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著名人物【南唐诗在五代十国诗坛的地位】
时间：2019-02-10 05:41:5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南唐诗 五代十国诗坛 “姚贾体” “白体” 霸主地位 摘 要：在异常动乱的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文士大批南迁，南唐较为稳定、富足，加之南唐三主均儒雅好文士，文士纷纷来归，致使本国人文最盛。南唐诗坛的两大诗派“姚贾体”诗人和“白体”诗人又成为五代十国诗坛两个主要流派，其诗人和诗作均为当时各国之首，诗的数量超过北方地区的总和，接近南方诸国诗总和的50%，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南唐诗代表了五代十国诗歌的最高成就。
五代十国时期的诗歌，大多研究者认为无足论者，其实，此时期诗歌在由唐至宋的诗歌发展史上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它是我国诗歌由唐向宋的过渡时期，而五代十国时期诗歌最有成就的则是南唐，南唐诗歌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五代十国诗歌的主要成就，正如历史学家任爽所说：“南唐文学艺术之盛，在五代十国时期首屈一指。”①所以说，南唐诗在五代十国时期诗坛上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研究南唐诗便可窥整个五代十国诗之全貌。
一
我国历史上的五代十国时期是较为动乱的年代，此时战乱频仍，中原地区在短短的五十三年间，便有五代相更迭。北方的动乱，导致大批文人南迁，或谋生路，或寻求明主。又加上朱温专权，仇视士人，“屠戮唐清流于白马驿，投之黄河，使为浊流”②。这样就加速了士人的南流，而南方的前蜀和南唐就成为士人的首选之地。九二五年，前蜀被唐庄宗所灭，南唐就成了中原士人的主要去处。据统计，北方士人归南唐者，载于史籍者就有四十八人。故而南唐为当时人文最盛之国，其诗人数量居南北方各国之首，诗的创作数量也最多，据统计，唐末五代作家的诗文集总数为879卷，其中北方地区为234卷，占总数的26.6%;南方各国总数为645卷，占总数的73.4%，而在南方诸国中，吴及南唐成就最为显著，接近总数的50%，计有诗文297卷，诗歌达2228首之多，这不仅是江南各国望尘莫及的成就，就是整个北方地区也难以与之等量齐观，比整个北方地区多出846首。赵世延为陆游《南唐书》作序时说：南唐“虽为国偏小，观其文物，当时诸国莫与之并”③，所以，在此种意义上说，南唐诗歌的创作成就代表了整个五代十国的诗歌创作成就。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诗人的自身因素，我们在下面作一简要的探讨。
其一，相对稳定的国内局势，给南唐诗歌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南唐在三十九年间历经三主，这三位君主都是偏安江南一隅，无统一天下的雄心，而是注重休养生息，保国富民。在烈祖李�统治时期，因以南唐代吴，自感有“谋篡”之嫌，内心颇不自信，深恐引起朝中土著大臣的反对而坐不稳皇帝宝座，所以他的主要心思在于稳定自己的地位与统治，无心对别国进行攻伐。再者，他也是一位较为仁慈的君主，加上他自幼出身于行伍之中，饱尝战乱之苦，深知战争给国家和百姓造成的困苦。《新五代史》载，有一次，群臣劝他向外扩土地，攻打邻国，他说：“吾少长军旅，见干戈之为民患甚矣，吾不忍复言兵革，使彼民安，则吾民亦安矣。”④“烈祖每言‘百姓皆父母所生，安用争城广地，使之肝脑异处，膏涂草野。’”⑤他统治的十多年间，国内局势的稳定，给文人的创作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也使本国的经济得到了发展，成为江南较为富庶的国家。
其二，文士的被重视和南唐偏安一隅是诗坛繁荣的重要原因。烈祖比较优礼文士，大批文人为其所用，因此别国的文人学士纷纷来归。他执政时，宽刑法，推恩信，“起延宾亭，以待四方之士，引宋齐邱、骆知详、王令谋为馆客，士有羁旅于吴者，皆齿用之”⑥，本国和外国的文化精英荟萃南唐，为南唐诗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另外，到了嗣主李�、后主李煜统治时期，南唐的国内局势已走向衰落，更没有了扩充疆土、统一天下的大志，相对于北方频繁的朝代更迭，在这种相对稳定、偏安一隅的形势下，更有利于文学的发展。有的诗人直接写诗讽刺南唐国主偏安一隅、苟且偷生的情形，如史虚白作《割江赋》曰：“舟车有限，公汀岛以俱闲;鱼鳖无知，尚交游而不止。”⑦
其三，君主对文学的爱好影响了诗坛。嗣主李�和后主李煜也和先主一样，不但优礼文士，厚待墨客，而且也作诗填词，二人的词已不用赘述，诗作也相当有成就。据马令《南唐书》载，李�“美容止，器宇高迈，性宽仁，有文学，甫十岁，吟新竹诗云：‘栖凤枝梢犹软弱，化龙形状已依稀＇，人皆奇之。”十岁时就能吟出这样的诗，可见其文学天赋。在闲暇之时，他还与近臣互相切磋诗艺，有一次，李�问冯延巳：“‘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冯延巳答曰：“未若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也。”君主的爱好，无疑对臣僚起一个倡导的作用，为诗的创作提供了宽松有利的环境。至于君主李煜，则更是把吟诗作词作为一种事业来从事，赵匡胤对李煜的治国才能不屑一顾，但对于李煜的才学，却不无钦佩之意，据载：“江南李煜既降，太祖尝因曲宴，问：‘闻卿在国中好作诗，可否举其得意者吟之?’⑩李煜沉吟良久，诵其《咏扇》诗一联：‘揖让月在手，动摇风满怀。’上曰：‘满怀之风，却有多少?’他日复宴煜，顾近臣曰：‘好一个翰林学士!’”李煜不但自己爱好作诗，也曾劝其近臣在从公之暇，为学为文。在他的倡导下，不仅文臣博学，武将亦喜弄墨，蔚为一代诗文灿烂，人文壮观。据马令《南唐书》载：“南唐累世好儒，而儒者之盛，见于载籍，灿然可观。如韩熙载之不羁，江文蔚之高才，徐锴之典赡，高起之华藻，潘佑之清逸，皆能擅价于一时，而徐铉、汤悦、张洎之徒又足于争名于天下，其余落落不可胜数。”[11]南唐的累世好儒，又致使北方的一些文人纷纷来归，到南唐谋求发展，这些南迁的文人学士，对南唐文学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较有名气的有：江文蔚、史虚白、陈陶、江梦孙、伍乔等人，这些人在五代十国的诗坛上都有相当大的声望，为南唐的诗坛提高了地位。
上述的几种缘由，都导致了南唐诗在五代十国诗坛上一枝独秀、成就斐然的局面。
二
南唐诗在五代十国诗歌的发展中，有执牛耳的地位。晚唐诗坛的余风在南唐继续风行，如晚唐的姚贾体、宗白体、温李体诗在南唐诗坛盛极一时，蔚为一代诗风。有的学者认为：“五代十国的诗歌主流大致有二：其一学白居易，中原各朝及各藩国台阁诗人多趋此体，其二学贾岛及其变体郑谷等，庐山、湖湘、荆渚等地隐逸诗人多走此路。”[12]五代十国的诗歌创作上承晚唐，下启北宋，有着承先启后的作用，它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而此时期诗歌创作成就最著的南唐诗坛，最能代表五代十国的诗歌创作主流，南唐诗坛上的两个大的流派“姚贾体”、“白体”基本上成了五代十国时期诗歌创作的主旋律，集中体现了此时期的诗坛风貌。这一格局的形成，有着特定的历史因素和诗人的心态、人格因素。
“姚贾体”诗人群的形成是由当时的政治环境造成的。如上所述，由于南唐上层统治者不作为的原因，也导致了一些雄心勃勃的文士的失望、失落、苦闷，从此，建功立业、一展抱负的宏愿也随之化为泡影。这类诗人中，韩熙载是较为典型的一位。韩熙载本来是中原潍州北海(今山东潍坊)人，在后唐中过进士。因父亲被明宗李嗣原所杀，逃奔江南。他临行时对友人表示：“吴若用我为相，当长驱以定中原。”但后来由于看到朝中党争激烈，佞臣专权，君无大志，自己的愿望难以实现，便广蓄妓乐，荒淫作乐，壮志未遂，佯狂自放。他死于九七�年，距宋灭南唐不过五年而已。这些士人的壮志难酬的苦闷反映到诗作上，便是写一些逃避现实、吟咏性情、内容细琐、视界狭小的诗，师法姚合贾岛诗风。其诗风则表现为僻涩、清新、幽奥。这些师法姚贾的诗人又分为三大类。其一是以李中、曹松、孟宾于、伍乔为主的仕宦诗人，这类诗人的创作成就较大，李中与曹松的诗歌在二百首以上。其二是隐逸诗人。这类诗人以陈陶、左偃、刘洞、廖凝、陈贶、修睦为主。其三是崇道诗人，这类诗人比隐逸诗人又进了一步，竟不食人间烟火，一意追求羽化登仙。他们以沈延瑞，谭峭、许坚、蓝采和为主。这三类“姚贾”体诗人的创作情形又各有不同。第一类仕宦诗人的创作主题多是应酬赠答、次韵酬唱、思乡怀古、感叹身世、宴享游乐一类，这是与他们的封建士大夫的生活环境及其不思进取的心态相连的，这些人以往的辅君报国、建功立业的志向被安逸闲适的生活所取代，其所吟多为生活的琐屑。其诗的格调及内容都是卑弱、苍白的，例如李中有《碧云集》，存诗二百余首，其中找不到一首关于反映国计民生、雄图大志的诗作。他们深知明君难遇，大志难酬，又加上南唐小朝廷内部南北两党的派系斗争异常激烈，人生路途险恶，由此而由儒家的“修齐治平”转向了对人生的深刻思考，对世态炎凉的感悟，对世俗生活的享受。第二类和第三类隐逸诗人和崇道诗人的诗作主题取向主要是对大自然的歌咏和对神仙生活的仰慕与歌颂。这类诗人是世事的忘情者。他们当初也大都有济世报国情怀，但由于看到事不可为，而转向归隐。如陈陶，据史虚白《钓矶立谈》载：“剑浦人陈陶，学通天人，自负台铉之器，不肯妄干托。及闻宋子嵩秉政，凡所荐擢，率浮靡险佞，陶自知决不能入，因筑室南都之西山，以吟咏自放。及齐邱出镇，陶更有蒲轮之望，仍自咏曰：‘中原莫道无鸾凤，自是皇家结网疏。’”[14]由此可以看出，陈陶是一位典型的由于不能兼济而转向独善的隐者，而廖凝的归隐则更具戏剧性，他像陶渊明一样，出仕为彭泽县令，不久，他又仰慕陶渊明的为人，就笑道：“‘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吾宁久为人役?’遂解印归衡山。”[15]这些隐士诗人出于对污浊社会现实的愤懑和对自然山水的无限向往，其诗作多具清新、空灵、淡远的风格，这种迹象也体现了他们师法姚贾风格的一面。须指出的是，在上述的几类诗人中，其诗风有着共同的倾向。那就是效法姚贾的刻意苦吟、雕琢字句的诗风。李中的两首诗是他们这种创作倾向最好的诠释：“竟日声萧飒，兼风不暂阑。竹窗秋睡美，荻浦夜渔寒。地僻苔生易，林疏鸟宿难。谁知苦吟者，坐听一灯残。”[16](《秋雨》)再如他的《寄左偃》一诗，更能说明他的苦吟风格：“每病风骚路，荒凉人莫游。惟君还似我，成癖未能休。舍寐缘孤月，忘形为九秋。垂名如不朽。那恨雪生头。”[17]最后两句表明了诗人为垂名而不惜苦吟到白头的人生追求。由于他们的刻意苦吟，雕琢字句，其诗作中确也不乏对仗工整、用字纤巧、诗意清新的诗句，如李中的“秋月空山寂，淳风一夜生”[18](《听郑道士琴》)，陈陶的“九江春水阔，三峡暮云深”(《湓城赠别》)[19]，曹松的“游秦分系三条烛，出楚心殊一寸灰”[20](《荆南道中作》)等等，这些诗人的诗作成就都是南唐以外的别国诗人不能比肩的。
三
学者贺中复先生认为，“五代十国时期存在着规模可观的宗白诗风，其势力和影响都远远超过了学姚贾、效温李者，从而代表了此时期诗歌的基本创作倾向。”[21]此说堪为不争的事实。而南唐诗坛的宗白诗风集中体现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宗白诗坛概貌。南唐的社会现实又把本国诗坛的宗白诗风推向了极致。
南唐诗坛的宗白诗风集中体现在两个大的方面：师法白居易的吟咏怀情和次韵酬唱。南唐的宗白诗人没有白居易那样大家的胸怀与气度，也不能够像他那样接触普通劳动群众，同情民生疾苦，指责时事现实，也就写不出像白居易《轻肥》《买花》《杜陵叟》那样的政治讽喻诗和反映民生疾苦的诗作。所以，也就只有写一些与时局无关的、抒发自己生活情趣的诗，诸如四季风物、赏花饮酒、侍宴值宿，像白居易的闲适诗那样，抒发一种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思想。南唐的白体诗坛的主要奠基者是李建勋、孙鲂、沈彬，后经徐铉、冯延巳、江文蔚、乔匡舜诸人的摇旗呐喊，鼎力奉行，终在南唐诗坛蔚成风气。此种宗白诗风的形成像以上所论的“姚贾”体诗人一样，也是由于当时历史的和诗人自身的原因，诗人们普遍感到理想幻灭，由原先的建功立业转向知足保和、寄情花鸟风物、宴游逸乐，去表达自己的一种闲适情怀。
诗人李建勋、沈彬、孙鲂为好友，在金陵结为诗社，互相酬唱论诗，为南唐的宗白诗坛打下基础。李建勋、沈彬均为南唐重臣，又时仕时隐，其心态与白居易相似，所以，其心态经历、生活环境为其闲适诗提供了素材，他们的诗作中，不乏及时行乐的消极思想，这也是当时社会中那些欲“兼济”而不能，不得不走向独善其身的封建士人的共同特征。这是他们经历了人世的磨难、风雨之后对人生的独特感受，同时也是他们对抗周围污浊现实的消极处世方法――在一个君昏臣佞、政局混乱的社会里，若要生存下去，也必须要明哲保身、随波逐流，从高远而虚幻的理想中坠落到现实中来，这种思想在他们的诗作中俯拾即是。如李建勋的“侵晨结驷携酒徒，寻芳踏尽长安衢。思量少壮不自乐，他年白头空叹吁”[22](《闲游》)，“浮生何劳苦，触事妨行乐。寄语达生人，须知酒胜药”[23](《春阴》)，更有甚者，沈彬连人世间的世俗享乐也不屑一顾了，竟然追慕起神仙来，写了一些游仙诗，表达其对神仙生活的仰慕与对白日飞升的渴望。这也反映了他思想的一个侧面，那即是鄙弃人世而追求一种超脱现实的自由理想人生。
诗人由于理想的幻灭而没有了在诗中抒发抱负的基础，便转而吟咏人世间的琐屑之事，于是，应酬赠答、次韵唱和便成了诗歌的主旋律，体现出白诗的一个主要特征，在这类宗白诗人中，徐铉诸人的诗创作最具典型性。翻开徐铉的诗作，特别是他在南唐时的三百多首诗里，几乎全部是应酬赠答之作。南唐诗人师宗白居易闲适诗歌表现出来的共同特征，即是思想内容的贫乏，有的应酬赠答诗则是十足的无病呻吟之作。在这些吟咏性情和次韵酬唱的诗作中，几乎全是对人生的感叹和对自然景物的描摹，形成卑弱的诗格与衰微的诗风。此种诗风反映了整个五代十国时期的诗坛概貌。
在南唐诗坛上，“温李体”诗的创作成就远不及“姚贾体”与“白体”诗。其主要诗人有李�、李煜、韩熙载、张�、冯延巳、卢�、李章、张洎诸人。尽管他们的诗作在南唐诗坛的影响远逊于上述两大流派，但在整个五代十国诗坛上也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上承“温李体”浮艳、浓丽的风格，在五代十国诗坛上蔚为一派诗风。因其诗作成就不大，在这里论述从略。
综上所述，在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的相对稳定局势、优礼文士政策和君主的喜好诗文，导致了诗坛的兴盛，拥有诗坛霸主地位;而南唐诗坛“姚贾体”诗和“白体”诗又最能代表五代十国时期的诗创作，成为当时的诗歌主流，所以说，在此种意义上，南唐诗代表了五代十国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钟 祥（1959-），河南省周口市人，文学博士，河南周口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① 任爽.南唐史[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P124.
②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四十六[M].长沙：岳麓书社，1989.P892.
③ 陆游.南唐书•卷一[A].丛书集成[C].北京：中华书局，1983.P2.
④⑤ 二十五史•新五代史•南唐世家二[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2004.P114.
⑥ 马 令.南唐书•卷一[A].丛书集成[C].北京：中华书局，1983.P5.
⑦ 王士祯.五代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P182.
⑧ 马 令.南唐书•卷二[A].丛书集成[C].北京：中华书局，1983.P9.
⑨⑩ 王士祯.五代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P6.P4.
[11] 马 令.南唐书•卷十三[A].丛书集成[C].北京：中华书局，1983.P89.
[12] 贾晋华.五代泉州诗[J].厦门大学学报，1993.（3）.
P72.
[13] 郑文宝.南唐近事[A].丛书集成[C].北京：中华书局，1983.P15.
[14] 史虚白.钓矶立谈[A].丛书集成[C].北京：中华书局，1983.P28.
[15] 郑文宝.南唐近事[A].丛书集成[C].北京：中华书局，1983.P13.
[16][17][18][19][20][22][23] 李调元.全五代诗[M].成都：巴蜀书社，1988.P678.P688.P676.P787.P425.P521.P523.
[21] 贺中复.论五代十国的宗白诗风[J].中国社会科学，1996.（5）.P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