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中“童养媳”创作母题的生成与嬗变 楚辞开创的创作母题
时间：2019-02-12 05:36:3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童养媳 母题 生成 嬗变 价值 摘要:“童养媳”制度是20世纪前半叶较突出的社会现象。这一社会现象转化为文学创作母题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它与20世纪初的文学革命大背景以及作家的心理创作机制不无关系。而这一创作母题在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经过流变,映射出不同的文化符号和价值。
童养媳制度的形成,最早应推及到周代。“童养媳”的名称由来,则起于宋代。元明清时普及于社会,到近代则成为滥觞。对于这一社会现象,黄遵宪在他1899年创作的《乙亥杂诗》中也有所谈及:“反哺难期妇乳姑,系缨竟占女从夫。双双锦褓鸳鸯小,绝好朱陈嫁娶图。”大意为男方早早便将女孩娶了过来,有时甚至要做婆婆的用乳汁喂养,如同抚养自家孩子一样。在其自注中说得更为明确:“多养童养媳,有弥月即抱去,食其姑乳者。”他在《山歌》中也感叹:“嫁郎已嫁十三年,今日梳头侬自怜。记得初来同食乳,同在阿婆怀里眠。”也是说这种怪异常见的社会婚姻风俗。
“世界总是永远一样的,一些情境会经常重现。”{1}某种情境或现象频繁地出现在特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它在人类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就会渐渐地沉凝为一种文化甚或文学母题,而对人们的文学艺术活动发生深刻的影响。童养媳文化母题就是这种历史长河中大浪淘沙的沉积物。“童养媳”创作母题,最早走入文学创作领域,并不是现代的事情。这一创作母题被大面积地植入文学作品中来,却是在“五四”新文学以来的事情,表征为这一时期骤然出现了许多反映或关涉童养媳命运的作品。
“文学作为某一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只能发生在某一社会的环境中。”{2}童养媳这一现象成为现代文学创作母题,是特定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产物。这种由古代延续下来的婚姻制度,到了近代并没有因为受到西方文明的导化而出现颓势,相反,在某些地区特别是江浙一带愈演愈烈,直至建国后才遽然消亡。某种意义上说,童养媳制度到了近现代是其生命形式终结的一次回光返照。贫困使得千百年来的中国农民并未摆脱非人的野蛮蒙昧的生存状态。童养媳现象的出现往往是与其家庭的贫穷或突然遭遇不幸勾连到一起的。或是因为农村经济的破产,生活变得艰辛困顿;或是因为家庭的意外变故,自小就失去了父母。因此,不少女孩出生不久就送给人家做了童养媳,往往换回的竟然是一点粮食,一捆柴。就这样,她们在双方达成的似乎很合理的交易中,不自主地成为了这种畸形婚姻制度的牺牲品。
社会现象转化为文学创作的母题一定有其外在与内在的动因。首先,这一文学现象与20世纪初期的文学革命的宣扬不无关系。1918年周作人先是发表了《人的文学》,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提出文学内容的革新问题。之后,周作人又发表了《平民文学》,提出“我们不必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3}。而20世纪20年代初期,沈雁冰提倡“血和泪”的文学,明确指出:“新思想要求他们注意社会问题,同情于‘被损害与被侮辱者’。”{4}这种理论价值导向使得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开始积极关注社会底层民众的死生。在广大的农村群落,农民处于社会的底层,本来就属于弱势群体,而处于这个群体系统下方的,无疑是妇女,因为她们经济不能独立,生活上要完全依托男性来养活,因而女性就成为了男性的附庸,悲剧就会更多地降临到她们身上。而童养媳无疑处于当时女性群体的最底层,她们的悲苦生活、凄惨命运走入作家的创作视阈,成为文学作品描写的客体也是客观必然的。
童养媳母题的生成与作家的心理构成和创作的思维机制也不无关系。中国现代作家大都有过在城乡之间游移的经历,有着强固的乡土文化心理积淀与陌生化的城市生活体验,他们在亲历了两种文明冲突下乡村原始文明的衰败之后,急切渴望返回故里而暂且不能,因而只能在笔纸间去构筑自己的精神还乡。于是,一方面他们沉迷于故乡恬淡迷人的风光,另一方面又对乡村的封闭、落后而痛心疾首。中国现代作家的这种情感倾向也决定了其创作的价值取向。即在其小说创作中,一面由衷赞美乡村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呼唤重建理想的乡村文明;一面又批判乡村落后、狭隘的生活方式及现代都市文明侵蚀后形成的畸形文化心态。一定社会历史时期,风气习俗、文化形态对于当时人们的思想行为状态的影响是巨大的,但作为当局者,甚至是旁观者的时人,对于千百年来流传浸润下来的文化本质内涵的认识又往往是模糊的。甚至对于这种因袭下来传统意识形态持认同态度,或欣赏备至,因为生活于闭塞文化环境中的一代代的农民,其视界和心灵自然是狭隘和委琐的。而时过境迁,具有“现代启蒙思想”的现代作家经过客观冷静的文化反思之后,重新审视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时,不免惊诧于时人的封闭、愚钝和麻木,创作的冲动便会油然而生。中国现代作家群体中,和童养媳制度发生密切联系的就有许多:郁达夫的姐姐郁凤九岁时就做了人家的童养媳,王西彦的母亲骆宝球和他的三个姐姐也都是童养媳,李金发的妻子朱亚凤也是童养媳。可以说,他们都是童养媳制度直接的受害者,经历过童养媳制度带来的无法抚平的伤痛,从骨子里,对这个畸形的婚姻制度形态深恶痛绝。因而,中国现代作家对这一现象投入了更多的情感和观照。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童养媳作品承载着作家对社会价值的批判责任,也演绎着千古未变的女性悲剧事实。艾青的诗歌《大堰河――我的保姆》中大堰河,有着了数不尽的悲哀和凄苦。王西彦的《乐土・楝喜》中:四个女儿“都变成了人家的丫头或童养媳,拖着根黄辫子,在人家的打骂之下半冻半饿地过日子”。陆蠡散文《水碓》中的童养媳:“她是一根稗草,无缘无故落到这块天里,长大起来的”,“她承受了凡是童养媳所应受的虐待和苛遇:饥饿,鞭挞……凡是十五岁不应做的事都做了。”而最后“在一个将近除夕的冬夜里,被石杵卷进臼里,和糕饼粉捣成了肉酱”。曹石清的小说《兰顺之死》在展示女性的悲惨命运方面更是令人震撼的。兰顺四岁时,便做了童养媳。婆婆对她像牛马一样,常常因为很小的事情,就用竹根鞭抽打她,用锋利的钻锥锥她,转瞬间就体无完肤。但即便如此,她仍旧没有逃脱被卖进妓院而最终又被老鸨图财害死的厄运。冰心的小说《最后的安息》更是写出了童养媳的悲苦,翠儿是在她父母死后,四岁时来到“婆家”的,受弟弟的欺辱,婆婆的打骂。甚至有一次婆婆竟然“跑到厨房端起半锅开水,望翠儿脸上泼去”,翠儿要跑,婆婆就把她打成重伤,最后不得医治永远地安息了。正像曹石清在小说《兰顺之死》所议论的:“这是必然的,无论那一个女孩子,一到别人家做小媳妇,在我们中国的贵国里面,是不免要吃一世苦的。”童养媳制度是封建社会的产物。诚然,这种长久沉滞于乡间的风俗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但它反过来又会影响乡村的生存方式、人们的人格以及心理的健全发展。中国旧式妇女本是男权中心社会的受害者。然而,在这个男权中心社会,身为受害者的女人竟然联合施虐者,成为旧制度的帮凶,一起欺侮别的女人。而本来应该和睦相处的婆媳关系也就凸现为虐待和被虐待的赤裸关系。作品中对兰顺、翠儿施行残暴行为的恰恰都是女性,其魔鬼一样的令人发指的的种种恶行又反映出中国乡村女性被压制与被扭曲的人性。在她们的身上,我们既可以看到鲁迅指出的部分国民卑劣的品性:“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5},“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6},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所沉积下来的女人“温、良、恭、俭”的品性,被其自身残酷的命运和强大的风俗势力冲蚀殆尽,使之退化到狰狞可怕、禽兽不如的骇人地步。
令人奇怪的是在童养媳家庭中,缺失了婆婆或暂时没有婆婆的管束,童养媳们的命运竟然要好得多。沈从文的《一个女人》中的“三翠”是所有童养媳中较幸运的一个。因为“稍不同的是许多童养媳成天在打骂折辱中过日子,她却是间或被做家长的教训罢了”。为什么这样幸福?“因为她能做事,治家,同时不缺少一个逗人心宽的圆脸。”又“因为上面只有一个爹爹”。而叶绍钧的《阿凤》中阿凤也只有婆婆外出后,才觉得“生命自由、快乐,而且是永远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决定了乡村女性的地位和悲剧命运。在“童养媳”的家庭构架中,公公和“丈夫”应该是权威金字塔的顶端,童养媳处于最底层,但由于公媳的“授受不亲”,年幼的“丈夫”还不知道行使自己的特权,婆婆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罪恶的执行者,她们是童养媳最大的敌人和压迫者。但作为经由千百年来固有的传统文化熏染的被压迫者――童养媳们竟然以难以置信的忍耐力,默默地忍受着一切,而不敢或不愿反抗,这不能不说是当时女性最大的悲哀。
童养媳婚姻是一种特殊的婚姻形式,是封建社会的一大怪胎,它以无形的双手摧残着无辜的男男女女。新文学作家注意到了这一点,因此这类作品还从两性关系上探究了童养媳制度给男女双方带来精神上的重轭和负累。在这一组组强制的婚姻罪恶的光晕下,折射出对男女双方身心的极大伤害,因为这种童养媳婚姻和其他不同形式的包办婚姻的实质是一样的,是一种无爱强行的肉体结合。在这种婚姻的构架中,丈夫往往尚处于童年之际,妻子已是完全发育成熟,年龄、生理的巨大差距常常造成强烈的性压抑,以至于使她们走上从婚外寻求身心满足的异途。沈从文的《萧萧》中的萧萧“红杏出墙”,而“丈夫”却懵懂一无所知。张资平的《梅岭之春》的主人公段保瑛不满意无爱的婚姻生活,经受不住性的苦闷和压抑,竟和自己的吉叔父发生畸形的恋情。孔厥的《苦人儿》则写的是童养媳与年老无能丈夫的生活悲剧。郁达夫的《微雪的早晨》中的朱雅儒的妻子不满意自己的童养媳,乃把自己的感情寄托于父亲好友的女儿惠英身上。无疑,这种强行撮合包办的无爱婚姻,对于男女双方的心灵都造成了极大伤害,是对人性最疯狂的围剿与虐杀。
20世纪的城市文明或多或少地也浸染到了当时农村的腹地,尽管它没有给农村带来较大影响,但很多人已经开始意识到山外有一个神秘异样的世界,因此,他们也有时产生对外界的朦胧向往,将自己的或许根本就不存在的未来处境想象和那本来不太熟悉的城市文明对等起来,给自己编织美好的朦胧的理想花环。在这一点上,身处这个世界最黑暗处的童养媳也不例外。显然,新文学作家在“童养媳”作品中展示乡间封闭、愚昧、野蛮的同时,也表现了乡村童养媳对现代文明的向往,以及对光明未来的憧憬。沈从文的《萧萧》中的萧萧更是对城里的女学生的生活怀有神往。王西彦的《黄昏》中福田媳妇却经常望着“火车路”,“期望的那东西来到的时刻”,给自己带来意外的惊喜。但她们的这些希望或幻想的萌生,其实是其在现实生活中不能把握自己命运无奈境况的外在反映,是一种自我满足的迷茫的精神寄托,是在饱受痛苦煎熬后梦中的笑靥,也是对那个罪恶时代所发出的一声声的强烈控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童养媳母题作品关注的焦点发生了明显的位移。历史的车轮在炮火连天的艰难岁月中前行着,社会的性质和形态悄然地发生了变化。社会的演化也决定了文学创作的母题也随之生变。因为日益上升的民族矛盾、战时的特殊历史环境,要求作家的思维方式、创作心态、审美趋向需要急遽变革。因而,此时的童养媳母题作品不再是单纯地表现其悲剧命运,发掘其悲剧的根源,而是开始关涉其精神成长的历程,即童养媳的现实出路在何方的问题。作家不仅写出了她们的悲惨遭遇和痛苦人生,而且还赋予了她们理想的精神闪光。楼建南的小说《爱兰》中的主人公爱兰也是个童养媳,她大胆爱上了青年颂华,向着自由幸福之路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20世纪三四十年代,解放区涉及童养媳的小说,则把童养媳的命运和民族解放结合在了一起。马克思说过:“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7}特殊的时代和生产方式也会促使人们精神世界的裂变。减租减息运动,大生产运动,以及土地改革运动使得这些社会底层的人们受到鼓舞和激励,她们的思想意识和精神面貌也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开始打碎束缚自己的精神枷锁,冲破囿于自己的封建家庭牢狱,表现出了反抗者的原始强力。孔厥的《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中的折聚英在逼婚时逃走,几经周折和一红军副团长结了婚,完成了由童养媳向“红色女郎”的转变。由于思想上的飞跃进步,她先被保送到党校和女子大学深造,后被选为边区参议员,实现了人生质的飞跃和历史性的伟大蜕变。可见,这类作品不仅写出了童养媳主体意识的觉醒,还展示了其在宏大的历史潮流中不断进取脱胎换骨的曲折的革命历程。
童养媳母题作品的现实意义就是在理性的批判中,突显了远离现代文明的乡村落后陈旧愚昧的婚姻方式,是对人物文化生态与心态的一种客观剖析。正像鲁迅在形容中国人几千年来的生存状态时所指出的:“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8},难于自拔和解脱。童养媳作品着重表现了乡村文化中农民及小镇市民的保守性和封闭性,作家此时对乡村的批判已不是简单的否定和指责,字里行间还透露着对弱小者的同情和企望,呼唤质朴纯美的乡村文明秩序的建立。
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童养媳母题作品,也有着共同的审美理想和文化意义。它们同一般的乡土小说一样,大都在展示“自然的美好,人事的丑陋”,“把情感给了景色,却把憎恨给了人物”{9}。以丑的暴露为主导的美学倾向,是童养媳母题作品共同的审美取向。这类作品通过对畸形的原生态的婚姻本相的揭示,通过对古老乡村群体生存方式的批判,展示了笼罩在“合理”法则光环下的女性悲剧,以及乡村的落后、闭塞、狭隘和残酷。但令我们振聋发聩的是作家抒写这种婚姻现象所带来的悲剧时,不仅仅展示女性个体的悲剧,而是强调整个社会历史的悲剧。因为这种封闭的返祖式乡村文化习俗,已经导致了农民作为“人”的性格裂变、生命的退化。童养媳作品带给世人的内心冲击和震撼是巨大的,这种力透纸背的审美力在当时的同类乡土小说中是有其共性的。这正是这类作品所要揭示的主体思想和审美内蕴。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资助,项目编号:11542246;牡丹江师范学院人文社科项目,编号:RY2008011
作者简介:孙玉生,文学硕士,黑龙江省牡丹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① 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4页。
②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14页。
③ 仲密(周作人):《平民文学》,《每周评论》,第5号,1919年1月。
④ 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1922年7月。
⑤ 鲁迅:《坟・杂忆》,《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5页。
⑥ 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七)》,《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0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⑧ 鲁迅:《坟・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1页。
⑨ 李健吾:《里门拾记》,《咀华集・咀华二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页-第107页。
(责任编辑:张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