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排解东北军内讧] 东北军极盛时期100万
时间：2019-02-20 05:41:0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一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后，由于中共代表周恩来的着力斡旋，事件终于和平解决。张学良为表示“一人做事一人当”，于1936年12月25日独自决定释放蒋介石，并陪送蒋介石回到南京。离开西安时，他留下手令，由杨虎城代理其西北“剿总”副司令职务；又指示东北军各军、师长，离陕之际万一发生变故，听从杨虎城和东北军51军军长兼甘肃省政府主席于学忠指挥。
蒋介石一回南京马上变脸，下令军事法庭将张学良判处10年徒刑，然后再由蒋介石下令特赦，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与此同时，调集中央军，分路向陕西挺进。
面对这一突然变故，杨虎城一下子没了主意，遂请教于周恩来。周恩来建议说：“蒋介石的意图，在以武力压迫东北军和17路军就范，故此时不能一味示弱，应有严正之表示，并辅之以军事上的部署。”
杨虎城欣然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一方面于1937年1月5日发出通电，谴责蒋介石出尔反尔，违背在西安时的承诺，扣押张学良，调兵遣将准备发动内战；一方面下令东北军与17路军针对中央军的来路进行布防，严阵以待。
经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把红军的两个军团、一个军开入关中，协同东北军和17路军防御中央军的进攻。他还写信给蒋介石，要求释放张学良，撤退中央军，消弭内战。
慑于西安三方的团结一致，蒋介石于1月9日派人到西安，提出和平解决的甲、乙两个方案。甲案：东北军调往甘肃，17路军不动，归杨虎城指挥，红军回陕北，中央军进驻潼关至宝鸡铁路沿线各县；乙案：东北军调往河南、安徽，17路军调去甘肃，红军回陕北，中央军进驻潼关到宝鸡铁路沿线各县。
这两个方案，都回避了西安三方释放张学良的一致要求。杨虎城立即派人飞往浙江奉化，面见在老家休养的蒋介石，再次请求释放张学良。蒋介石不予理会，只是让人带信给杨虎城，要他在甲、乙两个方案中速作抉择。
杨虎城与东北军高级将领商量，相比之下甲案稍有利，决定接受甲案。但东北军中的少壮派军官却坚决反对，他们都是张学良一手提拔栽培的营、团长，对张学良怀有朴素的感情，主张当务之急，就是救张学良出险，对南京方面的两个方案都拒绝接受。其头面人物有：张学良的卫队团团长孙铭九、张学良的秘书兼“抗日同志会”书记应德田、炮兵团团长刘佩伟、总部粮食处处长张政枋、工兵二团团长杜维纲以及骑兵第一军副官长何镜华、苗剑秋等。
面对东北军群龙无首的状态，周恩来于1月27日晚上，与少壮派头目晤谈。应德田等慷慨激昂，坚持以救回张学良为第一要义。周恩来表示，理解他们的心情，但告诫说：“一旦与中央军开战，蒋介石更不会放汉卿（张学良字汉卿）回来了。并且，如果东北军内部兄弟阋墙，对汉卿、对东北军、对团结抗日，都是绝无好处的。”
这几个头目仍然听不进去，情绪反而更加激动，痛哭流泪地要周恩来答应红军出兵，甚至要挟说：“红军即使不帮助我们，我们也打，难道你们愿意看着我们被蒋介石消灭吗？”
二
东北军中属元老派的高级将领，有于学忠、67军军长王以哲、骑兵第一军军长何柱国等，他们与张学良有着深厚感情，也在筹谋营救张学良。只是他们处事稳健，讲究审时度势，感到东北军与中央军相比，不论在人数上还是武器装备上，均处于劣势，没有必胜的把握，而且战端一开，对张学良的处境更加不利。故而不得不勉强接受甲案，从现驻地的西安等处撤军，使蒋介石失去武力进攻的口实，利于保存实力善图将来。
为了说服、团结少壮派，他们于1月29日在渭南召集团以上军官会议，应德田等少壮派军官的头目也在与会之中，且人数不少。
会上争论激烈，少壮派自恃人多势众，咆哮汹汹，同声一致：“张副司令不回来，我们不惜破釜沉舟，与中央军拼个死活！”
最终强行通过了他们所拟的“渭南决议”，要旨是：在张学良回来前，决不撤兵。中央军如是武力进攻，不惜决一死战。
这一决议，显然与元老派的心意不合，所以执行困难。少壮派于是把张学良指定的东北军负责人于学忠从驻地兰州叫回西安，围着他声泪俱下，要他负起执行“渭南决议”的责任。
1月30日夜间，杨虎城召集西安三方首脑会议，以统一各方对南京方面的态度，参加者有杨虎城、周恩来，东北军的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三位军长，少壮派代表应德田、何镜华列席旁听。
杨虎城谈了形势及内部的两种不同意见后，要求各人表明立场。
王以哲道：“从情势看，与中央军开战于我不利。如今和平撤退的条件已与南京方面基本谈妥，就和了吧。”
于学忠表示赞同：“和就和了罢。要打，我的队伍在兰州，还一下子拉不过来呐。”
何柱国同意王以哲、于学忠的意见。
杨虎城道：“我们17路军在整个兵谏过程中，与东北军采取一致行动。既然你们愿意和，我们就跟着走，听你们的，和平解决。”他继而征询周恩来的意见。
周恩来说：“东北军与17路军两方都是一致愿意和平解决，我们当然赞同。现在既已达成了一致意见，希望能令行禁止，并应努力说服各方的部下，精诚团结，一致对敌。不然的话，恐会另生枝节，发生意外。”
王以哲紧接着说：“周先生所言极是，我们内部应团结统一，容不得再起内争。”
次日，何柱国、王以哲向所部下达了撤退的命令，杨虎城则派人去潼关，与中央军方面谈判有关和平撤军的细节。
三
对于三方首脑会议所作的决定，少壮派大为不满，大骂王以哲、何柱国等“出尔反尔，不遵守渭南决议”，“是张副司令的叛徒”。
两派矛盾激化，2月1日晚上，30多个少壮派军官，暗中聚集在孙铭九家，发泄一顿后，有人声言要杀王以哲、何柱国两位军长，并且怀疑一些军官与南京相勾结。
众人七嘴八舌附和。于是推定由孙铭九、应德田具体执行，就在第二天动手。
次日上午，在孙铭九、应德田布置下，卫队连长于文俊、孙聚魁、王协一，副营长商同昌，各率军士杀气腾腾出发。
当时王以哲因感冒卧床在家，于文俊以其学生的身份叫门，称是前来拜谒探望。他闯进王以哲卧室，拔枪在手说：“军长，对不起你了。”边说边连扣枪机，手下跟着开枪。毫无防备的王以哲连中数弹，当即身亡。
总部参谋处长徐方、副官处处长宋学礼及蒋斌诸人，也在不知所以中被枪杀。
商同昌带着十余人赶到何柱国住处，却不见人，询问后知已去了新城大楼陕西绥靖公署，便掉头赶往新城大楼，以有要事报告，嘱警卫叫何柱国出来。何柱国先已觉察到少壮派对自己不容，遂托词不出，得以幸免。
这天是1937年2月2日，史称“二二”事件。
“二二”事件发生后，杨虎城立即调兵遣将，在西安城内外加强警戒，并保护何柱国等东北军高级将领的安全。
一时间西安城内人心惶惶，谣言四起。国民党潜伏在西安的特务恶意挑拨，说少壮派杀王以哲是受共产党指使，要杀一批军长、师长，赤化西安。一些东北军官兵信以为真，把矛头指向了中共方面。
为粉碎敌人阴谋，也表示抗议少壮派的错误行动，周恩来马上派中共代表团秘书长李克农、代表团成员刘鼎，调查杀害王以哲等人的主谋与凶手。周恩来本人则赶去王以哲家中吊唁，安慰王夫人，言之切切，甚为动情。消息传出，东北军将领深受感动。
四
王以哲等被杀的消息，在东北军中激起了轩然大波，引发了混乱。与王以哲交厚的105师师长刘多荃，原在东线防御中央军，听说王以哲被杀后，愤而撤离防地，命令回师西安讨伐少壮派，其中先头部队一个团迅速进兵至临潼，声言要砍了凶手的头，挖了凶手的心，祭奠王军长。驻守渭南的57军军长缪徵流，也调转枪口，打出了“为王军长报仇”的旗号。元老派还捕杀了部分少壮派军官。促成东北军联共抗日、在西安事变中立下大功，并未参加少壮派闹事的旅长高福源因与刘多荃有矛盾，也被诱捕杀害。
少壮派的追随者甚少，手中又无多少兵力，没有想到会一下子成为众矢之的，不由得惶恐不安。
这时，“二二”事件主谋之一的孙铭九，深感事态严重，与苗剑秋等商量后，决定向周恩来求救。
周恩来正在气头上，厉声追问：“杀王以哲将军究竟是哪个搞的？”
孙铭九眼皮下垂：“是我和应德田，还有何镜华和苗剑秋等……”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周恩来一脸严肃，两眼喷火，“你们以为这样做，就能救汉卿回来吗？不，这恰恰是害了汉卿。”
“我们闯了大祸，恳请周先生周旋，拉我们一把。”孙铭九哀求道。
周恩来把声音放缓了些：“现在要紧的是如何化解兄弟间对峙，以防酿成更严重的恶果。你先回去吧，也可以与他们商量商量办法。”
鉴于刘多荃等正率部队向西安开来，声言要杀孙铭九等，周恩来与杨虎城、于学忠商议认为，孙铭九等人在西安事变中有功，况且他们错杀王以哲的动机还是想营救张学良，不应让他们作无谓牺牲，决定将他们送往红区，在那里深刻反省检讨。同时还决定，把孙铭九指挥的卫队团也撤出西安。
2月4日下午，周恩来命令刘鼎把“二二”事件的主谋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押送红军前线总部所在地云阳。这样，使刘多荃失去了打击目标，也就避免了内部相残。
其后，杨虎城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由东北军与17路军的几十个高级军官联名致电蒋介石，措辞强硬地抗议扣押张学良，并试图挑起内战，攻打西安。内有语云：“国危至此，不应再有萁豆相煎之争。若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日而不成，唯有起而周旋，至死不悔！”
对于是否要讨伐东北军，蒋介石自己也有些犹豫，担心把东北军与17路军逼上梁山。考虑良久，便答应继续以和平方式处置。
后来，当于学忠去奉化探望幽禁中的张学良，报告“二二”事件发生经过时，张学良对周恩来表达了发自肺腑的感激之情：“太感谢周先生了。我为国家牺牲了一切，但庆幸交了一个朋友！”
（压题图：西安事变时的周恩来） （责编 何 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