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回忆
时间：2020-03-27 05:20:5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1937年底,上海、南京等地相继失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此后不到一年时间,1938年10月,日寇又攻占广州、武汉。桂林成为沟通重庆、香港和沦陷区的枢纽。
我党利用蒋、桂之间的矛盾,在周恩来同志主持的南方局领导下,在桂林开辟了国统区抗日政治文化运动的又一新据点。大批进步作家和文化界人士如郭沫若、茅盾、夏衍、巴金、欧阳予倩、田汉、邵荃麟等,先后云集桂林,使桂林文化、新闻、出版事业蓬勃发展起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文化运动,从而使桂林成了著名的抗战文化城。
1936年6月,广东陈济棠与广西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发动了一幕假抗日真反蒋的“六一运动”(亦称“两广事变”),并发布宣言要出兵北上抗日。对此,蒋介石声称“两广事变”、“西南异动”,扬言要实施出兵镇压,一方面集结军队实施弹压,另一面又施展“银弹战略”,瓦解粤桂联军。结果,首先是广东陈济棠被打垮,空军全部、陆军一队被蒋收买,继而欲取广西,这时救国会派出杨东莼到南宁,联系李宗仁、白崇禧,支持广西抗日运动;李济深、蔡廷锴等亦先后抵达邕城,准备在南宁成立“抗日政府”。中共中央发表了“八一声明”,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敦促各方联合抗战。
在面临军阀混战重演、民族危亡之际的紧急关头,蒋介石被形势所逼,不得不与李宗仁、白崇禧和谈,双方达成妥协,一场虚假性质运动的表演虽未获得成功,但广西抗日的名声大噪,吸引了不少进步的文化人士来到桂林。之后,广西省会由南宁迁至桂林(广西省会原在桂林,辛亥革命以后迁南宁),桂林仍是广西的文化中心。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桂林成为西南大后方重镇。于是,大量进步文化人士云集桂林,利用蒋、桂间矛盾,积极、灵活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尤其值得指出,中共1938年在桂林设立了“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广泛团结各党派、各方面的进步人士,以多种形式和反动势力作斗争,使桂林的文化救亡运动更加深入,蓬勃发展,因而使桂林文化城闻名于世。
抗战刚开始,在桂林成立了一个“国防艺术社”。当时属第四集团军,李宗仁认为所谓“第四集团军”是北伐后期蒋介石部队的编制番号,桂系与蒋介石有矛盾、李宗仁便取消了“第四集团”番号,将广西部队改为第五路军(当时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随之“国防艺术社”改为“第五路军总政治国防部艺术社”,政治部主任韦永成、程思远先后兼任该社主任,实际主持工作则是李文钊。
“国防艺术社”编制设立总务、戏剧、音乐、美术、电影、宣传等几个部门,总务主任先后由蒋资深、王兰、程延渊担任;戏剧部主任是白克。当时戏剧部是“国防艺术社”的主要力量,演出过很多进步戏剧,影响比较大,有欧阳予倩的《青纱帐里》、夏衍的《一年间》、田汉的《春回大地》、洪深的《飞将军》、曹禺的《雷雨》以及《夜光杯》、《前夜》,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等等,激发了人们的斗志,收到了极好的效果。
宣传部主任是熊绍琮(笔名司徒华,后在皖南遭特务杀害);音乐部主任是陆华柏;美术部主任是阳太阳;电影部主任是肖照。
当时“国防艺术社”还办了一个名为《战时艺术》的刊物,这份刊物共出了十几期,在这份刊物上发表过文章、作画、插图的人很多,有茅盾、欧阳予倩、艾青、阳太阳、焦菊隐、陆华柏等人。
此外,还设有个附属机构——《广西摄影通讯社》,由李文钊兼管,陈迩冬也曾负责一段时间,拍摄了许多前方抗战、后方支前的照片,并向国内外报刊和新闻社发稿。
一直到1939年,数年间,桂林还出版了许多进步报纸和杂志。其中以《救亡日报》作用大,影响尤为显著。该报1939年1月在桂林复刊,至1941年2月28日因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国民党称为“新四军事件”)而被迫停刊,办了两年零1个月又18天。这份虽是一张四开小型报纸,但它是一份全国文化艺术力量团结战斗的报纸,也是一份宣传抗日救亡的全国性的、群众性的报纸。主要负责人是夏衍、廖沫沙、林林、高汾、张尔华。
后来,重庆《新华日报》也在桂林设立分社,不仅公开发行报纸,还出售一些重庆的进步书刊。这样一来,对桂林新闻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促使桂林各家报纸改变作风,因而出现蓬勃发展的新气象。变化最大的是《救亡日报》的副刊《文化岗位》(林林主编),在促进思想活跃上起了带头作用。后来,在夏衍的倡议下,还办了小副刊《草地》,之后干脆改成每日的《十字街》日刊,开辟了寓教育于趣味性和知识性的新道路。首先影响了桂系的《广西日报》,该报在莫乃群的主持和艾青、陈芦荻主编努力下,预约知名人士为副刊撰稿,很受读者欢迎。艾芜也曾主编《桂林晚报》副刊,办得十分活跃。这时从湖南迁来的《力报》、由聂绀弩主编的副刊《新垦地》,大胆泼辣,很有独特风格。总之,大家互相支持、互相竞争,促进了创作繁荣,培养了大批文化青年,有些后来成了知名作家和评论家。
1942年5月中旬,在桂林发生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一些文化界进步人士在“嘉陵川菜馆”为著名诗人、民主人士柳亚子58岁生日祝寿,前来祝贺的有100多人,有何香凝、朱蕴山、陈劭先、欧阳予倩、宋云彬、王文彬、王一凡、田汉、符浩、孟超、傅彬然、尹瘦石等。
柳亚子1941年末寓居于香港,不久香港、九龙遭日寇侵占,他和一些在港文化人辗转流离来到桂林,大家为他祝寿,是文化界一次继续坚持斗争的再集合,也是一次向蒋介石示威的壮举。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柳亚子在香港通电全国,为新四军呼吁,痛斥蒋介石。蒋十分恼火,但又无可奈何,于是以所谓“总裁”身份,没有通过任何手续,竟开除同盟会元老柳亚子的国民党党籍。事后柳亚子得知并风趣地说,倒是我应该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后来,他果真在报上发表“开除蒋介石党籍”的声明。
在中共领导下,西南各省桂、粤、湘、赣、云五省戏剧团队于1944年2月15日至5月19日,在桂林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剧展,简称“西南剧展”。
1943年冬,国统区的进步戏剧运动正处于艰苦困难的环境中,广大戏剧工作者为检查抗战以来戏剧运动的成绩,总结经验、加强团结,迎接新的斗争,希望有一次戏剧界的大集合,于是在中共支持下,由欧阳予倩、田汉、熊佛西、瞿白音等人提出举办西南剧展的倡议。1943年11月,成立了由欧阳予倩、田汉、熊佛西、瞿白音、丁西林等35人组成的大会筹备委员会,欧阳予倩任主任委员。筹委会聘请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担任大会会长,并以黄的名义邀请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陈诚、蒋经国等国民党上层人物担任大会名誉会长或指导长,从而使大会得以顺利举行。
1944年2月15日,“西南剧展”在广西艺术馆正式开幕。参加戏剧演出的有来自广东、湖南、广西、江西、云南等省的32个艺术团队,近千人参加了大会。开幕式上,欧阳予倩报告了大会筹备经过,田汉回顾了抗战以来中国戏剧工作者的战斗历程和所取得的成绩。
“西南剧展”主要进行了“演出展览”、“资料展览”、“工作者大会”三项活动。2月16日至5月19日,举行了戏剧演出展览。广西、湖南、江西,广东4省的28个文艺团队参加了演出。除京剧、桂剧、歌剧、民族舞蹈、傀儡戏、杂技、马戏等节目外,有17个话剧团队演出了21个大型话剧。一些戏剧团队还联合公演了一批活报剧和独幕剧。主要剧目有:新中国剧社的《戏剧春秋》、《大雷雨》,剧宣四队的《家》、《蜕变》,剧宣七队的《法西斯细菌》、《军民进行曲》,剧宣九队的《愁城记》、《胜利进行曲》,广西省立艺术馆实验剧团的《旧家》,七战区艺宣大队用粤语演出的《洪宣娇》、《蜕变》,中国艺联剧团用粤语演出的《茶花女》、《水乡吟》,广东艺专用粤语演出的《百胜将军》、《油漆未干》,中大剧团演出的《皮革马林》,中国实验剧社演出的《飞花曲》,复兴剧社演出的《塞上风云》,祁阳被服厂剧教队演出的《两面人》,西大青年剧社演出的《日出》,四战区艺宣大队演出的《鞭》等,反映了中国戏剧工作者在抗战剧运中所取得的突出成绩。演出期间,大会还组织了以田汉为首的10人评论团,对会演进行观摩、指导。
3月17日至4月5日,大会举办了为期20天的戏剧运动资料展览。展出内容有中国话剧运动发展史料、剧作家的原稿、手札和创作资料,各戏剧团体的工作报告、团队史、创作演出情况,外国朋友赠送的戏剧资料等,计有各团队文献375件,统计图表56张,作家原稿、手札等25件,舞台设计图64张,舞台模型62件;京剧及桂剧孤本79件,京剧脸谱163件,剧照、团体照、作家肖像205帧,总数达1029件,展示了中国戏剧的发展历程,给广大戏剧工作者进行了一次形象化的戏剧运动革命传统教育。
3月1日至3月17日大会举行了戏剧工作者大会。会议报告分工作、专题、学术三部分。欧阳予倩的《剧运工作之开端》、田汉的《当前的客观形势与戏剧工作者的新任务》、熊佛西的《戏剧大众问题》、张客的《演剧队的作风》等,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话剧的现状和发展方向,交流了经验,确定了深入群众、坚持抗战基本方针,给与会者以很大的启发。
“西南剧展”是一次在国统区进行抗日进步剧演活动的大检阅。大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抗战进步的原则,通过三项有意义的活动,展示了西南地区戏剧运动的成果,促进了戏剧界的团结,为迎接抗战胜利作了准备。
紧接“西南剧展”后,1944年6月18日至20日,以田汉为首,在桂林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国旗献金大游行”。
当时日寇沿湘桂路大举进犯,衡阳保卫战正在进行。日军从衡阳逼近桂林,形势十分危急,一些达官贵人巨富及懦夫、怯汉,看见前方战事吃紧,纷纷逃亡躲避,有的逃亡到重庆。为支援前方,鼓舞前线抗日战士士气,增强斗志,由李济深、柳亚子和桂林开明绅士龙积之出面,田汉组织并调动剧展人员举行了一次国旗大游行。
游行队伍的前导是一面由16人抬着特制的大国旗,随后一队敞蓬汽车有3位老人坐在上面,用扩音器向群众广播,宣传鼓动,后面是浩荡的步行队伍,人们高举彩旗,高呼口号,号召市民、商店、银行来捐钱,支援前线抗战。游行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有些人从楼上丢钱下来。然而也有一些商店不太乐意捐钱,龙老先生便下车走进店铺,亲自动员说:“我这样大的年纪了,求求你们拿出点良心来,支援前方将士。”龙老先生曾参加“戊戌变法”,为支援前线卖尽自己的田产支援抗战,一时传为美谈。这次大游行,不仅募捐到现金,还有一些贵重物品及手饰。
今天我们回忆“桂林文化城”的往事和峥嵘岁月的历程,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令人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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