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具特色的学术研究]学术研究

　　李德耀先生与城市住宅，有一段段曲折的历史和因缘。李先生今年七十六岁，一九四八年进入清华，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她是建筑系第三班学生。即使是一名学生，她也是政治业务“双肩挑”，一方面学习专业，一方面做政治工作。一九五一年，她还没有毕业，便在“清华、北大、燕京三校调整建设委员会”中担任基建工程方面的领导工作。当时，周卜颐先生在委员会中任设计处处长，张守仪先生参加了住宅设计。李德耀先生是他们的“上级”。一九五二年，建筑系成立了党支部，她是第一任支部书记。在清华园里，她走的是一条明朗而顺畅的又红又专的道路。一九五六年留苏，一九五八年回国。当时在苏联读研的中国留学生数以万计，但在毕业时大多数人都没有得到副博士或博士的称号。对此，留学生们暗地里议论纷纷。李德耀曾就此向我驻苏使馆反映意见，据说她还因此受到使馆有关同志的批评。这有可能成了她的一个“历史污点”。
　　但是回国之后，一切仍很顺利。她是北京市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党委委员，建筑系党总支副书记。在业务方面，她把主要精力放在城市住宅方面。一九五八年，苏联举办莫斯科西南区九号居住街坊规划设计国际竞赛，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和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联合组成一个规划设计小组参赛。李先生作为一名政治干部兼有留苏经历和对苏联住宅建设的研究和把握，使她成为这次参赛的领军人物。她为此又三次赴苏，领着参赛人员亲临莫斯科西南区现场踏勘规划建设用地、考察苏联的住房构件预制工厂和住宅工业化施工现场。最后，中国的参赛方案荣获二等奖。
　　参加国际设计竞赛，在各国建筑师间，已成为可以自由参与的学术和经验交流的盛大节日。但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八○年三十二年间，中国建筑师只是在有关单位的允许和组织下，参加过两次国际竞赛。除了苏联这一次外，还有一次是参加了古巴举办的吉隆滩胜利纪念碑设计竞赛。一九七五年，第一次发展中国家城市住宅规划设计竞赛，有四十六个国家和地区的建筑师参加，中国台湾、香港的建筑师以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侨华裔建筑师也参加了竞赛，但中国大陆的建筑师却没有露面。一九八○年，西安青年建筑师曹希曾，自作主张、自寄设计方案参加了日本举办的“国家住宅设计”国际竞赛，获佳作奖。得知这个从外面传来的消息，我曾以一个小集体的名义写信向他祝贺。但他当时从身旁听到的仍是数落他无组织、无纪律、个人主义出风头之类的声音。然而，国门已经打开，中国建筑师们，尤其是青年建筑师和学校中建筑学专业的师生们，往往奔走相告，主动、热情地参加了各种国际设计竞赛。根据鄙人所作一九八○年至一九八六年的不完全统计，中国建筑师和建筑系师生已有五十四人次在多次国际设计竞赛中获奖。二十年来，更是群情踊跃，捷报频传。我们国家也频繁举办国际设计竞赛了。对建筑师来说，参赛获奖的场景和欢乐，真不亚于运动员荣获奥林匹克奖牌。
　　回头再说李德耀先生。一九五九年初在国际竞赛中获奖的喜悦还没有退去，她的家庭就在一次政治山崩中遭到沉重打击。一九五九年秋，庐山上打倒了彭德怀。在清华园，李德耀的丈夫周维垣同志也成了“反党分子”。周维垣与李德耀同年进入清华，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毕业后，他没有投身于自己学习的水利专业，而成为清华大学党委的主要干部。
　　一个革命家庭，顷刻间垮掉了一半。周维垣被撤职，被开除党籍。明里说是不搞株连，但李德耀同志同样交了厄运。她不再是政治工作中的活跃分子，专业工作也随着政治气候的冷暖而浮沉伸缩。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她参加了《城市型住宅》一书的撰写。对苏联城市住宅的了解和研究，使她在教学中，在这本书的撰写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解决城市居民的住宅需求方面曾表现出明显的优越性。国有土地，福利分房，包括工业化标准化在内的强大的住房建设体系，是苏联解决城市住宅问题的三大“法宝”。十多年前，李先生在给我介绍苏联的情况时说道：“他们的居住条件并不阔绰。到教授家去看看，他们也住得相当拥挤。”但苏联的住房政策，医疗制度和国民教育的普及，对中国老百姓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文革”开始，本来李先生不是什么“当权派”，也还不是什么“学术权威”，但同样受到冲击，遭到惩罚，其处境甚至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更难堪，更狼狈。她被安排打扫清华学堂（当时的建筑系馆）的厕所，连男厕所也归她一个人打扫（上班时间，男厕所正常开门使用）。看来是一种故意的安排，是一种刁难与羞辱。整人之术，登峰造极。
　　“文革”结束之后，李德耀先生全力投入住宅的教学、研究工作，在调查研究和指导研究生过程中，把社会问题、社会效益作为侧重点。建筑系的教师们这样议论说，张先生和她指导的研究生关注住宅的环境效益，李先生和她的研究生关注社会效益，吕先生和她的研究生关注经济效益。这种说法可能过于简单化，有点以偏概全，但也说明三位先生的学术成就，都具有自己的特色。
　　我国人口多，建设用地紧张，各种资源和土地的消耗，都潜藏着危机。李先生认为，许多国家的住宅问题，主要就是社会问题，中国也是如此。在她的论著中，在她指导的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中，可以看到对这一观点的阐述。举凡居住环境居住空间的亲和性、私密性、领域感，是否具有认同感、安全感、传统生活氛围与和谐，以至于已经普遍出现的住宅短缺、老年人和青年人的住房问题等，都是十分现实十分迫切的问题。九十年代中期，房地产市场刚刚起步，她便忧心忡忡地说：“房地产市场一哄而起，如何制止？”所表现的忧虑，正是她多年关注住宅社会问题的必然反应。而当时，包括鄙人在内，许多人对房地产市场的兴起，还抱着乐观、天真的幻想。
　　假如说，张先生关于住宅问题的学问和创见，更多来自她对欧美各国的观察和研究，那么，李先生关于住宅问题的忧患意识，则来自于她对苏联同一领域的熟识与思考。“住”和“食”，无论在何种社会制度下，都带有许多共性。“住”的合理解决，必须依靠负责任的政府（权力）、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专家学者（智慧）和社会各单位的通力合作。把这个国计民生的大事，交由房地产商去主导、去炒作，是政府的失职。
　　
　　三位女学者中，吕俊华排行第三，年龄最小，今年七十四岁。一九五三年从南京工学院（从前曾称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现在称东南大学）建筑系毕业，来清华建筑系当研究生。回首往事，她特别提起华揽洪先生，对华先生充满敬意。
　　华揽洪先生有一半法兰西血统，但他对中国充满着真诚的爱。他于一九一六年生于北京，一九二八年去法国，一九四二年获法国“国家建筑师”文凭，一九五一年回到出生地，热情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建筑设计和理论方面都表现出智慧与才华。一九五七年，华先生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他所设计的北京儿童医院，立即由原先受到肯定赞扬变成了横蛮无理的批判。他在政治上所遭遇的逼迫，在业务上所受到的钳制，可能比别的右派分子更厉害。一九七六年，华先生和大伙一起走上长安街，欢庆“四人帮”的覆灭，一九七七年退休，移居巴黎，继续为中国、为中法友谊，做出新的贡献。一九九四年，北京儿童医院建院四十周年，特邀华先生回来参加庆典。那个现在仍在照常使用、曾受到赞扬又受到批判的儿童医院，是他留在祖国的一座纪念碑。
　　吕先生回忆说，当年她刚开始研究生的学习，清华学堂走廊上展出了包括她在内的新入学的研究生的第一个城市住宅规划、设计作业。刚好华先生来建筑系讲学。梁思成先生和吴良镛先生特意请华先生参观、评价，并希望他帮忙培养建筑系的研究生。参观过程中，吕俊华的作业受到华先生的关注和称赞。华先生当即表示愿意让这位研究生到他设在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住宅研究所当助手。过了几天，吕俊华遵约来到华先生的工作室。华先生一见，“啊，您原来是一位女同学呀！”但仍高兴地叫吕俊华留下，并让她立即动手完成自己刚刚开了头的一个住宅区规划设计方案。不久，华先生高兴地接收吕俊华为自己的助手和研究生。那个最后在华先生指导下完善、完成的住宅区规划和住宅设计方案顺利投入施工，那就是我们现在见到的北京崇文门外的幸福村。许多原来居住在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地盘上的老居民，在政府的安排下，愉快地迁居于此，重组成一个幸福而和谐的新村。
　　吕先生的丈夫黄报青先生是建筑系第二班学生，一九四七年入学，一九五一年毕业留系任教，是民用建筑教研组副主任。黄先生、吕先生曾携手合作进行城市住宅区规划和住宅设计专题研究。今天，我们可在《建筑学报》上查阅到他俩合作、发表于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三年的研究报告。
　　一九五八年，国家大剧院上马，清华建筑系和其他系抽调三百多名师生组成设计组，两位共产党员李道增和黄报青任设计组长。经过大家的日夜奋战，大剧院设计高质量完成，并已经动工。旋因资金短缺，大剧院让位于其他国庆工程，没有继续施工。这才有四十年后法国建筑师安德鲁（Paul Andreu）的大鸟蛋中选方案的付诸实施以及所引发的纷纷议论。
　　黄报青先生也是一位书法家，少年时代受过严格、正规的法书训练。但我们却难以见到他的书法作品。现在还可见到的是他于一九六二年为《建筑史论文集》学术丛刊的题签，行书，但表现了一般行书所少有的遒劲和丰满。
　　“文革”爆发这一年，一九六六年春，黄报青先生在农村搞“四清”，无法在家照顾妻子，身怀六甲的吕俊华先生决定回上海分娩。教研组里数我年纪最小，教学任务也最少，不忙。教研组主任朱畅中教授派我送行动已十分不便的吕先生上了火车。两三个月过去了，当吕先生在上海顺利产下一男婴之后返回清华园时，清华园的“文革”已经闹翻了天，原来的干部全部靠边站，身体十分羸弱的梁思成先生被强迫穿上清朝官服游街……一开始，吕俊华在小组发言中流露出对运动的不理解和一点点抵触情绪，但这种不理解和情绪很快便被大势压了下去。这时，黄报青也从“四清”前线归来，面对着学校和整个社会混乱失控的局面，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坦荡胸怀，表示不理解并反对这场运动。为此，他遭到学生的斥责和打骂。上级派到系里的工作组特意把黄报青“上交”到学校一级，让他一个普通教师跟学校一级的“走资派”一起接受监管和强制劳动。有一天，几个教研组联合的“文革领导小组”议论说，把黄报青交给学校一级，他又不认错，弄不好会被学生打死，遂责成我到劳动现场与负责监管的学生商量，要他们把黄报青放回来，由建筑系自己来管。正是中午时分，当我来到“现场”时，只见校党委几位副书记和若干个系的总支书记（当时，校党委书记、校长蒋南翔，因身兼高教部长，被留在高教部批斗），二十人左右，在中午的烈日下，没戴草帽，跪成两行。他们已劳累了一个上午，个个都汗流浃背，满脸的汗水混着沙土。一个学生手执竹鞭，随意走到一个又一个“走资派”面前，随意发出一句问话，不管得到什么回答，就是呵斥和抽打。这样的场面不知还要持续多久，似乎没有让他们休息、吃午饭的意思。有不少围观者（“看客”）。
　　这样的场面，与我记忆中一九五一年农村土改时，个别贫雇农积极分子抽打成排跪在地上的地主分子的情境相仿佛：也有不少“看客”围着、看着打人者和被打者所组成的一幕。这两个相仿佛的场面，我都亲历了。在这两个场合中，我都是“看客”。鲁迅先生写到革命者被反动派枪杀时，周边就站着不少“看客”，因而发出带血的呼喊。时代不同了，被加害者和加害者的身份和情况也不同了，但是，“看客”却没有减少和消失。鲁迅的伟大在此，也可见“看客”的可悲了。
　　就在那个中午，见跪着的队伍中没有黄报青，我问了管事的学生。他说，黄报青还不够资格跟他们在一起，他只是一个教研室的副主任，官小，并表示可以放他回系。我抬头见不远处墙角下，黄报青还蹲在那里清除杂草和垃圾。这位正直的共产党员，终于在一九六七年被迫害致死。那些日子里，系里一位同事把痛苦无诉的吕俊华接到自己家里，以便照顾、安慰她。我去看她，她躺在床上，没有眼泪，也没多说话。打倒“四人帮”后，在大礼堂为黄报青同志补开了追悼会，有一千多人参加。这是我参加过的一个规模最大的追悼会。
　　黄报青是梁思成先生最赏识最怜爱的一个高材生。一九六一年，“三年经济困难”的阴影还没有完全退去，梁先生即带领黄报青等教师和学生，奔赴广西容县，对真武阁进行调研实测。一九六二年，梁先生就此做了一次学术讲演。那时，学术报告会已经消失多年，听说清华有这样的学术盛举，校外也来了很多人，把个西区阶梯教室挤得水泄不通。放幻灯片时，有一个镜头，在真武阁上那根离地板几厘米的巨柱边上，就站着黄报青。梁先生就着镜头解说这个特殊结构时，禁不住离开正题，对大家说：“你们看，黄报青他就傻头傻脑地站在边上。”梁先生说这话的时候，不是用手指指，也不是用手上的教鞭指，而是翘起一个活泼好看的唇形向着银幕上的黄报青，就像一个慈爱的母亲，翘起美妙的双唇指向并夸耀着自己怀中的婴儿。这一洋溢着师生感情的场景，一直留铸在我的记忆中……然而，当被难中的梁先生得知自己的爱徒被迫害致死的消息时，他却只能把眼泪和痛苦吞进自己的肚子里。年轻的学生比年老的老师早走了五年。同志加师生的情谊，生命和知识的芬芳，永续在那遥远的天国。
　　最近二十多年来，吕先生继续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倾注在城市住宅的教学、研究和设计实践中。她和她指导的研究生们，不辞辛劳，四处奔波。新住区的建设，旧街区的改造，新住宅方案的探索，建设中的经济问题，都是她们关注和研究的范畴，都有出色的成绩。我曾不止一次在交谈中说她选择了这门不被人看好的学问，而且做出了受人称道的贡献，好话、赞扬的话还未出口，她就轻轻一笑：“我才没有那么高的觉悟呢，这都是系里领导的安排。”还说：“你当然不知道，一九六○年批资本主义，因为我不积极，挨批。”“一九七○年，把我下放到学校武装部，搞人防工事，不积极，还是挨批……”她是一位不爱夸夸其谈、不事张扬、脚踏实地的学者。
　　一九八四年，吕先生推出“平台花园住宅”系列设计方案，获当年“全国多层砖混住宅新设想设计方案征集”二等奖。这种住宅五层高，每户建筑面积五十多平方米，每户都附有一个十平方米的平台花园，一举打破多年来多层住宅规划设计一抹平、一刀切、行列式、居住区面貌呆板单调千篇一律的局面，受到建设部门和居民们热烈欢迎的情况为多年来所仅见。几年下来，设计方案不胫而走，北京、天津、烟台、淄博等十来个城市都建成了这种台阶式花园住宅。这一设计于一九八九年获“中国八十年代建筑艺术优秀作品奖”。于一九九一年获“国家优秀工程设计”银奖。
　　一九九二年，吕俊华六十岁，已到了退休年龄，并且刚刚做完大手术，身体正慢慢恢复中。这时，建筑学院领导给了她一个新的课题，与美国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合作并获哈佛大学基金支持，由她主持“中国现代城市住宅研究”。这是一个大题目，从一八四○年起一百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中国现代城市住宅的演进发展，还没有人认真审视和解读过。她带着一种平和的轻松的语气回忆道：“那时，我刚出院不久，手术的治疗后果如何，还不清楚，但还是接了这个题目。当时想，即使做不完，死了，也会有人继续做下去。”老天不负有心人。一九九七年起，她又用了三年时间，在哈佛设计学院院长彼得・罗（Peter G.Rowe）教授、刚从英国归来的张杰博士、多年的合作者张守仪教授以及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几位博士（吕俊华指导的谭英、邵磊、曲蕾、王英，张杰指导的王韬）的通力合作下，由吕先生主笔，完成了《中国现代城市住宅（1840―2000）》一书。该书的中、英文版于二○○三年同时出版，中文版十九万字，并附有三百二十多幅插图。吕先生在“总论”中指出：“要解决好住宅问题，必须对中国社会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住宅的市场化不可能完全解决中国的住宅问题，面向市场的住宅建设也不是住宅建设政策的全部，效率和公平将长期是中国住宅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建筑师的一厢情愿或开发商的卖点炒作也许能轰动一时，但绝不会长期左右城市住宅的发展轨道。”六七年前，吕俊华先生说这些话的时候，市场的炒作和噪声似乎还受着某些制约。
　　
　　从一九六三年到二○○三年，从《城市型住宅》到《中国现代城市住宅》，三位女学者已从年富力强的盛年而进入老年。她们是几十年来中国城市住宅发展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她们在城市住宅问题上的洞见和贡献，这两本书仅仅是两个标志点。在国家一级学术刊物《建筑学报》、《世界建筑》和《城市规划》（中、英文版）中，我们可以读到她们的更多的论著；在建筑学院资料室和清华大学图书馆的专室里，我们可以读到她们指导的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在规划设计机构、科研教学单位和政府部门中，在国内或国外，我们会看到她们指导过的学士们硕士们博士们的身影和所取得的成绩。她们的思想、人格和学术建树，正被新的一代发扬光大。
　　张守仪先生自一九六二年起、李德耀先生自一九七七年起、吕俊华先生自一九七五年起，分别开始招收、指导研究生。这些年来，根据不精确的统计，三位导师共培养硕士、博士四十八人，平均每位导师每年培养零点五八人。金笠铭教授，是张先生指导的研究生，一九七八年获硕士学位，曾任建筑系系主任，蓝旗营新住区的规划设计者之一。边兰春教授，是李先生指导的研究生，一九九○年获硕士学位，现任建筑学院党委书记。吕先生指导的美国学生艾丹（Dan Adramson），是建筑学院的第一个外籍博士，一九九八年获博士学位。三位先生培养的研究生不多。他们追随自己的导师，学习、研究、规划、设计，也为中国城市住宅的发展与推进，做了很多建设性的工作。
　　目前，我们一些高校中的“硕导”“博导”，一个人每年动辄招收十名、十多名研究生，一带一大班，三四十人。有人说，这些导师，不仅没有时间指导研究生的学业，没有时间审阅研究生写的（或出钱央人代笔的）毕业论文，有的连自己指导的研究生的名字都叫不利落。过去，我们把在教学中不负责任的教师的“教学工作”叫做“放羊”：赶着羊群，任其自行觅食，自行成长，完全卸掉了授业、引导的责任。看西北高原上的老羊倌，赶着羊群在山坡上觅食，他能叫得出每只羊的名字吗？
　　
　　我曾经说过，清华建筑系在师资力量并不宽余、在住宅这门学问不被看好的情况下，长期安排一批教师（除了张、李、吕三位先生外，还有与她们一起工作和由她们培养起来的其他晚辈教师）专注于城市住宅的研究、教学工作，在中国建筑界和高校建筑系中，显得十分突出。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建筑系的师生和在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工作的同事们，在国际、国内举办的住宅规划、设计竞赛和有关部门举行的评奖、评比中所获得的几十项奖赏，令同行们瞩目。
　　我也曾经说过，在建筑学领域中，住宅设计是一项富有人情、亲情和温情的工作，是十分细致的学问，女学者女建筑师对住宅设计和住宅理论的理解和把握比男性的同行们更透彻、更深入。在她们的思维中，在她们的笔下，住宅――千千万万个家庭的载体和避风港，带有更多的柔情和亮色。对城市住宅的关注和投入，在清华建筑系，似乎已形成了以女性学者为主导的传统。一九四六年，建筑系刚刚建立，林徽因先生就开讲《住宅概论》。半个多世纪来，从林徽因先生，张、李、吕三先生到她们的学生凤存荣、黄汇、刘益蓉……她们像传递接力棒一样，在城市住宅这一领域中，贡献了她们女性的、家庭主妇的、母亲般的情怀与爱心。但是，在中国建筑界的几十名院士、大师和“梁思成建筑奖”获奖者中，却很难见到从事住宅设计和研究者的名字。很多院士和大师们都不从事住宅设计和研究，从事住宅设计和研究的人，却成不了院士和大师，岂不令人感叹？过去，也曾有人从另一方面立论：由于住宅设计是一种不重要、不保密的、不吸引人的平凡工作，许多出身不好、历史有问题的人，才被安排干这一行。
　　人类“住”的历史，跟“食”的历史同样古老、绵长，同样充满血泪和异数。房荒与饥荒，饿殍与盛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仍然是人类必须面对的现实。“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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