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艰辛维权，一起无望的工伤事故最终获赔２９万:发生工伤事故如何处理
时间：2019-02-27 05:29:4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千里求助 快想办法救救我叔叔 2008年9月6日，笔者接到一个外地电话，电话来自四川省安岳县，打电话的人自称李某，是安岳县偏岩乡9村农民。他说，他的叔叔在浙江宁波打工受伤，生命垂危，没人交医药费，医院停了药，走投无路之际，想起平时看报纸，读了笔者所写的为打工者维权的报道，所以向笔者求助，希望笔者写个报道披露一下，也给他叔叔撑一下腰。笔者说，伤者在浙江宁波，相距千里之外。采访十分困难，最好还是找宁波当地媒体。但对方却说，他只相信笔者，所以无论如何要求笔者为他叔叔想想办法。
笔者对此确实感到很为难。因伤者在千里之外，无法采访，如果报道不实。反而弄巧成拙，起不到帮助伤者的作用。于是笔者向对方解释，建议他们运用法律武器，走司法程序，在事故发生地或者从安岳请个律师处理。李某说，他叔叔在宁波当地找过律师，但代理费要价太高，开口就要赔偿总额的30％，一点也不少。现在伤者在医院住不起，已经停药，危在旦夕，急需要钱治疗，根本拿不出钱请律师。李某说，他叔娘还担心当地的律师受地方保护主义影响，拿了钱不办事那就惨了，无奈就从安岳老家请了个能说会道的亲戚赶去宁波。谁知这个亲戚不会说普通话，到了宁波啥子事情都办不成，连施工老板都找不到。李某说，实在没办法，这才想到笔者，希望笔者能给他叔叔想点办法。他说，他相信笔者办法多，一定会有办法。
笔者推托不过，答应给他联系一个律师。李某表示同意，并希望越快越好，因为他叔叔确实性命攸关，等不得了。
笔者经多方打听，联系上了资阳市东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杨维彬。笔者曾多次写过杨维彬替打工仔维权的报道，对他比较了解。当笔者把情况向他说明以后，他当即表示愿意接案。不过代理费问题，还没有准确的答案。
因为，伤者在宁波那边的情况根本不清楚，能不能获得赔偿还是未知数。伤者治疗，已处于困境，其亲属在宁波，无法签订委托合同。也提供不了代理经费，甚至连基本的差旅费都拿不出，从资阳到宁波。差旅费都要几千元，如果赔偿无望，代理人则要担“赔本”的风险。尽管这样，以为弱者维权为己任的杨维彬，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笔者的请求。决定担着风险，在对方没有拿出一分钱的情况下，于9月8日乘飞机赶到了宁波。
咄咄怪事 工人受伤老板却人间蒸发
9月8日傍晚，杨维彬赶到宁波市第六人民医院，见到了伤者的妻子姜永福及其子女。据姜永福说，伤者名叫李瑞忻，今年54岁。几年前，李瑞忻的儿子和女儿都到浙江宁波打工，基本在宁波站稳了脚跟。2006年便把父母也请到宁波，母亲姜永福做饭料理家务，李瑞忻则和儿女一样，也在宁波找了一份打工的活儿，主要是做泥水工。2008年农历7月15日(公历8月15日)，安岳农村有个风俗，要给逝去的父母烧纸，李瑞忻率全家回到安岳，给逝去的父母烧了纸以后，准备继续去宁波。临出发前，李瑞忻却突然患肚子痛，在地上打滚，左右邻居说这是不好的兆头，叫他不要去宁波了，但过了两天肚子不痛了，李瑞忻还是坚持去了宁波。到了宁波后。一位四川老乡给李瑞忻介绍了一个工作。在宁波市江口镇一个窖厂当泥水工。8月28日上午10时许，李瑞忻在厂房里施工，站在一条木凳上抹灰。据现场工友说，李瑞忻弯腰用铲子从地上铲浆时，没想到铲子木柄突然断了，李瑞忻身体失去重心，一个“倒栽葱”从仅有一米多高的木凳上跌下，当即就人事不醒，工友迅速将其送到宁波市第六人民医院，诊断为颈椎骨折，颈椎以下整个身体失去知觉。
李瑞忻受伤后，施工方给医院交了6000元医疗费，以后就再不管了。姜永福及子女找老板，老板却躲着不见，找当地律师，律师开口就要几万元代理费，无奈姜永福打电话给安岳老家，叫老家去个“能干”的人，以便找老板说事。姜永福的堂哥赶去宁波，但因语言不通，既不会说普通话，也听不懂当地语言，连续四五天连“门”都摸不到。医院一再催促交钱，姜永福走投无路，只好又给老家打电话，叫老家的人想办法，老家的人求助于笔者，于是笔者联系了杨维彬。
了解情况后，杨维彬当即找到医院主治医生，通过主治医生又给医院负责人做工作，请医院从人道主义出发，尽力救治伤者，至于费用。一定分文不少的付给医院。医院方面称，如果给伤者动手术，至少要5万元手术费，而且手术能否成功还没有一点把握，只能是延长伤者的生命。但即使不手术，每天的治疗费也在1000元以上，所以医院建议家属把伤者弄走。听其自然。
杨维彬表示，伤者毕竟是一条生命，不能眼巴巴看着他死，希望医院尽力救治，医疗费绝对分文不少。杨维彬表示，今天天晚了，明天他就找老板，尽快给医院付一部分医疗费。医院见杨维彬说话很坚决。同意继续给药治疗。
9月9日，杨维彬开始进行调查。令他惊讶的是――竟然找不到施工单位老板。
据介绍李瑞忻打工的四川老乡说，当时他也是听说那个窖厂需要人，就把李瑞忻介绍了去。但是那个工地谁是老板，他也说不清楚，根本不知道到哪里去找老板。无奈杨维彬决定到工地现场开展调查。
那个窖厂在距宁波市30多公里的江口镇乡下，交通很不方便。李瑞忻的儿子有辆摩托车，幸好杨维彬有摩托车驾驶证，便驾驶摩托车，在李瑞忻儿子的陪同下，去了那个窖厂。
窖厂的情况更加令人吃惊――因为发生了事故，工地已经停工。连个人影都看不见。杨维彬向窖厂附近的村民打听，村民说。这个窖厂本来早已废弃，据说最近被宁波市一个老板买了下来，准备用来搞“镀金厂”，前不久请了几个工人来修补厂房，听说工人出了事，老板担责赔偿，就停了工，现在人都看不到了。杨维彬再三询问，得知买窖厂的是宁波市一家大酒店的老板，找到这个老板兴许可以有所着落。
为了下一步索赔，杨维彬还是仔细勘查了事故现场。发生事故的现场凳子还倒在地上，没用完的料浆也还在。厂房约8米高。整个施工现场没有任何安全防护措施。杨维彬估计，这多半是一些没有施工资质的零星施工队伍，老板是谁，只有进城找到那家酒店才清楚。
于是，杨维彬返回宁波，找到这家酒店老板。老板承认，窖厂是他买了的，但施工却另有其人，他是将工程全部承包出去的，连工带料100万元。协议明确约定，一切工伤事故酒店方概不负责。杨维彬询问工程承包人怎么联系，酒店老板说。承包人有三个，据说都是安徽来的，出了事故以后，承包人就没出过面了，不好找人，说不定是害怕担责，早就跑了。
听了这话，杨维彬心里不觉倒吸了一口凉气。如果真是这样，要找到承包人可真就比登天还难了。不过他却没有把自己的担心表露出来，他沉着地对酒店 老板说，出了工伤事故，本来与酒店无关，但是希望酒店老板能提供承包人的联系方式，如果无法联系，或者酒店老板不予提供，那么伤者的赔偿则可能牵涉到酒店老板。
酒店老板听说自己要担责，不得不说出了承包人之一是宁波当地人，姓陈。找到姓陈的就好办了。
根据酒店老板提供的情况，杨维彬果然找到了工程承包人之一的陈某。陈某说，真正的承包人是两个安徽人，出了事故以后，他们就跑了，他也没法。他当初只是牵线搭桥帮安徽人揽了工程，他并不是实际上的承包人，出了事他并不负责。陈某说，签订协议的是安徽人，酒店老板可以作证，所以出了事与他陈某无关。
陈某的话惹怒了李瑞忻的儿女，他们要求陈某赔偿，硬要叫陈某拿钱医治伤者，陈某坚称没钱，双方争吵起来，由争吵而抓扯，由抓扯而打了起来，杨维彬极力劝阻都劝不住，“110”巡警赶来才制止了这场争斗。但陈某表示，就是扒了他的皮，他也不可能拿钱出来赔偿，
真正的承包人“蒸发”，赔偿陷入僵局。杨维彬顿感问题严峻，一时间也不知如何是好。医院问杨维彬交费，听说没找到老板，只好再次宣布停药，
锲而不舍 获赔29万死亦瞑目
奔波了一天半，到9月10日中午也没有找到安徽的老板。难道就这样放弃不成?杨维彬心想，一个造价上百万的工程，难道就没有相关单位的批准么?那个窖厂在江口镇，也许镇上晓得一些情况。于是，他又骑着摩托赶到江口镇，找到镇人大，人大主任说不知道那个窖厂是怎么回事，建议找市上相关部门。
无奈杨维彬又骑车回到宁波，先找建设部门，建设部门说没有立项，不知道有这个项目。又找安监部门，安监部门说发生事故根本没有人向安监部门报告，当然也就不知道情况了。至于劳动部门更是一无所知，
市上该找的部门都找过了，都说不了解情况。万般无奈，杨维彬再次返回江口镇，找到街道办事处，办事处一位书记还是叫他去找市上。杨维彬不仅“火”了，说窖厂所在地在江口镇，事故发生在窖厂，也就等于发生在江口镇，现在从上到下都说不知道事故的发生，纯粹是地方政府不作为。造价百万元的工程，施工单位在这里施工，镇上不可能一点儿也不知道。出了工伤事故，政府部门不管不问，伤者现在生命垂危，要钱保命，没办法，只好告镇政府行政不作为。那位书记口气强硬地说：“你告好了!”杨维彬很气愤，当即就在街道办事处写诉状，决心把当地政府告上法庭。诉状写到一半，街道办事处书记见杨维彬真的是把镇政府列为被告，不得不劝说杨维彬不要写了，当地政府愿意帮助杨维彬处理这个事情，叫杨维彬去找镇安监站。并给安监站打了电话。杨维彬觉得“有门”。同意去找安监站。
安监站设在镇派出所，一位姓马的站长接待了杨维彬。马站长表示，可以支付伤者一定的医疗费，但如何支付，还要协商。9月11日，镇安监、劳动保障部门将那个姓陈的老板叫了来，一起协商，姓陈的老板说同意支付伤者一定的医疗费，杨维彬以伤者可能造成一级伤残为由，提出了80余万元的赔偿金，安监和劳动部门异口同声说不可能，最多给解决10余万元。并且这还得等十天半个月，因为找不到其他老板，这钱一时半会拿不出来。
杨维彬感到很纳闷，找不到老板，安监和劳动部门凭什么组织协商。这中间一定有隐情。杨维彬倍感质疑，坚持80万元的赔偿。安监和劳动部门说，如果杨维彬要坚持，安监和劳动部门就不管了，让他去找老板。杨维彬也火了，他当即表示要以非法施工控告建设、安监等部门，安监和劳动部门口气软了下来，一再表示愿意做工作。9月11日协商一天未果。9月12日，继续协商。
这天，从早上协商到晚上，以陈某为代表的施工方终于同意赔偿29万元。但有个条件，鉴于医院明确认定伤者已无法手术，没有继续治疗的必要，因此，施工方要求伤者办完了出院手续后，他们才付给29万元赔偿。
最后，经征得伤者本人同意(伤者脑子有意识)及家属签字同意后，医院办理了出院手续。9月23日施工方终于全额付给了29万元赔偿金。
事后杨维彬才从镇上一位知情者那里得知，这个案子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工程承包人之一实际上是安监站一名干部的亲属，如果不是杨维彬的努力，李瑞忻哪可能获得赔偿哟!
在杨维彬的努力下，李瑞忻终于获得了应有的赔偿。李瑞忻自知不久于人世，他提出，就是死，也要回老家。为此，亲属决定把他弄回安岳。但是运输又成了难题。如果从当地乘火车或汽车，一路上都十分麻烦，在医院租用“120”救护车，医院提出租金4万元。租民用车。很多司机又不愿意，原因是怕伤者死在路上亲属要找司机的麻烦。
对此，杨维彬又积极帮助找车，并与司机签订了协议。协议约定，路途伤者发生意外，绝不找司机的麻烦。最终以12000元的价格租了一辆专车，从宁波将李瑞忻拉回了安岳。
回到老家不久，李瑞忻就死了。他死得很安详。因为，他毕竟回到了自己的老家。而且，他死之前，原本没有多少赔偿希望的时候他很感绝望，当得知获得了29万元赔偿时，他曾经满意地露出了笑容。最后他又回到了老家，他感到，自己没怎么拖累亲属，没怎么拖累儿女，死亦瞑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