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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2-19 05:28:25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20世纪初的中国，处于民族倍受屈辱、国家积贫积弱的时代，更是中华民族英勇奋斗、英杰辈出、星光灿烂的时代。现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以下简称《重庆报告》）记录:1920年3月20日，一群进步青年在重庆成立了一个共产主义组织（以下简称“重庆组织”）。如此，该组织便早于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的时间。该档案引起了党史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
　　2011年7月27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学术研讨会”在渝召开。参加研讨会的代表来自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上海、河北、安徽、大连、福建、武汉、南京、广东、四川、重庆等11个省市的党史、党校、大专院校和部队院校系统，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等国内重要媒体也派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
　　本研讨会是自1982年中央档案馆内部出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后，近30年来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第一次学术研讨会，会议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在《重庆报告》作为档案文献的真实性上取得共识
　　参会学者一致认为，《重庆报告》作为档案文献是真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教授邵维正少将指出，这份报告现保存在中央档案馆，来源于共产国际移交的档案文献，是经中央档案馆送毛泽东、董必武同志鉴定过的，因此是权威的、官方的、不可质疑的。
　　
　　认为《重庆报告》揭示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必然性
　　重庆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周勇认为，研究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既要研究这些组织的历史细节，更要把握历史的本质，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他认为，“重庆组织”的存在，为丰富和完善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提供了时间新证、空间新证和创建新证。再一次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经历了一个群星辉耀的时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生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进一步拓展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领域
　　长期以来，学术界大都以对某一共产主义组织与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关系来考察并判断其是否具有共产主义性质，从而确认其是否为中国共产主义早期组织。这一考察方法并不能涵盖20世纪初中国先进分子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奋斗过程中出现过的思想形态和组织形态。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近代社会和革命发展的必然规律，那么仅仅是目前公认的6个中共早期组织（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并不足以反映“规律”，而只是这个“规律”的典型代表。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学界应当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多种路径、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及其思想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基础等问题，要客观评价无政府主义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联系到《重庆报告》，既要着眼于1920年的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更要对重庆近代以来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行整体把握，联系思索，从中找出内在逻辑和重庆先进分子革命的规律性。
　　
　　进一步拓展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领域
　　长期以来，学术界大都以对某一共产主义组织与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关系来考察并判断其是否具有共产主义性质，从而确认其是否为中国共产主义早期组织。这一考察方法并不能涵盖20世纪初中国先进分子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奋斗过程中出现过的思想形态和组织形态。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近代社会和革命发展的必然规律，那么仅仅是目前公认的6个中共早期组织（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并不足以反映“规律”，而只是这个“规律”的典型代表。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学界应当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多种路径、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及其思想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基础等问题，要客观评价无政府主义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联系到《重庆报告》，既要着眼于1920年的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更要对重庆近代以来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行整体把握，联系思索，从中找出内在逻辑和重庆先进分子革命的规律性。
　　安徽财经大学思政部教授黄爱军则认为“重庆组织”实际上根本不存在。
　　
　　对《重庆报告》的写作时间、写作地点、起草者以及报送机关提出了多种推测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教授温勇、王云认为，“王右木作为党的‘一大’前后四川建党的重要人物，理应是《报告》的重要组织者和参与者之一”，“《报告》作为党的‘一大’期间的文献，应该是四川省共产主义组织为参加党的‘一大’准备的汇报材料”。李蓉、冯铁金（中共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委党校原副校长）、黎余也就此问题分别提出了各自的推测意见。
　　
　　对五个地方组织的情况和“重庆组织”成员的去向作出了推测和判断
　　李蓉认为，由于“重庆组织”的联系方式、候补成员半年考察期的严格规定，可能导致四川成都、叙府、雅州、顺庆、重庆五个地方组织不稳定，同时由于年代久远、现存资料匮乏，要说明五个地方组织的情况是一个难题。她认为“重庆组织”众多成员的去向有6种可能：一是以集体方式到法国勤工俭学；二是以分散方式到法国勤工俭学；三是到苏俄考察学习；四是到其它地方谋生或学习，同组织脱离或失掉了联系；五是留在四川，但因为各种原因同组织脱离了关系，或者失掉了联系；六是组织名称和性质有所改变，有的成员不再参与、不再联系。
　　
　　参会代表运用实证、推理、比较等多种方法展开研究
　　周勇、李蓉、何盛明、温勇、邓寿明、黄爱军对《重庆报告》涉及的问题作出了明确判断。李蓉、冯铁金、黎余对报告相关问题作了多种推测。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副主任姚金果将《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和《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三个文本进行比较研究。中共上海虹口区委党史办原副处长李惠芬就“重庆组织”与上海早期组织进行比较研究，认为“重庆组织”的性质、成立的时间和条件、该组织的领导人及成员、联系方式、工作开展情况、《重庆报告》的作者、写作时间、地点、报送机关等基本问题尚需深入研究，要把历史研究建立在真实客观的材料基础上。
　　本次研讨会讨论的问题集中，提交的论文水平较高，会议非常成功。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教授邵维正少将、《中共党史研究》副主编王素莉、《党的文献》常务副主编孙东升一致认为:
　　――会议主题定位明确，为深入研究确定了方向。面对一份难题颇多的档案，主办方为各种观点提供了一个公平讨论的平台，对观点不同的优秀论文予以奖励，表现了良好的学风；参会论文虽然观点各异、研究方法不同，但言之有据，展示了党史学界关于该问题研究的最高、最新成果。
　　――会议学术价值较高。一是《重庆报告》从一个新的侧面论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二是《重庆报告》是一座未被挖掘的富矿，会议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三是本次会议的不同学术观点将推进《重庆报告》的深入研究；四是会议取得了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大幕已经拉开，期待高潮出现。
　　――对《重庆报告》今后研究的方法予以了指导。第一，从大处着眼，加强历史规律性研究，把该问题置于庞大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思想背景之中，从中认识“重庆组织”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第二，从细处着手，加强资料收集工作，为实证研究提供可靠的史料基础；第三，加强有组织的研究。通过资源共享，集体攻关，在把握历史发展总规律的前提下，取得科学的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吴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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