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莉妹妹中的自然主义【《娜娜》与《嘉莉妹妹》中的自然主义创作倾向比较研究】

　　 关键词：比较研究 自然主义 左拉 德莱塞 娜娜 嘉莉 　　 摘 要:《娜娜》与《嘉莉妹妹》分别是法国作家左拉与美国作家德莱塞的作品。虽然有评论家将他们划为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之列，但就两位作家各自的早期作品《娜娜》与《嘉莉妹妹》的创作风格来看，两位作家主要采用的是自然主义的创作倾向。本文从左拉与德莱塞的创作思想、对材料的处理及对人物行为的道德立场等三个方面比较研究了《娜娜》与《嘉莉妹妹》中的自然主义创作，力图概括出两部作品中的自然主义在表现特征上的差异并探析其产生的原因。
　　
　　 自然主义作为一种初步具有现代意识的文学创作倾向，它是19世纪60年代法国作家左拉倡导的“实验小说”所开启的文学艺术实践活动。《娜娜》是左拉的系列小说《卢贡―马卡尔家族》（1871-
　　1893）的第九部，是一部揭露第二帝国时期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小说，是暴露文学的成功典范。自然主义盛行之时，虽然左拉在自己的文学实践中未必完全遵从，但它确实造成了欧洲小说发展的一种新异的态势。①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它的影响遍及欧美乃至东方，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思潮。
　　 德莱塞的创作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位置。有学者认为他的早期作品已经具有鲜明的批判倾向，他在20世纪20年代的创作，则标志着美国现实主义小说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深化和发展。很明显，类似的这类评论将德莱塞划入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之列。尽管美国文学界对“自然主义”这一概念的理解和运用至今仍存在许多混淆与模糊之处，但德莱塞的第一部小说《嘉莉妹妹》的创作，与左拉的早期作品《娜娜》一样，作家主要采用的是自然主义的创作倾向。
　　 对比《娜娜》与《嘉莉妹妹》中的自然主义创作，发现两部作品中的自然主义特征除了有共性的一面，还存在着差异，对比分析如下：
　　
　　 1.左拉的“生物遗传决定论”与德莱塞的“机械论”和“化学论”
　　
　　 左拉的《娜娜》是以妓女娜娜为主人公的小说。主人公娜娜十几岁就浪荡街头，沦为妓女。在对这个人物的塑造上，左拉着重突出遗传性和生理本能的自然主义倾向，强调遗传对人的巨大影响。
　　 在《娜娜》中，左拉从自然主义的“生物遗传决定论”的观点出发，强调娜娜由于父祖辈酒精中毒的遗传，在生理上与神经上形成了一种性欲本能特别强旺的变态，因而在描写中，过多地渲染了她的“肉之魔力”――“她在不知不觉中，在她两条雪白的大腿之间，腐蚀和瓦解着巴黎……”
　　 尽管她没有俄国女皇叶卡特林娜二世的雄才大略，又没有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的绝代美貌，却能使整个巴黎上流社会都跪倒在她的石榴裙下，靠的就是她极为性感的肉体和近于疯狂的情欲。在第二帝国时期的上流社会里，有钱有势的人无论年龄大小，都陷入她色情的泥坑中不能自拔，为了她不惜倾家荡产，甚至毁掉自己的生命： “古代的妖魔鬼怪，住处全是白骨，她也一样，把脚踩在一个个骷髅之上，灾难一个个降临在她周围，旺德弗尔焚烧于大火之中；富卡蒙郁郁寡欢，消失在支那的海上；斯泰内破了产，只好老老实实的生活；拉法卢瓦兹干了蠢事心满意足；米法家凄惨地败落，乔治尸体发白；刚出狱的菲利普给弟弟守灵。干完了使人破产和丧命的事，从郊区垃圾堆里飞出的苍蝇，带来腐蚀社会的酵母，停在这些男人身上，就把他们一个个毒害。……她的性器官在荣耀中升起，在躺着的牺牲品上闪闪发亮，犹如初升的太阳，照亮了杀戮的战场……”③
　　 《娜娜》体现了左拉把遗传学和生理学应用于小说的创作方法。“生物遗传决定论”始终贯穿在《娜娜》中。
　　 德莱塞与左拉的创作思想不同，在《嘉莉妹妹》的创作过程中，德莱塞曾言明自己立足于对现实的机械论的观点。机械论把生活看做是一台与道德无关的巨大机器，善和恶以及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其运转过程中微不足道的事件，人的努力无法改变命运的沉浮起落。他必须抓住面前出现的任何机会，甚至不惜损害、牺牲他人。④《嘉莉妹妹》是最能集中代表作者机械论哲学观点的作品。潜伏在小说背后的机械论哲学观点，自始至终控制着小说的主题思想、叙事结构甚至人物的一举一动。小说强调主宰一切的外界力量。这种不可预知、无法抗拒的自然力和社会力――或者机械力，牵动着整个小说故事，造成一种必然感。嘉莉从一个乡下姑娘变成红极一时的明星；赫斯伍德从豪华酒店的经理沦落为乞丐，但这一起一落不是个人努力或无能的结果，而是机械力把他们推向了各自的极地，剥夺了个人努力的意义。
　　 理论上，自然主义强调环境对人的决定作用，而德莱塞的“机械论”观点对环境对人的决定论进行了充分的表达。
　　 另一方面，德莱塞在小说中也突出了他创造的新名词“化学论”，也就是当时另有人提出的生物论，用来表示如化学反应的那种非意识的欲望与冲动。它与机械论本质上大同小异，都试图以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角度来解释人类社会。⑤德莱塞的人物如嘉莉处于浪漫的困境：他们渴望无限，但被物质能力所限制。在力的游戏中，他们的天才被勾销，他们的思想与社会形成冲突。
　　 在德莱塞的笔下，决定嘉莉妹妹进城的动机乃至决定她命运的有两种力量：⑥
　　 一是对快乐的强烈追求和欲望。把她引进城市的一直是她那快乐原则的本性。嘉莉也是有动物的欲望和本能的女人，故事的开头就让读者确定了这一点：在去芝加哥的火车上，“她还不太懂如何举手投足，显示本能的优雅举止。她扬起头的姿态还不够优美。她的手也几乎没有用。她的脚虽然长得小巧，却只会频频地放在地上。然而她对于自己的魅力已极感兴趣，对生活的更强烈的乐趣感知很快，并渴望获得种种物质的享受。她还只是一个装备不全的小骑士，正冒险出发去侦察神秘的大城市，梦想着某个遥远的将来她将征服这新世界，让那大城市俯首称臣，诚惶诚恐，跪倒在她的脚下。”⑦她从未清楚地知道自己追求的目标，只是她的本性驱使她一直向前。
　　 二是社会经济环境，即成与败，奢与贫，幸福与遭难的强烈对比。这种力量一开始就起作用。她遇到德劳埃时，她“不免感到相形见绌，她身上那套镶有黑棉布条装饰的蓝色衣裙，她心里觉得挺寒伧”⑧。因此，为了追求物质的成功，实现她对快乐的向往，她便不惜牺牲自己的良心和贞节。在嘉莉妹妹的世界里，得到快乐和成功才是最终的目的，为了快乐和成功可以不择手段。
　　 根据德莱塞的“机械论”和“化学论”，人只是没有自由意愿的动物，生活中的世界纯粹是物理性、机械性的世界。人在这样的环境中是没有任何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选择的可能，控制人的命运和人的活动的是人的动物本性以及社会经济环境。
　　
　　 2.左拉“叙事中的中立”与德莱塞的“哲学表述模式”
　　
　　 左拉与德莱塞在事实材料的处理上有着明显的不同。左拉强调小说家要在叙事中保持中立，首先不能进行任何明确的批判；而德莱塞小说的重心是哲学表述模式。批评家们认为，《嘉莉妹妹》的小说结构可以分成三种模式：第一是叙述模式；第二是描述模式；第三，亦即是小说的重心，是哲学表述模式。在小说中，德莱塞花费大量笔墨，阐述哲学观点，似乎是与读者在进行有关命运及道德等哲学问题的讨论。长篇累牍的细节描写和叙述，都是对这些问题的阐释和证明。他对每一个微小的事实及背景都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和描述，每个细节的描述都具有深刻的哲学含义。⑨如他在故事的开篇写道：“一个18岁的女孩离家出走，结局不外两种。也许她会遇到好人相助，变得更好；也许她会很快接受大都市的道德标准，而变坏了，二者必具其一。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不好不坏，保持中不溜的状态……这种时候，如果没有人在她们身边轻声告诫和解说，又有什么谎言和谬误不会灌入这些不加提防的耳朵里去呢？头脑简单的年轻人看不清生活中的那些虚假外表，而为它们的美所倾倒，就像音乐一样，它们先令人陶醉松弛，继而令人意志薄弱，最后诱人走上歧路。”⑩
　　 小说中这类表述的确似乎是在与读者进行有关命运及道德等哲学问题的讨论。而故事中人物的行为、命运、结局似乎都是对这些哲学问题的阐释的证明：在接下来的故事中，德劳埃就像伊甸园中的蛇一样，扮演了勾引嘉莉的角色。他的绵绵絮语引起了嘉莉对物的欲望。
　　 故事中有这样一段对赫斯伍德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取出公司保险柜里面的一万多美元时的一系列动作及心理活动的描写：“……在经历了一番无名的恐惧后，他的手还在发抖，浑身还在冒酒气……”{11}“他又拉出抽屉，拿起钞票――钞票是这么光洁，这么整齐，这么便于携带……”{12}“当他把所有的钞票都放进手提包后，心里陡的产生了一种相反的想法。他不能这么办――不行……”{13}“他走过去，把空抽屉放回原处。然后他推上箱门，这差不多已经是第六次这样做了。他踌躇不决，思忖着，一手按在额角。”{14}“他手里拿着钱，这时候，锁卡答一响。锁上了。是他锁上的吗？他捏住门钮，拼命地拉。关上了。天呀！他现在无法改悔了，一点也不错”{15}，“他一发觉保险箱的确已经锁上，额上就直冒冷汗，浑身剧烈地打战”{16}。这一“罪行”巧妙地表明了德莱塞的深切信念，以为我们的行动是由我们内心的一种“声音”所指使的，而这种声音就是存在于我们心中的罪犯、盗贼和杀人凶手，是我们清醒的理智和我们的文明竭尽全力要加以抑制的。我们的种种行动的真正根源和由来总是不合法的。我们的内心老是处于逃亡中。{17}
　　 与德莱塞的“哲学表述模式”不同的是，作为自然主义作家，左拉向科学借鉴的不仅是一个目的――以尽可能详尽的方式来研究现实和自然――和一种方法――以丰富和深入的资料为依据，而且还有某种风格，即尽量客观，不带个人的主观性。小说的故事由作者来讲，但作者应尽可能少地在其中出现。{18}
　　 他强调小说家要在叙事中保持中立，首先不能进行任何明确的批判，左拉往往让他的人物来做这件事，如记者福什里。但小说家故意把线索搞乱，并使他的代言人具有否定的一面：福什里成为米法伯爵夫人的情夫，加速了这个贵族家庭的分崩离析。
　　 作者的其他代言人是那些卖淫女。首先是娜娜，她在书中多处说出自己的愤慨。左拉在赛马的那一章中，安排了皇后、米法伯爵以及苏格兰王子出现在看台上的细节，并且让娜娜针对这些至尊至贵的人物，含沙射影地骂了一通：“……我对他们太了解了……下层的下流，上层的下流，都一样下流……”{19}她指点的既有把马牵到跑道上的马夫，也有在同查尔斯说话的皇后，这亲王也是混蛋。批判由腐化堕落的人物做出，就显得更加触目惊心！
　　 作者保持中立的另一个办法，是让事实说话。如他对第二帝国时期的两个资产阶级权贵人物舒阿尔侯爵与米法伯爵的描写，生动形象地将这两个表面上的正人君子、实际上腐化堕落的人物形象，清楚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舒阿尔侯爵是政府的顾问，米法伯爵则是皇后的侍臣，他的妻子伯爵夫人就是侯爵的女儿。当他们一家出现在万象剧院的时候，似乎不愧是名门世家的显贵，国家社稷之栋梁，面对着娜娜的表演，表情严肃，道貌岸然。然而，第二天，却正是这两位国家的要员，不惜屈尊，双双来到这个娼妓的家里。这一对翁婿明明是显贵的大人物，却谦称是“本区慈善会的会员”{20}，明明是为了淫邪的目的来结识一个下流的娼妓，却自称是为了“三千以上的贫民”{21}前来向“一位大艺术家”{22}募捐。
　　 综上所述，对两位作家在材料处理方面的不同作如下归纳：左拉与德莱塞都对现实进行了客观而又详尽的观察、描写与叙述，但左拉在叙事中刻意保持中立，他的大量描写意欲揭露上流社会弥漫的淫靡之风；而德莱塞的《嘉莉妹妹》其实是德莱塞对自己的哲学观点的演绎和证明。他的长篇累牍的细节描写和叙述，都是为了阐释和证明有关命运及道德等哲学问题，都具有深刻的哲学含义。
　　
　　 3.左拉对人物的“爱憎分明”与德莱塞“非道德的漠然主义”
　　
　　 作为自然主义作家，左拉强调小说家要在叙事中保持中立，尽量客观，不带个人的主观性：小说的故事由作者来讲，但作者应尽可能少地在其中出现。然而，他巧妙地借助一个个鲜活的事实来传递自己的爱憎倾向。他通过对人物生活与经历的详细描述或细腻的心理刻画，表达自己的赞赏、鄙视、厌恶、讽刺之情。甚至让他的人物作为他的代言人来作出深刻的批判。这与德莱塞的风格明显不同。
　　 德莱塞深受斯宾塞哲学思想的影响并接受了机械论的观点。机械论把生活看做是一台与道德无关的巨大机器，因此，德莱塞在小说中贯彻的是一种非道德的漠然主义――对于人物的一切行为，既不谴责，亦不颂扬。{23}
　　 在德莱塞的笔下，嘉莉妹妹纯真、肯干，是个漂亮的农村姑娘。她先后与德劳埃与赫斯伍德的同居都显示了她对正常婚姻的向往和要求，她的命运并不因为她的道德堕落而遭到挫折，相反，她在别人一落千丈的时候却平步青云，从社会底层一步步爬上上流社会，成为名利双收的喜剧明星。
　　 另一个人物德劳埃在小说中也不能算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棍。他虽然喜欢花哨的打扮，并频频追逐不同的女人，但是他“人还是很和气、厚道”{24}；当他与嘉莉发生争吵离开后，他还想起了“嘉莉身边没有钱……他要是不马上过去，也许她手头会很紧的”{25}。这些都表明他绝对不是一个冷血、阴郁、好算计的坏蛋。
　　 而赫斯伍德的沉浮，也不能简单地视为道德堕落应有的结果。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是，在德莱塞直言不讳地描绘赫斯伍德的背信弃义和拼命追求嘉莉的情节中，字里行间没有一点诲淫诲盗的东西。“他对她的兴趣，简直可以说是神魂颠倒，并非是单纯的性欲。这是多年在干旱贫瘠的土壤中不断枯萎的情感，又发出了新芽，开出新花……”{26}
　　 就在他严肃地叙述赫斯伍德迷恋嘉莉的情节中，在描绘他甘愿抛弃社会地位、朋友尊重和个人荣誉这一段故事中，也没有渗入任何伤风败俗的糟粕：“处于他这种地位的男人，在经历了一连串无聊或让人心肠变硬的事情以后，一旦遇上一个年少单纯、纯洁无邪的女子，他也许会出于双方差异悬殊的考虑而和她保持距离；但他也可能被这种意外发现迷住了，为自己的发现欣喜若狂，于是被吸引了过去……”{26}
　　 这类描述让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德莱塞对违反传统道德的人物寄予的不是批判，指责，而是某种同情，或者是宽恕。
　　 与德莱塞不同的是，左拉对小说中违反道德的人物却有着极其的厌恶、鄙视与讽刺。
　　 在《娜娜》中，左拉列举了出入上流社会的各种男人，而这些所谓的正派男人用道德的假面具来掩盖他们放荡的生活。如舒阿尔侯爵，由于长期的荒淫生活，他早已衰老不堪，但他仍然出入下流场所。他追逐娜娜一时没有得逞，就不惜用巨额把一个妓女的小女儿买来做玩物，当他的女婿与娜娜的关系在社会上张扬开后，他竟然以怕米法伯爵的行为玷污他的名声为借口而与之公开断绝来往，并且以卫道者的姿态愤怒地申诉：“统治阶级不该这样屈就现代的堕落作风，对下层阶级做可耻的让步，而叫自己的阶级解体。”{28}但不久，米法伯爵却撞见他在床上像一堆残骨摊在娜娜的怀里。这是一个令人恶心的场面，其丑恶的程度令人触目惊心。
　　 这类描述的字里行间渗透着左拉的鄙视与厌恶：所谓的上流社会的人士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卑鄙下流。
　　 与之相反的是，妓女的道德标准竟然与传统的道德标准相仿，即通情达理、尊重承诺。在所有的娼妓人物中，女主人公娜娜当然居于中心的地位，左拉不仅描写她的生活与经历，而且注意刻画她的心理，不仅表现她性格与行为中娼妓职业所必然带来的那些庸俗、轻浮、放荡、无耻、奢侈、挥霍等等缺陷，而且展示了她作为出自下层社会的女子所具有的某些可取的特点：虽然娜娜身上很少有纯正的感情，但她对自己的儿子小路易却保持着深挚的母爱；虽然她沉溺在享乐的脂粉生活里，却向往乡间的纯朴而健康的生活；她在被人玩弄同时又玩弄人的生活中，有时也发出“……我希望别人尊重我”{29}的喊声。左拉对娜娜的这些描写，既使得这个人物形象具有真实的性格与一定的心理深度，又是为了对比地揭示那些上流社会的衣冠禽兽在某些方面并不如这个下流的荡妇。
　　 不难看出，左拉巧妙地借用这类具有讽刺意味的对比传递出他的思想情感：对第二帝国时期腐朽的统治阶级的厌恶；对下层社会女子身上的某些可取品质的肯定。但在德莱塞的笔下，我们找不到也感受不到他对人物行为的厌恶、指责抑或赞赏。他的《嘉莉妹妹》传递给我们的是这样一种观念：与人的美学感相和谐的理性的道德水平尚未达到，在文明发展的相对低级阶段，人们除了权且遵从生存规律外，别无他法。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受制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非道德力量的世界中，宣扬道德的地位是毫无意义的。小说中的人物可能相信道德的地位，但是小说整体的要旨是与这种逻辑背道而驰的。{30}正是从这个基点出发，德莱塞没有让我们在他的人物描述中捕捉到他明确的思想情感。
　　 《娜娜》和《嘉莉妹妹》中的自然主义特征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主要应归因于两位作家所处的社会历史状况的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以及各自受到了不同的社会思潮的影响：美国自然主义小说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法国自然主义的影响，但同时，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学以及美国内战后的社会状况，对自然主义在美国的产生和发展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因此，与欧洲相比，美国自然主义虽大器晚成，但这更增加了它的“科学性”和驳杂性。一方面，美国自然主义作家以及受自然主义影响的作家的创作，不同程度地追随法国前辈；另一方面，美国自然主义作家并没有构筑系统的理论，在实际创作中，他们更多地依赖于自己对生活的理解与感受，因而，比之法国前辈，能够在更大程度上突破自然主义及其决定论的框框。{31}
　　（责任编辑：水 涓）
　　
　　 作者简介：车俊思（1968- ），硕士，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①{31} 傅景川：《二十世纪美国小说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84页，第87页。
　　{2}{3}{18}{19}{20}{21}{22} 左拉：《娜娜》，徐和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76页，第375页，第294页，第44页。
　　{4}{5} 虞建华：《二十部美国小说名著评析》，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50页，第146页。
　　{7}{8}{10}{24}{25}{28}{29} 德莱塞：《嘉莉妹妹》潘庆龄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第5页，第1-第2页，第244页，第262页，第331页，第97页。
　　{6}{9}{23}{30} 史志康：《美国文学背景概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页，第122页，第123页，第97页。
　　{11}-{16}{26}{27} 德莱塞：《嘉莉妹妹》，裘柱长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238-239页，第105页，第106页。
　　{17} 德莱塞：《嘉莉妹妹・序言》，裘柱长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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