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逆境【身处逆境不苟且】
时间：2019-02-18 05:30:4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记得那夜，风雪凉山的沙坪茶场，正放着那年才问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由罗广斌等写的那部小说《红岩》改编，大部分镜头集中在囚牢渣滓洞。 坐在银幕下一位50岁左右的人，看着便动容了，先是泪洒襟怀，继之是痛哭失声。
他叫王庸，原名王夔，1938年加入中共，曾任地下党开县中心县委书记，职业是开县师范学校教师。电影中介绍的头挂奉节城门的彭咏梧，江姐的丈夫，就是他发展介绍入党的。电影里讴歌的人物，几乎都是他生死与共的战友。此刻王庸却是被强迫“劳动教养”的右派，坐在银幕下，接受自己参与和制造过的历史教育，怎不悲痛呢?
王庸出身川东奉节的书香门第，他不是那种肚皮饿急了被逼去造反、革命，为翻身求解放的人，而是哀民生之多艰、痛民族之多危的书生，寻找济世兴国真理而不惜献身的志士型人物。他从哲学与经济学及社会学合铸的《资本论》，找到马克思学说，又从民主与自由以及民族解放的追求中找到共产党，他做了川东的红色种子，在学生与平民知识分子中，如牧师般布革命之道，如战士般擎革命之火炬。他不仅是革命思想的传播者，还是革命斗争实践者，他参与过华蓥山的地下武装斗争，第三次国内战争中，还参与民运学运军运等群众运动与策反活动。50年代初，他过去在开县任中心县委书记时的交通员杜之祥，分配做万县日报总编辑时，王庸被任命为奉节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却不嫌位低职小，热情地为政权初创工作。不久，他调重庆西南党校学习，被发现是理论修养很深的学员，还有教书历史，便留校任教员。只有革命理想、淡薄名位与权力的王庸，倒认为是在用其所长，他认为从前在地下时期，只能隐蔽地迂回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现在，可以在讲台上公开地高谈阔论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亦快哉!他受到当时党校校长龚逢春的重视，也受到一批批学员的欢迎。
王庸离开了权力核心，几乎是恢复了他从前的教书职业，怎么又逃不脱1957年那张网右派的大网、还被网在小凉山的劳教营呢?在凉山，王庸从来就不吐一字，不怨一声，甚至他是彭咏梧的入党介绍人也隐而不露。他的蒙冤缘故，还是许多年后我的同学曾宪治(原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与杜之祥(原万县地区党史办负责人)给我透露出真相，我才从更多角度与更深层面，认识了这位前辈。
1955年由胡风的文学流派，升格为反党集团后，很快再升级为反革命集团，全国在清查与这集团相关的一切人的同时，又展开内部肃反与审干运动。王庸即受到审查，审查的重点是他当年在奉节被捕以后，是否有叛党言行。调查组的负责人之一，有当时也在党校任教员的曾宪治，他们一行在奉节寻找证人证据，从敌伪档案中查到当年王庸受审问的记录――问：你是共产党吗?答：我是教书的。问：你信仰马克思主义吗?答：我这教书匠，只信奉孔夫子。全部审讯记录，未发现任何暴露自己与同志的话语。找到当年看守监牢的人，谈到王庸逃出监牢的情形也与王庸说的相同：即由王庸在万县专署任秘书的舅父，花了一笔钱，买通了狱官，趁日本飞机轰炸，全城惊慌跑警报时，开监让王庸悄悄地出逃。王庸出逃后，找到组织，就隐身华蓥山去进行武装斗争了。这段被捕的历史，没有叛变的任何形迹，应是坚持了信仰，且从出狱后几年的地下斗争可作证。偏就有那么一种刁钻古怪的人，长于猜疑与忌妒并以专找别人的麻烦为乐，对王庸的清白历史，依然想抹些污浊栽些尾巴。不是党校校长龚逢春干预，王庸在1955―1956年的内部肃反运动中，就会戴上革命叛徒的帽子了。但是，1957年张大网网右派时，不仅王庸逃不脱，就连因参与调查王庸被捕历史、坚持实事求是的曾宪治，也网入右派去凑数了。
在那凉山大相岭上，彭咏梧烈士的引路人王庸被囚，并非特殊的孤例。这里还有《红岩》中孙明霞原型的丈夫王旷石，乃至早期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王右木烈士的儿子王泽丰，他们都是党龄不短、斗争历史颇长的地下党人，所区别的只是书生与大老粗耳。
王庸上凉山，在我们这批少壮中是长者了，开荒一段时间，他被分配到白岩作业区去当保管，管工具管物资，少了浴风沐雨日晒雪淋，就少了熬煎与折磨，也是不幸中之幸了。
大跃进后是大饥荒，这不产粮的荒山加上集中了成、渝等地上万的右派分子与“反社会主义”分子，饥荒就来得更早，营养不良出现的水肿，使这些瘦猴型的书生，变成胖胖的熊相，连走路也偏偏倒倒了。这天，我正歪倒在路边的土坎，背着一个药箱的陶在廉走来，歇下脚同我攀谈起来，这位重庆市农林局原畜牧科长，此时做了场里兽医，虽然专业是畜牧，也就凑合着用他了。他是浙江名门之后，祖父任北京图书馆馆长时，鲁迅敬为乡贤常去拜谒。他的叔祖父陶成章，是民国元勋，与胡汉民、廖仲恺齐名，就是这些家庭背景，成了他划右派的历史根源，何况他的父亲在台湾的空军中做军医!陶在廉本人曾在史迪威警卫连，代表战胜国远赴印度接受日本投降，这段历史，1957年时竟成了弥天大罪!后随着我国对美政策逆转、客观评价二战历史，史迪威将军之孙邀其访美，陶又成反法西斯英雄，媒体以“老兵陶在廉的晚年生活”为题详加介绍，去年辞世前，他多舛的政治生命终于回光返照了一回。
现在，有他这兽医职务，经常巡回去各中队为猪牛防疫治病，就得到各中队的照顾，开饭时，给他的青菜萝卜多添一瓢，或者玉米粥也添半碗，他那一米八的大块头食量比我大，还没遭水肿。此时他对我说，今天去白岩作业区，顺便帮我们实验区干部食堂领点菜油，把我在歇台子党校学习时给我讲课的王庸遇见了，他在当保管员哩!
我说，那你的运气来了，今天不只肚皮打胀，还跳“丰收舞”。老陶一顿足：别说了，这老头不知该说他古板哩，还是占典呢?你看他管粮油，自己却在水肿。他给我这瓶子装菜油时，我这瓶子要装一斤二两，我求他多给二两，他笑一笑说：你的领条，不是只有一斤吗?我给他磨一阵嘴皮，全是浪费唇舌。后来我看到库房里堆了不少洋芋，求他撮些给我救急。他说，收时，登记入账，将来数量少了，怎么交待?我说，报点鼠耗就敷衍过去了嘛!王庸正色道：人，怎么能学老鼠?!老陶给我叙述时，一半是埋怨、一半是称道，称道在这种生死关头，还有这种公私不苟的君子。
那么，当局者淘汰王庸这种有君子作风的人出局，又有多少小人在钻营入局呢?把王庸这种洁身自好者革除，又有多少卖身求荣求富者神气了呢?
那次大饥饿过去后，许多熟面孔不见了。我以为王庸没有去“阴国”，也该回到巴县他妻子教书的地方了。谁知他还留在山上，出现在制茶车间。饥荒年间半老的人，转眼就是十足的王老头了。采茶季节，他在磅秤前一坐，给全场送去的鲜叶打收据，更重要的是给茶叶定级，成了总质检员，大约上面也知 此人非常认真，“唯才是举”、“物尽其用”吧。把一级鲜叶铺在面上，二三级的藏在底下，也逃不过他的眼睛，那种负责和一丝不苟的作风，依然如故，这个右派在这严酷与困危的环境下，似乎从来没有被改造，不少人在此折磨中，学会圆滑世故，敷衍塞责，王庸以他的精神人格，却在影响人们、改造别人哩!但是，在他的同侪眼里，这王老头只是一个“方脑壳”，在劳教所的干部眼里，他也只是一条很会把家的狗而已。少有人发现这种精神人格的价值。
1972年，我探亲回成都时，还去乡下亲故中访问，看到听到甚至遇到许多污浊的事畸形的人，那时把一切非正常现象，一概称之为：不正之风。探亲转去，悄悄与王庸说私房话，扯到我见闻的那些不正之风，包括“知青”返城与招工，家中父母必须从村支书乡书记到县一级层层送礼行贿，才能脱离乡村。他听了，瞠目结舌，摇着脑袋，一再说：“不可能!”这个书生，囚在荒山上10多年，他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经过阶级斗争的无情打击，经过饥馑的折磨，还经过这运动那运动一波又一波对是非的颠倒，早已不是他梦里的世界了。
1975年，王庸已60好几的人了，也许是使用价值越来越少，在这凉山已18年，也缺乏再囚囿他的借口，终于让他回到巴县，他妻子是那里的中学教师。送他去入户的人回来说：下火车，他的儿子来接他，看见父亲挑着一担行李，歪歪倒倒，也不敢帮父亲挑着，怕别人看见了，认为是同情摘帽右派的父亲，没有站稳革命立场，那时，正反击右倾翻案风，“文化大革命”还在革哩！
1979年春夏之交，我已回报社重操旧业数月了。一天，在公共汽车上被人叫住，一看，是王庸，穿一身旧的蓝色哔叽中山服，气色很好，笑容满面，我们握着手，我邀他去我家，他说要去看邓止戈。邓止戈是老地下党，也是四川理论界著名人物，我年青时就知道。我忖测：王庸该早就回歇台子党校了，他的理论修养又派上用场了。过了几年，陶在廉从渝来蓉，我问起王庸，他说王老头不知为何，工作未落实，有两年是挂在党史办，最近才安排在西南农大任系总支书记。我说，去重庆时，一定去农大看望他，这位长者是我尊敬的。
80年代前后，去过几次重庆，皆因事烦，没有空出时间去北碚西南农大访问。到了90年代中期，还是陶在廉来告诉我：王庸走了。我很失悔，这么多年，就没挤出时间去拜望他，这类忠厚谨严的老一辈知识分子，是越来越稀少了啊!再一想，王庸没有命丧小凉山，总算以高龄寿终正寝，又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