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经验意义上的《伤逝》|伤逝的现实意义
时间：2019-02-10 05:39:2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日常生活 经验 身体感觉 摘 要：鲁迅小说《伤逝》中涓生的社会身份是一个小职员，对其与子君的关系应该回到日常生活经验的意义上来。两人的婚姻关系从身体感觉开始，随着涓生身体感觉发生变化，他对子君提出了超出子君生活经验与承受能力的要求，子君思想的停滞与涓生对启蒙者身份的放弃导致两人事实上不平等，婚姻悲剧实属必然。涓生的忏悔陷入形而上的形式。
目前，关于鲁迅小说《伤逝》的研究文章不下几百篇，虽然其中不免有重复研究之嫌，但整体看来，对于这篇作品的研究可谓既深也广，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思维形式上对作品作了多维的考察，但是有一个问题在以前的研究者中却并未引起足够的注意，即如何从日常生活经验意义上认识涓生与子君的关系，或者说如何从个人的生命感觉而不是从宏大的理性精神入手研讨小说中的人物关系。在20世纪的“五四”文学中，强大的启蒙理性压倒了对日常人生感受的体验，而研究者也常常带着“五四”时期的人文情怀进入对作品的关注，可是现代伦理对个性主义的强调绝不会仅仅停留在信念与意识中，作为被时代文化裹挟前进的知识青年更多地会把这种理念化作身体的行动，对作为芸芸众生成员的涓生与子君的关注也应该回到这种生命情景中来。
作为世俗成员的涓生
如何给涓生的身份定位对于理解文本非常重要。以前的研究者有的把他看做作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的把他当成启蒙者，也有的把他当成男权主义者，这些说法都有各自的视角和立场，然而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涓生首先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为生存而忙碌的小职员，不能让他担负过多的历史的责任，也不能赋予他与平民身份不相符的权利，评判涓生行为的伦理或价值标准应该回到一个真实的生命存在中去，如果只从形而上的意义上解读涓生的行为和思想，小说人物的塑造就失去了现实的根基，很容易偏离小说的审美意义，也并不能从根本上把握人物思想的内在轨迹。
这里涉及到涓生的知识分子身份，不错，在某种程度上，涓生也可归属于知识分子阶层，他迅速地接受了“五四”新文化，与子君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他给《自由之友》写稿，译书，这些全都可以看做涓生的知识分子行为，然而，涓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那类知识分子毕竟不可同日而语，他不过是个被新文化运动裹挟前进的知识青年，缺乏有个性的追求，没有独立的思想，也尚未建立成熟的价值观念，从根底上他只是把有限的文化知识当做谋生工具的匠人。在这样的意义上，涓生的形象更像一个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的平民，而不是传播思想、知识、承担民族大义的知识分子。结合当时鲁迅创作的启蒙立场可以看出，涓生首先是作为类型化的形象出现的，不过，与鲁迅其他小说不同的是，在这篇小说中，鲁迅的理念主要不是通过人与外部环境的冲突而是通过人物自身内部的紧张关系而呈现，在人物自身的行动中，社会与文化等因素固然起了重要的作用，但相对于人物的整体行为，那些外部因素只是起到催化作用，而起绝对作用的是人物如何面对外在因素的变化，具体到涓生与子君的关系上，决定性因素是涓生如何面对生活变化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处理身体感觉与理性良知的问题，这是身体与灵魂的博弈过程。
身体与灵魂的博弈并非自“五四”始，它与人思想的产生同在，但是传统文化却否认了身体感觉的合法性，“五四”新文化将这一长久被压抑的感觉合法化，身体的感觉甚至人非理性的一面在文学中取得合法的位置。这一文化背景为涓生对自身生命感觉的关注作了理论支撑，也为小说对人物感觉的叙事提供了文化平台。鲁迅在小说中也诉说着人的身体感觉。但人到中年的鲁迅毕竟不同于年轻气盛的青年作家，他在诉说身体感觉时，时时显示出成熟冷静的一面，既未像创造社作家那样任情感宣泄，同时又表现了思想家的深邃和睿智。
涓生与子君：从身体感觉开始
涓生与子君的关系与其说从思想的共鸣开始，不如说从对方带给自己身体的愉悦开始。对于两人如何相识小说并没有任何交待，但从文本中可以看出，相识子君前的涓生正处于人生寂寞与空虚的状态，而这种空虚与寂寞无论从科学还是常识的意义上判断都是青春期身体的一种自然感受，同时也是对异性充满渴望的表征，在很大程度上带有非理性的特征。小说也写到涓生向子君谈家庭专制，谈男女平等，但子君在更多的时候不过是个倾听者，两人在思想交流上是不对等的，由此可以说两个人并不存在心灵相互吸引或碰撞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支撑两个人走在一块的更多的是异性相吸的快乐，“五四”新文化的背景给他们提供了这种机遇和理念支撑，人类身体的自然需要与个性解放、恋爱自由的文化时尚激发出他们爱情的火花。至于子君在爱情态度上表现出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宣言，并不能证明子君的成熟果敢，此时的子君还没有摆脱对叔父和父亲的依附，还没有独立生存的经验，她对于两个人的同居生活缺乏足够的想象力，对婚姻的世俗性缺乏必要的精神准备，一个在生活上还没有摆脱封建家庭，在精神上只是皮毛地沾染一些文化时尚，对于所生存的社会现实缺乏足够充分的认识，对于情感世界的理解也只是从文学的抒写（而这点恰恰不是实际生活的真实写照）中所得的经验，缺乏基本的社会阅历的年轻女性在当时那种情景之下的一句话能有多少说服力呢？后来，当涓生明确告诉子君爱情已经死亡时，子君的脸色“陡然变成灰黄”，此时的子君与相爱时的子君判若两人，即使如此，她也没有选择立即离开，而是等父亲把她带走，并郁郁而死。如果子君真的像恋爱时那么勇敢，那么无畏，在爱情被宣判为死亡时，她还会脸色陡然变黄吗？她还会优柔寡断地等父亲把她带走吗？如果与茅盾作品《虹》中的梅行素做一下比较，就会发现，子君其实很柔弱，很缺乏主见，子君的宣言更像冲动时的言辞。既然如此，就可以说子君在这场婚姻关系中既缺乏主动性，也缺乏思想的明晰性，她是跟着感觉走，尤其从同居后子君生活的表现可以看出，她其时还是一个传统妇女。至此可以说，涓生导演了这次婚姻。
灵魂因身体而存在
那么涓生依据什么导演了两人的婚姻呢？那就是身体感觉，与感觉同行的还有理性良知，他就是在身体与灵魂的博弈中走过了婚姻。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但人生存于社会却不能脱离各种社会关系与人际关系，人的本性受制于存身社会的秩序与道德，同时人的本性还受制于身体的感性良知与存身社会的理性良知。但人常常突破道德的樊篱，服从身体的欲求。
最先引起婚姻裂变的是身体的厌倦：“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不过三个星期，我似乎于她已经更加了解，揭去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实的隔膜。”看来身体与灵魂并不那么一致，当身体不再渴望，灵魂才开始浮出，也就是说身体感觉常常麻痹理性思考。不过灵魂也常常适应身体的感觉，身体对安逸与快乐的需要驱动着灵魂对身体的观照。这就有了个人伦理与集体伦理的区别。集体伦理在实践中对个体的身体起着教化、规劝与监督的功能，而个人伦理则是伸展、舒放自我身体的感觉，为身体的享乐和个性的释放寻找价值与理念的支持。两者看似水火不容，但实际上集体伦理在很多情况下成为个性伸展的托辞。
同居前的子君是涓生眼里的时代女性，而实际情况呢？她不过是被涓生启蒙的学生，面对这个特殊的学生，涓生充满期待与耐心，子君是被涓生想象扩大的红颜知己，也可以说子君在涓生心目中是文学艺术塑造出来的女性偶像。涓生没有从个体生存的意义上，也没有从世俗生活的意义上思考子君，审视自我。他匆匆地跟随着身体感觉向前滑行。而同居后，尤其是涓生经过三个星期对子君身体与灵魂的阅读，涓生对子君的期待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子君不再是涓生的偶像，他也不再把子君看作启蒙的对象，他失去了启蒙的耐心，甚至放弃了对子君的启蒙。此时的涓生对子君的期待是能够与之平等交流的知己，而子君从一开始就不是从思想碰撞的意义上成为他的恋人，如今涓生既放弃了启蒙的责任，又要求子君能够不断地更新爱情，创造爱情。子君在涓生眼中地位之所以前后相差悬殊，与他对子君身体感觉的熟悉无法分开。因为同居前后子君的思想没有变化，变化的只是涓生身体的感觉，由身体感觉的变化引起他思想上的变化。同居前，子君生活的视野不过是父辈的封建家庭，她走出家庭更多的是时代的激发与涓生的引导，外来力量的推动促进子君走出家庭，当这种外来力量离开她的生活时，她有限的生活经验仍然是封建家庭的生活经验，这样就不难理解子君为何在同居后沉浸在日常琐屑生活的忙碌中。涓生对子君的期待与实际生活中的子君判然有别，悲剧已经无可避免。
虽然悲剧已经注定，生活的流程毕竟不像艺术悲剧那么惊心动魄。当涓生对子君的期待落空后，他也就对子君失去了热情，子君的一举一动在他的眼里也就失去了光彩。但是社会道德与理性良知却不允许他随意结束与子君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失业的打击成为雪上加霜的推动力。子君同居前就没有独立生存的能力与经历，可是涓生似乎对此视而不见，在他眼里，她“已不知道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这求生的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是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在这里，涓生发现了生活的重要，也发现了子君对于生活困窘的无能为力，他期待的子君是能够与他共同创造物质生活的子君，而不是让他一个人承担生活责任的子君，涓生俨然成为生活的启蒙者，成为集体伦理的演说者，好像一个生活的智者在指责子君的落后与依附。话语背后彰显的是涓生的启蒙者身份。两人的身份关系又回到了同居前的状况，但涓生对子君的身体感觉却已截然不同。一直被当做学生的子君现在却被要求与老师站在同一平台上，这种要求显然不可能实现，既然学生不能令老师满意，那么老师放弃学生也就是水到渠成的生活逻辑。涓生由对子君身体的熟悉到发现两人灵魂的隔膜，而隔膜不仅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消除，反而逐步加深，隔膜加深的结果是涓生身体的痛苦，生活压力的打击让他感到子君是他生活的累赘，身体承受一个人生活的重负显然轻于两个人生活的重负，涓生打算卸下另一个人的重负，但是他的感性与理性良知却又在监视着他，他也意识到当他卸下另一个人生活的重负后，对另一个人意味着什么，他无法释然，但他的身体却在极力怂恿他放弃对另一个人的责任，涓生的矛盾至此明朗。个性解放、男女平等的集体伦理为他身体的解放找到了很好的借口，于是在他的思想里产生了对于子君来说无法实现的期待，既然子君不争气，依照时代伦理的判断涓生对子君的放弃便有了堂皇的理由。而就身体的感觉来说，涓生践行的却是追求身体舒展的个人伦理。涓生始终是拥有伦理话语权力的主体，而子君却始终是同种伦理话语的陈述对象。个性解放的时代观念把她引出了家门，却又把她送回了家门。
子君因追求爱情自由背离了她所属封建家庭的生活经验，而被爱情抛弃后却又不得不回到原来的生活经验中去，而这种生活经验则把她看做生活的另类，于是她不得不遭受别人的威严和冷眼。如果子君完全是一个真正的时代女性，拥有一套自己的人文价值观，那么当她面对威严和冷眼时，她就会无畏地去面对。而她如果依然认同原来的生活经验，那么不必面对别人的威严和冷眼，她自己就会陷入严重的自责与悔恨中，而别人的冷漠则会让她更加无地自容，事实上，小说中的子君恰恰是后者，于是她只能独自负着虚空的重担生活在痛苦的岁月里，郁郁而终。
形而上的忏悔
“作为生命机体，人的天性存在着自私性，它驱动我们关心自己的利益；但人类不只具有关爱自己的情感，也有能感受他人之情的同情。”涓生对子君的放弃是为自身减负的一种体现，本质上是自私性的表现，但他感性中的良知却又在提醒他，他不应放弃对子君的责任。因此，他想到过子君的死，有过忏悔，然而他又迅速怯弱地逃开了，他更关心他自己。他在想象中看到子君离去后他的新生路，似乎子君离去之后新的生活就会开始。此时的涓生既没有意识到相识子君前的生活处境，也没有看清他以后的路，他只是一厢情愿地对新生的路充满美好的期待，完全是从身体感觉出发的一种生活想象，一种缺乏理性思考的模糊的设计。离去时的子君为他整顿好了生活的全部材料，这让他心情异常沉重，子君的做法反衬了他的自私，使他陷入更深的愧疚。子君离去后的一年内，他的生活仍然困窘，他并没有实现当初对生活的想象设计，同时他无法摆脱内心的自责。这时的子君幻化成他愧疚的对象，子君不会影响到他前进的路，他新生的路，可是他却让子君一个人承受虚空的重担，他良知上难以平定，尤其是在得知子君已经死去时，他更加感到无限的沉重，陷入深深的自责与忏悔中。落魄的涓生处于情感的低谷，子君的死加深了他的悲痛，他将个人之痛化作对子君的追悔之痛，因此对于子君的痛悼是扩大了的悲痛，是发酵了的情感。涓生的思想离不开新旧杂糅的“五四”文化背景，虽然他耳濡目染了个性解放的启蒙文化，但他的骨子里剔除不了传统的道德伦理的重负，是他把子君引出了父辈的家门，同时也是他把子君驱逐回父辈的家门，她的死与他有直接的关系，从民间道德逻辑来说，他属于背信弃义或忘恩负义之列，无形的道德监控加深了他的自责，因此，他对子君的忏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偏离了对子君的真实感受，成为形而上的忏悔，是为忏悔而忏悔的显现。
文学作品不是日常生活的复写，从日常生活经验的意义上观察文学也许不能穷尽文学的审美特征，但日常生活经验毕竟是理解文学作品的一个很重要的窗口，从这一角度审视文学能够更加清晰地敞开从日常生活到文学艺术之间的内在逻辑，对于《伤逝》的解读即是如此。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李军，文学博士，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