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畴之母更有见地]范文程
时间：2019-02-06 05:26:0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汪伪集团第二号人物、伪国府主席陈公博学问绝佳,精明强干,且勇于任事。尽管他与汪精卫长期相处甚得,起初,对汪日勾结却持反对态度;即使在汪精卫于河内发表《艳电》,公开宣布“与日合作”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也始终以老母病重,希望在香港休养作推托,迟迟不响应汪精卫的“归队”召唤。只是他在思想深处对抗战胜利不抱信心,认为中日“和平”也是结束战争的一种途径,结果,于近知天命之年,还是做出了追随汪精卫,与日本人合作的人生抉择,佳人作贼,实令人扼腕长叹。
正是由于陈公博在“与日合作”中前后态度间存在着差异,所以,阅至日汪勾结材料时,我便格外留心检索陈公博态度转变的轨迹。近读汪精卫之妻陈璧君所撰回忆录《与日本谋和平我是现在仅存的罪魁祸首》,述及陈公博落水一节,虽是首次读到,其情节及当事人语言,却让我感到十分熟悉:
汪在沪与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等共事,认识目前的同志同事与我们一向的同志同事,工作作风大有不同,而陈公博留港又迟迟不来,甚焦急。我在港每夜必与陈公博见面一次,我劝之行,公博问其八九十岁的老母,母说:“汪先生做什么,你便做什么,汪去哪里你便去哪里,不必顾虑我。
读过之后,不禁想起“岳母刺背”的故事,此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激励忠义之情的“名段子”。但有意思的是,《宋史・岳飞传》并没有关于此事的记载,倒是在《宋史》卷三八○《何铸传》中有如下文字记录:
秦桧力主和议,大将岳飞有战功,金人所深忌。桧恶其异己,欲除之,胁飞故将王贵上变,逮飞系大理狱。先命铸鞫之。铸引飞至庭,诘其反状。飞袒而示之背,背有旧刺“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
在北宋和南宋时,军人在身体的某个部位刺写上文字,乃是一件极平常的事。如:北宋初年,李顺领导四川农民起义,建国号为大蜀,建年号为应运,他所率领的农民军便都在面部刺写了“应运雄军”四字。宋高宗赵构即帝位于归德后,王彦领导的太行山抗金义兵,也都在脸上刺写了“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个字,故有“八字军”之称。因此,现代历史学家认为,岳飞后背上刺写了“尽忠报国”四字是可信的。只是这四个字究竟是什么时候刺写在岳飞后背上,是什么人为他刺写上的,则史无明文可考。
包括“母训”在内的家教,素来被国人视作佐助子女成材的重要因素之一。《说岳全传》是部小说,虚构一段“岳母刺背”的故事是作者的创作权利。但作为“与日本谋和平现在仅存的罪魁祸首”的陈璧君,在回忆录中记下这段“陈母励子”的文字,却总难免令人生疑:或许,她是有意袭用“岳母刺背”套式,冀图向世人暗示汪伪集团的举动也是和岳飞行动宗旨相同而方式有别的“第二种忠诚”吧?其实,这也是做贼“佳人”们的惯行之技。发表《艳电》之初,汪精卫在给国内抗战前景把脉时,便指出:“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弦外之音,自然是不惜去做那以身伺虎、力求“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的“爱国者”。日本宣布投降后,陈璧君不也曾故作镇静地宽解惶惶不可终日的大小汉奸道:“不用慌!我们的目的是求和平,现在这个目的已达到,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在这个时候,是汉奸才用得着发慌,我们又不是汉奸,慌什么呢?”只是任凭陈璧君这个“爱国者”如何巧舌如簧,也遑论“岳母刺背”和“陈母励子”这两段文字的结构如何酷肖,语调如何相近,文气如何相承,均不妨碍人们准确判断岳飞和包括陈公博在内的汪伪集团成员在民族危难时刻各自所起的历史作用,以及缘此奠立的各自历史地位。
清人刘继庄在《广阳杂记》卷一记载了洪承畴降清后,遭其母谴责的细节场面:
洪经略入都后,其太夫人犹在也。自闽迎入京,太夫人见经略,大怒骂,以杖击之,数其不死之罪,曰:“汝迎我来,将使我为旗下老婢耶?我打汝死,为天下除害。”经略疾走得免,太夫人即买舟南归。
就算现代史上确有“陈母励子”故实,与陈公博之母相比,洪承畴之母的见地,无疑更为世人激赏。■
【小凤荐自《安徽统战》2010年第1期/本刊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