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建民,大跃进

《战狼》的成功背后站着三个人：导演兼主演吴京、制片人吕建民和发行人陈辉。吴京是李连杰、赵文卓一系国产动作明星的后辈，成名多年，身手了得，但一直缺少一部有力的代表作。陈辉是近年异军突起的恒业电影的掌门人，是中国电影圈后进的大玩家之一。三人中最没有知名度的是吕建民，但在电影圈沉浮多年，亲历和见证了十五年来中国电影的一次次拐点变化。他长时间混迹在“基层”和“外省”，处于“中国电影圈”的边缘地带。然而十五年的盲打误撞、兜兜转转，让他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电影路：从文艺青年偶然变成“第六代”的“推手”，又摇身变成低成本恐怖烂片批发商，再借《战狼》一步登天，从“不入流”瞬间成为主流……吕建民自己写就了中国电影狂飙突进十五年里的一个生动注脚。

壹

作为福建人，吕建民和陈辉却都极嗜辣。2012年夏天，他们经常在北京簋街街边吃麻辣小龙虾。聊天时，两个老乡产生了分歧。吕建民说最近要拍《战狼》《寻找罗麦》，陈辉则说他要拍《闺蜜》《京城81号》：“你就别拍《战狼》了，跟我拍这两个，保证赚钱。”吕建民回道：“你跟我拍《战狼》吧。”“拍电影整天打打杀杀干什么？”陈辉问，而吕建民也反诘：“一大老爷们儿老拍哭哭啼啼的干什么？”最后两人“不玩算了，各拍各的”。

2014年夏天上映的《闺蜜》《京城81号》交出了优秀的票房成绩单，而《战狼》，成为2015年第一部票房突破5亿的纯国产片，一时成为“现象”。这也是吕建民15年职业生涯中获得的最高票房，并因此一战成名，从羞于被人提及的恐怖片制作人跻身到一线制片人行列。

军事题材片《战狼》票房大卖的原因之一是成功激发了观众的爱国主义情绪。在《战狼》的海报上，导演兼主演吴京肉搏外国雇佣兵，霸气外露，上方一行slogan“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十分醒目。在事前，以“民族主义”为卖点是极其冒险的一步棋。起初吴京对这句台词情有独钟，执意要放在海报上，而吕建民觉得“是不是可以换成更抒情的方式”，但陈辉站到了吴京一边，他也喜欢这句霸气的台词，最后两票对一票，这句slogan成为前期营销的重点。

上映前，几乎没有人看好这部电影。从题材上说，即便是主旋律电影，近些年国产军旅片也很少在银幕上出现。从主创阵容来看，主演吴京和余男也不是当下具有票房号召力的偶像型明星。一个跟吕建民熟识的院线经理劝他：“别折腾了，票房能有100万就不错了。”但吴京为这部片筹备了七年，他不想输，起初只准备去六个城市路演，一天晚上他给吕建民发了条微信：“我打算拼了。”6个城市一口气变成了22个城市。

南京点映会开始前，吕建民发现自己买不到票了，全场票售罄，最后买了张高价黄牛票入内。这部影片他之前已经看了不下几十遍，这一次他想观察观众的反应，随着剧情发展，欢呼、掌声、笑声都来了，吕建民心里暗暗有了底。随后几天，福州、深圳、西安的朋友在微信上给他发来点映场的网络购票截图，几乎场场都满，“这回应该成了”。

直到上映首日，《战狼》票房过4000万，吕建民的心才落了地。朋友打来祝贺电话：老吕，是不是特别开心？吕建民说还好啊，朋友说你怎么不那么狂喜呢？吕建民说：我该做的都做了，尽人事、知天命，现在这个结果不过是水到渠成。

簋街吃小龙虾时的互相调侃并未成真，《战狼》背后是吕建民和陈辉的又一次联手。两位福建老乡合作多年，联手炮制过不少低成本小片，他们第一次引发电影圈震动的案例是恐怖片《午夜出租车》，这部影片拍摄时间仅为8天，却以几百万成本赚到1600万票房。相似的背景和出身，接近的发迹路径，让陈辉和吕建民抱团取暖。他们的事业都从福州起步，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电影的核心城市是北京、上海、西安，所以他们进入影视圈的路走得并不容易，甚至不客气地说，“不上档次”。

贰

吕建民出生于福建武夷山下浦城县，父亲是个普通的邮政局职工，母亲是售货员。“邻居病了邮局就派车送他到福州去看病。我当时看着他们的车离开邮局的院子时，我想如果是我病了多好。”直到初中毕业，他从未见过火车。

上世纪80年代，看电影是件很时髦的事，电影院每天播出的是《小兵张嘎》《南征北战》这样的红色电影，吕建民和伙伴为了逃票，通常从电影院的后门翻进去。回忆起童年时，他喜欢把“命运”“老天”这样的词挂在嘴上，没考上高中是“人生中第一次失败”。在父母的安排下，他辗转就读了四个乡镇高中。

他很早显示出了自己的两面特质：既是一个叛逆的孩子王，每天一群人到处打架，又是一个文学青年，作文通常当范文在课堂上读，很快就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小说。“一方面我的精力是40%拿来去看小说、看诗歌、看散文，60%是去打架、闹事，高考的时候就被劝退了。”

1985年，吕建民进了福建省作家协会的文学组，带薪学习，每天写作，认识了很多作家、报社编辑。他心里有个作家梦，但很快他发现“文学青年是活不下去的”，“一千字才三块钱”。他租住在福州大学郊区的一个小破屋里，“晚上一吹风树叶子会飘进来”。

吕建民自称不是一个“对商业”很敏感的人，但顺着90年代改革开放的商机，他成为第一批“下海”的公家人之一。开广告公司，他很快赚到第一桶金，买了“二十多万的桑塔纳”、“三万八的大哥大”，“办信用卡，押金三万，就觉得帅，有派，我们是有卡的人了”。

赚来的钱很快投入房地产中，一年后，因为政策的突然收紧，吕建民破产了。一夜之间从大老板变为零资产，这是他人生的“第二次谷底”，每天靠打麻将度日。

叁

“其实我刚才一直在走神。”吕建民拿着话筒一张嘴，引来台下观众一阵哄笑。他的身边坐着其他5位嘉宾：《寻龙诀》的编剧张家鲁、《泰囧》的编剧束焕、《同桌的你》导演郭帆、《何以笙箫默》导演黄斌和《我们结婚吧》制片人王贵君。这是2015年4月22日下午，第五届北京电影节在北京饭店举行的一场讨论“IP还是创新”的论坛。与其他嘉宾的西装笔挺相比，坐在边上的吕建民穿着“淘宝60块买来的衣服”，脚蹬一双略显老土的系带球鞋，有些格格不入。几位导演和编剧都在热烈讨论如何“囤”IP，抢改编权时，他总结的却是相反的经验：“现在《战狼》似乎成了一个IP，一不小心我们就‘被IP’了。”“我的电影公司，后面没有挖煤的，也没有盖房子的，就是靠拍电影过日子，（比起）花两千万囤一个好‘IP’，我觉得喝点酒聊聊天，也能聊出一个好东西来吧！”

论坛结束，他像个明星，被一大群人围起来，导演、粉丝、媒体人纷纷找他握手，名片早已发完，在助理的帮忙下，他才挤出了人群。“很无聊，我都快睡着了，很不喜欢参加这种论坛。”他对记者抱怨。《战狼》上映的第三天，票房破亿，他的微信、电话一直没停，院线经理、投资人、记者、好多年查无音讯的朋友都找来，祝贺的有谈合作的有，吕建民干脆买了张机票飞到日本躲清静，但是赏樱花的时候又放心不下票房，只好带着随身wifi热点，每隔几分钟查手机。

最近一个月，吕建民的日程表爆满，在换了新手机后，微信增加了1000多个联系人，每天都会有新朋友跟他打招呼。“我觉得我可以把这个手机扔掉，根本不需要认识这些人”，吕建民对突然变身为公众人物很不适应。北影节论坛结束的当晚，他在一家川菜馆吃饭，一个美国华裔制片人和一个澳洲导演匆匆赶来，桌上摆满了菜盘和酒瓶，制片人小心地挪开水煮鱼，用笔记本电脑给吕建民播放一段九分钟的短片。现在，这类饭局邀请吕建民一天要接到好几个，但他宁愿在办公室待着，不想出门。

肆

吕建民名下的春秋时代影业在北京甘露园创展中心13楼，一共十来个员工，《大众电影》摄影师走进办公室时，吕建民正在电脑上玩QQ斗地主。一年前，老吕才把公司搬入这栋写字楼，办公室的墙上贴满了各种宣传海报，一进门是今年即将上映的《寻找罗麦》《幻想曲》，另一面墙上全是《战狼》各款海报。一块玻璃墙上画着密密麻麻的表格，上面是《战狼》在各个区域每天的票房统计。办公室简单凌乱，靠墙随意放着拖把、水桶和鱼缸。

办公室里一排木头架子上，满满当当全是拷贝和录像带。吕建民踏入影视圈正是从右下角的一排《大力水手》动画片开始的。

1998年吕建民投资房地产破产后成为“北漂”，他住进了一间12平米的小破屋，在西四环外，洗澡在农田旁的一个简陋浴室里，“每次五块钱”。他的身上从来没有超过200元，直到有一天，一位在动画公司工作的朋友告诉他：“我们刚刚买了《大力水手》的版权，100万卖给你要不要？”吕建民当时就“觉得这种文化产品是有需求的”，因为“年轻的时候经常看，很有意思”，但兜里没钱，另外能卖给谁呢？

正当他为钱发愁时，碰上了一个在福建认识的旧友，对他介绍的《大力水手》生意产生了兴趣，立刻拉吕建民入伙成立了一个文化公司。两人开着“破车”，拉了100万现金，去找那位做动画的朋友，动画片拷贝变成了一堆堆录像带，“特别魔幻特别不真实”，最后，这堆录像带卖出去了，价钱是130万。

事成后，吕建民拒绝了朋友“一套房，一辆车，30%股份”的入伙邀请，拿着8万酬劳建立了“春秋院线”，这就是春秋时代公司的前身。

从一个破产的福州房地产小老板，北漂不到一年后东山再起，吕建民是善于抓住机会的人。90年代末，虽然中国电影业正在逐渐滑入谷底，但却是国内音像市场火爆的好时节，录像带、VCD、LD，再加刚刚诞生的DVD，成为遍布中国各级城乡的家庭必需品，音像版权成为一门新兴的好买卖。而且很快，央视电影频道大规模地购买中外影片，“有多少，都能卖给央视”。

吕建民很快结识了一个做出口版权生意的商人，“我版权收来多少钱，再加点价卖给他”。一次德国的一家公司希望能找吕建民买几部中国电影，他对电影的印象当时只停留在《南征北战》。他开始到处寻找，一位从日本留学归国的青年给了吕建民一个小册子，上面油印着贾樟柯、王小帅、路学长的电影海报，还标注在柏林拿过奖。

吕建民迅速接触了这些日后被称为“第六代”的地下导演们。这些导演的影片要么无法在国内上映，要么拷贝卖不出去，日子过得紧巴巴，吕建民找上门来买版权，他们相当乐意和感激。版权拿到后，交给德国公司看，但是没想到，“对不起，我们要的不是这个，我们要商业电影。”

货被退了，吕建民也不忍心再还给这些生活困窘的导演。他请几个独立导演吃饭，其中一位导演看着锡纸包着的鸡腿，说“好久没吃过这样的东西了”，吕建民听完全程都不再碰鸡腿，最后鱼都被捞干净了的鱼汤也被导演打包带走了。

“我就是中国电影营销第一人，你可以这样写，我不怕别人骂。”吕建民对《大众电影》记者摆摆手。他用一万五的价格买下了章明导演的《巫山云雨》（《英雄》的内地音像版权费是1780万），决定要把它发行到全国。当时全国发行DVD的经销商有100家左右，在广州的一次展销会上，吕建民向他们发放了《巫山云雨》的海报，结果反应寥寥。

吕建民立即把之前简单朴素的海报换成了一对正在“云雨”的赤身男女，旁边一行小字“被禁八年，终见天日”，新海报亮相，订单电话被打爆，最后标价4块钱的DVD一共卖出去了15万张。吕建民对这次“营销”津津乐道，他视之为自己电影生涯中的第一个成功。

他随后用类似的手段，发行了一系列独立电影，包括路学长《长大成人》，李玉《鱼和象》，李杨《盲井》等，有媒体叫他“中国独立电影教父”。不过艺术电影很难养活公司，从2004年开始，吕建民出品了一批数字电影，每部成本七八十万，卖给电影频道，再加上音像版权收入，每部片都能有20万左右盈利。吕建民开始做商业电影后，北京电影学院从事独立电影创作和研究的副教授崔子恩打来电话，第一句话就是：“建民，你不要我们了吗？”

伍

在《大众电影》的拍照过程中，吕建民很难放松下来，镜头下他紧张、局促，摄影师从他的办公室抱来一堆碟片，提议让他拿着《B区32号》DVD合影，“算了，太丢人了。”他尴尬地拒绝了。这部让吕建民尴尬的电影在豆瓣上评分2.3，口碑奇差，票房基本是前四五天收的，后来几乎再没有进账。但如果单纯从商业角度看，它又极其成功：成本140万左右，票房达到1400万，回报比高达800%。

数字电影之后，吕建民把主业转到了院线电影，但一开始，只是一批低成本的喜剧片和恐怖片。2008年，在资金链快断的情况下，恒业帮助春秋时代发行了《大胃王》，这也促成了吕建民和陈辉的第一次合作。随后是《午夜出租车》，至今吕建民仍乐于一遍遍向媒体讲述《午夜出租车》的“营销事迹”。

电影上映前，他召集媒体开了个发布会，当时同期上映的有《刺陵》《三枪拍案惊奇》《十月围城》等大片，关系好的记者劝他“别开了，大家都忙着去别的发布会”，他执意要开，并宣布主演陈小春会来发布会。实际上陈小春因合同关系根本不会来。但记者们已经来了，怎么收场呢？发布会在后海的一个酒吧里，吕建民提前买来黑布把室内围得密不透光，记者进去后，他用投影仪放了一个事先准备的flash：一个恐怖的女鬼从地面慢慢钻出来。这个动态海报吓坏了在场女记者，但成功地成为第二天的网站头条。

吕建民和陈辉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福建人，前者靠卖DVD起家，后者靠经营小镇放映厅起家，在电影营销上都有过人的“天分”，靠低成本恐怖片市场迅速盈利，引起业内关注。

从2008年起，福建恒业每年发行的影片超过20部，这个数量比一些一线发行公司还大。这家公司被称为“惊悚片专业户”，靠发行惊悚片起家，以小博大，短短几年内迅速积累起资本。恐怖片作为一种商业片类型，早已经过国外的成熟市场验证，它并不是最热门的类型，但相当长销，总有一些人走进电影院，寻求某种感官刺激。而恒业成功上位，依靠的就是各种国产惊悚片、恐怖片，有些是恒业的自产，而更多的则是其他小公司制作后，交由恒业代理发行及营销。《古宅迷魂》《午夜出租车》《床下有人》《绣花鞋》《冷瞳》等一批在影评网站上评分平均不到3分的电影，经常以几百万成本换来几千万的利润。吕建民的春秋时代在此时，也是恒业的“供应商”之一，除了《午夜出租车》，两家公司还合作了《B区32号》和《凶间雪山》。尽管他现在不愿谈论，但《B区32号》还是吕建民的第一部导演作品。

在吕建民眼中，自己与陈辉有很大差异，他认为陈辉是个成功的商人，但自己不是。对自己制作的这些口碑奇差票房奇好的低成本影片，他的心情十分纠结。他既乐于炫耀“《B区32号》被媒体称为中国性价比最高的电影”，但也不讳言“我拍了很多烂片，很多观众在我的贴吧、我的微博留言要杀我全家，说我是骗子”—那段时间吕建民不敢开手机，也不上网。

“我是个人格分裂的人。我在摇摆电影是什么？我不是一个理论家，我不去总结。”接着他又加上一句，“中国电影就是人格分裂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吕建民说其实自己并不喜欢恐怖片，也很少会看，拍这些不过是为了“生活”，自己喜欢的是军事片，连上厕所都要拿一本军事小说。

2012年他自己写了一个剧本《杀戮之地》，好几家公司承诺给他投资。这是一部“发生在非洲的战争片”，他前往索马里等地取景、选演员，甚至连发布会都开了。结果投资方撤资，自己赔了30万。《杀戮之地》没拍成，但吕建民把取景的素材剪辑成了一部名为《索马里真相》的电影，这部他口中“不觉得很烂”的电影在某影评网站上一共有732个人平均打分3.9，超过一半是1星。

“有很多媒体在问我，说你当年做了那么多优秀的电影，国际拿那么多奖，你为什么会去拍烂片？我也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我真的认为中国电影不应该把中国电影的未来寄托在我们一些民营企业的身上，这太搞笑了。”吕建民总结了自己上一阶段的转型。

不过，很快，他的“军事片”梦圆了，他和吴京启动了《战狼》。最初是吴京在汶川地震后想拍一部解放军电影，他和兴趣接近的吕建民一起商量，但老吕认为时机不成熟，吴京转而拍出了电视剧《我是特种兵》，不但培养了观众，也深入了部队，特别是和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结下了好交情。电视剧之后，《战狼》开始立项、写剧本，反复多次终于成型，春秋时代成为第一投资方。这一次，吕建民终于得偿夙愿。

陆

《战狼》火了之后，来找吕建民的一大拨人里有不少是投资公司。一个基金公司邀请他去做论坛嘉宾，“不去。”吕建民态度坚定地拒绝。“人家有很多钱，可以投你。”邀请方坚持，“我现在不需要资金。”吕带着情绪再次拒绝。

这种对资本的某种“憎恶”来自很长一段时间上的资金短缺。自从踏入这个圈子起，吕建民就为“找钱”发愁。在投拍《战狼》之前，他制作的电影成本一般都是两三百万，但当他想做一个两三千万的电影时，没有人愿意理他。拍《大胃王》时拍到没钱，剧组差点被酒店赶出去。《杀戮之地》是他最想拍的一部电影，但最后一刻资方退出。“我现在特别痛恨资本，当初我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在哪里，我需要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

访问结束前，吕建民向记者提起《战狼》得到了“中宣部领导的认可”，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要赶往中国电影资料馆参加“领导们”组织的会谈，但他心里很忐忑。《战狼》得到南京军区的支持以及顺利过审，而如今有了更高层级的注意，让吕建民心里反而有些没底了。不过，这种烦恼毕竟是幸福的，远不是当年没钱没人没发行的时代的苦恼能相提并论。

※

2014年，吕建民带着他制片、王超导演的《幻想曲》第一次去了戛纳，他回忆起这次经历仍然非常激动，“当我们走进电影宫的时候，在很远很远的距离，就能听到里面雷鸣的掌声，当影片开始出一个个名字时，都伴随着掌声出现，影片结束，所有观众站起来为你鼓掌，那一瞬间是最幸福的。”

结束后，吕建民遇到了贾樟柯，“小贾，我突然这一刻特别崇敬你。”贾樟柯听完笑了，吕建民接着说：“我真的很想做一个藐视市场的人，电影就拍给自己看，拍给懂你的人看，可是不行，我觉得我的身份是商人，我这一刻我特别羡慕你，你可以藐视。”贾樟柯笑一笑拥抱了一下吕建民，走了。回到北京后，吕建民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商人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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