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无政府主义特征
时间：2019-02-19 05:28:2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1982年，中央档案馆将苏联交还的原共产国际有关中共的一批档案材料翻译后，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为名内部出版。其中，“四川四人”写的《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关于该组织自发成立时间最早、成员人数最多等问题，引起党史界的震动和质疑。近30年来，党史界先后发表了一些研究文章，但仍然未能彻底破解这个历史之谜。
我们在何盛明同志1983年所作《关于的探索意见》一文基础上，根据现有资料，并对报告内容进行走访调查和研究后，认定该《报告》是1920年成立于重庆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组织――“适社”所派出的代表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和上海无政府主义者秦慧僧同去苏联学习考察期间，为参加1922年1月2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被压迫民族大会所写的。
“四川四人”乃无政府共产主义者秦慧僧、廖划平、徐敦让、杜小马
《报告》未写时间，只能从报告所写四川当时正处于川滇之战来推断其形成时间是1920年至1921年。1920年至1921年间去过苏联的四川人有王维舟、姚作宾和廖划平等人。据冰昆的《王维舟传》记载，王维舟于1920年春从四川去上海，5月在上海加入朝鲜共产党，同年通过这个组织去苏联，在伊尔库茨克学习，到莫斯科参观只有几天时间，与共产国际没有直接联系。王维舟出国前数年一直在四川东北部和东部的达县和万县地区活动，1915年任绥定府警备司令兼达县警备队长，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任靖国军七师三团团长，护法战争失败后赴上海。从他的经历看，没有和《报告》中提到的活动内容和地区有任何联系。而五四运动后，姚作宾未在四川活动，也未组建和参加过什么组织。因此可以断定他们与《报告》中的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无关。
廖划平于五四运动中受到新思潮影响，把无政府共产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学说来接受，在内江创建了无政府主义小团体“恬社”，1920年又和陈慕勤（陈小我）等在重庆建立了无政府主义组织“适社”。“适社”成员很想了解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实际情况，便于1920年下半年组织17人去苏联考察。据内江无政府主义“恬社”成员韩文畦回忆:“当时因廖划平无牵挂，我们就凑钱送他去重庆，参加了‘适社’派去苏联考察的团队。”这与廖划平1921年3月9日离开上海当天给“适社”陈小我等人的信中所写相吻合:“四川共来十七人，同秦慧僧一路过俄国的，只有杜小马、徐敦让同我三人，其余的因钱没兑来或是钱不够，所以一时不能动身，只好在上海学习俄语和世界语。”这说明四川原来组团准备去苏联的是17人，而顺利成行的只有4人。其中，秦慧僧并非重庆“适社”所派遣，他是上海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在外国语学社学习，当时已被吸收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去苏联时作为“四川四人”的领队。其余14人以后因路费不济，加以北洋军阀封锁了中苏边境，均未能成行。
因此，我们认定写这份报告的“四川四人”乃秦慧僧、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
“四川四人”递交此报告的背景，是1920年7月至1921年春有几个国际会议在莫斯科召开。在莫斯科学习和考察的“四川四人”极力争取参加会议的机会，这就要首先取得共产国际的承认，因此他们用共产主义组织的名义写报告。参照苏联学者索尔金1960年在《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一文中所说“当时仍有人宣称代表四川党的组织”，四川研究《报告》的学者杨世元判断，所谓“有人”即“四川四人”，所代表的组织就是这个“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据查，远东被压迫民族大会原定于1921年底在伊尔库茨克召开，中国代表团于11月上旬到达伊尔库茨克，后延期至1922年1月21日在莫斯科召开。远东被压迫民族大会是由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在伊尔库茨克主持筹备，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必然能见到“四川四人”的这份报告。
重庆无政府共产主义组织“适社”就是《报告》所指的具体组织
重庆“适社”是四川早期无政府共产主义者陈慕勤连同廖划平、徐敦让等于1920年上半年在重庆成立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组织。它的主要发起人为陈慕勤，是四川最早的无政府主义信奉者和传播者，1917年，他便在达县发起了无政府主义的小团体“适社”，意在追求人类最适宜的社会。1919年，陈应聘为重庆联中学监，在重庆参加了五四运动。1920年上半年，他在重庆联合其他无政府主义者成立了无政府共产主义组织“适社”。
“适社”主要是由进步青年教师组成。现查到的重庆“适社”的主要成员有:陈慕勤，重庆联中任教；廖划平，内江中学教师；李峙青，重庆联中校长；成舍我（化名无我），重庆联中教务主任；陶剀士，川东师范学校教师；卢剑波，重庆联中民众学校教师；李宗泌，合江中学教师。这与《报告》中写重庆的共产主义组织成员的职业――“是由一些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教师组成的”是相吻合的。《报告》为何要写“由一些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教师组成”？因为这是写给共产国际的，当然不能写成拥护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教师，道理不言自明。
“适社”成立的时间，应在1920年春季开学后。《报告》中写道，“我们小组的组员一直与其他地方的大学生通信，因而又影响了某些大学生。”四川当时其他中小城市尚无高等学校，而成都的高等学校比较集中，高师、工业、外语、法政等大专院校的学生与重庆的无政府主义者多有联系，如成都无政府主义组织“半月社”的主要成员袁诗荛、刘砚僧、张拾遗等就是受重庆影响的大学生。成都“半月社”成立于1920年6-7月，而重庆“适社”的成立时间应在“半月社”之前。这与《报告》写“在一九二�年三月十二日我们的组织在重庆正式成立了”时间也大致符合。廖划平到莫斯科后也声称，他曾于1920年3月建立了“四川共产主义组织”，这与重庆组织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组织“适社”相一致。
资料表明，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3人前往苏联，不是个人行动或自由组合，而是由“适社”派出的。因此，廖划平等人写出的《报告》，只能代表重庆无政府共产主义组织“适社”，而不能代表其他的“共产主义组织”。
《报告》内容所体现的政治思想取向正是无政府共产主义
《报告》分七个部分，除第一部分介绍四川近况外，大多是组织情况，即组织的任务、历史、机构、人员、组织发展和运动，其内容从多方面印证了“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即四川无政府共产主义组织。
关于组织任务。《报告》中写“我们的敌人已建立了民主政体，而我们应当用共产主义思想对抗民主制思想”，同时“坚决主张工厂应当属于工人和农民”。这正是当时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主张和口号。所谓用共产主义思想对抗民主制思想，实际就是无政府主义幻想通过宣传，唤醒民众，然后“众人起事”，用“和平的社会改造的办法”来实现其理想。中国早期著名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师复在《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一文中说:“一切生产要件，均为社会公物，惟生产家得自由取用之，例如耕者自由使用田地及耕具……工业者自由使用工厂之机器原料以制造物品，而不必如今日之受雇于厂主。”这就是主张工人自己管理劳动和分配。这些显然是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政治主张。同时，《报告》还提出建立一支“红军”，这不可能是原有的计划，而应是他们在苏联考察的结果。
关于组织成员。无政府共产主义比马克思主义传入四川要早。1917年至1920年，正值川滇黔军阀混战形成封建割据，民众对军阀政府的专横统治和盘剥十分不满。四川青年对军阀政府更是恨之入骨，对反强权非常拥护，认为无政府共产主义主张“灭除资本主义，反对强权，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义，组织自由共产之社会”，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正是他们寻求的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把无政府共产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学说来信奉，更以献身的精神要为真理进行“决死”奋斗。所以，无政府共产主义在四川传播很快，组织发展也很快。1920年，重庆“适社”成员已不下40人，成都《半月》报11号登载的“半月社”社员名录就有27人。再加上“直觉社”和“适社”、“半月社”等无政府主义团体联系的人，应有100多人。
《报告》中提到该“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在成都、重庆、顺庆（今南充）、雅州（今雅安）、叙府（今宜宾）等地均设有分部，但是据我们近日到雅安、宜宾、泸州、南充等地进行的调查，这些地方在1920年到1923年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组织，只能查到无政府主义者的一些活动印迹。可以肯定地说，1920年在四川和重庆存在拥有100多名成员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不可能的，只有无政府共产主义组织才有这样大的声势。
与各地无政府共产主义组织的联系。廖划平等出川赴苏有两个任务，《报告》中写“我们四个人是四川选出的，肩负的委托如下:1、联合各省的一切共产主义组织，以取得他们的帮助；2、到俄国去……”一般来说，无政府主义组织比较松散，对成员无多大约束力，但组织与组织之间却联系紧密，他们通过刊物、宣传品的交换和通信，互通声息，壮大宣传声势。所以廖划平等出川的第一任务就是“联合各省的一切共产主义组织，以取得他们的帮助”。他们到上海后，即与上海无政府主义组织联系。早期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组织都是秘密组织和活动，无法发生横的关系，而重庆“适社”则与全国各地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多有联系。如江凝九原是“适社”成员，1921年春分出成立“人声社”，出版《人声》杂志（“适社”当时尚未办刊物），一创刊即与全国各地无政府主义组织取得联系，它的代派处就有上海、汉口、北京、武昌、广州和成都等地，可见与全国各地联系之广。《报告》中与各地进行联系的内容与廖划平《俄游通信》中提到的也相吻合。
廖划平在《俄游通信》中写道:1.“上海的空气，不算大好，哲民、佩刚、遗恨都到广东去了。”空气不算大好，这是对上海无政府共产主义组织和活动情况的大体了解。佩刚，即郑佩刚，是早期和师复在广州组织“晦鸣学社”的成员，1917年在北京同袁振英、黄凌霜、华林等发起组织“实社”，是中国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这说明廖划平一行一到上海，就去和这些人进行了联系。2.“民大到南洋去了。”当时无政府主义在南洋已有组织，说明他们也去找过民大。3.“会着新华学校的萍水、太朴两君，他们组织了个安那其同志社，社友很多。”新华学校是上海无政府主义组织的联络点，重庆《人声》杂志的上海代派处就是位于上海北四川路的新华学校。萍水等人组织了安那其同志社，社友很多，这表明上海无政府主义组织还有发展。4.“现刻广州那面，布尔塞维克的人，如陈独秀们在广州方面狠活动，他时常在报上狂吠，说是‘主张安那其的人早生了几百年’，你们看他混账不混账。”这一段最能说明他们对信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者是极不友好的。廖划平写这信的时候，已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显然思想并没有多大转变。5.“此次在上海，最帮忙的是慧僧、佩仙他们，天研对于我们也很好。”这些都说明廖等人到上海都是和无政府主义方面联系，得到他们的接待和帮助，通过这些关系，廖等人得以进入外国语学社，杜小马等也得以同秦慧僧一道赴苏联。廖划平等人将在上海与无政府共产主义组织和个人多方联系和接触的情况，写信向重庆“适社”汇报。
介绍“四川四人”前往俄国考察的上海外国语学社教授世界语的俄国新闻记者是当时在上海相当有名的斯托帕尼。他是出生于俄国的意大利人，其父为苏俄某地苏维埃首脑。1919年冬，斯托帕尼由高加索经海参崴来到中国，不久后就在《上海俄文生活报》的出版印刷公司当簿记员，并兼任该报新闻记者。《上海俄文生活报》实际上是苏俄布尔什维克在华的重要宣传喉舌和工作机构，并且是1920年5月成立于上海的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掩护机关。担负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任务的俄共党员维经斯基，1920年春便是以《上海俄文生活报》记者身份来华并在上海以该报编辑为公开职业的。任职于同一报社的斯托帕尼实际上也在为苏俄和共产国际工作。然而斯托帕尼曾在一封信(1921年发表于《民声》周刊第31号)中坦率承认自己“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同时又申明自己“极端赞成无政府主义”，是一名所谓“安那其―布尔什维克”。因此，他不仅在上海外国语学社义务教授世界语课程，还热情鼓励学员们去苏俄考察、学习，告诉他们“苏俄政府很欢迎学生”，并给其中一些打算去苏联的人写亲笔介绍信。
四川、重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成立时间迟于1920年3月
根据现有材料，中国共产党四川早期组织是在团组织的基础上建立的。在党组织正式建立以前，团组织长期代党工作，发挥党的作用。因此，得到公认的四川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应该是四川各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和马克思读书会。根据《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第一卷）和《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第一卷）的著述，四川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分别成立于成都、泸州、重庆。在成都，王右木于1920年底至1921年初成立马克思读书会，接着进行了重组，读书会成员童庸生、李硕勋、阳翰笙等进步青年根据《先驱》杂志上刊登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自发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10月15日，王右木在上海与团中央取得联系后返回成都，在原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基础上正式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执行委员会，童庸生任书记部主任。在泸州，恽代英于1921年10月底到川南师范学校任教，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于1922年5月5日正式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5月7日，恽代英将余泽鸿、张霁帆、曾润百、陈江、陈泽煌、李元杰等6名成员发展成第一批团员，接着于9月正式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泸县支部，陈江为书记。在重庆，于上海入团的留学生唐伯�、周钦岳在1922年10月9日联络董宝琪、李光斗、李守伯等正式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周钦岳为书记。
成都、泸州、重庆是四川最早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三个地方，就算是其雏形马克思读书会或者研究会的成立都是1921年以后，远远迟于报告中所提的“一九二�年三月十二日”的时间。
从无政府共产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化
早期无政府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学说介绍到中国，流传较广的主要是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比马克思主义传入四川要早，他们在反帝反封建和促进工农运动中，和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合作的，这和全国其他地方早期情况一致。早期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组织共产主义小组时，都接受了无政府主义者参加，北京建党时有5个成员是无政府主义者，广东建党时无政府主义者占多数，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参加的无政府主义者更多。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无政府主义者袁振英、郑佩刚和尉克水等都参加。郑佩刚还负责宣传，建立了“又新印刷所”，第一次印刷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师复在《无政府共产主义释名》中称“吾人所主张者无政府共产主义也”，吾党为“无政府共产党”，他们自认为是共产主义的一个派别，还是社会主义中最坚决、彻底的一派，并且认为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到达无政府主义的过程，最终目标是一致的。因此，他们当然自认是“共产主义组织”。因此，无政府共产主义组织“适社”，也就自称“共产主义组织”。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成员，包括毛泽东在内，都曾回忆在1920年信奉马克思主义之前，无政府主义曾经吸引过他们。这也印证了无政府主义在某些方面为后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作了思想准备。五四运动前后，四川青年知识分子在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在确立自己人生信仰和选择何种“主义”改造社会的过程中，最先绝大多数都不同程度地接受过无政府共产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强大的生命力、感染力，后在王右木、吴玉章、恽代英等马克思主义者的帮助下，四川青年知识分子通过实践、对比和扬弃，逐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通过对《报告》涉及到的“四川四人”、重庆“适社”、四川重庆早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及无政府共产主义组织的考察，以及相互之间的印证，我们判定“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就是指四川早期无政府共产主义组织。这个组织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无政府组织，也不是后来所指的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它是一个由无政府共产主义组织逐步向马克思共产主义组织转变的一个过渡形态。
虽然中国共产党与无政府共产主义组织分道扬镳后，无政府共产主义长期得不到认同，但《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真实地反映了90多年前四川重庆地区进步青年为追求救国救民、改造社会而苦苦探索和勇于实践，并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艰难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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