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朗诵和谐社区赞歌【《紫色》：一曲和谐美的赞歌】
时间：2019-02-11 05:31:4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本文探讨美国黑人女作家艾丽丝・沃克（Ａｌｉｃｅ Ｗａｌｋｅｒ）在其小说《紫色》（Ｔｈｅ Ｃｏｌｏｒ Ｐｕｒｐｌｅ）中如何通过描写人与人、人与自然及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发展变化来展现作者及美国黑人追求和谐生存环境的美好愿望。
关键词：和谐美 关系 黑人妇女
自从公元前六世纪末，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提出了“什么是美――和谐”一说后，“和谐美”便成为西方古典美的最高典范，它在人类美学史、艺术史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都具有极高的地位。如果说毕达哥拉斯侧重于外在的、形式的和谐，后来经过了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贺拉斯等人的发展，和谐则更强调一种内在的精神的关系。“和谐”作为一种美的境界，实际上也就是人生的理想，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人类所面临的最基本的矛盾就是人同对象的矛盾，这个对象包括他人、自然和社会。而这种矛盾总是呈现出斗争―和谐―再斗争―再和谐……的状态。同样，中国古代哲学家和思想家也提出了类似的美学思想。先秦典籍《礼记・中庸》指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致中和”就包含着天人合一、物我交融的美学思想，人与自然协调统一，与他人、与群体社会调节、畅和。
当然，要实现和谐境界，必须经过无数的矛盾冲突，经历由对立到统一的变化。哲学家、辩证法的创始人之一赫拉克利特也说：“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一切都起于斗争。”他强调世界的不断变动和更新。人不断地通过解决矛盾的斗争追求着和谐的境界，同时也达到了相对的和谐状态与心情的愉悦①。
“和谐美”作为美的境界和人生的目标，是无数艺术家孜孜追求的艺术理想。虽然在当代，各种新的思潮层出不穷，观点迥异，在理论上各种关于美的本质的论述有逐步取代传统的和谐美的倾向，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在注重建构和谐社会和人文关怀的今天，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仍然是文人志士不倦的追求。美国黑人女作家艾丽丝・沃克便是这样一位作家，她关注人的生存环境和质量，特别是对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黑人妇女，给予了深切的关怀。沃克曾荣获美国普利策文学奖，其代表作《紫色》又被搬上银幕，小说通过对不同关系的描写，表达了美好的艺术境界：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完全可以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在小说开始部分，所有这些关系都是对立冲突的，但是到最后，方方面面都变得非常和谐。小说中的人物既是被排斥者又是排斥他人者，中间经历了无数的悲酸苦辛，最终能融合在一起，奏响了一曲和谐美的赞歌。
一、人与人的关系
作为一名坚定的女性主义者，沃克为捍卫妇女的利益而斗争。她清楚地意识到，黑人妇女一方面同黑人男人一样受到种族歧视，另一方面又遭遇黑人男性的性别歧视，特殊的社会身份使她们比白种女
人更加需要关心和帮助。所以在《紫色》里，人与人的关系首先表现在男人与女人的关系。
沃克几乎所有的小说都描写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但是任何一部作品也不像《紫色》描写得这么细致。在黑人男性的世界里，女人遭到排斥，最典型的是女主人公茜丽（Ｃｅｌｉｅ）。她遭继父强奸以致怀孕，之后，继父又强迫她嫁给Ｘ先生（茜丽不愿写出他的名字），充当Ｘ先生孩子的继母，也成了这一家人的苦役。Ｘ先生对她很粗暴，瞧不起她，认为她又丑又笨。当他儿子哈普问他为什么打茜丽时，他解释说，“她是我老婆，而且她太倔强” ②。结果哈普结婚后，也试图模仿父亲的方法对待妻子，但是结果却大不一样，因为妻子索非亚的性格不同于茜丽，她敢于说“不”，敢于抗争。如果男人认为他们必须用暴力来支配女人，那么男女之间就不可能进行沟通与交流。这一点，沃克在第一部作品《格兰治・科普兰的第三次生命》里清楚地作了解释：黑人男人之所以想统治女人，是因为黑人男人在白人统治的社会里受到欺压，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发泄自己的压抑和愤怒。在《紫色》里，作者有力地揭示了这一社会现象给黑人妇女造成的危害。
对于Ｘ先生的虐待，茜丽没有反抗，她顺从并接受了这一切。由于继父和丈夫无数次说自己很丑，毫无价值，她也就信以为真。她唯一的愿望就是能活着。为了活下去，她必须退却到一种麻木的、毫无感觉的状态，并且忘掉感情。她努力做个好妻子、好母亲。沃克在其随笔《寻找我们母亲的花园》（In Search of Our Mothers＇ Gardens, 1983）里，这样描写黑人妇女：“她们的灵性如此强烈，如此深沉，以至于她们自己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拥有的财富。她们麻木地、茫然地生活，她们的身体受到凌辱摧残，疼痛使她们困惑昏沉，她们认为自己甚至不配拥有希望，她们走进没有爱、没有欢乐的婚姻……” ③
其次，人和人的关系还包括了女人之间的关系。在小说的前半部分，出于各种原因，几乎所有的黑人女性之间的关系都互相排斥、疏远，难以形成沟通。小说的开头便是继父给茜丽的警告：“除了上帝，你最好不要告诉任何人，否则你母亲会死的。”这样，他命令茜丽保持沉默，从而割断了母女之间的联系，即“通过在两者之间制造性嫉妒使母女间产生分离和语言上的孤立，结果隔断了女人联合在一起的可能性” ④。而且茜丽本身也扮演着排斥其他女人的角色，当性格坚强独立的索非亚不屈服于丈夫哈普的意愿时，茜丽建议哈普揍她。虽然茜丽也感到内疚，觉得对不起索非亚，但她更嫉妒索非亚敢于反抗的勇气和力量。
Ｘ先生的情人莎格开始时对茜丽也是嘲笑蔑视，而且她和Ｘ先生的不正当关系是造成Ｘ先生前妻死亡的原因之一。哈普在索非亚离开后，又与另一名女子斯桂克相好，结果引起这两个女人一场大战。再有，茜丽挚爱妹妹奈蒂，把希望寄托在她身上。当Ｘ先生对奈蒂企图不轨，又威胁把她嫁走时，茜丽帮助奈蒂逃走。两人分别时约定通过写信保持联系，但由于Ｘ先生从中作梗，把奈蒂的信藏了起来，致使这一约定没有实现。沃克用这些例子说明，妇女之间的隔阂很深，关系疏远。她们之间的矛盾冲突经常是由于男人引起的，但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些妇女认同了社会强加给她们的生活模式，即女人应该按照与男人的关系来评判自己的价值。
黑人妇女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沃克关心的一个主要问题。她认为，黑人妇女之间的欺压、虐待和相互采取的粗暴态度，不利于黑人妇女的彻底解放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她们的能力和价值只有在相互关心和帮助中才能发出光芒来。这一观点也一直受到西方女权主义者的推崇。诺贝尔获奖者、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也认为，姐妹之间不应该互相欺压，更不能采取粗暴的态度，不论在职业上还是感情上的粗暴；妇女正在走向自我实现，而这只有在姐妹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中才能获得。女性主义不是一件个人的事情，而是大家的事情⑤。
当女人克服了自身缺点团结在一起时，她们之间的关系便由冲突转为融洽，她们之间的矛盾转向了对立面――和谐。在小说里所有的各种关系中，女人之间的关系由冲突过渡到和谐，首先表现在茜丽与莎格渐渐地建立起亲密关系。莎格是一位伤感的黑人民歌歌手，她独立性强，有个性。在与茜丽的接触中，她发现茜丽身上有许多美好的东西。她教会茜丽发现并认识自己的身体美和价值，逐渐地，茜丽卸下心灵的包袱，从对自己身体的排斥变为对自己实实在在的肉体的关爱。她开始体验生活的快乐，反抗Ｘ先生的粗暴行为，实现了个人的完整统一。莎格与茜丽团结在一起，迫使Ｘ先生不敢再虐待茜丽。同时，索非亚和斯桂克的关系也在好转，她们互相支持，共同承担家庭责任。索非亚被抓进监狱期间，斯桂克照顾她的孩子；而索非亚则支持斯桂克成为一名歌手。小说的最后，所有妇女都团结在一起，互相帮助，互相照顾，形成了一个牢固的女性群体。
女人关系的改善也影响了男人的思想观念和态度，缓解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矛盾，他们的关系趋向协调一致。由于女人的反抗，男人们重新评价自己的生活，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把与女人的关系建立在更加充实的基础之上。小说最后，他们都找到了改变自己的方法。Ｘ先生很满足地与茜丽一起缝裤子。他告诉茜丽：“有生以来，我第一次这么满足。感觉像是经历一次新的人生。” ⑥茜丽和艾尔波特（即Ｘ先生，在最后一封信里，茜丽才肯叫他的名字）之间形成一种和谐的伙伴关系。哈普本来也喜欢打扫卫生、做饭等家务劳动。为了控制索非亚，把这些活都推给她。后来，他也愿意做些家务，照看孩子，让索非亚在外面工作。这里，沃克并不是讨论谁支配谁，谁服从谁的问题；也不是说家务劳动比其他工作更重要或者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都做各自喜欢的工作，没有性别之分。正是因为每个人在自己和别人眼里都成为有价值的人，男人与女人之间的隔阂才被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才得以健康发展。
二、人与社会的关系
首先，人与社会的关系指的是单个人与他生活的群体的关系。当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女人之间互相排斥时，社会群体生活不可能存在。即便有一些交往的话，人的交往行为也仅在小范围里进行。只有当各方面的关系达到协调时，在小说中我们才会经常看到较大范围的社群活动。小说最后是一个大团圆结局。奈蒂和丈夫以及茜丽被送走的孩子都回到了佐治亚，住在茜丽的生身父母留给她的房子里。以七月四号美国国庆节这天做结尾，表示小说中所有人物都融入同一个有活力的、充满生机的团体。作为黑人女作家，沃克特别重视团体的力量和作用。在这部小说里，她颂扬团体精神，为人们的团结合作讴歌。
其次，人与社会在这部小说里还表现在黑人与白人统治的社会之间的冲突。关于种族问题，沃克虽然在这部小说里没有当作重点来描写，却也不时地提到。最主要的是索非亚与白人市长的冲突。市长夫人让索非亚到她家当佣人，索非亚大胆地说“不”，结果遭到市长和警察的毒打，被关进监狱。为逃避坐牢之苦，她不得不答应去当女佣。开始时，她仇恨所有的白人，但后来，她逐渐地与市长的女儿简・爱琳娜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十五年后，索非亚离开市长家，简・爱琳娜一直与索非亚保持联系，或者为索非亚寻求帮助和支持，或者协助索非亚做家务、照看孩子。
另外，奈蒂给茜丽的信中也透露了种族间的问题。奈蒂去的非洲当时还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橡胶公司强行买下了奈蒂传教的那个城镇，破坏了当地黑人的生活方式，这使种族矛盾激化。但是，白人太太多丽丝收养了黑人小男孩，这对老少的关系非常融洽。在小说里，沃克描写的种族关系的友好虽然只表现在局部，不是整个社会现象，但表达了作者的良好愿望，作者暗示：种族关系的改善是非常可能的，黑人融入美国社会成为历史的必然。
三、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沃克看来，所有的人，不论他长得怎样，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都是上帝的孩子。而上帝与大自然是互相渗透的，所以，小说里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包括人与上帝的关系。
虽然住在佐治亚乡村，茜丽极少谈及自然界的事物，这表明人与自然的疏离。不过从偶尔提及到的几处自然，足以看出她与自然界的冲突关系。当Ｘ先生打她时，她的反应是“我能做到的就是不哭。我让自己变成一块木头。我对自己说，茜丽，你是棵树”。这里，把人与自然界的事物相比，意味着人性的丧失，感情的退却，也意味着人与周围环境的不和谐。
从整部小说来看，这一曲从冲突到和谐的赞歌在结构形式上别具匠心。小说的写作形式是书信，这种形式恰好适合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南方黑人妇女倾诉苦难的内容。开始时她处于绝望中，上帝是唯一的倾诉对象和希望，这些信是她唯一的交流渠道，以为上帝可以帮助她摆脱困境，后来发现上帝并没有帮助她，她对上帝的态度由毕恭毕敬转为责备，她给上帝写道：“你一定睡着了。”她把上帝看成一个薄情的男人，从此不再给上帝写信，而是写给妹妹奈蒂。随着各种关系变得逐渐融洽和谐，她写书信的语气也变得轻快活泼。茜丽的最后一封信这样写道：“亲爱的上帝。亲爱的星星。亲爱的大树。亲爱的天空。亲爱的人们。亲爱的万事万物。亲爱的上帝。” ⑦
莎格是一个“泛神论者”，她实际上代表了作者的观点，相信世间万物都有生命，都有神灵的存在。她给绝望的茜丽讲述她眼中的上帝。莎格认为，教堂里的上帝是白人的上帝，其实上帝无处不在，无处不有，他存在于每个人的心里，人们应该仰慕上帝。“当我静静地坐在那里，感觉像个没有妈的孩子时，上帝就来到我身边：我感觉自己是万事万物的一部分，根本不孤单。” ⑧随着茜丽的性格逐渐变得坚强，自信心不断增加，她也有了同感，认为自然和人身上都有上帝，神威只有在发展自我、赞美和谐的万事万物中才能找到。
最后，给人们带来痛苦与磨难的所有裂痕都愈合了。不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达成默契，人与自然之间也成为一体。小说以凄惨、落魄、孤独开头，却以欢乐的大统一结束。沃克笔下刻画的人物不仅生存下来，还在精神上不断成长、发展，实现了肉体与精神的统一。
人、自然、万事万物都是一个完整生命的一部分。这是物我交融的“万物与我为一”的审美境界。正如庄子的“大美”思想有着包容天地、涵盖万物的宇宙情怀。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就是“天和”；而人又是社会的个体，个体与他体的统一协调，就是“人和”。这种人与人、人与自然高度和谐、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对于当代理想人格的建构和人生境界的提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水 涓）
作者简介：王淑芹，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在读博士生，山东建筑工程学院外语系副教授；研究方向：文艺学、英美文学。
① 曾繁仁:《美学之思》,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219-223页｡
②⑥⑦⑧Alice Walker, The Color Purple, New York, 1982, P22,P221,P242,P167.
③Alice Walker, In Search of Our Mothers＇ gardens,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3,P17.
④ Lindsey Tucker, Alice Walker＇s The Color Purple, Black American Literature Forum, Volume 22, Number 1(Spring 1988), P18.
⑤ 贝尔・胡克斯: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晓征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5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