识。好在宣传画形象、生动,无需借助文字便可一目了然。我在柳京饭店的东侧,看到一幅似曾相识的宣传画,一只手握着冲锋枪,枪托向下砸去,枪托之下是两个丑态百出的美国士兵和韩国士兵。巨大的枪托和渺小的美国士兵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有一种喜剧效果。

那一天天朗气清,看着这幅画我想起自己的少年时代。那个时代也是中国的宣传画时代,到处可以看到不同风格的宣传画,这些画传递着一个时代的政治气息,描述着我们的精神状态。“文革”的后期,我们在工农兵的铁拳下,先看到被打得“落花流水”的刘少奇,又看到“原形毕露”的林彪。两位被劳动人民恨得咬牙切齿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宣传画中变成了鬼。有一次,我和几位小朋友拿着毛笔,“修改”街头上的宣传画。我恶作剧地在林彪的嘴上画了两撇胡子,又得意洋洋地用墨汁抹黑了林副统帅的眼睛,续写着一个特殊时代对一位复杂历史人物的谴责。

来到朝鲜,已是中年。我当然修正了自己被蒙骗的历史观,有能力以客观的眼光看问题。这时候的朝鲜宣传画就有了特殊的意味。

朝鲜宣传画把美国当成头号敌人,并不是奇怪的事情。朝鲜战争本来是一次区域性的内战,由于美国人全面介入,悍然从仁川登陆,使战争变得复杂,给朝鲜人留下了痛苦的记忆。今天,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南北朝鲜时断时续的冲突,其中都能够看到美国人的身影。因此,朝鲜把美国人当成潜在的敌人便合乎现实逻辑了。于是,我的眼前出现了这样一幅画——导弹自上而下,充满动感,直击画面深处的美国国旗。四散的线条,扑朔迷离,显示着朝鲜远程导弹的攻击能力。

军事题材宣传画的风格也是千姿百态的,如果说反美叙述是重要的章节,那些表现朝鲜军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的宣传画也随处可见。我看到过这样一幅宣传画,一名头戴钢盔的士兵,张开大嘴,高声呐喊,怀里抱着三颗手榴弹,右手举着一颗手榴弹,向前冲锋。显然,这是歌颂朝鲜军人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

我越来越不喜欢战争了。可能是有了一点阅历,也有了儿子,对和平生活产生了依恋。王树增的《朝鲜战争》让我对那场战争产生了怀疑,牺牲了那么多的生命,耗费了巨大的物资财富,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民族仇恨,最后又回到原点,究竟为了什么?有时,一个人独自阅读,猜想历史,自我陶醉。有时,还喃喃自语,和平的岁月都是温馨的。

面对朝鲜军事题材的宣传画,我的心灵战栗了。最近,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将军在《文史参考》半月刊发表文章,指出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场阵亡11万多人,加上参战人员伤病和其他原因的死亡,中国方面在战争中共牺牲18万人。

18万人,我的父老兄弟。

列维·斯特劳斯说:“希腊人为赞扬他们的画家编出了许多小故事:小鸟飞来啄画上的葡萄,马儿把画上的马当成活的,画家的对手要求画家撩起画上的帷幕以便细看幕后的作品。”可惜,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说,朝鲜宣传画上的导弹可以飞翔,朝鲜宣传画上的手榴弹能够爆炸。

三

在平壤的大街小巷看宣传画,看多了,自然就有了很多体会。当然,军事题材的宣传画,目的是让人产生民族自豪感,捍卫主权,保家卫国。与之并驾齐驱的是领袖题材的宣传画,这样的宣传画遍布朝鲜各地。我有意识地研究朝鲜的宣传画,对领袖题材的宣传画也有了清晰的认识。领袖题材的宣传画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绝对地、无限地表现领袖的伟大和神圣。画家们借助一切表现手段,塑造领袖的与众不同,高高在上。正是因为领袖题材画作的特殊意义,朝鲜人习惯把这种题材的画作叫太阳画。“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中国人也愿意把领袖当成太阳。朝鲜人是模仿中国,还是沿袭本民族的价值观,不得而知。第二部分则是表现领袖的光辉历史,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屡建奇功,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第三部分所表现的是领袖与人民的关系。东方民族等级观念浓重,喜欢造神,也习惯在伟人、大人、超人的光环下匍匐前进。这部分画,常常以革命浪漫主义的手法,突出领袖的神圣,于是我们看到,高大的领袖俯身向仰视自己的人民嘘寒问暖,或者是微笑着在乡村、工厂、部队视察,挥舞双手,指点江山。

在平壤通往妙香山的路上,我看到一幅金日成题材的宣传画——在秋天的谷浪之中,金日成头顶草帽,双手叉腰,满脸笑容。他的身后是蓝天、白云,是自由飞翔的天鹅。画家神奇的画笔,描绘出一个沉甸甸的秋天。金日成高大的身影,如同画家笔下的秋天,富饶而健壮。当我乘坐汽车从这幅宣传画的面前飞驰而过时,我突然想起毛泽东的两句诗: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高、大、全,是领袖题材宣传画的基调。在平壤,画中穿一身笔挺西装的金日成,微笑着向远处眺望。金日成的身后,是重叠的朝鲜劳动党党旗和朝鲜国旗。领袖题材,当然是重大题材,画家们不敢轻易“创新”,概念化倾向自然严重。表现金日成如此,表现金正日亦如此。

描写金正日的宣传画当然很多,但印象深刻的是一幅立体感较强的画作。金正日穿着那件举世皆知的深黄色的夹克,背着双手,笑容可掬地看着前方。焦点透视,金正日的脸部呈现出明亮的光泽,体现出一位领袖的坦然和自信。金正日的身后,是朝鲜陆海空三军战士,他们排列出整齐的方队,挺胸抬头,走向远方。“实写”的金正日和“虚写”的朝鲜军人,把画面的力度撑到了极限。

在平壤金日成广场附近的一条道路旁,有一幅金正日题材的宣传画。金正日的头像在画面上方,呈圆形,放射着熠熠光芒。金正日头像的下方,是猎猎飘扬的朝鲜国旗,国旗前,朝鲜军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一脸严肃地向前走着。军人高举领袖的著作,知识分子拿着一卷图纸,农民捧着金黄的稻谷,简单明了地表达着朝鲜人民忠于领袖,忠于祖国的决心。

与领袖题材的宣传画相比,我对工农兵题材的宣传画有稍许的好感。也许画家们构思或者创作这一类题材的宣传画时心态放松,常常可以看见鲜活的笔触和生动的构图。朝鲜人挺有意思,工农兵题材的宣传画往往是一组的,在街道一侧排成一列,有刻画工人的、农民的、知识分子的,颇为壮观。表现工人的一幅宣传画印象深刻,整个画面是一位浓眉大眼的工人,粗壮的臂膀伸向前方,双手紧握一把工具。画面深处,是冒着浓烟的烟囱和现代化的厂房。这幅画明显的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我走了朝鲜的许多地方,看到的企业,与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乡镇企业难分伯仲。但是,不管怎么说,工农兵题材的宣传画还有一定的生活气息。有一幅表现朝鲜女农技师的宣传画,那位清纯、幸福的女孩子,面对一丛散发着田野芬芳气息的稻穗,拿着一个放大镜,检查着稻子的生长情况。女农技师圆圆的脸庞,颇像朝鲜电影《摘苹果的时候》里面的女主角贞玉。与这幅宣传画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表现拖拉机手的作品。单纯的男子,纯净的目光,在田野上耕耘。他回望着辽阔的田野,欣慰而自豪。如果说女农技师是《摘苹果的时候》里面的贞玉,这位拖拉机手就是《摘苹果的时候》里面的明吉。有憧憬,有追求,有梦想,就是没有思考,没有疑虑。

好像宣传画天生是不需要思考和疑虑的。我还不算老,当然记得中国的宣传画时代。我们也喜欢用宣传画诠释政治理念,把领袖的意愿或政府的政策,形象地、直观地、浅显地表现出来。中国宣传画最多的时候恰是大跃进和“文革”时期。那时候,疯狂的中国人天天放卫星,把牛皮吹到了天上。不甘落后的宣传画,把中国人的“远大理想”热情地表现出来,于是,我们在宣传画中看到了中国农民个个兴高采烈,个个身体健康,与农民一同出现在画面上还有堆成山峰的稻谷,一望无际的丰收的田野。事实是,宣传画的背后,是数千万农民被饥饿夺去了生命,广阔的大地回荡着挽歌。“文革”期间亦如此,我们看到的领袖、副统帅、领导人,命运陡转,甚至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一度是宣传画主角的伟大人物,几天之后就变成了人民的公敌。但是,这样的现实,并没有影响宣传画创作的繁荣,政治风吹草动,宣传画也随行就市。变脸速度之快,出乎我们的意料。

由于我在朝鲜的任务与美术有关,自然有机会就朝鲜宣传画的一些问题向朝鲜画家们请教。一次问金东环,朝鲜的宣传画都是什么人画的,金东环告诉我,都是著名画家画的,自己也画了许多宣传画。我说,宣传画并不是艺术啊,为什么要画?金东环说,宣传画是艺术,只要国家需要,我们当然要画。

只要国家需要,我们当然要画。理由冠冕堂皇。

可是,当我们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阶段,痛苦的反思,让我们认识到简单的政治、道德说教是虚伪的,于是,我们开始向往现代化,强调价值观的多元,思想的深刻,生活的丰富多彩。基于这样的变化,我的少年时代遍布大街小巷的宣传画,被商品广告替代了。这样的变化,使中国新生。

四

金东环说,宣传画是艺术,我当然怀疑。可是,平壤千里马大街街心花园附近的宣传画的确具有艺术的品质。

平壤千里马铜像,是朝鲜标志性雕塑,矗立在万寿台的丘岗上。在平壤收看电视节目,第一个镜头便是千里马铜像。

数10米高的座基,腾空而起的千里马,高举图书的工人,抱着稻穗的农民,洋溢着青春的活力。这座闻名遐迩的铜像,建于1961年4月,纪念金日成诞辰49周年。2500多块花岗岩垒起来的座基,挺拔、精彩,颇具视觉冲击力。

我是为了宣传画来到这里的,第一眼看着千里马铜像,就觉得这是一幅立体的“宣传画”,是有创意、有主题的“宣传画”。千里马铜像的背后,是一个土丘,两侧均是错落的高墙,墙体上依次排列了若干巨幅宣传画。我走到宣传画的近前,静静地看着,不知不觉就被吸引了。

构图依旧是“印象派”的,粗线条,大色块,整体画面和谐、统一。这几幅作品是民族题材,较为内敛,客观表现了朝鲜人的工作与生活,充满了民族自豪感。也许千里马铜像位于万寿台,国际游人较多,这里的宣传画少了一些火气。艺术的确不能有太多的火气,更不能咄咄逼人。以往在中国看到的朝鲜画,也是火气冲天的。它不讲道理,仅以自己的尺子衡量一切,让你这样,或让你那样。我至今清楚记得故乡街头的宣传画,题名《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宣传画,画了一把大掃把,掃把下面是五个像老鼠一样的人:地、富、反、坏、右。另外一幅记忆深刻的是《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画面被紧握的拳头占满,拳头下面是龇牙咧嘴的、特卡通的刘少奇。“文革”后期,知识青年开始上山下乡,城市广场立刻出现了一幅宣传画,那幅题为《农村是广阔天地,到那里可以大有作为》的宣传画,首先感动了我,“文革”末期,我一毕业,就毫不犹豫地报名下乡,当上了知识青年。宣传画,就这样深深影响着我们的选择。

中国的宣传画成为了历史。宣传画的意识形态功能,被庞大的媒体取而代之,宣传画的现实意义结束了。

朝鲜,宣传画的现实意义并没有结束。

在万寿台创作社选择参展作品时,我突发奇想,准备复制几幅宣传画拿到北京展出。在宣传画与中国日渐疏远的时候,朝鲜的宣传画在北京出现,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浪漫的想法遭到组委会的否决,理由再简单不过了——宣传画没有收藏价值,自然也没有经济价值了。拜金主义,判了宣传画死刑。我一再申辩,宣传画具有收藏价值,自然也有经济价值。但,没有人支持我的观点。我向往民主,既然大多数人反对,我必须沉默。

在北京举办的朝鲜画展日趋临近,往返平壤,没有忘记对宣传画的深情一瞥,甚至我想,等这次画展结束,可以策划一个宣传画展,题为《回到从前》。商人务实,商人也有短见,他们忽视了宣传画的价值,尤其是在当下,宣传画无疑具有别样的意趣,对眼下的中国可以起到镜鉴的作用。

宣传画是传统的,宣传画也是现代的。

与金东环再一次谈起宣传画,他说,朝鲜画就是宣传画,宣传朝鲜的文明,宣传朝鲜的历史,宣传朝鲜的精神。如此笼统的解释对我来讲索然无味。但是,在金东环的表述里,我体会到朝鲜画家的创作理念。金东环给我们创作的朝鲜画《同一个世界》,就是一幅宣传画嘛。只不过宣传了北京奥运会而已。

抬眼即是的朝鲜宣传画,究竟宣传了什么呢?真的是文明,真的是历史,真的是精神吗?金东环长我4岁,善于思考,他也可能了解我的所思所想,但,囿于其他原因,他不会讲得很具体。

可是,我想的却很具体。朝鲜画和朝鲜的宣传画的共同之处,是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尊心的重叠。为此,朝鲜画家为了表现这样的主题,调动夸张的艺术手法予以强化。比如,使用各种手段刻画领袖的光辉形象,描写理想化的现实,歌颂祖国的山河大地。文艺的功能化和工具化,在朝鲜体现的尤为明显。不过,让我震惊的是,尽管朝鲜画家的政治任务特别重,老画家们,比如郑昌谟、鲜于荣等人,还是努力还原艺术作品的本质——审美的意义。所以,我经常说,当代朝鲜有伟大的画家。

五

当代朝鲜伟大的画家都画过宣传画。理由当然充分,这是国家的需要,是群众的需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画家范曾、刘大为、冯远、杨之光、詹忠效等人,都是连环画的行家里手。是否画过宣传画,还无从考察。现在他们不提这段往事了,他们当然觉得画连环画不是大师所为。

关注朝鲜的宣传画,就想找到“理论”的依据。在平壤期间,与朝鲜画家经常提到宣传画。尽管画家们对宣传画表达了敬意,但是,他们还是不愿意往深处谈。我的感觉是,他们画过宣传画,只是把画宣传画当成了不能拒绝的工作。

就这个问题,与金东环讨论,他突然说,我们向中国学习了很多,中国的主旋律美术启示了我们。我忙争辩,中国没有宣传画了,甚至以幽默的口吻调侃,广告把中国的宣传画埋没了。金东环苦笑了,摇摇头。我也只好沉默。

在万寿台创作社继续选画,其中的一些作品,尤其是政治题材的画作,总觉得似曾相识。突然顿悟了,中国的体制内画家也是这样画画的。刘文西画于1993年的《东方》,描写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伟大形象。刘大为画于1990年的《晚风》,歌颂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艾民有、张庆涛画于1996年的《检阅》,表现了中国第三代领导人的远见卓识。特殊的题材,单一的主题,精心的构思,认真的创作,使我们感受到了沉重的历史。

看来金东环说的话有道理。

在北京举办的朝鲜画展结束后,我念念不忘朝鲜的宣传画,我固执地认为,这些“古老”的画,一旦把它们集合起来,一定有当代艺术的审美旨趣。一些有意思的词,如“分裂”“反讽”“寓言”“政治波普”“传统”“现代性”“颠覆”“喜剧”“宣传画时代”“后宣传画时代”等与此紧密关联。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许多东西,一定是很沉重的东西。

我是在“宣传画时代”成长起来的人,显然,我还没有完全步入“后宣传画时代”,种种迹象表明,我们迈向现代化的道路还很遥远,我们的精神常常委顿,我们还不能很好地清理历史遗留下来的心理负担,我们需要反思自己,批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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