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时期的政治宣传画

宣传画，也称招贴画、海报，是具有视觉艺术形式的广告性绘画。它张贴于街头或公共场所，形象直观，引人注目，广而告之，既起到宣传作用，又起到装饰作用。

作为政治意图宣传工具的政治宣传画，是为特定政治目的服务的。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宣传画，并善于利用其在发动民众、鼓舞人民斗志、打击敌人方面的艺术武器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宣传画作为一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照样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在“大跃进”时期，广大美术工作者以饱满的政治热情，运用夸张、象征等艺术表现手法，遵循着“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原则，创作了大量的政治宣传画。“与美术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表现滞后的情况相反，在‘大跃进’运动中，美术界则表现出超乎寻常的‘跃进’姿态。”(陈履生：《1949-1966 新中国美术图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宣传画这种特殊的大众媒介，以其惊人的发行数量充斥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传播共产党的政治意图，图解“大跃进”运动的目的与意义，对人们的政治思想、意识形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内容——“跃进画”

“大跃进”时期，政治宣传画是以表现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为主题的，其目的是为了鼓舞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士气，激发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想象服务的。它描绘的主要内容有：大跃进、人民公社、农业丰收、钢铁产量等。这些内容并不是彼此分开，常常互相交织在一起。紧张投入的炼钢工人，粗壮有力的“让高山低头，让河流让道”的亿万农民形象，威武英俊的战士，以及民间传说和神话题材上的人物等，常常是政治宣传画中的艺术形象。这些政治宣传画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大炼钢铁、卫星上天、赶英超美，大干社会主义的浪漫主义图像。

1．宣传“大跃进”运动

当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宣布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的未来的事情时，毛泽东在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会议上提出了中国“超英赶美”的目标。当同月13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中提出“在生产战线上来个大跃进”时，毛泽东颇为赞赏地说：“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54页)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总路线精神的指引下，毛泽东又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至此，以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主要内容的“三面红旗”开始在中国大地上飘扬。

“大跃进”时期的政治宣传画，其首要的任务当然是宣传和歌颂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运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创作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宣传画，画面上五匹带羽翼的白马，带着彩旗，飞向天空，下方是工农业生产现代化的场景，象征着广大人民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精神。《万马奔腾》更是一幅典型的“跃进画”，在画面中，火车、轮船、电塔、拖拉机……所有想像中的共产主义的必备要素，都被展现在人们眼前。农民作者以童话式的想像力和稚拙的形象构图勾画出一个万众一心，万马奔腾，奔向共产主义明天的美好画卷。吴湖帆在《雨后春笋》一画面中题跋道：“人创造频频，大革新，如春笋雨后一齐伸。调寄苍梧谣。在总路线灯塔照耀之下，各个战线不断创造出新纪录、新指标，大胆革新。这些事迹犹如雨后春笋一般的涌现着。”还有《祖国在跃进》、《大跃进万岁》等宣传画，这些无疑激励着人们快马加鞭，大干社会主义。

那是一个热情有余而理智不足的年代，当时的口号是，“一天等于二十年”，“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从生活到艺术都在虚拟一个“乌托邦”式的极乐世界。农民业余作者创作的《共产主义在前头》宣传画，画面配了这样一首诗：“跃进起来已很久，一天等于二十秋，打破保守赶快跟着走，共产主义在前头。”不仅绘画如此，其他的文艺也是这样。当时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就创作了《迎春序曲》诗歌，高昂地呼喊：“赶上英国只需要十五年，农业纲要七年就可实现；一个大跃进连着一个大跃进，英雄气概可以覆地翻天。看吧，要把珠穆朗玛铲平！看吧，要把大戈壁变成良田！劳动人民历来就是创世主，在今天更表示了他的尊严。”

2．歌颂人民公社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1958年8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决议认为，“人民公社不仅加快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而且是我国农村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是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并说，“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参见《读报手册》，194页，红代会南京大学委员会编印，1969年4月24日)

“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当时是一个新兴事物，很大程度上带有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1958年10月28日，中共山东范县县委书记在全县共产主义积极分子大会上作报告时说：“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从中央到地方，很少有人对这一新生事物有明确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包括绘画在内的文艺作品的必要性就凸现出来了，它可以填补人们想像的空白，充当了一种新的“圣像”，将信仰的力量具体化，成为对未来的真实描绘。当时的政治宣传画，就将人民公社描绘成近乎天堂般的完美。江苏中国画院集体创作的《人民公社食堂》(又名《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画面中的公社食堂门前，有一块比较显眼的牌子，上面写有一通知：“今日三菜一汤外，每人增加猪肉半斤。”表现人民公社食堂不仅能吃饱，而且能吃好。人民公社出现的新鲜事物，如“幸福院”、“托儿所”、“光荣榜”、“粮食加工厂”等，在画面中也有反映。画中题跋为：“吃饭不要钱，老少尽开颜；劳动更积极，幸福万万年。”王邦彦、张希芬创作的《吃团圆饭》，王叔晖的《公社食堂好，妇女喜洋洋，从此不围锅台转，生产战线逞英豪》、孙雪泥的《欢呼吃饭不要钱，开天辟地第一年》等宣传画，也是人民公社食堂的题材。尽管食堂是人民公社刚成立的时候非常吸引人的一个地方，但是实际上到1958年底，大部分的公社食堂就已经难以为继了。

3．表现工农业生产

“大跃进”运动是以“超英赶美”为目标，以大炼钢铁为中心内容的生产跃进运动。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讨论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当前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农村工作和商业工作等问题。会上宣布1958年要生产钢1070万吨，即比上年钢产量翻一番。“钢铁元帅”升帐，政治宣传画理所当然地要表现这一主题。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组创作的《为1959年生产更多更好的钢而奋斗！》、浙江美术学院创作的《东方巨龙》都刻画了炼钢工人驾驭着钢铁巨龙口吐钢铁的壮观场面。江苏国画院集体创作的《为钢铁而战》，以一个全景式的构图，反映了大跃进时代所要求的烟囱林立、高炉四起、烟雾缭绕的热闹场景，以歌颂大跃进的日新月异，反映建设成就的与日俱增。林凤眠创作的《轧钢》，画面上炎热的钢炉映红了工人们的脸庞，描绘了钢铁工人大炼钢铁时紧张而壮观的场面。在《女娲式》的宣传漫画上，女娲称赞炼钢厂说：“比炼石补天的气概还大。”配这样两首诗：“如林烟囱插霄汉，霞光万道映满天，社社都有冶炼厂，炼铁炼钢炼铜铅。”“大中小厂连成片，产量重过太行山，美国产量何足道，一天胜它二十年！”在宣传漫画《东方钢龙》中，作者巧妙地把钢水画得像舞龙，这条龙通过几个工人的操纵，自炼钢炉奔向在画面另一角象征没落、衰退的英国的化形。灼热的钢水给人一种新中国钢铁工业锐不可当的联想，画面赋予人坚定的自信力。

农村是“大跃进”的主战场，所以反映农村变化、农业生产的宣传画数量最多，寄托了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1958年夏，庄稼长势喜人。但在一片“跃进”声中，人们的头脑开始发热，报纸广播上也跟着推波助澜，一些今天看来近乎荒唐的说法，竟堂而皇之地刊登在中国第一大报的显著位置上。如：“只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就能产生呼风唤雨的神奇力量。”(《人民日报》1958年6月14日)“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来。”(《人民日报》1958年6月14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民日报》1958年6月)同时，社会上大批“保守派”、“观潮派”、“秋后算帐派”，提倡“插红旗”、“拔白旗”。人们生怕被戴上“落后”、“保守”的帽子，于是便变着法儿说大话、说假话，任意编造粮食产量。一些政治宣传画也来“锦上添花”，为这股“浮夸风”推波助澜。

硕大的谷物和棉花，肥壮如大象的家畜，喷吐火焰的土高炉，排山倒海的农民以及孙悟空、穆桂英、龙王爷、苏联火箭等等，是当时政治宣传画中表现农业生活最常见的形象符号。中央美术学院部分师生受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委托，1958年创作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宣传挂图《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奋斗》。挂图以生动美丽的画面介绍了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中各条的主要措施；在农业生产大跃进中的豪迈事例和美好远景，以鼓舞数亿农民提前和超额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内容涉及到农业、林业、水利、水产、卫生、邮电、交通、商业、扫盲等十几个部门的专业。这套画的宣传对象为农业合作社社员和农村干部，既要给农民以鼓舞，同时要重点向农民介绍一些技术措施，农民看了知道应该怎么办。关山月的《山村跃进图》长卷，以传统的春夏秋冬四序图的方式，表现了一个普通的山村生产建设的场景：开山放炮、填谷造田、劈山引水、六畜兴旺、制造农具、干部下乡、公路开发、五谷丰登、诗画满墙、丰收在望、机械收割、消灭“四害”、建设家园、城乡结合、水乡船运。

二、形式——“夸张法”

著名美术评论家毕克官评说“大跃进”时期的漫画道：“‘大跃进’本身就像漫画中的‘夸张法’，经过反右‘洗礼’的漫画家，当然乐于运用‘夸张法’。人家农民都亩产万斤，我们岂能落伍。记得北京漫画界在编辑部的一次集会上，画家们纷纷自报发表数字。有一位画家大放‘卫星’，报了一月发表一百幅漫画。而且纷纷表示不拿稿费，既然快到共产主义了还拿什么稿费呢！于是，把小成绩夸大，把错的画成对的。一个时期，刊物上的玉米棒棒粗得像擎天柱，大南瓜大得像地球，连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也处处甘拜下风，自叹弗如了。真是赞歌唱尽，颂声喊绝。”(毕克官：《漫画的话与画》，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4-35页)实际上，不仅漫画如此，当时的政治宣传画也同样带有浓厚的夸张色彩。

本来，在美术创作中，艺术夸张作为一种修辞的手段是经常出现的，如在表现民间传说和神话题材上就可以经常看到。但是，艺术夸张是有限度的，这种手段的运用也是有范围的。然而，“大跃进”时期政治宣传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带有极强的艺术夸张性，浪漫主义色彩极为浓厚。并且这种艺术夸张与历史其他时期的作品的夸张相比，几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全国艺术科学研究座谈会”(成都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在文艺上“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应采用革命的写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造方法”。 同年6月1日，《红旗》杂志第一期发表毛泽东4月15日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文章认为“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文章对中国的贫穷落后作了片面性的解释，抹杀了它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困难的一面，说：“中国6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红旗》杂志1958。第一期）“由于处在这样一个充满激情和幻想的时代”，文艺创作中“单是现实主义自然就不够了”。 (杨晦：《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与时代的关系》，《文艺报》1958年第24期)而“大跃进”的文艺又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文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最有利于共产主义文学艺术的创造”， (华夫：《文艺放出卫星来》，《文艺报》1958年第18期) 因而，“两结合”“不仅适用于现在，就是将来进入共产主义也还是适用的”。(郭沫若：《就目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答<人民文学>编者问》，《人民文学》1959年第1期)

在“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原则指导下，“大跃进”运动激发了专业画家和业余美术工作者的惊人的想象力，其创作的很多政治宣传画极尽所能地夸大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硕果。诸如描绘一列火车运着一颗硕大无比的玉米，一艘船装一个大西瓜，肥壮如大象的家畜，爬上梯子摘棉花等等，可以说是信手拈来，比比皆是。这在农村宣传壁画中尤其突出。例如《大肥猪》，画面配上这样的诗：“肥猪赛大象，只是鼻子短，全社杀一口，足够吃半年。”《大花生》画面配的诗是：“花生壳，圆又长，两头相隔十几丈，五百个人抬起来，我们坐上游东海。”《大蟠桃》画面配的诗是：“踏着梯田上云霄，去摘王母大蟠桃，送给亲人毛主席，祝他长生永不老。”《大白薯》画面配的诗是：“社里白薯长得大，人人见了笑哈哈。要问白薯多么大，火车才能拉动它。拉着白薯进北京，献给领袖毛主席。”《大高梁》画面配的诗是：“多穗高粱真正好，多穗高粱出高产，一个大马拉一棵，累的马儿通身汗，社会进展如火箭，粮食打的堆成山，人民生活大改变，庆祝人民幸福生活万万年。”画面都极具夸张色彩，正如当时四川省的一首歌谣写的那样：“稻米赶黄豆，黄豆像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超冬瓜；蚕长猫一样大，猪长像大象；一棵白菜五百斤，上面能站个胖妹妹；鱼苗撒下千万条，条条养得扁担样；玉米秆儿穿九天，浑身棒子有几千……”可以说，在表现农业丰收的政治宣传画中，基本上突出了一个“大”字，然后是品种齐全，说明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间传说和神话题材，是艺术夸张最好的素材。孙悟空、穆桂英、玉皇大帝、王母娘娘、龙王爷、神农氏、女娲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间传说和神话题材中的人物，也是当时政治宣传画中常见的形象符号。例如在以神话小说《西游记》中孙悟空为题材的漫画《未出社里卫星田》中，画面配诗写道：“悟空举首望青天，……跟头翻了三千六，未出社里卫星田。”在《龙王辞职》的宣传漫画中，龙王说真正的龙王是你们，请求辞职，人们挽留他在社里当一个水利干事，并配有这样两首诗：“自古水往低处流，谁见河水翻山头；人民智高力量大，指挥江河有自由。”“龙王一见愁上愁，告老还乡去退休；调动一切积极性，还是把他社里留。”这些民间传说和神话题材中的人物是现实生活中工农兵形象的再现，是表现人民伟大力量的形象符号，正如当时一首民歌所说：“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华君武后来回忆说：“农民是天生的民族艺术创造者，他们脑子里有许多古代的英雄和神话里的神仙，因此请那些王母娘娘、穆桂英、孙大圣、老黄忠都出来歌颂‘大跃进’，倒也耳目一新。……我也画过穆桂英。”(《华君武集》(文集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针对“大跃进”时期美术创作中的过分艺术夸张的作法，王朝闻在全国美术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工农兵美术，好!》中说：“群众为什么喜欢大，我们一定要从积极方面来考察。不管是表现农民对今天劳动成果的喜悦，还是对于将来成果的预期、理想、信心。爱画‘大’是可以理解的。人民今天处在体现党的总路线、生产大跃进的时代，人民为了要战胜自然，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充分发挥劳动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并且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在这种大丰收和不断战胜自然的革命要求下，不画大不能满足创作要求。”(王朝闻：《工农兵美术，好!》，《美术》1958年第12期)王朝闻实际上从理论的角度肯定了这种做法。

三、数量——“浮夸风”

史无前例的“大跃进”运动，使政治宣传画的创作和出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全体师生在该院党委的直接领导下，院长亲自挂帅，掀起了总路线宣传画的创作高潮。他们把教室变成车间，教师与学生一起动手，一面深入地钻研文件，一面进行宣传画的构思和创作，日以继夜地苦战了一天半的时间，绘制了宣传画六十余幅。”(《美术》1958年第7期) 中央美术学院完成反映大跃进的壁画138幅(大者为300平方米)、版画36种，共印3次为1350张。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全体教师在两天半的时间内绘制了14幅国画形式的跃进规划纲要(草案)说明图和3幅大油画。北京中国画院的23位画家苦战5昼夜，完成了1丈2尺的大画5张(其中的两张山水画描绘的是40万劳动大军修建十三陵水库的伟大场面和十三陵水库的远景)、中小幅23张。“天津美术家干劲大，两条大街尽是画。”天津的60余位画家用很短的时间就画出了一批宣传总路线的画，改变了和平区两条街道的面貌。(《美术》1958年第12期)

“人民美术出版社为了便于把宣传画深入群众中去进行鼓动教育工作，编选了一套系统宣传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宣传画。并以这六十幅总路线宣传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师生创作——编者注)为主，用单线构描编绘成《社会主义总路线农村壁画参考资料》，用以辅导广大农村壁画化活动。为了适于张贴和宣传，又编绘了《为实现社会主义总路线而奋斗》的宣传挂图。此外还编印了《总路线宣传标语》二十种。”(《美术》1958年第7期)该社全体员工还苦战3天，创作出需要3个月才能完成的6张大壁画，编出脚本18本，宣传总路线的题材增加289种，宣传画的发行由1万跃到100多万。据统计：人民美术出版社从1950年—至1957年中，共计出版了宣传画286种，印刷1653万份；而在1958-1959年这两年中，共计出版了宣传画241种，印刷1134多万份。两相比较，“大跃进”时期这两年出版的数量即达前八年出版的三分之二！1958年出版宣传画130种，13200000份，平均每年印刷101540份；1959年出版宣传画120种，34160000份，平均每年印刷28466份。其中宣传画挂图《人民公社好》发行数高达823万份。如果不是纸张不足，根据订货，应印1500万份才能满足各地需要。(郑立君：《场景与图像——20世纪的中国招贴艺术》，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2页)

“满城题壁皆诗画”，“歌声遍田野，壁画满山墙。”这是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农村真实的写照。全国各地掀起声势浩大的宣传壁画创作活动，据江苏省邳县县委统计，在1958年8月1日以前，邳县“即有1800个农村美术组，6000多个美术骨干，7月份完成壁画23300幅，宣传张贴画15000幅，达到村村有壁画10幅以上，队队有壁画5幅以上，基本上实现了壁画县。至8月15号，全县农村美术骨干发展到15000人，完成壁画105000幅，宣传张贴画78000幅，达到50%的村社户户有壁画1-5幅。……官湖镇农民，在大跃进中，一夜就完成500多张张贴画，八集乡农民9至11号三天中就完成20000幅壁画。”(中共邳县县委宣传部：《邳县的群众美术活动》，《美术》，1958年9月“农民壁画专号”)郭钧在《走出画室，开展壁画工作！》一文中介绍：“河北省的人民提出了豪迈的口号，要使自己的家乡变成壁画省，事实上许多县早已成了壁画县了，如丰润县一县即有52125副壁画；怀安县有9990幅壁画，平均五户即有壁画一幅；束鹿县一县有壁画49154幅。”(郭钧：《走出画室，开展壁画工作！》，《美术》1958年第5期)另外，甘肃的平凉地区从三关口到董志原，由峡口到梨花园，在1940平方公里的山沟中画了151幅壁画，其中在三关口到董志原的长达720多华里的公路两旁，筑起了壁画墙，平均每里路就有一二幅，可谓是“世界第一大画廊”。 (陈履生：《1949-1966 新中国美术图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

暂且不论上述数值是否浮夸，实际上在当时全民好大喜功的环境下是很难避免的。“大跃进”时期的政治宣传画的繁荣、发展，与工农业生产等行业一样，是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声中，急功近利地批量生产出来的，是违背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尽管有着反映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的史料价值，但大部分政治宣传画粗制滥造，缺乏艺术性。“美术上虽然在跃进的年代产生了数以万计的作品，但能够在美术历史上存留的，几乎都和逝去的时代一样，荡然无存。”（陈履生：《1949-1966新中美术图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48页）一大批反映“大跃进”运动的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式的美术宣传作品，客观上对当时的浮夸风错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作者单位：湖北美术学院公共课部）

责任编辑：文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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