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看似新奇的东西 看似出奇非无因，谁人识得帝王心
时间：2019-02-06 05:40:3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史景迁先生是以会讲故事而闻名的历史学家，其所著的《皇帝与文人――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脍炙人口，令人无法释卷。 雍正六年（1728年），一名自称张倬的人代其师“南海无主游民”夏靓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信中指斥雍正帝有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好谀任佞十大罪状，又称岳乃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之后，遂以夷夏之大义劝岳造反，推翻清朝的异族统治。对于岳钟琪来说，类似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还是十五个月之前在四川成都，一名叫卢宗汉的疯汉谣传岳钟琪要带领川陕兵丁造反。尽管这是子虚乌有的事情，而岳钟琪也和卢宗汉毫无瓜葛，但这起事件却极有可能在君臣关系上造成些许嫌隙。为此，岳钟琪极力向雍正帝剖白内心、切责失职，甚至请求解除职务，以表忠荩。在雍正帝派太医刘裕铎到成都为岳把脉诊治之后，岳的心病方除，内心既已释然，身体也就安然无恙了。可是，关于此事的记忆是永远抹不去的了。岳钟琪内心十分清楚，此案又是一次对其忠心的考验。为了给自己的行为留下足够的旁证，他邀请满族官员陕西巡抚西琳及陕西按察使硕色一同参与审理。然而审讯甚至刑讯的结果并未获得有价值的线索。不得已，岳钟琪只好给雍正帝上奏，请求将人犯押解京师，由他人再行审理。这封奏折不过是向雍正帝坦诚交谈，将矛盾上交，对于解决问题并无实质性的进展。上奏之后，岳钟琪稍觉心安，可仍未释怀，千思百虑之后，想出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岳钟琪一改前态，佯装同意谋反，并和案犯假意盟誓，此计果然奏效，案犯张倬乃将实情一一供出。该犯原名张熙，此行乃是替其老师曾静（即化名“南海无主游民”夏靓者）投书策反。得此消息之后，岳钟琪不仅喜出望外，冤屈可白，忠心可表，随即给雍正帝写了关于此案的第二封奏折。待张熙交代了更多的详情之后，岳钟琪第三次给雍正帝上奏报告相关案情。
雍正帝接到岳钟琪关于此案的第一封奏折后，疑心该犯乃“苗疆内多年汉奸”或“外洋逆党”，亲自为岳设计了四种方案，以便让案犯交代实情。然而该奏折经朱批之后尚未发出之时，雍正帝又及时见到了岳假意盟誓套出案犯实情的第二封奏折，不禁欣然朱批：“览至‘盟誓’二字，朕不觉泪堕。卿此一念，天祖鉴之矣。此等盟誓乃不得已权变之举，神明有知，断无不消灾灭罪、赐福延禄之理。嘉悦之怀殊难笔喻。我君臣契合之情，盖由前劫善缘所钟，卿系乘愿力而来佐朕治理国家苍生者，岂泛常所可比拟。朕实嘉悦之至。”显然，雍正帝为岳钟琪的忠心义行而感动了，君臣之义为大，相对于此，谋逆之案反而显得微不足道了。岳钟琪通过努力挽救了自己的前途，因为参不参与谋逆是一回事，证明自己的清白、消除皇帝的疑虑才是最重要的。
然而，这仅仅是个引子罢了。揆诸常理，曾静不过一被革生员，既无任何政治势力的背后支持，更无颠覆王朝统治的实际能力，投书之事除了透着一个落魄书生的偏执狂想而外，就是迂腐不堪。对于信中所写的悖逆之言，开始时雍正帝似乎并不十分在意，在接到岳钟琪的第一封奏折时，随手写道：“犬吠兽号之声耳，有何可介意？送来闲观之。”在专制时代，皇权是政治斗争的焦点，为了夺取皇位，不知经过了多少明争暗斗，各种传闻和谣言也总是相伴而生的，对此，雍正帝是清楚的，也早已习惯了。然而，这次的“对手”大不同，并非自己的政敌，而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乡间书生。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皇帝和书生都处于极度的不对等地位。既如此，杀鸡焉用牛刀？面对这种情形，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雍正帝给自己提出了新的挑战，这次他没有再用以往的旧手段，而是采取了公开的新举措，不到十天的时间，雍正帝就亲笔写了一篇详尽的辩护词，一一驳斥曾静信中的指控。雍正帝似乎看到了，曾静不是一个人，在其背后还站着许多人，既有仍在各地散播流言的残余政敌，还有更多的像吕留良一样满怀夷夏观念的汉人，他们虽然暂时失败，但如果任其发展，则仍有可能积聚一定的力量并卷土重来。曾静事件不仅影响到皇帝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在儒家政治思想中这样的皇帝不具有合法性。儒家思想是维护皇权的理论基石，其所提倡的尊尊卑卑原则更是深惬历代皇帝之内心。雍正帝对于孔子是心存感激的，对其学说是服膺的，以致雍正帝不仅亲临文庙为孔子行释奠之礼，而且要跪着献祭，并要求子孙后代遵循此礼。他于雍正四年谕礼部：“太常寺《仪注》内开：献帛进酒，皆不跪。朕今跪献，非误也。若立献于先师之前，朕心实有不安。可记档案，以后照此遵行。”〔1〕除了天地、祖宗、父母之外，无论生人，还是死者，皇帝要跪拜的也就只有孔子的牌位了。雍正帝之所以自愿如此，是因为他深知：
若无孔子之教，则人将忽于天秩天叙之经，昧于民彝物则之理。势必以小加大，以少陵长，以贱妨贵，尊卑倒置，上下无等，干名犯分，越礼悖义。所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其为世道人心之害，尚可胜言哉！唯有孔子之教，而人道之大经，彝伦之至理，昭然如日月之丽天，江河之行地。历世愈久，其道弥彰。统智愚贤不肖之俦，无有能越其范围者。纲维既立，而人无逾闲荡检之事，在君上尤受其益。〔2〕
当然，儒家期望的最高统治者都是圣王明君，而且动不动就以尧、舜相期许。这样，皇帝自然应该是深仁厚德之人，所谓“惟有德者可以为天下君”，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作天下的楷模、万民的榜样，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否则“其身不正，虽令不从”〔3〕。而居于亚圣地位的孟子更是认为如果君行不端，则臣下亦不必待之以君，如果“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甚至“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4〕。如果雍正帝正像曾静信中所言，孝悌尚且不能，更有何德居于一国之尊而君临天下？为此，就要消除天下人的疑虑，向世人证明自己的清白。雍正帝命内阁官员根据自己的批驳意见撰拟一份正式文件，向天下公布。实际上，雍正帝如此处理既不是一时头脑发热，亦非激于义愤，而是苦心孤诣之为。当看到自己最为信任的大臣之一鄂尔泰对于此举既担心，又为有这样的圣君而感到欣喜时，雍正帝在鄂尔泰的奏折上朱批：“为朕放心，丝毫不必愤懑。遇此怪物，自有一番出奇料理。卿可听之。”当臣下还心存担忧时，雍正帝有着自己的独特想法，他要借此向世人展示自己的形象，向天下证明自己是胸怀坦荡的君子，是爱民如子的明君，是符合儒家理想的圣王。
在对民众的治理问题上，儒家强调以教化的方式改变人心，而收潜移默化之功。在教化体系中，皇帝既是万民之君，又是天下之师，担当君师合一的角色。清虽是满人创建的王朝，但统治者对于儒家的统治之要亦极为熟稔并运用自如，雍正帝的父亲康熙帝曾说：
朕惟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事，而以教化为先。其时人心醇良，风俗朴厚，刑措不用，比户可封，长治久安，茂登上理。盖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务末也。〔5〕
对此，雍正帝并不陌生。在处理曾静一案时，雍正帝一定又记起了父皇的教诲，对于曾静这样的逆民来说，一定要臣服其心，而不是刑戮其身，以显示自己爱民如子、宽大为怀。为此，雍正帝采取的策略是让曾静阅读有关的奏折，促其反省。曾静很快就入戏了，对于雍正帝为自己安排的新角色，曾静完成得十分出色。在雍正帝的“感化”之下，曾静痛感今是而昨非，一改往日咒骂之语，而大书颂圣之词，在其笔下，雍正帝“自朝至暮，一日万机，件件御览，字字御批。一应上任官员，无论内外大小，每日必逐一引见，谆谆告诫以爱民绥抚之。至意事，至物来，随到随应，不留一毫不周不密不精不当之憾。直到二三更，方得览批各省督、抚奏折，竟不用一人代笔，其焦劳如此”，“其施之于刑政，见之于德礼者，无一处不知之极其精，无一事不知之极其当”，完全是宵衣旰食的勤政之君。面对盛世明君，曾静悔恨不已，痛骂自己是“禽兽”（在这一点上，曾静和雍正帝的看法相同，雍正帝认为：“君臣居五伦之首，天下有无君人而可谓之‘人’乎？人而怀无君之心而尚不谓之‘禽兽’乎？”），并表示如果能够获得赦免，愿意“现身说法，化导愚顽”，即使不能苟活，亦希望留下自己反省的文字，“使凶顽之徒，亦可消其悖逆之念”。对于曾静的配合，雍正帝自然十分欣喜，以曾静并非首恶而赦免了其本应株连九族的罪过，还规定“即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诛戮之”。显然，雍正帝对于自己的作法是十分得意的，曾静的转变正是圣王教化的结果，是盛世的注脚，曾静的存在就是雍正帝仁德爱民的证明。如此，怎么可以随意杀他呢？这样，曾静不仅保住了脑袋，即将来亦无性命之虞。为了消除曾静的后顾之忧，雍正帝还命湖南巡抚赏银一千两帮其安家，让其在长沙观风整俗使衙门听候使用。曾静成为雍正帝可以随时拿来利用的棋子。
既然曾静并非此案的首恶，那么元凶又是谁呢？雍正帝将矛头指向了在思想上曾影响过曾静的吕留良。吕留良，浙江崇德人，是清初有影响的思想家，信奉朱子学说，宣传“华夷之防大于君臣之义”。其实，在明末清初的变局中，许多士人莫不抱有这样的襟怀，并有激烈的反抗斗争。无疑，雍正帝有着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认识到华夷思想的实质是否定满族统治的合法性，故对此进行彻底地批驳绝不仅仅是夫子好辨，更重要的是，这关系到王朝统治的根本。所以雍正帝日理万机之暇，仍付出极大的精力对吕留良、曾静著作中的反清思想一一批驳。雍正帝认为所谓的夷狄只是文化上的划分，而不是地域和种族上的区别，他说：“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猃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满族统治者虽然是异族入居中原，但是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之臣民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这样的答辩，在清朝统治日益稳固并逐渐被接受的时候不能说没有一定的说服力。然而这样的论辩未免太书卷气了，根本不足以表达自己的愤怒，倡乱者应该“身膏斧�，遗臭万年”，于是已经死去四十多年的吕留良又“受极刑于身后”，被“剖棺戮尸”，其子孙、学生及刊刻其书的人亦各按轻重罪行处以各种刑罚。
按照雍正帝的估计，汉族士子中怀有华夷观念的远不止吕留良、曾静等少数人，而对此案的处理只是小范围的，并不能解决全国士子的思想问题。雍正帝有一个宏大的计划，就是要将个案作为典型来教育全国的士子，统一思想。于是，雍正帝令臣下将有关此案的材料加以整理，刊刻成书，这就是《大义觉迷录》。书中内容既有雍正帝的谕旨，也有雍正帝和曾静的辩难，还有曾静反省之后写的《归仁说》。这些内容揭示了曾静由悖逆之徒转变为盛世良民的原委，当然，这要归功于雍正帝的教化。该书不仅仅是雍正帝自己的表白，更重要的是可以向世人证明雍正帝是君师合一的圣君。所以雍正帝对于该书的传布十分重视，令将该书“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并令各贮一册于学宫中，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由此，一场全国性的对于民众，尤其是读书人的思想教育运动开始了，雍正帝对此极为重视，宣称“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察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整个事件到此达到高潮，这种结果才是雍正帝所要的。前面的一切不过是铺垫而已。可惜的是，好像当时人对于此事远没有雍正帝那样的关注程度，以致对于这场全国性思想统一运动的效果并没有留下什么记载。但我们可以揣测的是，在威权的控制之下除了异口同声的颂扬之外，知识界在真正的问题上缄默不语。乾嘉时期，学术界出现了群趋考据、朴学兴盛的局面，这或许不过是雍正帝所栽的树在这个时候结下的果子罢了。
在常人眼里，雍正帝是刻薄寡恩、严厉深峻的，谁又想得到，雍正帝内心里却是认同儒家对于圣君的理想并曾想付诸实践的。这样的做法决非一般的皇帝能够做得到，甚至对于自己的子孙，雍正帝也有着一份担心，故要求继位者不要杀害曾静，因为在雍正帝看来，曾静的转变实是圣君教化之功的体现，如若将其刑杀，岂不前功尽弃？然而，在那个宣扬忠孝的时代，乾隆帝登基之后竟然违背父训而将曾静杀掉了，并尽力将广加散布的《大义觉迷录》一一追回，禁止民间私藏。也许，乾隆帝认为，对于被统治者根本不需要这样劳神费力的举措，只要他们安分守己，老老实实做奴隶就行了，奴隶知道得太多只能增添不必要的麻烦，对于信息的控制实是专制的需要。然而，雍正帝不仅仅要作帝王，还要作圣王，不仅仅要求被统治者在行动上是奴隶，而且在思想上要自觉自愿地做奴隶。当然，所谓的圣王时代最多不过是可以让人民过着温饱生活的时代而已，思想上的自由是绝对不允许的，有的只能是和统治者保持一致的官方思想，此外的都是异端，不仅思想要批判，人也是要被杀掉的。
注释：
〔1〕文庆纂修：《钦定国子监志》卷25，《礼志一・亲诣释奠》，道光十四年武英殿刊本，第4b页。
〔2〕《钦定国子监志》卷首，《圣谕》，第25a～25b页。
〔3〕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6页。
〔4〕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86～251页。
〔5〕《康熙帝御制文集》卷二，《敕谕・谕礼部》，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第41种，学生书局1966年版，第7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