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桂剧的政治表达
时间：2020-03-27 05:22:5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民国时期广西一批爱国精英和当地统治者借桂剧以开启民智、开通风气、培养爱国精神。民国时期桂剧的演出活动是和当时的社会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桂剧演出活动能够在无形中体现出当时社会的政治思想，而统治者当局也将桂剧作为一种宣传工具，在桂剧的表演中不时的流露着乡村民众对时代变革和地方政治的看法，而桂剧的兴衰变化，也折射出政治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力。
[关键词]民国时期;桂剧;社会政治
民国时期指的是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段不平凡的时期。广西在民国时期被分为两个阶段：旧桂系（1911-1925年）和新桂系（1925-1949年）统治时期。在这两个时期，桂劇均出现过繁荣期。整个民国时期可以说是桂剧大发展时期，班社和科班林立，演出活动频多，旧桂系首领陆荣廷和新桂系首领李宗仁都扶持过桂剧，促进了桂剧的发展。抗战时期欧阳予倩主张桂剧改革以及1944年第一届“西南剧展”活动，使桂剧声名大振。与此同时，桂剧扮演着民众与政治之间的桥梁，统治者当局利用桂剧宣传政策，并对演出思想做一定的限制，但是人们也从桂剧的演出中得到思想的觉醒。
一、民国时期桂剧的繁荣
在以陆荣廷为首的旧桂系军阀统治时期和以白崇禧、李宗仁等为首的新桂系军阀统治时期，都对桂剧艺术进行扶持，使桂剧在民国时期出现了短暂的“繁荣”。尤其是新桂系军阀统治时期，对桂剧的全面改革和1944年在桂林举办的第一届西南戏剧展览会，是桂剧历史上划时代的壮举。
（一）旧桂系时期桂剧的繁荣
清宣统三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各省先后响应，广西亦于十一月宣布独立。“革故鼎新”成为一时风尚，桂林开办戏院和建立桂剧女科班福珍园，开创了桂剧新风尚，桂剧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彩调也挣脱了“女不唱调”的桎梏，出现了一批女演员，并进入城镇演出，甚至演出了《劝诫洋烟》《推翻满清》这类反映时事政治的剧目。
广西独立后，原提督陆荣廷成为广西都督，独揽军政大权，因系南宁市武鸣县人，发迹于桂南，为巩固势力，遂将广西省会由桂林迁至南宁。因陆荣廷是市井出身，爱好戏曲，带着桂剧艺人周兰魁、李玉亮等至南宁组成行当齐全的军中戏班“从军乐”，桂剧开始在南宁演出。其后又有一些科班相继来邕。民国四年底，陆荣廷组建“军民乐”班，以连队建制，着清朝海军服，佩带襟章。这些随军的戏剧班社，除为官府唱堂会外，还常到部队慰问演出。民国八年，又招收当地调子班，随军演出。这些班社在陆荣廷回武鸣旧居，或赴宾阳、上林巡视时，常随之演出，促进了地方戏剧的发展和交流。
陆荣廷统治广西期间，依附袁世凯成为独霸一方的桂系军阀。为扩充兵源巩固实力而多方筹集军饷，成立“筹饷公司”，公开贩烟设，课以重税。于是，广西大小城镇乃至乡间圩场，赌风大盛。赌头为招揽赌客，包请戏班搭台演戏，形成了“无戏不成赌”的畸形繁荣，原有的桂剧班社远不能满足赌场的需要，于是，广东的粤班，湖南的祁剧、花鼓戏也闻风而来。这也造成了民国初年桂剧科班林立的现象。由于班社在赌场日夜演出，上演剧目场场求新，于是“搭桥戏”“连台本戏”应运而生。《包公案》《彭公案》《施公案》《济公传》等小说成为演出剧目的主要来源。当时，桂剧、彩调都出现了一批“搭桥”“担纲”的专门人才。大演赌戏也使戏曲舞台出现了《杀子报》《大劈棺》《金莲调叔》《二嫂嫂进城》等凶杀、色情和低级趣味的坏戏。
（二）新桂系时期桂剧的繁荣
1925年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桂系势力控制了广西全境，其势力又被史学界称为“新桂系”。20世纪20年代，广西地方戏曲与外省其他剧种的交流也较为频繁，对广西戏剧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如，广东的粤剧，湖南的祁剧，广西地方的小戏牛娘戏、采茶戏、师公戏乃至壮族土戏，在不断吸收各个剧种的同时逐渐趋于成熟。
面对当时桂剧的情况，桂林城中的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对桂剧的现状和未来予以关注。由于当时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桂系政府在广西实行民主、亲民的统治路线，为应广大群众的呼声，新桂系在治理广西时提出了一套“三自”（自卫、自制、自给）、“三寓”（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幕）政策，思想上也加强了统治，并且当局认为桂剧作为广西的代表性剧种，在艺术上有独特的长处又深受百姓喜爱，理应扶持，应加以改进以免没落至毁灭。一方面“宣传党义，唤起民众，灌输革命的新文化，提倡社会艺术”;另一方面以省党部、宣传部、青年部、妇女部为核心，组织了广西革命剧社。在此号召之下，有十余县也相继成立各地革命剧社。民国十六年，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宣传部饬令南宁各剧院“听候派员审查戏剧”，认为：“各种戏剧亦属于宣传性质，且具有极大的威力，转移人心，极为迅易。故凡戏剧排演，稍一不慎，则贻害社会良深，甚至演成反动戏剧，足以危害党国。”
1935年在桂林成立“广西戏剧改进会”，由爱国人士马君武担任会长，并在“戏改会”的名下成立了桂剧团。马君武邀欧阳予倩来桂全权负责桂剧的改革工作，欧阳予倩说：“戏改会作为民间推动桂剧的学术及事业机构，吸纳了许多成员，都是国内有最高地位的教育家、绅士兼学者。”并且也得到许多来自政界、文学界各方面的雄厚资金与人才的支持。欧阳予倩也全身心投入到桂剧的改革之中，对桂剧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革，发表了《关于旧剧改革》阐明改革旧桂剧的改革目的以及方法。
1944年初，欧阳予倩、田汉、瞿白音等为迎接更加艰苦而持久的战斗，团结所有人的力量一致对外，借艺术馆落成之际，倡议组织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得到社会各界大力支持，并于1944年2月在桂林举行。剧展以话剧为主，也邀请了评剧、桂剧、湘剧等参加展演。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戏剧展演活动，有数百个单位1000多人参加。剧展开幕的首场演出是桂剧实验剧《木兰从军》。剧展期间还召开了有500多人参加的戏剧工作者大会，通过了“提高戏剧工作者之积极性”“克服偏向”“组织前线劳军团”等37项提案;同时还举办了有关“改革旧剧”等专题座谈会;会议还通过了宣言和《剧人公约》。但是短暂的繁荣之后，桂剧遭到了破坏。1944年7月，日军频繁轰炸桂林，并沿湘桂路南下，政府组织市民做大规模疏散，很多桂剧艺人也流散到乡村或偏远圩镇。
二、民国时期桂剧的政治教化
广西虽地处国家边疆地区，受中央辐射力量小，但由于新旧桂系政权的出现以及抗战时期大批精英迁入广西，桂剧与政治有一定的联系。这一时期桂剧演出内容所反映的亦是社会变迁、教化民众的内容。此时期桂剧所创作的大部分剧目是根据当时社会情况所改编的历史故事。在桂剧生活化的表演中，时代变革下的乡村社会也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创自民间的桂剧并不乏宣传时代政治的内容，也不吝于称赞社会上出现的新思想、新事物。
近代以前，在历代统治者对民间思想文化的强大控制之下，尤其是清代“文字狱”的威慑下，“谈论国事”已成为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禁忌，戏剧更是被全然割离于政治之外。戏剧是中国传统社会最主要的公共娱乐活动，在城市中，戏剧表演多与勾栏瓦舍等商业活动紧密相连，是戏曲作家、表演者与观众共同的追求。在乡村，戏剧活动可以说是乡民枯燥生活中不多的游戏和消遣，乡民通过对戏剧活动的参与，寻求着劳动之外的精神愉悦。可以说，戏曲由宫廷官府进入民间以后，就已烙上了商业性、娱乐性和大众俗文化的印记。然而，民国时期，在革命和改良的冲击下，戏曲的性质和功能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关注和谈论自己身边的时局变化。
旧桂系统治时期，陆荣廷大力扶持桂剧，让它成为“赌戏”，为自己的统治巩固基础。新桂系时期，由于政治分歧对抗，当局者提倡实行民主、亲民的统治路线，戏剧因被认为是开启民智的利器而受到重视。抗战时期，由于赌戏盛行，桂剧艺术遭受到很大的摧残，热心的桂剧人士和广大观众对桂剧现状和前途表示担忧。此外，“国防戏剧”的口号已在桂林引起戏剧界的关注。《桂林日报》先后发表了《不适时代要求，桂剧前途殊为暗淡》《论该剧与民族革命戏剧》（时代）《改良桂剧的尝试——由（杏元和番）说到国防戏剧》（振刚）等文章，开展了如何改良桂剧使其跟上时代的讨论。欧阳予倩改革桂剧的初衷是“决不能让拥有大多数观众的旧戏，始终与抗战不生关系”。在桂剧改良的过程中，马君武认为改革桂剧，必须从剧本人手，但由于当时没有能力创编新剧，便以整理旧剧本开始。马君武等人对桂剧剧本进行了大量的史实考证、文辞修饰并加入当时国家所提倡的爱国主义、反抗封建王朝等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内容。其中，欧阳予倩改编的《桃花扇》《木兰从军》《渔夫恨》《人面桃花》四剧，在抗战时期被公认为“四大名剧”，同时还出现了《广西娘子军》《搜庙反正》《胜利年》等纯粹为政治目的上演的现代戏。
《桃花扇》讲述的是明末奸党阮大铖为收买复社名士侯朝宗，托他的好友杨龙友代赠朝宗白银三百两。后阮大铖升任兵部侍郎，大肆搜捕复社人士。侯朝宗被迫告别香君投奔扬州。阮大铖招秦淮名妓排演《燕子笺》，李香君当众痛骂奸党，遭毒打不屈。清兵入关后，侯朝宗应科考，得中福榜，偶然遇见身染重病的李香君，李香君见知己降清变节，含恨气绝。《桃花扇》刻画出李香君的正义感和反抗精神，以及在历史悲剧中的悲剧性格，尤其刻画出李香君情感变化的节奏，如开头跟苏昆生练习“皂罗袍”时的淡雅、初见侯朝宗时的含蓄、拜堂时的兴奋、斗争时的激昂等变化。它就像号角一样唤醒了沉睡中的军民，矛头指向腐败的当局和汉奸卖国贼。
《桃花扇》经典唱段：
（李香君）郎君为国当自勉，你有重任在双肩。从来女子遭人贱，何况我烟花不值钱。重重束缚难舒展，千辛万苦对谁言。今番别后君休念，黎民百姓正倒悬。我心已死肠已断……（侯朝宗）叮咛言语记心间。早已立下澄清愿，内除国贼外斩楼兰。
这与当时国家内有国贼外有侵略者的实际情况相对照，具有强烈的政治宣传色彩。人们也从中认识到了国家此刻的艰难，激起了广大人民的爱国情怀。于是这类既迎合政治宣传需要，又源于传统文化的桂剧剧目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
此外，桂剧的现代戏取材当下社会生活，内容大都反映了当时抗日战争背景下人民的生活状态，或是间接揭露侵略者的残忍、卖国贼的无耻行径，受到当时学术界和人民大众的推崇。《搜神反正》写游击队长双枪神手王盛秋下山探察军情，完成任务正待回队，适逢一特务分子进行破坏活动，遂机智将他除掉。王盛秋正欲返，又见有人赶来，便躲进一座庙里观察动静。平民百姓张三、李四、王五、赵六、阿英等被日本侵略者逼迫得走投无路，不约而同地相继逃进庙，为不被敌人发现，合装扮成菩萨。敌人追踪至此，王盛秋挺身而出，并教育他们认清形势，改邪归正，共同抗击日军。
《广西娘子军》歌颂抗战中广西妇女不畏强暴、英勇杀敌的英雄事迹。《胜利年》是1940年欧阳予倩根据冼群原作《纸老虎》改编而成的。主要讲了老虎闯进村，村里民众与之英勇搏斗，最后取得胜利的故事。而引虎入村的汪英夫妇（影射汪精卫、陈璧君夫妇），最终被老虎吞食，借以抨击汪精卫夫妇并预示他们的可耻下场。戏在“年是胜利年，胜利在眼前，得到胜利大家喜连连”的歌声中结束。
当然，政府在对桂剧进行放开政策、大力扶持的同时，也有一些限制。1929-1931年国民党加强对民众舆论的限制和宣传。当时由广西省教育厅“转饬田（南）镇（南）两属酌办”，务使民众“信仰三民主义”“拥护中国国民党”。1927年8月组织革命新剧社制定简章，明确以“宣传党义”和“唤起民众”及“灌输革命的新文化”“提倡社会艺术”为宗旨。此时期的桂剧，一方面是在对自身从里到外，包括演出前演员的教育、演出剧目、演出形式、演出地点、服务对象等方面进行比较彻底的变革;另一方面，也是为迎合官方政治教化需要的变革。不管是从原来的“赌戏”还是后来的“国防戏剧”，都是当局利用桂剧达到巩固地位、宣传教化的目的。从内容上看，桂剧似乎已经不是纯粹的民间创作，也许它本身就是借用民间形式的精英创作。但不论其出处如何，借桂剧实现政治教化的目的显而易见。
三、结语
民国时期，纷繁复杂的社会政治变化将桂剧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桂剧的改革者不仅在舆论上大作宣传，让桂剧的地位声名鹊起，桂剧艺人也受到专业的教育，而且身体力行，借沿海城市的演剧经验和话剧的舞台效果，对桂剧从内容到形式上做了全面的改良，希望以桂剧实现开启民智的革命思想。然而，被寄予厚望的桂剧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十分有限。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对于中国乡村社会来说，演戏和看戏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展演和接受的过程，而是始终处于一种演者与观者的互动中，在这种互动中，乡民的生活体验、情感体验、道德观念得以表达和交流。可以说，演剧已成为乡村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而不仅仅是一种欣赏的艺术。抗战时期，桂剧改革的倡导者都是接受过西方教育或有西方生活经历的革命家或政治家，他们对戏曲和改良的认识大多来自于西方经验，而非广西的社会实际情况。这种脱离土壤的改良仅仅是精英和政治家让桂剧顺应时代的“创新”。但是，在当时作为多民族聚居的广西，不識字的民众占了大多数，但民众并未因不掌握文字而失去表达观点的通道，很多时候，他们正是通过桂剧这样民间娱乐的形式来发表看法、交流见解和倾诉不满。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桂剧既有革命新戏中浓郁的政治教化意味，同时也从存在形态到演出内容上体现了对社会政治的含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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