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女性小说文本的诗情风格】加入风格文本
时间：2019-02-12 05:35:2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女性小说 叙事视点 话语方式 先锋艺术 诗情风格 摘要:纵观20世纪女性小说,在叙事视点、话语方式及其先锋艺术实验的追寻中,体现出女性小说特有的诗情风格。
“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滥觞,开启了中国具有独立意义的女性写作时代。正是从这时起现代人文思想不断渗透到女性文本中,有才华的女作家对生活的体验、认识和理解是女性的,也是深刻的。尤其是当她们走出类的范畴,以个体姿态审视生活时,体现了她们内心世界的丰富和完整,并且随着历史前行不断呈现现代内涵。
小说是一种语言艺术,是20世纪女性倾诉心灵的重要载体。从艺术特性考察女性小说文本的风格是诗情的。诗情一词,出自古代文论陆机的《文赋》“诗缘情而绮靡”,这里指女性小说以特有的方式、角度和话语来言情,她们认知世界的方式是感悟型的,她们的言情视点是从自身经验出发的,她们的语言极富形象性、意象感并且婉转纯情,这些表现都使女性写作充满诗意。她们性情的细腻与敏感,情感的忧伤与寂寞,心灵的孤独与被放逐决定了女性文学的诗情特征。她们生活经验与创作的关系十分密切,因而她们的作品就如同她们的生命一样是美丽的创造物。20世纪女性写作的复苏,也复苏了真正的女性小说文本,她们以崭新的叙事与话语创作了簇新的充满诗情风格的小说――“女性的”、“女人气的”:美丽、轻柔、清新、宁静、情绪化、感伤等。
法国女性主义评论家埃莱娜・西苏1975年在《美杜莎的笑声》中指出,“女性快感的生理节奏使她们运用了不同于男性的语言特点和节奏。”强调的是女性写作的独特性。
一、叙事视点――自传体抒写
“五四”新文学革命前的小说创作,往往是以男性视点为权威视点进行叙事,具有一定理性与思辨色彩,重视客观的社会内容描述。而女性小说重视内在情感和心理的描述,正是因为叙事视点的转化,女性小说在文本风格上发生了变化。从传统文化的禁锢中刚刚看到一丝女性解放敞亮的光线时,她们是无暇也是无法顾及其他的,急于倾诉女性自身的被久久压抑的人性,因而“五四”后纵观一批女作家的创作,几乎每人都有一部或几部自传体小说,并因此成名。女性的书写就是对自身境遇的书写,她们不注重故事的情节,只在乎心理的流动;不关注外在的世界,只抒写自己的经历和体验,因而自传体创作非常凸显。
20世纪20年代末,丁玲以《莎菲女士的日记》登上文坛,并引起关注。丁玲将关注的目光直指女性隐秘的内心,袒露出女性面对社会面对异性时内心的复杂情感,前所未有地刻画了女性的性心理。主人公莎菲是一个追求个性目标的女青年,她有很特别的个性“孤傲”“怪癖”,其实她有着火一般的热情和天真幻想。可现实与她的期望背道而驰,“莎菲生活在世上,所要人们的了解她的体会她的心太热太急切了,所以长远地沉溺在失望的苦恼中,但除了自己谁能够知道她所流出的眼泪的分量?”作品中的莎菲彷徨苦闷,找不到精神寄托,她想极力摆脱这种灰色的情绪,但却无能为力。在这种无聊幻灭的状态下,一个丰神秀彩的年轻人走进了她的视野,激起了她心中的情欲,于是在情欲与理智、自尊与自弃、堕落与拯救中莎菲备受煎熬,经历了一场无声的心灵搏斗。莎菲的境遇其实就是当时丁玲的写照。自传意味是显然的。
“女性视点”作为叙事的基本要素影响了女性的叙事方式。叙事视点在小说创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珀西・卢伯克在《小说技巧》中提出:“在整个小说写作技巧中,视点(叙述者与他所讲的故事之间的关系)起着决定性作用。”无论是现代作家丁玲、萧红、庐隐、张爱玲还是当代的刘索拉、残雪等,她们都不再重视故事情节的发展,相反她们的小说淡化情节,心理的流动与闪现成为小说的主要因素。庐隐《丽石的日记》也是通过日记体形式来表达主人公的情感世界。她的《海滨故人》中主人公露沙就是作者的化身。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做善于建立自己艺术风格的作家之一”①,她的小说是散文化的、诗化的,缺乏框架的完整性,很少中心人物和情节,没有主次虚实,但每一处情节、每一个人物都信手拈来,自然舒展,具有不可抗拒的艺术魅力。在萧红的小说作品里,最能体现她风格的是《呼兰河传》和《小城三月》。《呼兰河传》是作者在阅历了人生之后写的一本童年回忆录。她的这篇小说里,不仅以朴实细腻的笔法,描绘了自己的童年生活,而且也真实生动地勾勒出故乡人民的生活场景。新时期先锋派小说代表作家刘索拉《蓝天绿海》也是一篇长长的内心独白,残雪的创作更为零散晦涩,她的叙述充满梦幻化色彩,没有情节的起承转合,只是她臆想出的各种画面的巧妙连接,是一种高度抽象的意境。《苍老的浮云》《山上的小屋》等代表作都体现了这个特征,“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残雪确立了一种新的美学法则”②。她们并非缺乏营造情节的能力,而是创作态度和审美视点发生了转变。
二、话语方式――女性意识表达
20世纪80年代是女性写作的又一高峰。她们由自传的抒写转向女人的抒写,揭示女人的生存状态,通过对女人命运女人本质的思考,获得了哲人一般的高度。“话语”这一术语在西方文学艺术理论中是十分常见的,是继“文本”之后备受重视的研究对象。叙事学理论中,理论家们对话语的诠释不尽相同,综合起来有两种观点:第一种涵义可以总结为叙事文本如何表达意义的问题,也就是使作品的本身内容得以传达的表现形式;第二个涵义是后结构主义者提出的,他们认为话语是人类的主要活动之一,是受意识形态、历史等因素影响的,我们考察女性小说的话语风格也从这两方面入手,并将性别引入叙事话语中,分析女性小说在话语实践中所作的努力。女性在语言方面极具天赋,她们的文字往往美丽而意蕴丰富,用字纤巧而不落俗套几乎是每一位女作家的追求,语言的诗情运作使女性创作呈现多姿多彩的艺术特色。
在女性文学崛起的今天,仅仅研究女性作家语言的清丽雅致是不够的,我们必须重视梳理女性小说的话语系统,探寻其复苏的轨迹,达到对纯粹女性表意方式的认同和理解。女作家们在审视自我审视社会的同时,超越着以往的文学语言,大胆发泄自我情趣自我感受,她们的语言走出传统的樊篱,没有掩藏与矫饰,是真实的来自心灵的声音。这种充满个性化的语言,体现了人的意识和觉醒,体现了女性的勇气和智慧。率先冲出“男性话语”的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以内视角处理题材,让莎菲站起来直接与读者对话,话语不再是婉约和温柔的,而是激烈的情绪甚至语无定规。一个作家的话语风格必须在某种语境中才能洞释其意义,作者的性别就是一个不可忽略的语境。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多是时代夹缝中的没落淑女,她们出生在败落的大家庭,有着传统的文雅修养,旧式的妻道训练,唯独没有立足于这个新时代的本领,在已经变化了的现实面前,她们都想努力抓住看似可靠的婚姻,做女结婚员是她们唯一的出路。《传奇》中女性基本上处于两种生存状态:一种是千方百计要成为太太,包括姨太太和情妇;另一种是成为太太之后。不管是哪一种状态,都表达出女性的悲剧状态。在爱情游戏中,游弋自如的王娇蕊(《红玫瑰与白玫瑰》)突然遇到她自以为是“生命中的男人”,就收敛自己,一心一意要与这个男人厮守,哪里知道她最多只能是婚姻外的一颗“朱砂痣”。即使终于获得太太身份,也无法确立自己的主体性,流苏(《倾城之恋》)成为范太太后,“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张爱玲的笔下多是女性宿命式的悲剧生存:她们的追求过程毫无意义,追求到手的结果也同样毫无意义。
在当代作家中张洁是最认真,最真诚的一个,她秉承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女作家创作的风格,体现的是七八十年代女性崇高的、理想的、悲剧的审美趋向。她对于女性爱情观的探讨经历了三个阶段:古典深情的精神之爱――张洁最初的爱之梦想,以《爱,是不能忘记的》;愤怒和尖刻――爱的神话破灭后张洁对男性世界的还击,以《沉重的翅膀》为代表;回归母爱――母亲的死带走了张洁的斗志,以《无字》为代表。张洁的爱情之旅即是女性的爱情之旅。
王安忆的小说“三恋”表现出及其深刻的关于女人的生存方式,得出了颇具女性意识的观点。“三恋”是女性对情爱、性爱与婚姻的审视。《荒山之恋》是一个婚外恋的故事,一个有妇之夫的大提琴手和一个有夫之妇的金巷谷女孩儿的爱情悲剧。在她看来“爱情其实不是由两个人决定的,而是由两个人的命运决定的”。《小城之恋》的背景很单纯,人物活动的空间小得不能再小,社会关系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只剩下两个人的活动。故事性大大减弱,心理、心态的描写大大突出,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功力。封闭的环境一点点营造着紧张的躁动。诱惑、试探、反感、接近、压抑,只是为了抵达那里。一旦发生了,生命内在的冲动就泛滥成疯狂和放纵,个人本能的性就像火一样一旦燃烧起来,就汹涌澎湃起来了。“她”在性行为中好像没有体验到女人的自我,却在受孕状态下获得完全意义上的母亲角色。相比较而言《锦绣谷之恋》没有直接写“性”,而是一个女人的“白日梦”。一个年轻的女编辑在一次庐山会议上爱上了一个男作家,不同于《小城之恋》的纯粹物质性的性爱,这是发生于两个有一定的文化修养的人身上的恋情,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的精神恋情。整篇作品都是在女编辑的感觉和想象中展开,以一个女性独白的方式舒展开来,感受细腻,诗情饱满。“三恋”让恋情化作永恒的记忆照亮了琐碎的生活。王安忆虽然多次声明自己不是女权主义者,而是一个严肃的有深度的作家,性这个问题是无法逃避的,王安忆以严谨、冷静的姿态来探讨这个严肃的命题,表现出非凡的功力。
十七年文学的女性话语变为简单的激昂文字,当时女作家没有了自觉的性别意识,话语只能向英雄主义靠拢。新时期以来伴随文学的发展,女性又重新以纯粹的性别姿态驰骋文坛。刘索拉、残雪等注重自身的感觉与思维方式,她们更喜欢性别特色赋予的另一种声音。“混乱不堪的欲望和情愫组合成富有张力的叙事,使残雪的小说具有一种令人惊奇的多元性抒情意味。”③刘索拉以女性音乐家的直感性语言传达出生命的渺小与焦灼。
以现代眼光观照多元文学背景下的女性写作,话语方式成为关键。经过一个世纪的努力,女性话语日渐成熟,逐渐形成了一种传统,“飞翔时妇女的姿态――用语言飞翔也让语言飞翔,她们都已学会了飞翔的艺术和众多的技巧。”④
三、先锋艺术――个人化写作
20世纪伊始,西方现代文学艺术以其先锋性吸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驳杂的现代艺术给中国的现当代作家创作以深刻的启迪。由于对现实的不确定认识决定了女作家与西方现代作家产生共通之处,在创作中完成对现实的超越。卡夫卡、艾略特、莎特、加缪、乔伊斯等文学大师的创作重视人的体验、感性和直觉,将人的深层体验和生命激情用具体场具人物固定下来,不断求新求异,从而使他们的艺术具有永不衰竭的生命力。这种艺术上的标新立异成为中国女作家的创作范本。
张爱玲是较早运用弗洛伊德学说的一位作家,《金锁记》中对心理分析的运用使其成为具有人性深度的力作。宗璞是最早通向西方现代文学的当代作家之一,她的作品明显带有西方现代派痕迹,尤其与卡夫卡最近。残雪颇受西方现代超现实主义的影响,语言形式是奇特而反常的,她的非理性的叙述将荒诞推向极致。“黑色幽默”对远离美国的刘索拉产生了一种亲切的认同感。王安忆、铁凝等都因采取新颖的艺术形式达到对现实人生的深刻洞悉。
20世纪90年代是女性文学的又一辉煌时期,她们以个人化话语风格展现新的美学理念,表现出对人性世界的关照,陈染、林白、海男、徐坤们对女性话语风格的努力探索值得肯定。比她们更为年轻的,具有反叛精神的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群,实际上在她们的心中也高昂着一面先锋的旗帜。她们在叙事革命、语言实验、生存探索三个层面进行实验,进行着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显著的独特的个人化写作,她们各自的创作差异彰显着作家个性的差异。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些先锋作家纷纷改变自己的探索姿态,降低了探索的力度,或搁笔,或改弦更张,或与商业结合,或放弃,使先锋实验走向了解体。先锋实验的离去并不意味着先锋精神的泯灭,留给我们的思考是多方面的。
继现代主义之后的后现代主义,广泛涉及各种先锋派艺术和大众艺术,后现代主义的作家们接受了残酷的社会现实,写作策略以颠覆人的主体地位颠覆历史必然逻辑为宗旨⑤,叙述是拼贴式的,情节由无数碎片组成,新写实小说和徐坤等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创作倾向。从20世纪初到世纪末,女性小说艺术不断飞跃创新,现代小说的忧伤和抒情充分展示了女性真实的心灵世界,以冷静的诉说为女性寻找出路,在这一历程中小说艺术不断纯粹,显示出多姿多彩的审美风貌,表明女作家对现代诗情风格的执著追求。
作者简介:路遥,文学硕士,太原师范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女性文学研究和大学语文教学研究。
①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②③ 陈晓明:《无边的挑战》,时代文艺出版社。
④ 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载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
⑤ 艾略特:《诗歌散集》,转引自《无边的挑战》。
(责任编辑:赵红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