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融与“永明体”关系再探讨】永明体的艺术特色
时间：2019-02-12 05:36:5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王融 永明体 摘 要:永明体的出现,无疑是永明士人们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由于史料的残缺以及研究过程中所形成的思维定势,使得学者们在研究永明体的过程中,将焦点主要集中在沈约、周 、谢 等人上,而对另外一些作家缺乏应有的关注,王融就是其中之一。本文通过分析王融的生活环境以及文学创作,论述王融在永明体创立过程中所起到的倡导作用。
“永明体”作为永明一代之文学,集中体现了文学由重文质到重声色的过渡性特征。相较于元嘉时期盛行的山水行旅题材,永明文人多用诗歌描摹自己身边细致的景物,抒发与友人的离愁别绪,使得诗歌创作的题材相对狭小起来。题材的变化又引起诗歌篇制的逐渐缩小。“由于篇制的短小,所以不能讲气势,不需要自然的音调,也不适于语言的音节。”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使得诗歌风格也渐趋清丽。为弥补由于篇制短小而引起的气势上的不足,永明诗人又创制一套“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的声律理论,导近体诗之先河。永明体的出现,无疑是永明士人们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由于史料的残缺以及研究过程中所形成的思维定势,使得学者们在研究永明体的过程中,将焦点主要集中在沈约、周 、谢 等人上,而对另外一些作家缺乏应有的关注,王融就是其中之一。本文通过分析王融的生活环境以及文学创作,论述王融在永明体创立过程中所起到的倡导作用。
近人在永明体的首创者上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为周 、沈约同创说,以陈寅恪为代表。陈寅恪在《四声三问》中以为周 与沈约“一为文惠之东宫掾属,一为竟陵王之西邸宾僚,皆在佛化文学环境陶冶之中,四声说之创始于此二人者,诚非偶然也”。其二为沈约首创说。主要认为沈约利用了前人声韵研究的成果,从文学的角度,正式提出了“永明声律说”。以郭绍虞先生为代表,他认为“四声之变虽始于周 ,而四声之制韵,与应用之文辞,则至沈约而始定。实则四声虽定于永明,而不必永明以前定无此分别”。其三为周 首创说,以曹道衡、沈玉成、刘跃进等为代表。这种说法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被广泛引证,由逯钦立首先发轫,他认为“《文镜秘府论》天卷引(刘善经)四声论云:‘宋末以来,始有四声之目。沈氏乃著其谱,论云起自周 。’立案:沈约与周 同时,且为谱以张四声之用,此其所论必可据信,知四声之创立始刘宋,而齐永明中沈约等文用宫商则当在其后也”,“揆其(四声说)所以不能发生于魏晋而发生于刘宋,不创之于吕静而创之于周 者,似与印度之‘体文’及佛道之乐谱咸有所涉。”曹沈二人也赞同逯氏的观点。这一观点后被刘跃进引用并充分论证,他在《四声八病二题》一文中考证了周 的生卒年,又多方面收集了刘善经《四声指归》、封演《封氏闻见记》、皎然《诗式》中有关四声的记载,“四声之目的创始似应归于周 。”鉴于南北朝时期文献资料在流传过程中大量散佚的历史史实,这些研究者遵循历史考据的研究原则,以现存史料典籍为依据,推测沈约或周 等为“永明体”的首创者,这些以现存史料典籍为依据作出的推测是非常值得商榷的。刘师培在《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十七《论各家文章之得失应以当时人之批评为准》中说:“历代文章得失,后人评论每不及同时人评论之确切。良以汉魏六朝之文,五代后已多散佚,传于今者亦加残缺。”探寻永明体的首倡者,根据永明年间人的观点来推断应该是更为最可信的办法。钟嵘约生于齐明帝泰始三年(468年),卒于梁天监十七年(518年),历经齐梁两朝。其诗论著作《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诗学理论专著,主要评述了汉魏至齐梁时期的五言诗作者,约成书于513年至515年,距王融被杀相差仅二十余年。钟嵘《诗品•序》载:
齐有王元长者,常谓余云:“宫商与两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用之。唯颜宪子乃云‘律吕音调’,而其实大谬,为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尝欲造《知音论》,未就而卒。王元长创其首,谢 、沈约扬其波。
在这段话中,钟嵘很明显地将王融置于“永明体”的首创地位。除了记载王融有关永明体的相关言论之外,钟嵘还专门反驳了王融“宫商与两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用之。唯颜宪子乃云‘律吕音调’,而其实大谬,为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的观点,他认为:
昔曹刘殆为文章之圣,陆谢为体贰之才,锐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辩,四声之论。或谓前达偶然不见,岂其然乎?尝试言之:古曰诗颂,皆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楼,为韵之首。故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音韵之义也,与世之言宫商异矣。今既不披管弦,亦何取声律也?
对王融所赞扬的声律理论进行了批判,认为不应该用人为的声律理论来局限诗歌的创作,诗歌创作应该自然流畅。从钟嵘所记载王融有关声律说的言论以及他对“永明声律说”的评论中,我们可以推知,钟嵘曾和王融有过友谊,甚至有可能曾经亲闻王融对声律论的议论,并在其《诗品》中针对王融所谓的永明体进行了批评。
另姚思廉《梁书•庾肩吾传》:
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 、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
姚思廉在史传中将王融置于沈约、谢 之前,似亦暗含王融最先将四声运用到文学创作中的意思。虽然现存史料典籍有限,除这两条史料之外,再无其他典籍记载王融首创“永明体”的相关事件,但从王融在文学和音韵学修养及其与佛教的密切关系上,也能窥见他在永明体产生过程中所起到的首创作用。
首先王融具有较高的文学和音韵学修养。王融出身于中古第一文化世家――琅琊王氏家族,梁王筠曾说:“史传称安平崔氏及汝南应氏,并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世擅雕龙’,然不过父子两三世耳;非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世者也。”良好的家庭教育为其文学上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除了教育上的优势之外,王融本人也极富才华。《南齐书》本传载其“文辞辩捷,有所造作,掾笔可待”。二十五岁时,即以《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名扬南北两朝:
《南史》本传:“九年,上幸芳林园,禊宴朝臣,使融为《曲水诗序》,文藻富丽,当世称之。”
上以融才辩,十一年,使兼主客,接虏使房景高、宋弁。弁见融年少,问主客年几?融曰:“五十之年,久逾其半。”因问:“在朝闻主客作《曲水诗序》。”景高又云:“在北闻主客此制,胜于颜延年,实愿一见。”融乃示之。虽未传入北,然文名已扬。
清王士祯《古诗选•凡例》在评价南齐诗歌时说:“齐有玄晖,独步一代,元长辅之。自兹以外,未见其人。”将二人并称为“一代文宗”(《师友诗传录》)。
在音韵学上,王融并没有著作遗世。《诗品》中钟嵘云其“尝欲造《知音论》”,后来却“未就而卒”,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王融在声韵学上的高深造诣。
其次是王融与佛教的关系十分密切。佛学在南朝时期十分盛行,当时上层统治阶级如文惠太子、竟陵王萧子良等也大力提倡佛教,《南齐书•萧子良传》载:“招致明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一时间,东宫、西邸以及鸡笼山邸都成为当时佛教传播的中心。佛经翻译和转唱的盛行使文学更重声音之美,导致文人追求语言声音美的心理更加强烈,对于声音美的感受也更为敏锐,辨字审音的能力也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加之此时音韵学已经有很大的发展,为永明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南史》《高僧传》《续高僧传》等文献记载,都多次记述王融与佛教的密切关系以及其与知音沙门的交往情况:
《南史•范缜传》:“子良精信释教,而缜盛称无佛。……子良使王融谓之曰:‘神灭即自非理,而卿坚执之,恐伤名教,以卿之大美,何患不致中书郎,而故乖刺为此,可便毁弃之。’”
释法云,姓周氏,义兴阳羡人。晋平西将军处之七世孙也。母吴氏,初产坐草见云气满室,因以名之。七岁出家,更名法云。……齐永明中,僧柔东归,于道林寺发讲。云咨嗟累日,辞旨激扬,众所叹异。年少坐远,声问难叙,命置小床处之于前。共尽往复,由是显明。……讲经之妙,独步当时。齐中书周 ,琅邪王融,彭城刘绘,东莞徐孝嗣等一代名贵,并投莫逆之交。(《续高僧传》卷五《梁扬都光宅寺沙门释法云传》)
至文宣感梦,方传道俗,献律行精纯,德为物范,琅邪王肃、王融。吴国张融、张绻。沙门慧令、智藏等,并投身接足,崇其诫训。(《高僧传》卷十三《齐上林寺释法献传》)
“文宣感梦”一事被很多学者认为在永明体产生过程中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在《高僧传》卷十三《齐安乐寺释僧辩传》中有详细的记载:
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王,梦于佛前咏《维摩》一契,因声发而觉。即起至佛堂中,还如梦中法,更咏古《维摩》一契,便觉韵声流好,有工恒日。明旦即集京师善声沙门,龙光普知、新安道兴、多宝慧忍,天宝超胜,及僧辩等,集第作声。
陈寅恪在《四声三问》中充分肯定了对这一事件在声律论产生过程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认为它是“当时考文审音之一大事”。
除了与佛教的密切关系以及其与知音沙门的交往之外,王融还积极地参加佛事活动。根据沈约《为齐竟陵王发愿讲疏》《为齐竟陵王解讲疏》等文,刘跃进曾对竟陵王组织的大型礼佛事佛的活动进行了统计,共有五次。分别为:永明元年萧子良“置讲席于上邸,集名僧于帝畿”;永明五年,竟陵王萧子良正位司徒,移居鸡笼山,又一次掀起大规模的礼佛事佛的活动,在西邸门客中,惟有范缜盛称无佛,子良派王融诘难之;永明七年二月,因文惠感梦,又一次召集名僧集会;十月,“文宣王召集京师硕学名僧五百余人”,“于普宏寺迭讲”。硕学中当有王融;永明十年,“竟陵王请沙门僧佑,三吴讲肆。”在这五次大规模的礼佛事佛的活动中,王融最少参加了四次。除了积极地参加佛事活动之外,王融写有大量称赞佛教典籍的诗文,如《净住子颂》《法门颂启》《法乐辞》等。不难想象,王融生活在这种佛教气息相当浓重的环境中,加之其较高的文学天赋和佛学修养,又曾经有意创作《知音论》这部声律著作,较早有意识地将人工声律引用到诗歌创作中去的可能是相当大的。
作者简介:赵静,山东师范大学博士生,黄淮学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文学。
参考文献:
[1]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2] 陈寅恪《四声三问》[J].载《清华学报》九卷二期。
[3] 逯钦立遗著,吴云整编,《汉魏六朝文学论文集》[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 刘跃进《永明文学与门阀士族•四声八病二题》[M].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
[5] 刘师培《中古文学论著三种》[M].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6] 《梁书•王筠传》[Z].卷33,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
(责任编辑:古卫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