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的基督教观

摘要：孙中山一生与基督教关系颇为密切，少年即在教会学校读书，在环境影响下，他对基督教产生仰慕之情，并认为基督教文明是解救落后中国的良方，后来受洗成为基督徒。随着理智的不断成熟，他认识到宗教理论不符合科学逻辑，尤其当他看到西方传教士冷漠的一面时，更强化了对基督教的批判态度。孙中山虽然逐渐放弃了宗教信仰，但依旧重视基督教的实用价值，晚年对基督教的解读越来越服务于革命事业。

关键词：孙中山；基督教；圣经；革命

中图分类号： B97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8）03007706

众所周知，孙中山是一位基督徒，基督教对他毕生影响颇为巨大。自早年接受教育，历经国民革命数十年，直至逝世，一直与基督教密切联系。他将基督教文明视为西方现代化的标志，并将其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理念内化为对民主政治的追求。目前，学术界关于孙中山与基督教关系的相关研究成果比较丰富（1），但对孙中山信奉基督教的内容、程度以及方式的研究却莫衷一是。本文基本按时间顺序展开，围绕孙中山对基督教的认识转变，提出些许个人观点，以供探讨。

一、对基督教的敬慕与皈依

1879年5月，年仅13岁的孙中山踏上了出洋的轮船，此时，他还是一个思想尚未定型且易冲动的少年。初出穷乡僻壤，到了一个全新的天地。面对西方的科技与人文，孙中山出现了“慕西学之心”[1]47。西学泛指西方文化，他首先接触的是英国文化，因为英国人创办的学校遍布夏威夷和香港等地。他对西方各国文化进行比对，取其精华，指出：“吾国建设，应以英国之公允态度，美国之深远规模，与法国之爱国精神为楷模。”[1]516在这些国家中，无论英国、美国或法国，均深受基督教影响。曾经长期受英国正式与非正式教育的孙中山，固然也与基督教有着密切关联。

少年教育对于一个人的性格与观念形成至关重要，孙中山曾先后在多所教会学校就读。1879年9月，孙中山以“帝象”之名进入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在夏威夷创办的意奥兰尼学校就读，自此正式接触基督教文明。该校大部分教师为英国基督徒，全部课程皆按照英国教会学校设置，学习《圣经》无疑是一门重要课程。关于各项纪律，学校有明确的规定，人人按照规章制度做事，这是一种法治精神，井井有条的生活给孙中山留下深刻印象，也让他意识到中国人有着过于自我的散漫心态。1882年7月，孙中山以优秀成绩毕业于意奥兰尼学校，次年，进入基督教美国纲纪慎会在夏威夷创办的瓦湖书院。该校建立之初，旨在教育基督徒子女，规定“每日在校必须诵读《圣经》章节，一并祷告，每星期至少安排一节课用来学习《圣经》”[1]222。在这种氛围下，孙中山更加增进了对基督教的兴趣，对《圣经》中所含“平等”思想愈发认同，并有了皈依基督教的想法。但是，其兄孙眉得悉后，“因他仰慕基督之道，恐文皈依为之督责，令其回华”[1]47。

1883年7月底，孙中山返回老家广东省翠亨村，稍作停留后，便带着对基督教的热情去了香港，随后在英國圣公会创办的拔萃书室进行了为期约半年的学习。该校教师基本是英国人，英文讲授《圣经》也是重点课程。在这期间，孙中山结识了美国公理会海外传道会的牧师喜嘉理，因有共同的信仰，两人时常一起交流学习《圣经》，一同祷告，关系越来越密切。1884年4月15日，孙中山进入香港中央书院学习，该校同样按照英国教会模式建立。环境可以改变一个人，终于在1884年5月4日，他自愿接受喜嘉理牧师施洗，宣誓成为基督徒，取名“日新”。皈依之时，孙中山的宗教热情极为高涨，也多次协助牧师在香港、澳门等地传播福音，“甚至有过做传教士的想法”[3]225。事实上，孙中山对基督教的理解与认同已经上升到了政治层面。

孙中山早年求学，接触到的基本是以基督教为核心的价值理念，他被《圣经》中主张人人平等、互助友爱的思想所感染，并逐渐成长为一个深受现代西方文明熏陶的爱国知识分子。与此同时，他开始思考中国现实政治，关心国计民生。令他深感遗憾的是，“不管为朝廷之事、为民众之事，乃至为地方之事，百姓皆无发言或监督之权。其本为民牧者，握有审判之权力，百姓深受冤苦，无处申诉。然官场一语同于法律，上下皆串通一气，有利则各中饱私囊，有害则各脱其职责。腐化之风已成常事，官以财成，政以贿成。”[1]50-51为什么外国能够政治开明，中国却极尽腐败？如何改变这样的境况？在他看来，基督教不仅仅是一种宗教，更是现代化的标志，这种文化正好可以拯救落后的中国。他曾回忆说：“忆余幼时，从学书塾，只识之无。不久至檀香山，从学西校，观其教法良善，远胜余乡。故每日暇，乃与本国同学诸人，相论衷曲，改良祖国，挽救同群之望，于是乎生。当时所想，必令我国民众皆免痛楚，皆享福后快者也。”[1]359孙中山要救民于水火，挽国于沦亡，他吸收基督教教义，内化于自身政治情怀。尤其在中法战争以后，他更认识到中国落后的境遇必须改变，并逐渐坚定了革命信念。民国建立之初，孙中山曾坦言基督教在革命事业中的巨大作用，“知革命之真理者，多半由教会所得来。”[4]447“自由、平等、博爱”的基督教文化，对孙中山救国救民思想产生了启蒙作用，他坚定的革命信念更源于《圣经》赋予的使命感。

此外，关于孙中山皈依基督教的原因还值得探究。一般来讲，十几岁的青少年易于接受新鲜事物，但还不具备很强的判断能力。社会学家曾调查发现，“有些人皈依某宗教，当初并不一定因为该宗教有怎样经典的教义，往往是来自同辈无形的压力，大家一哄而起罢了。”[5]这个解释非常合乎孙中山的实际情况。“孙中山幼年在广东翠亨村属于弱势群体，常被有钱有势的同乡欺负，过着比较孤苦的生活。”[4]114当他进入教会学校时，则过上了平等且受人尊重的群体生活，他虽然没有看到基督教所谓的“上帝”，却切实感受到基督信徒的友善与关爱。面对身边同学和朋友纷纷受洗入教，他又怎么能拒绝基督教再过孤独生活？也就是说，如果他坚定拒绝入教，那么，就极可能遭到周围人的排挤和歧视。这种从众心理，是孙中山皈依基督教不可忽视的因素。

二、对基督教的批判与疏离

人在青少年时期信仰宗教，大多源自情感上的冲动，很少以理智去判断宗教思想。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理智的日益成熟，宗教热情往往就开始消减了。成年之后，孙中山读书越来越多，生活阅历越来越丰富，与此同时，他的宗教思想也在不断升华。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圣经》逐渐有了自己的理解，对教会也不再一味赞许。众所周知，基督教核心教义在于对“耶和华上帝”的信靠，从这一点来看，孙中山已经不是虔诚的信徒了。自投身革命后，他也疏远了主日崇拜等宗教生活，尤其当他看到西方传教士冷漠的一面时，更加表露出对基督教的批判态度。

《圣经》是基督教经典，被誉为神的默示，是亘古不易的真理，所有基督徒当以《圣经》为思想与活动的最高标准。值得注意的是，1887年10月，孙中山入读香港西医书院后，就对《圣经》产生了质疑，“觉得基督宗教的理论缺乏逻辑”[6]。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19世纪中叶，达尔文提出生物进化论并随之传播到世界各地，一时轰动学界。生物学作为一门学科，又是医学院的必修课程。孙中山在校学习之余，“中夜燃灯诵读，最爱之书乃法国革命史与达尔文之进化论”[7]。1896年，他在给翟理斯的信件中也指出：“于西学则喜好达尔文之道。”[1]48但是，作为基督教神学基础的《创世记》，第一章中即阐明“上帝创造万物以及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创世记1章27节）[8]。在情感与理性之间，如何抉择？孙中山在一次演讲中指出：“就人的起源讲，《圣经》上说人类是上帝第六日创造的。近年来有持进化论的科学家认为，人是由极为简单的动物，逐渐变成复杂的动物，以至于大猩猩，后进化成为人。科学与宗教争论重点，乃所见人类起源之差异。科学与宗教之争，直至今日还没有终止。”他在《建国方略》中又指出：“人类起初之时，实与禽兽无异，再历经几千万年之进化，而渐成人性。”[2]195-196那么，宗教与科学，哪个更可取？他又说：“科学理论，不盲从前人，对任何事物，必须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仔细观察，反复研究，方可定为知识。宗教的理论，重在服从古人的经传。古人说什么话，无论是否准确，总是服从，所以说是迷信。拿宗教与科学相对比，固然是科学较优。”[9]316在这里，孙中山已经明确指出宗教信仰是一种迷信。

孙中山相信人类是进化来的。在他看来，《圣经》虽说是神的默示，但毕竟是人执笔写成的，既然是人写作，就少不了主观色彩，也就不能被视为亘古不易的真理。他认为基督教是《圣经》的产物，人类可以书写《圣经》，同样也可以修改《圣经》。当《圣经》不能适应发展变化的世界时，适当修改经文和教义就成了必要手段。孙中山认为：“如今宗教了解专服从古人经传之不合理之地方颇多，便有提倡修改新旧约的，推广约中的文字范围，以弥补古人言语之不足。”[13]3161918年，孙中山对孙科讲：“汝近日与《宗教破产》一书，堪称经典。父读Dr. White’s War of Science and Theology之后，此书堪为超绝也，其学问深度，比White氏有过之而无不及。”[10]489该书作者麦勃奎原是一位天主教徒，他经过长时间思考，后来则持反基督教观点。孙中山赞扬《宗教破产》一书，说明他也放弃了宗教信仰。

《圣经》教导“人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路加福音》18章1节）[11]“祷告”是基督教徒的日常活动，被认为可以拉近人与神的距离。孙中山自投身革命后，基本抛弃了这个习惯。不能否认，《伦敦被难记》中确有关于孙中山在困境中一意祈祷的记载，并称：“祷告之诚，果上达于天也；以是而予知上帝，固默加呵护者也。”[5]64事实上，《伦敦被难记》的真实性还需要考证，黄宇和先生在《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一文中，已经证实该原著作者并非孙中山，而是他的老师康德黎。当《伦敦被难记》行将出版之时，孙中山接受记者采访，他居然不知送到了哪个出版社，甚至不知道书名。既然两人在事先没有亲密交流，那么，康德黎又怎么清楚孙中山在困境中虔诚祷告呢？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冯自由也说：“余与总理在日本及美洲共事已多年，除借基督教堂演说革命以外，未见其至教堂一步。”[12]可以肯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不会长期不做礼拜，无论他的工作有多么忙。

孙中山疏离基督教也离不开情感上的刺激，其中，西方传教士扮演着重要角色。1895年广州起义前后，孙中山试图联络教会得到外援。然而，当喜嘉理牧师了解情况后，不但没有赞同，反而将孙中山逐出了教会。逐出教会，是对言行极为恶劣的教徒才实施的惩罚。试想，一个为自己施洗的牧师，将自己赶出了教会，这无疑是莫大的耻辱。此前，孙中山因基督徒的友善而亲近教会；此后，则因基督徒的漠视愈发疏离教会。实际上，大部分基督徒政治主张是比较温和的，少有人主张激进革命，《圣经·罗马书》中就指出：“人人当顺服掌权者。”（《罗马书》13章1节）[11]传教士对孙中山的评价也逐渐由肯定转向否定，尤其在“二次革命”之后，他毅然反袁，传教士普遍视他为中国和平与稳定的潜在破坏者，其言行也被认为对中国的传教事业构成阻碍[13]。在传教士看来，孙中山毅然决然地制造革命活动，违背基督教核心精神。天津差会传教士查尔斯·F.约翰逊说：“孙中山仿佛脱掉外套一样抛弃了基督宗教的色彩。”[14]传教士变得与他形同陌路，不仅是婚姻观念和宗教生活上存在分歧，更多的是孫中山不断增长的革命激进主义。

孙中山坚定的革命信念不会动摇，他提出的民族主义不仅反满，同样有着反帝的要求。在评论义和团运动时，他批评列强通过宗教掠夺中国。“他们不仅在政治与经济领域掠夺中国的物质，而且利用宗教攻击中国人的精神。许多神父、牧师，依靠本国政府支持，庇护信徒，干涉司法，压迫本宗教以外的民众，无所不作；被其伤者，忍心悲痛。”[15]532显然，孙中山已经看到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犯下的错误，并能够持批判的观点评价基督教。1922年春，孙中山就当时声势颇大的反基督教运动发表谈话时指出：“教会在目前政策下，确有蒙蔽青年及被帝国主义势力利用之可能。……然余亦反对反基督之言论。”[15]266诚然，孙中山不满于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政治的漠视，但对基督教仍有敬重之情。

三、对基督教的发挥与利用

孙中山的宗教观是不断升华的，随着革命事业的不断发展，他对基督教也有了更深入的解读。20世纪初，孙中山几乎达到了“非谈革命便无以为欢”[12]229的程度。他追求的已经不是宗教信仰，而是基督教为革命政治产生的实用价值。他坦言“凡一切学术有可以助我革命之知識及能力者”[16]。孙中山是理想主义的革命者，同时，他的策略也有较强的实用主义倾向，凡有利于革命的事物，都要拿来为我所用。作为置身政治风云的革命者，孙中山“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没有什么比善变更能表现他特有的作风。”[17]在宗教与现实之间，他对基督教的解读越来越服务于自己的革命事业。

清朝末年，为了鼓动革命，孙中山试图将耶稣塑造成一个革命者的形象，并肯定他的领袖地位。孙中山与身边朋友讨论时曾说：“耶稣之愿望为舍己救人，革命之愿望为舍己救国，其甘愿牺牲自己，为造民众福利之精神，实属一致。”[18]他赞扬耶稣的革命精神和道德教化，但不认为他创立了宗教，更不相信他有什么神力。孙中山也说过，他不信服神化了的上帝，仅尊崇作为革命家的耶稣。他还说：“我不是教会的基督徒，但我是耶稣的基督徒，耶稣是个革命家。”[19]自投身革命起，他就不断以耶稣事迹警醒自己。孙中山在《民族主义》第三讲中更加肯定耶稣为革命者的身份，说：“耶稣传教的时候，他的门徒以为他在革命，便把耶稣视为革命的首领，因此，时人称他为犹太人之王……耶稣的革命，属于宗教革命，所以称其国为天国。故自耶稣之后，犹太人的国即便灭亡，犹太的民族依旧还在。耶稣传教，或有政治革命意义也可未知。”[20]214当然，每个人都有解读《圣经》的权力，但是，孙中山在此显然偏离了教义。其实，这无疑是为自己的革命活动制造舆论。试想，既然耶稣是革命者，孙中山作为耶稣的门徒，就要传承他的革命精神，那么，他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就很正常了。为什么孙中山能够领导国民革命数十年，历经千难万险又矢志不渝，正是被《圣经》中崇尚平等、甘于奉献的革命精神所影响。

《圣经》教导信徒做谦卑的人，要善于发现自己的不足。“你们年幼的，也要顺从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应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不喜悦骄傲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彼得前书》5章5节）[11]类似的话语在经文中反复出现，然而，孙中山却俨然以一副救世主姿态站在众人之中，骄傲大过谦卑，他的著作也是教训人的言语居多。就连他的日本朋友宫崎寅藏也说：“孙先生的态度未免有这样的意味，其他中国人都不行，只有我自己一个人行，我是中国的英雄，只有服从我的主义才是对的。”[21]据记载，一次他“读至摩西带领以色列众人走出埃及到了迦南地，顿时眉开眼笑，拍案叫绝，我孙逸仙怎不可令汉民族摆脱鞑虏而重建新国？”[22]以色列民族英雄摩西、约书亚，带领本民族会众战胜异族的剥削与压制，为什么自己不可以做同样的事呢？他晚年还引用这段故事去激励其他教友。孙中山“自命为汉人的摩西”[23]，自比先知。言外之意，他在向人宣示，自己将有能力带领国民摆脱清廷和列强压迫，创建一个民主共和国。

孙中山主张政教要分离，但也认识到宗教对政治的积极作用。无论在革命之时，还是在建设时期，国家政治均离不开宗教活动的辅助。他虽是基督徒，但对伊斯兰教、佛教等其他宗教也一视同仁，不偏不倚，保持着颇为开放的态度。他说：“政治与宗教有紧密联系，国家政治之开展，须依宗教以补其不足，盖宗教重在道德教化也。兄弟希冀大众以宗教之道德，以补其政治之不及。”[7]447宗教提倡团结，就可以增进国民的爱国热情。孙中山还说：“革命与宗教无甚联系，然外国人来华宣教，颇能提升道德观念，令吾人具有纯洁之爱国心。之后同胞当竭力缔造良善政府，则民教相安，中外感情融洽，世界于此永保太平。”[15]55他对宗教的积极作用抱有很高期望，尤其对基督教的道德教化颇为重视，相信以其平等、互助的价值理念可以协助国家政治。正如他在一次会议上所说：“传播基督之教义，同担国家之责任，使政治与宗教，同达协调之关系。”[4]361

此外，孙中山还利用基督教活动场所和组织模式进行革命。在起义之初，利用基督徒的便利身份，“他常常以教堂为革命据点”[24]。在革命过程中，他尽可能地影响到了身边的朋友，也得到一些基督徒的热切帮助，如区凤墀、尹文楷等人。从革命组织的运作和仪式上，也依稀可见基督教的影子。冯自由曾指出：“总理自主张革命来，所建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等组织，其誓言均带有当天发誓样式，乃一种宗教宣誓的模式，盖从基督宗教施洗之礼变换而来者矣。”[16]12孙中山领导革命，其内容和形式均与基督教密切相关。

四、结语

孙中山的基督教观不是一成不变的。少年之时，出于情感因素，他深受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理念所影响，对基督教产生敬慕之情，自愿受洗，甚至有过做传教士的想法。同时，他逐渐将基督教教义与民主政治结合起来，认为基督教文明是解救落后中国的一剂良药。但在成年之后，孙中山学会以理智去思考问题，宗教热情也就慢慢消退了。他开始质疑《圣经》中的话语，连主日崇拜等宗教生活也随之放弃了。尤其当西方传教士漠视中国民主政治时，孙中山更加表露出对基督教的批判态度。

晚年孙中山将极大热情投身于革命事业中，伴随着知识和阅历的不断丰富，他对基督教越来越持实用主义态度。通过对比中西文化，他认识到基督教产生的实用价值，是促进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因素。孙中山还希望借助基督教重视宣传的长处，改变国民党组织上一盘散沙似的弊病。1923年12月30日，他在广州对国民党员讲：“基督徒善于宣传，传教的人为主义奋斗。”[9]567准确地讲，孙中山所推崇的“耶稣”已经不是神话了的“圣子”，他不相信存在超自然界的神，他眼中的耶稣只是普通人，一个具有革命奉献精神的普通人。宋庆龄晚年回忆：“孙文曾明确对我说，他一直就不相信什么上帝，也不信任传教士，他们不是伪善者，就是被误导了。”[]孙中山对现实政治的追求要重于对宗教的信仰，但不能否认，他一生受益于基督教，革命活动也得到一些基督徒的帮助。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肝癌病重在北京去世。临终前，他对汉口的美国主教派传教士Rt. Rev. Logan R. Roots 说：“请转告世人，我至死都是基督徒。”根据调查，美国主教派教会源于世界性组织圣公会，圣公会则源自英国。自1924年商团军事件之后，孫中山与英国当局关系日趋紧张。他对美国主教派在汉口的主教受此遗嘱，是希望通过基督教争取英国对国民党革命事业的理解与同情，因为当时英国很多政要是圣公会基督徒。孙中山致力于国民革命数十载，直至临终也与基督教保持着密切联系。

注释：

（1）如：黄宇和：《孙文革命：圣经和易经》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薄建娜：《孙中山毕生信奉基督教的原因探析》，《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朱云志：《孙中山的宗教信仰特色》，《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年6期；刘家峰，王淼：《革命的耶稣：非基背景下教会人士对孙中山的形象建构》，《浙江学刊》2011年5期；陈才俊：《基督宗教与孙中山之“自由、平等、博爱”观》，《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12期。

参考文献：

[1]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孙中山全集（第一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孙中山全集（第六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黄宇和.三十岁前的孙中山[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4]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孙中山全集（第二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Rodney Stark. The Triumph of Christianity： How the Jesus Movement Became the World’s Largest Religion[M].New York： Harpperone，2011.

[6]宫崎滔天.宫崎滔天论孙中山与黄兴[M].陈鹏仁，译.台北：中正书局，1997：12.

[7]简又文.国民革命文献丛录[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101.

[8]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圣经·旧约[Z].南京：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2011.

[9]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孙中山全集（第八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0]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孙中山全集（第四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1]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圣经·新约[Z].南京：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2011.

[12]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12.

[13]张忠正.孙逸仙博士与美国（1894-1925）[M].台北：广达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4：221.

[14]Johnson to Rev.Arthur J.Brow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un Yatsen 1911-1925[M].New York：New Yord University Press，2004：108.

[15]陈旭麓，郝胜潮.孙中山集外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16]尚明轩，王学庄，陈崧.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694.

[17][美]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下卷）[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422.

[18]王宠惠.革命先烈先进阐扬国父思想论文集（第一册）[M]//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1965：18.

[19][美]夏曼.孙中山：他的生命及其意义[M].纽约：John Day Company，1934：310.

[20]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孙中山全集（第九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1]陈锡褀.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3：849-850.

[22]崔沧海.史烈士与基督教信徒合作革命之信史[N]//真光杂志二十五周年纪念特刊号，1927-06-01.

[23]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537.

[24]王治心.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254.

[25]吴全衙，杜淑贞.宋庆龄书信集（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652-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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