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写实主义的回归_写实主义
时间：2019-02-11 05:31:3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与“美女作家”们的创作不同，长篇小说《活下去》文本并没有充斥着消费狂欢和物欲的气息，而是以底层打工女性为视点，矛头直指整个社会的平等与公正。作品和人物都十分鲜活，以生存者和弱势的身份来写生存者和弱势群体、对乡村与城市的反拨与批判。这种关注底层女性的写作，是女性写实主义的回归。
关键词：打工女性 乡村与城市 人道主义 女性主义 女性写作
这是一次独特的非预期阅读邂逅。事先，我们已在年轻“美女作家”们的集体轰炸中病了很久：大段的暴露性性体验使我们无语，文本中充斥的消费狂欢和物欲气息让我们暂时失去了原有的听觉和味觉，于是，我们的视野收缩了，我们只能看到，封闭的空间内，带着浓浓香水味和情欲味的女性肉体的舞动。这时，盛可以携她的长篇小说《活下去》①出现了。无可否认，盛可以也是美女，也是作家，但她为我们打开了关注女性的另一道门：视点是底层打工女性，矛头则直指整个社会的平等与公正。结果就是，我们感到我们停顿已久的一切机能瞬间恢复了。穿越过粉红色的迷幛，我们又一次感受到了生存的真切。
一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从乡村涌向城市的为数众多的打工者一直以来就处在城市的底层，在失去了土地的保障后，他们甚至比纯粹意义上的农民更加无靠和低贱。而本来就在男权文化下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打工者，就是弱势中的弱势了。《活下去》是一部关于南下的女性打工者生活的作品。标题“活下去”本来就可以说明一切。没有了知识女性意欲摆脱男性束缚的形而上的追求，没有了小资情调的努力迎合和做作表演，“活下去”成了挣扎在社会底层女性发自心底的呼号。这只是一个底线。其实关注此类底层打工女性生存境遇的作品在近年来也不算少，张抗抗的近作《芝麻》就是一例。但她们都是过去传统意义上女性遭遇的延续，宣扬着传统女性的美德：坚毅忍耐，克己克欲，郭芝麻的偶有觉悟，那也不能触及更深一层上的社会不公和突破自身的性别悲剧。盛可以的突围而出，源于作者自己的非常经历，因为她就是她们中的一个：高中没毕业就坐上了南下的火车，在进入文学创作前独自在深圳六年，“打工”就是她这六年的生存状态。②不同于一般作家的底层打工者的生活体验，构造出整部作品和人物的鲜活；近距离的逼视，更毋宁是一种残酷的美。
钱小红是一个令人有些惊异，不能轻易接受的女性形象，也是文学作品中一个真正具有时代性色彩的“北妹”，她带给我们习惯了平视或往上看的所谓“城市人”一连串的感叹号。首先，她是一个异类的乡村妹子。文化的缺乏和独特的个人气质，使她在嘴里说着土得掉渣的益阳话，一口一个“猪日的”、“我操”。但她虽长在落后的乡村，却绝对的我行我素；虽然粗鄙，却不失幽默和天真；她有心计，有目标，追求新奇的生活和时髦的装扮，但保持诚实和正直的人格。在小说中，钱小红给我带来的第一个惊喜就是，在她来到县城找的第二份工作中，她顺利地“通过”了废品仓库谭老板的信任考验，没有为了金钱出卖自己的良心，随后“竟然”又拒绝了谭老板的工作邀请，原因是因为考验导致了她自尊的受损和对老板的不信任。其次，钱小红又是一个在城市中艰难求生的打工者。她带领我们进入的是尔虞我诈、矛盾重重的世界，其拥有的广阔的社会意义远远比“上海宝贝”们的感观刺激来得精彩有力。
这就是钱小红最与众不同处――她的“真”。且不说她背后那个真实的社会场景和她真实的生活状态，她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她对虚妄生活的透察和对自身欲望的尊重。生存的体验使她追求生活本身的真实性，驳斥虚假的爱情和婚姻。盛可以借助钱小红继续进行着她对真实与存在的追问，这在她的其他小说中常常可见，这种思考也使得她和她笔下的人物脱离了当下的浮躁。钱小红就是盛可以手中的一把刀子，她在底层的挣扎带给了我们完全摘去花朵和珠宝装饰遮蔽的真实，这是一种回归。但钱小红绝不像余华笔下福贵一家人那样的“活着”，因为那是一种认同和忍耐。“活下去”是一种努力与抗争，是现代人的不甘心和主动出击。所以，钱小红更代表了一种生存的勇气，它也同样彰显出真实。
钱小红的另一种真实是她展现出来的真实的欲望。这个欲望其实包括了前面提及的“活下去”的欲望，还有身体的性的欲望。她最使我们惊讶的地方就是毫不羞涩地直言欲望并积极寻求来自异性一方的满足。她的欲望与她的傲人乳房一样来得真切自然。这出于对自身个体的尊重，即钱小红“苛待自己是一种无耻”的观念，不仅仅指用钱，还有对待性欲望的态度。与警察廖正虎发生关系后，钱小红赞同廖正虎的话：“为欲望服务。”奇怪的是，她完全摈弃了林白、陈染等女作家笔下的知识女性和近年来流行的小资女人的自恋情结，面对的不再是顾影自怜的浴室和镜子。自恋是城市女人的奢侈品，打工女要面对的只是忙碌复杂的工作和生活。
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女性人格中最显著的三个特征是被动性、自我虐待和自恋。而这三个特征也可以说是女性的缺陷――拒绝真实，但在钱小红那里完全被颠覆了。也许钱小红就是一个乡村和城市结合的独特产儿，相同的生存体验使作者盛可以对“钱小红”这一形象给予了完全认可。“女性的可爱在于她的‘真’”③，所以，在阅读后期我们渐渐喜欢上了钱小红，喜欢她的可爱，她的真。
二
早年的乡村生活和随后的城市（其实，《活下去》里Ｓ城也只是渔村与城市的结合体而已，它是特殊的城市）打工经历，在每一个打工者的内心深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和感受。乡村是落后的，所以，钱小红们会义无反顾地涌向城市，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但城市同时又是作为一个高高在上的强权集团出现的，必然会给予这些社会弱势者难以想象的排斥和践踏。在打工者的心里，永远都充满着对城市的复杂矛盾的感情。
对于特立独行的钱小红和她的创作者盛可以来说，乡村绝对是丑陋和虚伪的。它首先不能容忍钱小红的胸，于是，“为欲望服务”的钱小红当然会是“搞得名声很浪”。而象征着开放和文明的城市，无疑成了钱小红的向往。在经历了城市生活的洗礼后，钱小红重返乡村时，对处于封建性和现代性夹缝中的乡村的陋性看得更清更透了。如果说钱小红第一次离乡是被动的躲避，那么她的第二次就是主动的逃离，到了第三次回家奔丧后，我们都清楚地知道她不会再回去了。这更是一种精神的叛离。就像钱小红的真切感受一样，粗鄙的乡村对于“出去”的人格格不入了，她（他）都已经从乡村“漂流出去，并且没有任何归根的打算了”。这种隔离，我们在同样题材的小说中屡屡可见。就连《芝麻》中老实憨厚甚至有点傻气的郭芝麻，在城市做了几年保姆后，也在无形中接受了新的观念，第一次敢于背叛家庭，唾弃乡村。
但城市也并不是天堂，甚至更加残酷。芝麻的保姆经历已经处处告诉我们乡下人在城市打工的不易。而钱小红和李思江的遭遇就更加不幸了。她们南下打工的暂住证是李思江用处女的身体换来的。钱小红因为被发廊老板垂涎而遭老板娘诬陷，被抓到了拘留所；李思江被错误地抓去结扎了，再次被男人抛弃的李思江最后不得不踏上了回家的列车，这象征着无情的城市对她的肉体和精神的阉割。打工者的血泪在钱小红给父亲的信上表达得很通俗明白。这不是专对女性而言的，男性打工者也身处同样的不公境地，因为他们共同拥有“乡下人”的身份。
这无疑要求把握此种题材的作家要拥有更多的人道主义情怀，盛可以与小资的无痛呻吟和自我陶醉拉开了距离，以生存者和弱势的身份来写生存者和弱势群体，她更透彻也拥有更加不同常人的悲悯态度。首先，在对乡村和乡下人的态度上，虽然不能容忍，但她借助了钱小红之口对这些同样的贫弱势力表达了充分的理解和宽容：“当然，钱和性是活着的两大基石，是活得舒坦的基本要素，村民们是没有过错的，这样朴实的人生观值得继续发扬，但这些都和老子钱小红狗屁关系！”对城市的打工者，她（他）同样是人，却被无情地划分为不同的等级，甚至被剥夺了正常性爱生活的机会和权利，盛可以寄予了更多的同情。当她和她笔下的人物在真实地目睹、遭遇了不公的待遇以后，她放下了在她的短篇小说中所展现的“冷酷”而“沉默”的面具。
对于女打工者来说，与她们直接相对的是城市女人，更确切的说是知识女性。张抗抗的《芝麻》中，甜甜妈丹妮就是这样一个城市女人。芝麻对她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她羡慕也钦佩甜甜妈的生活，但一方面她也在内心不能接受她。如果说这属于乡下人对城市人的正常看法的话，在《活下去》中，我们惊奇地发现，城市女性在钱小红的眼中是虚伪可笑的。第一个出现的朱大常的女友，一开始就打翻了我们对老师的印象，对钱小红这个假想中的情敌蛮横无理甚至辱骂，以“证明她是良家妇女，表现她的无辜与纯洁”。当钱小红调到“百分之九十是女医生”的妇幼医院工作后，看似文明有教养的她们和她们工作的医院，更是丑陋不堪。对城市女性的否定，实际也就是对城市和文明的反拨，生活在底层的人往往比城市上端的人对他们自身看得更清。这种反拨，我们在沈从文的小说中也同样可见，这源于他们共同对“底层人”的身份的认定。但盛可以需要警惕的是，这种情绪若走向极端，将会滋生出“反智主义”的劣端。
沈从文对城市文明给予了否定，他笔下的湘西农村是他精神的家园和归宿。而对于盛可以和钱小红、郭芝麻呢？他们早已背弃了乡村，又不能融入到城市文明中，于是，他们成了现代社会中一群新的“零余者”，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他们无家可归了，只在城市与乡村的夹缝中艰难地喘息着。
其实，走进城市的打工者都或多或少的继续带着这样那样的乡村陋性，自私、褊狭、虚荣、投巧……这在《活下去》中的张为美、《芝麻》中的凤、《傻女香香》中的香香、《泥鳅》中的王玉城等人身上都有很好的反映。有同情，有批判，这同样是人道主义情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五四”时期的鲁迅在面对农村国民性时，早将作家这种精神发挥到了极致。盛可以对打工者自身的批判力度与她在对社会、对乡村的批判上相比弱了很多。
三
凯特・米利特在她著名的《性政治》一书中，充分肯定了小说家让・热内的某些观念，她用这样一段分析作为她开篇第一章的结尾：
热内告诫我们，性是我们面临的一切问题的核心，除非我们消灭了我们压迫制度中这一最卑劣的形式，除非我们深入性政治的核心，并弄清楚权力和暴力的病态谵妄的根源，否则，我们争取解放的一切努力都只会使我们重新陷入原先的焦虑之中。④
这也是她写作此书的目的。当我们再次把目光转回到《活下去》这篇小说，我们发现，对于那些下层的女性来说，不论是金钱还是权力，都不如性对她们的迫害来得狠，来得沉重。性是最险恶的囚笼，“它将其他所有的囚笼都纳于其中了”⑤。在盛可以为我们展示的这一幅现实的社会等级图景中，钱小红们的每一步前进或挣扎都与男权社会下有关金钱、政治和性紧密相关。钱小红和李思江获准进入城市的那张“宝贵”的暂住证是李思江用她的处女膜换来的。她们的第一份较正式的工作是在发廊，这是城市中性交易的重要场所。试想，面对温柔青春的女服务员，出出进进的男性顾客有哪一个是真正的来洗头推拿呢？发廊按摩间里弥漫的“精子的味道”早就说明了一切。
城市带给打工者不同于乡村的自由，这种自由包括身体的自由。但是，当这些女性不再说“我的身体是你的，我是你的人”之类的蠢话时，这种“自由”又成了交易的商品。在《活下去》中有三种人：其一是卖淫女，她们的目的是挣钱；其二是工厂的“平胸”拉长一流，她们通过性交易换取晋升的机会；其三就是用自己来换取长久的婚姻和稳定的生活。阿杏、大辫子、潘安的新婚妻子，她们谁不是抱着这个目的在为之奋斗呢？于是，这就给了男性在这方面掌控的更大的权力和机会。女人与商品，性爱与买卖，在众多“北妹”的经历中完美结合。
盛可以有意将主人公钱小红塑造成拥有巨大诱人乳房的女人，她的命运也与她的乳房紧密相关。乳房是女人的第二性征，钱小红的乳房象征的是她自由的身体欲望。马策将《活下去》看作是关于“身体的自由秩序”的女性主义文本⑥，这是很有见地的。这个自由不是前面的出卖的“自由”，它是超越金钱和性政治的自由。所以，钱小红可以随心所欲地和投缘的男人睡觉，性爱如同吃饭一样自然但又不可缺少。她迷人的躯体使得她在每时每刻都能引起各种男人的欲望，有她的老板，她的同事，甚至警察。她是男人意淫的对象，她可以像“平胸”一样和老板发生关系，但她决不出卖身体的自由。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海上明珠夜总会”那次，钱小红不惮嫖客的淫威，决不“卖”自己，到最后差点被强奸时，一向泼辣的她居然苦苦跪求。于是，我们看到，这个在性方面开放主动的女人心中，有着这样一个身体的标准，而且决不容许被任何外力所打破。
李思江是盛可以塑造的另一个与钱小红完全不同的角色。在来Ｓ城之前，她“纯净得像深山里的矿泉水”，甚至失去了自己的处女膜，又相继与两个男人同居的她，也没有丢掉自己的单纯和被动。然而，就是她的被动，她的软弱，她在Ｓ城里完全失去了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她用身体换来暂住证，她在发廊从事变相的性交易，后者连钱小红都是鄙夷不屑的。后来，她柔顺地将自己的未来连同身体交与了男人和婚姻，而后二者无情地抛弃了她，她就什么都没有了，连生育权都被剥夺了，她从里到外被城市，被整个男权文化彻底地阉割了。
钱小红和李思江象征了弱势女性在男权制下两种不同的选择。李思江是传统的妥协与顺从，但最后她失去了一切。钱小红是盛可以的创造，她对身体自由的向往无疑是对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和性政治的对抗。她巨大的乳房如同她的欲望一样咄咄逼人，性关系中她成为了主动的一方。她不忠实于任何男人，只忠实于自己的欲望。钱小红首先在性关系中把自己与女性的被动和弱势拉开了距离，并放在与男性对等的地位，并且剥离了钱权的交易色彩。男人们如廖正虎一般尽管对她的想法有赞赏，但“仍觉得挺别扭，这给他带来某种思想冲击”，这的确是一次对男性的崭新的冲击。连同钱小红的脏话一起，都意图打破男权制下性的规范，因为从来“脏话只有男人才说。它是男人的语言。就像和加勒比人在一起的那些男人所说的话一样，脏话已成了性的第二标志。它就像雄鸟身上美丽的羽毛，就像部落中的武士才有权穿的五颜六色的丝袍。它是鸡冠和靴刺”⑦。
在钱小红硕大的乳房面前，男性的优势地位颠覆了。钱小红用她自由的欲望和身体消解男性的神话，她的目标是让女人成为男人的“另一条命根子”。盛可以思考的是通过这种颠覆破坏男权的社会制，构造起一种平等的男女关系的秩序，并取消附在性上的金钱和权力，而绝非建立起新一轮的男女对抗。卢宾说过，女性主义的目标“不应是消灭男人，而应是消灭创造了性别歧视和社会性别的社会制度”⑧。所以，盛可以远离了时下流行的自叙传、私小说和自恋情结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具有自传性或准自传性的女性‘私小说’形态，都是在以男性为对手，以男人为对立面的情形下出现的”⑨。在后来写作的长篇小说《水乳》中，盛可以再一次更全面地探讨了男女关系以及婚姻的问题，“水乳”的名字是不是也象征着她所希望的男女间的婚姻情爱如“水乳”般平等交融呢？
盛可以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她深深地明白，钱小红以自己的身体欲望对抗庞大的男权文化，必然也是失败的结局。正如马策所说，《活下去》宣告身体批判的时代的到来，是对“自由的质疑”⑩。自由是突破强权的利器和目标，但过度的放纵，会产生同样的恶果。这还是一个社会规范的问题。乳房是她的性别也是欲望，两样东西最终拖垮了钱小红，我认为这仍有制度的推动。小说末尾，盛可以运用了她所熟谙的荒诞变形手法，为我们上演了一出现代女性版的“变形记”，从而带来一种更强烈的身体的批判和社会的批判。
孟悦谈到：“女性主义应该是人道主义往前走的一个结果，是从‘人’之中发现了‘男人’和‘女人’之间性别的差异和权力关系。”(11)而底层女性，正应该是这种人道主义的女性主义的重要关注面。女作家对她们的描写，跳出了“私小说”和自传的局狭，从第一人称的自我迷恋转到对众多的“他者”、“弱者”（第三人称）的关注，呈现出不同于男性作家的另一种人道主义情怀，这也是女作家从“小我”到“大我”的突破，但又绝不是对八十年代女作家作品的简单回归。盛可以凭借《活下去》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女性写作完全可以走得更远。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王秀芹，教育硕士，山东泰山学院远程教育学院副教授。
①载《钟山》２００３年增刊秋冬卷，后改名为《北妹》，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②李修文：《盛可以在她的时代里》，《南方文坛》，２００３年第５期，第３３页。
③⑧朱易安、柏桦：《女性与社会性别》，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６７页。
④⑤?眼美?演凯特・米利特：《性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９页。
⑥⑩马策身体批判的时代――评盛可以长篇小说《活下去》，《钟山》，２００３年增刊秋冬卷，第１１０－１１２页。
⑦让・热内：《圣百合花》，转引自?眼美?演凯特・米利特・《性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９页。
⑨徐坤：《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山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８页。
(11) 孟悦、薛毅：《女性主义与“方法”》，载《天涯》，第４５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