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南京！》：黑白世界的人性挣扎

70年过去了，30万人当中任何一张脸我们都不记得了，任何一个名字我们都不记得了，

人们只知道30万人在这场屠杀中死了。我们做这个电影是想让这些脸留在历史上，为30万死难者的每一张脸做传，这是我们朴素的想法。

陆川：我希望拍一部有尊严的电影

我希望拍一部有尊严的电影。“死磕”这两个字从头到尾一直跟随我们。

电影《南京！南京！》上映在即，陆川在中影集团怀柔基地的混录棚外接受了本刊记者的访问。访问期间，陆川不得不一次一次回到录音棚里解决各种问题，字幕中一个小小的修改都要打无数个电话请示各级领导。与此同时，陆川还在不断邀请各路人马来怀柔看片，跟每一个主创打电话协调宣传事宜。陆川这样告诉记者，他和他的团队会以“死磕”的精神对待每一个细节，直到上映的最后一刻。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影片有很多，比较出名的是1995年吴子牛导演，秦汉、刘若英主演的《南京大屠杀》（又名《南京1937》）。围绕着南京大屠杀70周年纪念的契机，这几年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电影、纪录片层出不穷：加拿大真相纪录制片公司摄制的《张纯如》；美国导演比尔·古登泰格和丹·史度曼拍摄的纪录片《南京大屠杀》（又名《南京》）；罗杰·斯波第伍德导演，周润发和杨紫琼主演的《黄石的孩子》，美国好莱坞Viridian娱乐公司与江苏文化产业集团合作拍摄的《南京浩劫》。经过几轮点映，对于《南京！南京！》的可看性和口碑，陆川已有了绝对的自信和把握。目前，他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南京大屠杀”如何把习惯轻松的观众拉进影院。眼下，《南京！南京！》面临的最大对手是华谊兄弟投资的《拉贝日记》。拉贝在《南京！南京！》里占的戏份不少，他同时又是《拉贝日记》的主人公。据有关人士称，《南京！南京！》为了比《拉贝日记》提早一周上映，已经考虑放弃在戛纳电影节进行首映。两部制作规模相当，背景相同，内容互有交叉的电影在同一档期争夺观众，必是一场刺刀见红的厮杀。

南京题材的撞车困局

大众电影：您对《南京！南京！》面临的票房压力和来自《拉贝日记》的票房竞争怎么看？

陆川：2005年，美国人找我拍南京大屠杀，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合作下去，因为他们剧本是写拉贝的。剧本很像《辛德勒名单》。我觉得再做一个《辛德勒名单》没什么意思。如果在这件事上，只记得德国人救了20万人，这对死去的人是不公平的。不过拜这次没成功的合作所赐，我接触了许多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在我的电脑里有超过200G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从人类战争史上来看，南京大屠杀非常极端。可是相对于二战犹太人被屠杀的电影，表现南京大屠杀还远远不够。不过，我对南京大屠杀有一个基本认识，而且南京大屠杀一定是中日两个民族之间的事，而不是美国人或者德国人的事。

大众电影：在《南京！南京！》项目从开始到真正拍的四年时间里，当您每次听到又一个有关南京大屠杀项目启动时，心里的真实感觉是什么？

陆川：其实我不太关注。其他导演有自由和权利决定他们要拍什么，这跟我们没有多大关系。另外我筹备了这么长时间，越准备，我越觉得这事没那么容易。我心里当时有这种感觉，南京大屠杀的项目不管起多少摊儿，最后能撞线的也就一两个。其实，从头到尾我一直没有想过这事能做成。开机那天，我不敢相信一切是真的。去年6月15号关机那天晚上，最后一个镜头拍完了，我痛哭一场。这个片子弄了这么长时间，虽然很烦，但是我会经常想几年前拍《可可西里》的时候，《可可西里》一共只印了60个拷贝，没有宣传就上映了。我们拿60个拷贝获得了840万票房，我觉得不丢人。《南京！南京！》有中影集团等六家公司在共同运作，条件比《可可西里》好太多了。我现在就是拼，拼到上映的那天为止。至于结果，不管好与不好，我花四年拍了这么一部电影觉得骄傲。

大众电影：我去年做南京大屠杀题材影片《黄石的孩子》的报道，这部电影拥有顶级导演、制片人和最具影响力的华人演员周润发、杨紫琼加盟。《黄石的孩子》宣传语是“大爱铸就不朽传奇”。采访结束以后，《黄石的孩子》制片方的人私下里跟我讲，无论“黄金班底”“南京大屠杀”，还是“大爱”“传奇”，都难于跟现在的电影观众产生共鸣。这算是个比较近的例子，《南京！南京！》也面临同一个问题。

陆川：我觉得这片子在这个阶段最好不要喊口号，本来这个片子也不是为了喊口号拍的，我只是为中国人的事迹拍的。中国人不是因为被外国人救了才活着，而是自己抵抗才活到今天。自己救自己，这是一个很朴素的想法，拍了这个电影之后，我想让中国老百姓知道。70年过去了，30万人当中任何一张脸我们都不记得了，任何一个名字我们都不记得了，人们只知道30万人在这场屠杀中死了。我们做这个电影是想让这些脸留在历史上，为30万死难者的每一张脸做传，这是我们朴素的想法。

大众电影：这次电影中群众演员的肖像令人印象深刻，《南京！南京！》用纪录片的拍法完成，这样就造成群众场面很难控制。

陆川：对。因为这是我们要的，绝对不允许一个演员一张脸穿帮，我当时六个副导演，就像猎犬一样盯着每一个人的表情。一个表情不行，立刻下一条换，确实非常较真。这次在细节上，长达8个半月拍摄过程当中坚持了这个标准。我希望拍一个有尊严的电影。可能我们没有机会再重新上战场打仗，至少我们这批年轻人第一批做大制作的时候，要拍出这帮年轻人的尊严来。我会把这事提到这个高度上来说，我们都是三十来岁的人，老板给你的钱不能瞎花，确实做出来能让大家放心，别人才能再给你机会。我们有机会了，可能更多的年轻导演就有机会了，更多年轻的电影创作者就有机会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确实要拿出新的标准，不能拿自己当小孩。“死磕”这两个字从头到尾一直跟随我们。

南京大屠杀是两个民族的灾难

大众电影：日本屠城庆功那段严整、肃穆和气势非凡的舞蹈引起了很多争议，在中国这么做也许不是一件讨好的事。

陆川：几十年来，咱们拍有关日本人的电影，都是自说自话的拍，没有真正的睁开眼看看别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在想象里面口传心授。丑化对手并不能证明自己强大。我拍《南京！南京！》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正面、客观的反映70年前的事情。凡是战争，到最后一定变成两个民族的灾难，任何世界上的战争都是这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无论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更不用说德国和日本了。任何一场战争都是参与双方的灾难，而不是哪一方的灾难。我基于这个想法，我想把电影拍得公正客观，只有这种公正客观的东西才能够走的更远，才能真正有机会影响到日本人，影响到世界各国的人。自说自话、自娱自乐是出不了国门的。我们老说要“走出去”。“走出去”并不是强制灌输自己观点，而是要输出一种更高级的精神理念，输出更高的一种关注和情怀。

大众电影：您怎么理解像南京大屠杀这场灾难？

陆川：拍《南京！南京！》确实让我对屠杀和战争有了新的看法。我是生在这片土地上，受这片土地的教育长大。一直以来，我们理解中的南京大屠杀，是由成千上万个惨不忍睹的个案组成的。南京大屠杀凝结了两个国家的血海深仇。造成这场违背人性的大屠杀的核心原因是日本人对中国人的痛恨，或者说日本人骨子里面对中国文化的仇恨。刚一开始看资料的时候，我会特别激动和愤怒。但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视野的开阔，尤其是对南京大屠杀整个前因后果的梳理，我突然发现南京大屠杀有着更大的普适价值。

大众电影：与南京大屠杀惨烈程度相近的灾难并不多见。

陆川：错了，这种级别的灾难其实挺多的。我举一个例子，德国有一个城市叫德雷斯顿。二战尾声，德国已经穷途末路。一天晚上，英国先后出动了两个批次战斗机。第一批是250多架，第二批是530多架，前后加起来800多架战斗机对城市进行轰炸。德雷斯顿城里面有许多艺术宫殿，住的大部分是平民。英国飞机轰炸的时候全部用的燃油弹。英国炸完一遍，美国又出动了500多飞机继续炸。几拨轰炸过后，全城一片火海，几乎被夷为平地。战斗机的驾驶员对着向河对岸逃跑的平民扫射，一晚上有16万人被烧死或者被打死。像这样的事情，我能跟你说出很多。人们为什么觉得南京大屠杀最特别呢？是因为人们记住了很多像刺刀挑孕妇肚子的血腥细节。但从总量上来说，百分之多少的人是以这种方式杀的？真正的屠杀是成批的，工业化的，像电影那种处理方式杀掉的。这种冰冷刺骨的，成批的灭绝性的，才真是符合战争规律的屠杀。

大众电影：成批的俘虏坐成一片，日本人用竹竿在人群中隔出一条线，竹竿前面的人站起来，走到30米以外被枪决，然后再划线，再枪决一批。

陆川：后来没有人敢站起来了。残忍的细节观众已经知道了，我就不拍了，拍了就又成喊口号了。拍着拍着，我就发现，如果像陆剑雄（刘烨饰演）这么醒目的人还能从城里逃掉，要么是我对观众智力的侮辱，要么是我对自己的侮辱。当时，日本人像过筛子一样抓青壮年，见面就是一枪，根本不可能逃走。

大众电影：刘烨是一个明星。陆剑雄死得这么早，对影片的商业价值会有一定影响。

陆川：现场确实给了我太多的东西。一开始，我想先按照剧本拍，其它的先不动。后来，等我们先把现场和人物做到了逼真的程度，场景就开始反过来拷问剧本了。有时候现场会让人有灵魂附体的感觉。两千多群众演员向我冲来的时候，我不寒而栗。原来指挥官也是可以跑掉的，这个当场我就拍板的，指挥官不可能跑，历史上就是很多指挥官被踩死在挹江门。我不要因为自己的一个小的软弱，影响整个戏的真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片不是写出来的，是现场干出来的。

一件棉袍的三十个标准

大众电影：现场的逼真感给了《南京！南京！》许多意想不到的灵感，那么您如何呈现、坚持这种逼真感的？

陆川：收集资料的时候，我神奇般地遇到了一个大哥，他的名字叫樊建川。樊建川是抗战文物收藏家，在四川安仁，他自筹资金建了一个博物馆镇。一个镇子里，全是各种各样的抗战文物博物馆。我打电话给他。他一接我的电话，第一句话说的是：“陆川，我也在找你。”后来，樊建川把他的仓库打开了，让我像虫子一样随便啃他的资料。仓库里有日本人的日记，一本一本放在那儿，上面有他们的作战图。因为他们的日记里有很多汉字，你会读懂一些。樊建川收藏的许多文物，给了我们许多枪械真实、最基础的样子，有了它们，我们才能一比一的仿制。电影中甚至用了一些像水瓶、水壶等不易磨损的文物。

大众电影：黑白片需要这样大动干戈吗？

陆川：这种差别，观众看不出来，但演员能看出来。演员有感觉，观众就有感觉。我最终要的不是衣服真不真，而是观众看这个演员真不真。我这一切都给做到最真。我不能说一切都弄得不真，让演员凭感觉“裸奔”着演戏，这对演员要求太高了。我要在八千多万的预算能够承受的范围内，给演员一个绝对真实的环境。除此以外，皮靴、腰带、皮具、子弹盒，全部都是做的，完全按照日本陆军的书、图片，还有一些文物复制的，做旧之后根本看不出来，绝对是“高仿”级别。其中两千件难民服装是我们自己制作的。在此之前，我们也从长影、北影租了些服装，但是后来，我们自己还做了两千套。那些租来的服装在我们做的服装里，像沙子一样碍眼，看着难受。那些借来的衣服特别薄，省工省料，我们做出来的衣服里的棉花的褶皱是堆着的。那时候人穿的衣服跟现在人不一样。我要我的服装师和美术师做出那个时代的陌生感。一开始做得都不像，我就要求美术部门重新读图，重新分析图到底怎么回事。一件棉袍，至少有三四十个特别细致的参数：肩膀溜到什么程度，袖子长多少，袖子是瘦的还是宽的，棉花在底下堆成什么形状，下摆是怎么回事。那个时候一件棉袍是一个值钱的家当，夏天可以拿出来晒的，冬天没钱了可以当了换钱。给刘烨做一件棉袍，费老鼻子劲了，前后半年一遍一遍地试。我们判断是否像就一个标准，是要像旧照片一样。等刘烨的定装照一出来，真是像极了。这次群众演员的造型也非常成功。那两千件衣服没白做，所有穿上衣服造完型的群众演员，像极了那个时代的人。他们的造型一点也不比明星差。

大众电影：您为什么执著于这些普通观众很难看出来的细节？

陆川：我觉得抠细节的时候心里踏实，其实我有一种极度的不安全感，觉得一个细节照顾不到，整个电影就完了。实际情况肯定不至于这样，但我心里一直很焦虑，我不知道是不是属于病态的，但是确实很焦虑。我在当兵之初就开始看中国电影和电视剧，做一个中国电影的爱好者，后来变成一个电影的创作者。我希望看到一个真实的、打动你我的东西。有机会做的时候，我会逼自己想出无穷无尽的招数去逼近真实。可能对观众来说，多一点少一点不是那么重要，可是这些真实对我来说极度重要。我好像在跟自己较劲，就要这一瞬间的真实。

范伟：我为影片提供了父亲和丈夫的经验

在《南京！南京!》里，唐先生是“冰冷的电影里的一抹亮色和一抹暖色”。

范伟在电影《南京！南京！》中扮演拉贝的翻译唐先生。这个角色前半段是个汉奸，后半段是个英雄。唐先生这个角色让看惯范伟喜剧表演的观众有些意外，就连他自己也觉得忐忑不安。唐先生懂两门外语，算是范伟演过的角色中学问最大的。可是唐先生虽然书读得多，在为人处世上却极其天真。在日本军队屠城的当口，唐先生竟然把自己的全家都接回南京，认为家人只有跟着自己才安全，只要跟着拉贝，这场战争就与自己无关。唐先生为了保护小家的安全，对日军抱有幻想，出卖了拉贝保护区内藏有国民党伤兵的秘密，换来一纸协议。结果在经历太太被抓、女儿被扔到楼下、小姨做了慰安妇等一系列打击之后，终于醒悟，把活下来的机会让给了太太和同事。唐先生被枪决之前，对不懂中文的日本兵说了两次：“我的太太又怀孕了。”

成为唐先生

2007年初，陆川找到范伟演《南京！南京！》里的营长。范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陆川会找自己演一个军人。陆川说范伟看着像那个年代的军人。范伟笑着说，自己演农民还差不多。陆川说：“您别忘了，那个时候当兵的都是农民。”后来，两个人聊起范伟的腰伤。范伟一弯腰：“只能弯成这样，趴不下来。”得知这个营长要跟着刘烨上蹿下跳，与日本兵进行巷战，范伟说自己肯定不行。后来，随着剧本的修改，营长这个人物就慢慢消失了。

放弃了营长，很长一段时间以后，范伟又接到了陆川的电话。陆川说上次和他见面之后，他意外地发现，生活中的范伟跟屏幕上的他，性格反差很大。范伟生活中的性格，跟剧本中的另外一个人物唐先生很像。起初，范伟以为陆川在说客气话。出于礼貌，他还是让陆川把唐先生的人物小传传过来。看完唐先生的人物小传之后，范伟就不由的感慨，陆川看得真挺准的：“他看到我内心很柔弱、很细致的那一面。”

一个父亲和丈夫的抉择

在《南京！南京!》里，唐先生是“冰冷的电影里的一抹亮色和一抹暖色”。在范伟看来，演好唐先生的关键，是把唐先生从一个知识分子，还原成一个父亲和一个丈夫。从父亲和丈夫的身份出发来演绎角色，唐先生才会有生命力。后来，陆川就加进了唐先生和孩子疯玩那场戏，还有讨好老婆的细腻感觉。当时南京全城都沉浸在恐怖之中，老婆急得摔摔打打起来，唐先生还能贴在老婆身边说出“今天晚上我们俩睡哪张床”之类的玩笑话。这些情节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不算什么，但是在当时的环境，特别能表达出一个父亲和一个丈夫的温情。

范伟这样分析，唐先生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他的责任很多。他认为只有把老婆孩子接到身边，他们才能安全。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唐先生家的条件还比较优越。别人都露宿街头，他们还可以在阁楼上打麻将。唐先生为了一家老小的安全着想，作为一个翻译，他深知沟通的重要性，将来家人出去见日本人，不能因为不会日语而被“误杀”，所以学日语，先要学问好。家人打麻将打得热火朝天，唐先生背着孩子，拿着小本，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教大家日语“朋友”的发音。尽管这个场景很滑稽，但这是一个丈夫和一个父亲最正常的逻辑。

日本人把唐先生的孩子扔出窗外那场戏，这个情节原本是把孩子踢死，但在实际拍摄过程中，不能真的踢孩子。为了追求节奏的突然改变，范伟和大家设计了这样一个细节：唐先生的孩子不知道日本人可怕，日本兵来了，她竟然用小手去打了日本兵。日本兵一把抓过唐先生的女儿扔出窗户，把唐先生的协议扔在一旁。陆川跟范伟说：“这时候唐先生没有别的角色，就是个父亲。咱就想想，要是咱孩子被扔下去会怎么样呢？”实拍的时候，范伟眼前并没有真的小孩。不过，他所表现出来的爆发力让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范伟对着镜头哭得撕心裂肺，顾不得窗户上的金属门插，拼命拍着窗户。一条拍下来，范伟的手已经拍得血肉模糊。那场戏让范伟记忆犹新：“我一想我闺女要是被扔下楼去，我就得这样！”

同样是生离死别，丈夫与父亲的处理方式又截然不同。范伟与秦岚告别那场戏，秦岚哭得一塌糊涂，而他自己却一滴眼泪没掉，还许诺把下个月的薪水像往常一样交给妻子。这是属于一个丈夫的告别。与妻子告别之后，便是唐先生被枪决的镜头。那场戏其实只有两个镜头。第一天环境不好，陆川先不拍了，让范伟先沉淀一下，自己要把环境再布置一下。一开始，范伟还有点着急，后来，他却庆幸这个选择。因为第一天要拍，就不会有后边那么好的效果。许多丰富的细节，全靠当时现场的激发。

第二天范伟来到现场之后，发现场面跟第一天完全不一样了。在唐先生被枪决的地方，已经被种满了蒿草，显得格外凄凉。唐先生的台词还是跟第一天一样：我的太太怀孕了。然后走开了。走戏的时候，范伟突然觉得一句不够。他跟陆川说，要两种方法都尝试一下。一种方法是照原来的，另外一种方法是范伟跟日本兵说：我的太太怀孕了。走开之后掉头回来，再说一次：我的太太又怀孕了。思路被打开以后，范伟还为唐先生想出了许多丰富的细节，比如唐先生不吸烟，后来日本人给了他烟之后，他狂吸了两口，显示出中国文人的硬气。一般枪决的时候把黑布蒙上，唐先生却说不要蒙，而且把眼镜给戴上。回忆起这个细节，范伟显得十分兴奋：“我就是要眼睁睁的看着你枪毙我，然后我还跟你说一句，我的太太又怀孕了。我把中国人的种带出去了，我让我媳妇把中国人的希望带出去了！”

拍唐先生被枪毙的时候，范伟需要一个中枪后倒地的镜头。范伟本来就有腰伤，拍这个镜头时，陆川十分担心。可是，范伟自有一套自己的表演绝招，开拍之际，他没有排练。拍戏的时候，范伟身上埋着炸点。炸点一响，范伟“咣”地一声倒在地上。开拍之前他还在担心他的腰会被震伤，可是一开机，他就什么都不顾了。后来，副导演告诉范伟，在拍摄之前，他们已经做过很多试验。这个动作很难，需要人在中枪后人直直的倒地，别说普通演员，就算是武行出身的演员，在倒地的一瞬间，总会下意识地较一下劲。范伟能够这么顺利地演完，让他们十分意外。唐先生被枪毙以后，范伟和陆川为了突出凄凉的感觉，还设计了唐先生的鼻涕流出来的细节。

从《南京！南京！》建立的信心

演出《南京！南京!》对范伟来说，是一次很特别的经验。他几乎从来没有在一个剧组呆过这么长时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剧组的生活就是黑白颠倒地赶戏。他很少有时间，能把角色塑造得如此极致。范伟在《南京！南京！》的亲身经历，让他建立了一种信心，在当今的剧组环境中，只要肯花时间和功夫，一样能能塑造出优秀的角色。范伟第一次在怀柔看片的时候，陆川正在外面忙着招呼其他客人。看片期间，范伟不知道，陆川其实早就进来了，悄悄地坐在后面看自己。范伟看片子以后，被深深震撼，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后来，陆川对范伟说：这个戏从原来六个小时剪到两个多小时，每个主角的戏都剪了许多，你的戏份剪成这样，你没当着我的面，还在鼓掌，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范伟在大银幕的形象很正，在《看车人的七月》中，他是拿板砖拍流氓脑袋的看车人老黑，在《芳香之旅》中，他是毛主席接见过的工人劳模。但是在小荧屏上，范伟形象又很诙谐，他与赵本山的多次合作强化了这一印象。观众们见面就喊范伟“药匣子”和“谢谢啊”。对于范伟这次在《南京！南京！》里扮演唐先生这个角色，范伟认为，在他身上并不存在什么“转型”。喜剧人物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是在耍宝，一定是别人看着他可乐。正剧人物也一定有他的弱点。无论正剧还是喜剧，范伟都会为人物找到合理的入口，让观众看起来自然、舒服，不生硬。

彩色胶片的黑白冒险

因为没有批量的影片去养这个行业，使得每部战争片都要自己做试验，很多现成的经验没有传承下来。

决定把《南京！南京！》拍成黑白片，是陆川和摄影师曹郁去四川建川抗战博物馆的抗日战俘馆后决定的。一进抗俘馆大门，两个人立刻被里面的巨幅照片震撼。那些照片多是战俘被执行死刑以前的样子。那些人的脸，与现代人几乎没有区别。有些人虽然穿着破破烂烂的国民党军服，但透着一股洋派。战俘们脸上所呈现的精神感和文化感，让陆川和曹郁觉得，南京大屠杀这个题材一定是属于黑白，不需要彩色元素的干扰。

技术进步带来的复古难题

在陆川和曹郁定下《南京！南京！》用黑白胶片拍摄的一瞬间，各种“不可能”和“第一次”接踵而来。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在彩色胶片上拍出黑白的效果。这种困难，有点类似于现在的黑白照片比彩色照片更贵的道理。同黑白胶卷一样，由于现在针对黑白胶片的工艺已经很少用到，很多设备根本不支持黑白胶片。如果强行拍摄，在洗印时，会遇到各种偏色问题。在拍摄的过程中，许多特技需要演员站在一块大蓝布或者绿布前表演，之后再把演员从背景中“抠”出来。这就决定许多镜头不能直接用黑白胶片拍摄。一个黑白拷贝要比一个彩色拷贝贵两万元，如果发行700个拷贝，制片方就要多花1400万元。基于以上种种考虑，《南京！南京！》变成了一部用彩色胶片拍摄的黑白电影。

除了工艺上的难度，陆川和曹郁还面临意识上的考验。如何处理黑白影像效果，对第一次接触黑白片摄影的曹郁来说，是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在刚开始的技术实验中，曹郁先拍了很多次试片。光是把彩色转换成黑白的试验，就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因为彩色的胶片转换黑白的时候会出现偏色，而且偏出来的颜色不仅不规律，还没法预测，按工艺的原理，这种偏色几乎是不能避免的。曹郁解释，出现这种效果的原因不是没做好，而是“人家工艺系统没这个设计”。他举例，比如用彩色胶片拍完以后，进入电脑，把它变为黑白的，再输回去。在进电脑、出电脑的过程中，也能产生一个黑白的影像，但跟胶片本身又不匹配了。为此曹郁想了很多办法，甚至还找到了设计这套系统的工程师本人。工程师来了一看，直接告诉他们不可能。这使陆川和曹郁一度绝望。但是，心中拍出一部最好电影的欲望和决心，让他们决定一定要完成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之后的几个月里，他们查了很多资料，还获得过柯达公司的帮助，最后用电子加化学的土办法，“非正规的”调整出彩色转黑白的效果。

如果说技术上的难度一度令人绝望，黑白影像对人磨炼则更加漫长。从2007年2月开始，电影开拍前8个月，曹郁和他的摄影团队就开始做大规模的测试。在《南京！南京！》的拍摄过程中，曹郁完全使用纪录片的方法拍摄。这种“纪录”的手法，也是在试验人物造型时找到的感觉。在给日本演员定装的时候，摄影机是放在三角架上的。曹郁感觉不好，后来安了一个肩扛的架子。摄影机逼近了人脸拍，感觉就全对了。纪录的拍法对现场的要求很高，他之所以敢用这种拍法，完全在于，拍摄之前，镜头里的所有影像都是经过多次精确试验。《南京！南京！》是一部“内紧外松”的电影。

《南京！南京！》里所有的大场面是没办法打灯光的，必须用自然光。日本人庆功的舞蹈，人皮肤上闪亮的高光，全是自然光，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曹郁说如果拍戏那天，恰巧不是晴天，全组人都要等着，一天就要消耗好几万元。这样的决定，如果没有导演的支持，摄影是很难实现的。比如拍教堂那场戏，每天只有早上10点半到下午1点半的光是合适的。于是，那几天每天真的只拍三个小时。最终，那场戏里的每一个镜头里的光束都是最漂亮的。

在每场戏拍摄之前，曹郁会在美术的配合下，先把每一个场景用的色调，在电脑上都模拟出来三维图形，然后把这个镜头用摄影机拍下来，再用同样的方法把服装、化装、道具拍下来，分别比较颜色。在现实生活中，红和绿的差别很大。但在黑白画面里，红和绿、黑白都是差不多的灰色。在拍戏的时候，日本人必须穿黄色的军服，但是黄色体现在黑白视觉里应该是什么样的灰，就需要工作人员在几种黄色里进行细致的挑选。比如最简单的血，在彩色电影里血是红的，但黑白影片里，通常拍戏使用的血浆从头上流下来，感觉像脏水一样。这就需要化装部门把血颜色变深，粘稠度变高，才更像血。

大规模军事试验

《南京！南京！》为人称道的战争场面，更是离不开各部门的精确试验。战争场面中最常出现的烟火，在电影里也成了难题。爆炸之后，是放白烟，还是黑烟，还是两种烟同时放？如果同时放，是黑的多，还是白的多？两种烟雾在空中交汇，以什么姿态和比例才能出现最好的层次感？所有的一切都要经过试拍，每一个元素的精确，才能构成一个优美的影像。

因为陆川要求《南京！南京！》要有纪录片的感觉。所以，很多场面和人物都必须做旧做真，才能有老纪录片的效果。这对一直习惯拍彩色片的剧组制作成员来说，似乎成了经历各种科学实验最多的一次拍摄。《拯救大兵瑞恩》是《南京！南京》主要的参考片，主创们看得不是剧情，他们主要看子弹怎么打在建筑物上，还有各种各样的爆破效果。看过之后，众人突然发现这类片子里的手榴弹、子弹或者炮弹都是带明火的。爆炸之后会有火光效果。可是《南京！南京！》是以灰白为主的，火光很难表现出来。为此，《南京！南京！》的副导演之一李星专门找八一厂火药专家做试验，配出表现飞机烟雾的TNT粉末比例。他们大概做了两次试验，就得到陆川的认可。

为了画面的真实效果，《南京！南京！》团队技术人员在追求细节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比如解决了爆破效果以后，他们又对各种武器专门列了一张单子，细分出手枪、三八大盖枪、机枪、坦克炮、迫击炮等各种武器，然后分了好几类做试验，研究各种子弹分别落在墙上、水泥地上、人身体上是什么效果。虽然实际拍的时候没用那么多，一系列试验确保了影片整体效果的完美。

在做实验的过程中，《南京！南京！》的技术团队也像科学家一样经历了不少失败。比如为了实现刺刀捅肚子的效果，一个美术师往一个助理的肚子上倒上石膏拓模，再用橡胶做成“肚子”，用来表现刀扎肚子之后的血流镜头。实验的时候，他们重点选了三个人，先让他们带上肚模，然后工作人员也穿上日军的服装躲在后面，刺刀一扎，马上用注射器在肚子里插个管子，往外摁血，结果实际效果并不好。从特写镜头里看，弹簧刀扎下去，肚皮没有陷进去的效果。

为了镜头的真实感，《南京！南京！》剧组人员还拿自己做了不少实验，比如表现人被砍头或中枪以后倒下的姿态，剧组工作人员找了不少参考。这个场面既要真实，又要视觉上舒服。结果试验中，他们发现表演这种倒下对一般人来说很有难度，因为正常人肯定会下意识做一个自我保护的动作，而且倒下去身上还是会受力，而真正枪毙的时候，一枪打过去，人会像麻袋一样倒在地上。他们拿自己做试验的时候发现，直接倒地很难做到，最后还找了专业武打演员来做这个实验，效果也不好。最后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到了实拍的时候，好多群众演员真的愿意特别脆和狠地摔下去，好多长镜头一气呵成，显得特别有底气。

李星说，在《南京！南京！》拍摄之前，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只能花时间做试验。一开始，他们不明白既然已经给了委托公司或个人那么多参考影片和参考图片，为什么还是做不好。后来才明白，国内每年涉及到特效化装的片子也就一部到两部，没有那么多片子养着这个行业，所以没有形成产业，再加上好多特效师都是化装师起家，在意识层面还比较落后。因为没有批量的影片去养这个行业，使得每部战争片都要自己做试验，很多现成的经验没有传承下来。现在看《南京！南京！》在这方面的试验，让中国电影多了一整套可信的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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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辛加坡 冯湄 苏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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