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尔王——一出伊丽莎白时代的基督教悲剧
时间：2020-04-23 05:18:2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李尔王》，在世界文学研究史上已经占有相当的地位。但传统的研究，多数是以文本解读的方式，或者找寻文本中苦难与救赎的表象意义，或者联系西方文化分析戏剧的基督教观念，而很少从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现实困境来理解《李尔王》所体现出的基督教悲剧。当时神权衰落给人们带来的现实困境、从而反观《李尔王》悲剧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它是伊丽莎白时代的一出基督教悲剧。
[关键词]《李尔王》；文艺复兴；基督教悲剧
对于莎士比亚的悲剧《李尔王》，历来的学者和评论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相比国内单一的文本解读研究方式而言，西方莎剧学者从多个方面展开了研究，以宗教、存在主义、历史与政治、意象与象征、语言和神话原型等角度为出发点，试图超越各种批评方法局限，力图对该戏剧进行综合性研究，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研究策略是自20世纪初兴起的从基督教文化角度进行的研究。其中最早的研究者是A·C·布雷德利，他在《莎士比亚悲剧》(1904)中讨论过《李尔王》，强调苦难与救赎的主题，指出入所经受的苦难具有净化人灵魂与赎罪的作用。他的阐释所表现的倾向为以后该剧研究开辟了新思路，例如海伦，加德纳干脆称《李尔王》是一出“基督教悲剧”。
一、《李尔王》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现实困境
文艺复兴后期的西欧人文主义思想家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如何解决欲望和理性之间的矛盾。早期的人文主义者肯定人的欲望的合理性，并以此来反对基督教神学教条。但是，在后期的人文主义者看来，人的欲望是人自身的产物，无视这种欲望的合理性是错误的。当然，人的欲望也有“恶”的特性，对这种欲望上的“恶”必须要加以限制否定。在这一潜在理念下，莎士比亚通过《李尔王》，表现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世俗生活场景，在这个场景里每个人殊途同归，尽管选择不同，却都面临着被历史毀灭的命运。
从当时英国社会封建关系瓦解、资本主义关系萌发的过渡时期性质来看，当时社会资产阶级并未定型，也决定着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本来就有内在的矛盾。作为先行者，它最初的发展必然具有两面性的特征，首先是有反封建的一面，毕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要求必然和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相冲突，但是必然又要与上层的封建贵族集团相投和；其次有与下层平民接近的历史要求，又不可能没有阶级差异和矛盾。前者显然是以爱德蒙为显著代表，后者是以爱德伽和考狄利娅为代表。在这种过渡性质的特定时期，它在否定封建主义的同时，也有可能上承封建社会原有的两相对立的传统。这可以说是正反两个方面。两方面的矛盾表现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初步危机。
在这一特定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过渡时期，多重矛盾斗争的双方交相辉映，显示出了当时万花筒般的复杂现实。李尔和葛罗斯特一登场，他们的子女都成了正反对立的两个方面，他们关系矛盾的焦点就是对钱、权、欲望截然相反的态度，传统的是非观念为新的是非所取代。在历史前进的道路上，李尔和葛罗斯特是典型的封建阶级的代表，最终因倒行逆施而自食其果——李尔疯了，却清醒了；葛罗斯特瞎了，倒开了眼。在流浪的痛苦中似乎想靠近平民，但是却来不及挽回地成为社会新贵们的绊脚石，被历史扫地出门。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封建关系作为旧的剥削关系固然要被资本主义关系所取代，但是莎士比亚通过《李尔王》，显然是预示，要彻底反对普遍的是非颠倒的社会现象，非当时这些芸芸之辈所能做到。
人类的困境在《李尔王》的戏剧寓言中获得了成功的表达。我们不能把这个故事仅仅看做是一个子女忘恩负义的故事，它的深刻性在于这部悲剧中包括了父放逐女，女驱逐父，兄弟仇杀，姊妹相残的各种悲剧冲突。既包括政治悲剧成分，也包括正义同邪恶斗争的社会悲剧成分；既包括权力导致偏执的家庭悲剧成分。也包括人性异化的道德悲剧成分。莎士比亚从一系列的社会悲剧冲突中，向人们揭示了人性善恶的深刻命题，李尔和葛罗斯特在自我解剖中，认识自己过去的罪恶或过错，他们已经变成道德完善的新人。他们的价值观发生了转变，他们所经受的磨难，所经历的人生角色的转換，由极权的国王降为流浪疯汉，由一个权臣变为瞎子，他们的悔悟，他们的呼唤，正是他们自己的灵魂在命运的观念里颤抖，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李尔等人的自我谴责，显示了人类的自省精神，在人类追求真、善、美，抛开假、丑、恶的发展进步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二、基督教的悲剧与莎士比亚的困惑
我们在考察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因素之后，最终要考虑一个问题：这场悲剧和灾难背后支配的力量是什么?莎士比亚是如何潜在的表述这一力量的?本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天文地理的发现，知识、文化上的发现，“人的发现”，开始走向以“人”为中心，相信人可以像“神”，也可以像“兽”——事在人为。表面上看，似乎旧的势力是兽性的表现，新的倾向就是神性的表现。整个剧的后半部中，善良的人物都在思索这主宰世界的根本力量，而都迫不及待地按各自的见解表示，如果没有这股力量，他们将会陷入怎样的绝望境地，这也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危机所在。对于两姊妹，莎士比亚曾借助剧中人物言道，“如果她活得长，还能太平无事的活到老死，女人都要变怪物了。”对于爱德蒙，他指使人去绞杀考狄利娅，那军官却说出了：“我不会拖车子，也不会吃干麦；只要是男子汉干的事，我就会干”(第5幕第3场)，他不甘于贫贱，不愿过贫困生活，但是又不能面对现实无动于衷。旧的社会上层，貌似神实是曾，新的社会上层也是貌似神实是兽，新旧合流，是非颠倒，变本加厉。面对这样的现实，关于这股主宰命运的力量的本质。不得不让莎士比亚也无可奈何。
莎士比亚是以基督教的秩序和善与恶的鲜明对照为参照物，来解析当时社会关系中的潜在规则和现实风险，并展现当时现实困境下人类面临的自身无法解答的问题的。《李尔王》这部剧中，不同的人物时不时就要提到基督教信仰的字眼和情感，在不断暗示基督教的价值观念。然而事实上，神明既不“保佑”他们摆脱悲剧的命运，也不赐予他们报复的力量。相反，似乎不存在任何支配性的力量。所有的人物都在现实的艰难困境中，求助于神明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反过来意味着，莎士比亚也在依据基督教价值观来评判人的行为。这就导致了莎翁一方面对宗教道德的不信任，另外一方面由于他还不能创造出新的价值观，所以，他只好通过对传统的基督教的改造来实现自己的主张。
总体上看，一方面，由于伊丽莎白时代戏剧的世俗性，即剧作家们无需致力于阐释神圣教义这一事实，使得悲剧作家在表达对事物本质的理解时，能够像没有正规神学束缚的希腊人一样，自由地想象某些事情。他们所用的术语和概念，他们从事创作所置于其中的知识结构，以及他们借助形成戏剧的情节及其所表现的伦理观和宗教观，是为当时的人们，特別是基督教徒所熟悉的。晚近西方批评界大都同意说《李尔王》是“一出关于基督教的戏剧”。虽然也有人还重提“莎士比亚恰好不是一位宗教戏剧家”这种已成常识的看法，说《李尔王》老剧本的调子显然是“基督教虔诚”的调子，然而相形之下，莎士比亚在他的《李尔王》悲剧里更显出存心回避基督教背景或色彩的意思。《李尔王》是以“基督教信仰的框架”表现出“世俗的想象”，但是实际上这无非更进一步说明，莎士比亚在这种摆脱成见的挖掘里，还是发扬了基督教精神。
从时代背景来看，莎士比亚生活在基督教习俗里，不可能不沿用基督教套路。但是他的《李尔王》作品，从爱憎分明的戏剧里体现出来的，是不断向前突进的时代精神，并不符合维护传统的基督教蒙昧精神的取向。毕竟，莎士比亚以作品表明，在世俗方面，他不可能不受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的双重影响。
三、结 语
显而易见，《李尔王》是一出基督教悲剧。莎士比亚非常出色地把一个恩将仇报的故事放在了他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世界里，反讽上帝曾经说过的话：“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莎士比亚接受了关于理性是上帝在人的身上的显现，及人之不同于动物是因为人拥有理性的现成观念。然而，在莎士比亚的世界堅，人与人之间的区別不在于谁具有更高的理性，而在于其感受爱与痛苦的能力，即能为友情所感动，能由感动而产生怜悯和同情心。这是人对自身的认识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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