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岁月》 难忘的岁月

　　跟随父亲何成湘从重庆到南京、到延安再到北京,作者耳闻目睹了周恩来领导下的国统区的斗争;艰苦、团结的延安生活让他对革命胜利充满信心。在延安保小两年多的行军历程中,他又深切体会到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延安精神……这些难忘的岁月里,处处都洋溢着真挚的情感和“家”的温暖。
　　
　　赖家桥情结
　　
　　我1937年5月出生在南京,因日寇的进逼,父亲何成湘带着我们一家人辗转经武汉等地,最后到达重庆。父母原在郭沫若领导的三厅工作,后来三厅撤销,建立“文化工作委员会”,他们即转入“文委会”工作。
　　“文委会”在重庆远郊区赖家桥,这里风景秀丽,一派田园风光,附近有条公路直通重庆市区,还可到白市驿机场,交通比较方便。那时父母带着姐姐何芷华、哥哥何之渊和我,一家五口人住在附近一个四合院内。院内正面住着一位叫七老爷的一家,他们是房东;右边住的是阳翰笙夫妇(当时也在“文委会”工作)一家,他们的子女叫欧阳小修、小华、超华、蜀华,后来还有永华;我们家则在左边。
　　在日本投降前几年短暂的时间,我们的生活相对还较为平静。记得常常在晚饭后,一家人出去散步,累了就坐在田埂上,晚风习习,虫鸣花香。父母谈论国事,我们哥俩看夜空的星星,看弯弯的月亮挂在天上。远处盘山公路上有“萤火虫”在忽闪,越来越亮,一会儿,两道光柱划破黑暗,一辆汽车从前面公路上急驶而过,一辆,两辆……直到夜深,父母搂着睡意朦胧的我们回家。
　　当时的“文委会”汇集了大批文艺界前辈,如田汉、阳翰笙、冯乃超、罗绍于、杜国痒等,杜还是我哥哥的干爹。他们也经常携子女来我们住处,父辈们谈工作,子女们一同玩耍,十分融洽。赵君陶妈妈有时带着李鹏来我们这居住。李鹏比我们年长一些,是“孩子头”,常带我们玩耍。他的小名叫兰兰,我们都叫他兰兰(哥哥)。赵(君陶)妈妈性格很豁达,说话快人快语,特别喜欢小孩,我们也都很喜爱她。
　　李鹏的父亲李硕勋、阳翰笙和我父亲何成湘分别是四川高县和珙县(两县相邻)人。他们年轻时接受了进步思想,结伴出川到上海参加革命,关系密切。1986年10月我母亲病故,李鹏同志送花圈致哀。2007年9月29日是我父亲逝世40周年纪念日,李鹏同志为我们题写了条幅“光明磊落 忠贞不屈 纪念何成湘同志”。阳翰笙和田汉等齐名,是很有威望、很有影响的文化界老前辈。“文革”后我和母亲每次去看望他时,他都流露出对我父亲的深深怀念。我们两家子女之间,也都延续着长辈间的深深情谊。
　　后来,李鹏、欧阳小修和我姐姐都被送往延安。他们是从重庆乘汽车出发,翻越秦岭长途跋涉去延安的。当时为了保密和安全,他们走前都改了名字,我姐姐化名何芷华(原名何丽娜)。后来叫习惯了,就沿用下来,没有再改回去,但我们在家中仍然称呼“丽娜”。经过此途径,有好些人去了延安。所有这些,都是在周总理直接关照、精心组织下完成的。
　　
　　新华日报社见闻
　　
　　日本投降后,父母调到《新华日报》工作。报社在重庆郊区化龙桥,依山而建。一进报社,左边是一栋老式二层小楼,是《新华日报》负责人熊老板(熊谨玎,报社总经理,大家都亲切的称呼他“老板”)夫妇居住和办公用的,右边是一栋较大的二层楼房,是职工宿舍。一上二楼,楼道上堆放着许多石灰纸袋,这是用来对付敌人的武器――有特务来捣乱,打人、抓人,员工们就组织起来拿起石灰袋砸向他们,进行英勇战斗。
　　一天,操场上举行欢迎大会。一位大胡子老人激昂慷慨的演说常常被热烈的掌声打断,台上台下群情激奋。演说完毕,大胡子老人唱起了《东方红》,还让观众与他同唱。整个会场都沸腾了。听说他就是著名的民主斗士李公朴先生。不久,他就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
　　《新华日报》是党的喉舌,更是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报社职工、报童经常被打,报纸也常常被查封,白色恐怖笼罩在上空。但是在周总理领导下,全体员工没有任何惧怕,没有任何退缩,更加英勇、更加忘我地投入战斗。就连我们这些小孩,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叫害怕,还继续上学。父母也嘱咐我们要格外小心,上、下学一定结伴,放学马上回家,我们都很听话。
　　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一进报社就看见沿路墙上贴了许多“欢迎叶挺将军!”的标语。我和哥哥赶紧跑到食堂,人都挤满了,我们费了好大劲才钻进去。前面坐着一位面目清瘦、留着背头、目光炯炯有神的长者,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叶挺将军!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陷害叶挺及新四军,叶挺也被蒋介石长期关押,受尽牢狱之苦。经过党的多方营救,刚获自由不久。叶将军的威名,早已深深地镌刻在人们心里,人民期盼着英雄率领千军万马再现沙场,续写“铁军”光辉篇章。但是没过多久,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四八空难”。王若飞、叶挺、博古、邓发等同志全部牺牲。当时整个报社都沉浸在极度的悲痛之中。听父母说周总理一连几天守候在电话机旁,等待延安方面的消息,希望能出现奇迹,希望他们平安。同机遇难的还有王若飞的舅父、著名教育家黄齐生老先生及其侄孙黄晓庄、叶挺夫人李秀文及女儿叶扬眉、小儿子叶阿九……令人很是惋惜。
　　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飞抵重庆谈判,山城沸腾了。谈判期间,天天有学生集会或游行,特务们活动也很猖獗。为安全起见,母亲带着我和哥哥暂时离开报社,到亲戚、朋友家去避避。当时常去的有阳翰笙家、罗绍于家、王冶秋(当时王的共产党员身份还未暴露)家,有时也去郭沫若家。有时还去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住几天。这样前前后后快一个月才回到报社。由于这段时间未上学,书背不上来,女老师打了手心,还挺痛的。这是一生中唯一一次挨老师打,当时还不能说实话,觉得挺委屈的。
　　
　　梅园新村的周总理
　　
　　后来,父亲调到了中共代表团工作。周总理是团长,父亲任代表团副秘书长。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迁回南京,父亲也随代表团去了南京。父亲让母亲带我们乘船去南京找他。走的那天,罗绍于伯伯送我们上船。这是一条小火轮,为了多载人载货,船两边还捆绑了两条大木船。我们上船后,发现船位早被人强占了,根本找不到任何可落脚的地方。无奈,我们只好来到大约一个四平方米的方洞(船舱入口),找来些绳子编成网状,上面铺上被褥、凉席。由于绳子是软的,大家一睡上去就窝挤在一起,动弹不得,翻身都很困难。又正值三伏天,闷热得很。当时母亲正怀着弟弟,行动不便。我们在船上还要提防特务、暗探,地痞、流氓之类。就这样晃晃悠悠,走走停停,航行了半个来月,总算平安到达南京。上岸后我们雇了一辆马车,按地址找到了中共代表团驻地――梅园新村。我们又见到了父亲,见到了叔叔阿姨们,终于又回到家了。
　　梅园新村当时居住条件十分紧张。我们一家几口住在二楼一间五六平方米的房间,屋内只能放一张单人双层床和一张三屉桌。我和哥哥睡上面,下面是父母,他们睡觉时旁边加两个凳子凑合一下。周总理他们住在马路对面,他的座车发动机有种特殊的声音,常常半夜听到这种声音,我和哥哥就说,周总理回来了。我们住在二楼,看见周总理院里的灯光常常是通宵不灭,知道周总理又是彻夜不眠。那时,除了周总理夫妇外,还有董必武夫妇一家,廖承志夫妇、齐燕铭、童小鹏等。我们小孩也有好多个,还组织我们到附近小学上学,那真是一个革命的大家庭。尽管当时斗争环境险恶,但他们对前途充满信心、对工作充满激情。特别是在周总理的亲自领导下,对敌人进行着顽强、机智、卓有成效的斗争。
　　有一天,周总理率领代表团全体成员去明孝陵拜谒廖仲凯先生陵墓,周总理献了花篮,并带领大家向廖先生遗像三鞠躬,接着又绕陵墓一周。周总理脸色十分凝重,还从未见他这样严肃过。
　　1946年,国共谈判行将破裂,形势急转直下,代表团准备撤离,家属先撤。原计划我们从上海乘船赴烟台,再从烟台进入山东解放区。由于该轮船正在上海检修,让我们待命,随时准备出发。一天放学回家,看到父母没有上班,屋里东西乱七八糟,他们正在收拾。父母说,中午周总理从上海打电话来,说明天早上有架飞机飞延安。情况紧急,说我母亲大肚子,不能再等了,让我父亲马上交接工作,明天走,全家都走,不容商量。还说周总理的态度很坚决,是命令的口气。由于飞机带行李有限,我们只能把衣物等许多东西都留下,送给同事们,只是带了许多奶粉之类的食品,准备弟弟出生后用。下午周总理又来了一次电话催问准备怎样。我母亲原还有点嘀咕,觉得延安那边比较艰苦,怕不习惯,受不了,想留在白区以后做地下工作。周总理第二次来电话后,坚定了母亲去延安的决心。周总理在百忙之中,还这样关心部属,挂念我们,使我们全家十分感动。父母说,周总理比我们还着急,考虑问题比我们更周到,我们心中真是暖融融的,对周总理充满了无比的敬爱之情。
　　
　　短暂的延安生活
　　
　　第二天一早,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梅园新村,乘车来到了机场。大约八点多钟飞机起飞了,同行的有十多人。飞机上下颠簸得很厉害,我们的心也咯噔咯噔的。还好,天开始慢慢放晴,太阳也慢慢探出头来,朵朵白云从机窗掠过,我们的心也开始暖和起来。大约中午时分,飞机平安降落在延安机场。远远望去,天高云淡,对面山上的宝塔,山下流着的延河水,脚下踩着的黄土地――这就是革命圣地延安啊!我们心中充满好奇,也有些忐忑不安。现在要面临一种全新的、陌生的环境,生活习惯、生活方式都要全变了,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我们能承受吗?
　　下飞机后,我们一行乘车来到了杨家岭,朱总司令设便宴招待我们。总司令同大家一一握手,亲切问候,他说:“你们从蒋管区战斗第一线顺利归来,辛苦了。当前形势虽然严峻,但前途是光明的。你们好好休息,养精蓄锐,新的艰巨任务在等待着你们。今天请大家吃顿便饭,也让大家尝尝我们延安的风味。”总司令笑容满面,和蔼可亲,浓浓的四川口音更让人倍感亲切。讲完话后,每人上了一碗肉面条,饭桌上还有几个炒菜。由于忙着赶飞机,一上午没吃什么东西,肚子正饿得慌,我和哥哥拿起筷子,大口大口吃起面来。可吃了两口就吃不下了。我们以前吃的都是大米、白面,这面条既黑,味道也不好,我们心想,延安就吃这种东西呀?后来才知道,这是当时延安最好的饭食,有点发黑的是荞麦面和白面的混合面。
　　饭后我们乘车来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处长金城接待了我们。当时凡是初来延安的人,都先到交际处,然后再安排工作。最令我们高兴的是,姐姐和我们团聚了。她是几年前来延安的,正在延安中学学习。毕竟她在延安生活了几年,我们的心也稍微塌实些了。
　　交际处依山而建。初到几天,曾三、沈义夫妇,何曼修、朱德新夫妇等相继来看望我们。伍绍祖(后来我在延安保小、育才学校直到101中学的同学)母亲熊天荆也来打听伍云甫(绍祖父亲)的消息,当时伍在蒋管区工作。由于条件限制,信息比较闭塞,很多有亲戚朋友在白区工作的人都来打听消息。当时在交际处还住有林彪的父亲林老太爷及侄辈林华英、林从吉、林从旭等,齐燕铭之子齐小鲁和其姐姐,金城的女儿金戈、金矛姐弟等。国民党起义将领高树勋率领的参观团也在此住过,他们骑的马都特别高大,俗称“洋马”。
　　边区政府常常招待我们在中央礼堂看演出,有歌剧《白毛女》、京剧《三打祝家庄》等。有时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也来一同观看。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将军也来看望大家。
　　初到延安,就感受到革命家庭的温暖。刚来时的不习惯、忐忑不安的心情一扫而光。现在吃小米,穿粗布农服,和大家完全融入到一块。后来听金戈说,她们刚见到我们时,还以为我们是从国民党那边(起义)过来的人,因为母亲那时还烫着发、穿着旗袍,我和哥哥还留着分头、头上还抹着点油,油头粉面的,像是国民党的官太太、阔少爷,反差真大呀。
　　战争乌云密布,暴风雨即将来临,但人们的心情很平静。因为有党中央、毛主席在,真没有什么可怕、可担心的。这年(1946年)秋天,胡宗南准备要进攻延安,我们开始撤离。这时,父亲陪母亲住进了边区医院,准备生弟弟。姐姐离开延安中学来带我们撤离。起初,交际处撤到绥德县靠黄河边的一处山沟里叫小崖嘴的地方,在那里看看形势变化,我们也在那里等父母。不久,父母带着刚出生几天的弟弟赶来了。我们全家真正团聚了,大家非常高兴,给小弟弟起名叫延生。据父亲说,母亲生弟弟时,情况已很紧急,医院人员大都早已撤离,只剩我母亲在那里等待生产。敌人的炮声都听得见了,弟弟就是不出来。负责接生的是陈野萍的爱人李大夫,急得要命。终于,在敌人越来越近的隆隆炮声中弟弟出生了。一生下来,把母子放上担架连夜就跑。解放后,李大夫见了我们,回忆起那段经历时还很激动。对弟弟说:“你怎么那么沉得住气,可把我们急死了。”
　　母亲生弟弟时不容易,后来抚养弟弟也很不容易。那时就靠我们从南京带的一些进口奶粉,吃完后就只能喝些小米汤、面糊糊之类。记得我们用的一个暖瓶不小心摔破了,真把我们急坏了,因为晚上要用热水冲奶粉喂弟弟。后来我们跟当地老乡学会用一种叫“吹火筒”的加热器,因为受热面积大,放入的凉水两三分钟就能烧开(沸),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生活上的困难是一方面,另外,由于当时敌人步步进逼,情况十分紧张。一有情况,马上捆好行李就走,有时还是急行军、夜行军。起初,母亲还有担架可躺,后来只能骑毛驴。弟弟就放在一个小筐里,放在马或毛驴上驮着。情况好时,我和哥哥两人共有一条毛驴轮换骑,属于照顾我俩。情况紧急时,只能跟着走,无驴可骑。虽然那时条件艰苦,但我们心情都很好。越往后,前线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我们对前途更加充满信心。
　　敌机天天来轰炸,形势越来越紧张,组织上决定过黄河。由于白天敌机捣乱,只能晚上过。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我们摸着黑走到了黄河渡口。那时过河的人很多,一条大木船来回摆渡。在微弱的灯光下,我们搀扶着母亲和弟弟上了船,在船工们雄壮的号子声中过了黄河,进入山西省。甩掉胡宗南的追击,环境好多了。过了黄河还要继续走出几十里,不然白天敌机要来轰炸渡口。天慢慢亮了,我们也到达了目的地,心里终于松了口气。
　　
　　从延安保小到北京育才学校
　　
　　1947年春,父母调到城工部工作,姐姐也去那里工作。一天,父亲对我和哥哥说,延安保小已过了黄河,离这里不远,你们俩去吧,该好好读书了。父亲雇了一个民工和一匹马,走了几十里路把我俩送到学校(在山西离石县境内)。这是一所干部子弟学校,孩子们的父母大都在前线和各个部门工作,有的还担负着重要的领导工作,还有一些学生是革命烈士子弟。这样,我和哥哥就第一次离开父母,进了住宿学校,开始过集体生活。
　　经过一段休整,学校行进到河北武安县阳邑镇。延安保小与行知小学合并,随后又同光明小学合并,将分属陕甘宁边区、晋冀鲁豫边区、晋察冀边区的几个干部子弟学校合并,改名华北育才小学(入北京后改名为北京育才学校)。
　　当时正处在战争环境下,常常天上有敌机,地上有追兵,情况很紧急。行军是我们这段时间最重要的事情。根据形势、敌情的变化,学校不断转移。起初主要靠步行和毛驴(有时有少量骡、马)。毛驴用来驮运行李,还可骑,高年级同学则常常步行。我和哥哥那时十来岁,属中间段,行军时两人共用一头毛驴。低年级同学,只有六七岁,一头毛驴挂两个筐,一边装一个,对于身体不好的适当照顾。记得有次行军前,我刚患过感冒,就专分给我一头毛驴。
　　对于行军,老师和同学们都久经锻炼,习以为常了,只要有命令,说走就走,像军人一样。那时阎锡山还占据太原等大城市和主要的交通要道,解放区还没有完全连成一片,有时行军要穿过敌人控制地段,即过“封锁线”。我们过“封锁线”时大都是急行军、夜行军。不过,因为一般都有当地地方武装协助,安全还是有保证的。
　　行军是紧张、艰苦的事。一段时间,连女同学都要剃光头,因为没有时间洗头,容易长虱子。由于不能常换洗衣服,我们身上长虱子也是常有的事。在行军中,大家互相帮助、互相勉励。
　　行军最能锻炼队伍,最能锻炼人。延安保小有几个比较顽皮的男孩,调皮都是出了名的,如项阿毛(项英之子)、李久铭等等,我和哥哥还没进学校时就知道他们的“大名”了,老师对他们都有些“头痛”。经过一段时期的行军磨练,懂事多了,表现很好,后来李久铭同学还长期担任学生会干部。我们班同学刘世钟回忆过一件令他难忘的事:那是在延安保小同行知小学合并之际,两校同学在操场开大会。会议进行中突然下起大雨,“行知”同学立即散开,跑到屋檐下去避雨。而“保小”同学没有动。雨越下越大,直到“解散”口令发出,“保小”队伍才散开去避雨。此事令“行知”师生们很感动。两年多来,我们走过大山大川、大河小溪,黄土高坡、辽阔平原。经风雨、见世面、长知识,在农村广阔天地,锻炼成长。
　　在整个行进过程中,我们都是在农村,住在老乡家,因此搞好群众关系很重要。记得我和哥哥刚入校不久,一天,杨海庚和李万中两同学玩耍时,不小心踏翻了老百姓晾晒的一些烟膏(老百姓种的经济作物),造成一定损失,老乡很有意见。当时学校领导一方面向老乡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另一方面又严厉地批评了这两位同学和有关老师。学校领导强调我们是人民的子弟,一定要搞好群众关系,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大会、小会,批评得挺厉害的。当时我和哥哥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严厉批评人的场面,真有点受不了,为那两位同学感到不平。以后学校不断强化这方面的教育,要我们好好学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就成了我们的座右铭。凡是我们住过老乡的房屋,临走时都把屋子打扫干净,按解放军那样做……后来我们和老乡相处都很融洽,我们的许多工作都得到他们的热情帮助和支持。
　　石家庄解放不久,我们学校在河北行唐县农村(离石家庄不远)。那时情况比较稳定,我们正按部就班地学习文化课等。一天半夜,我们突然被老师从睡梦中叫醒,说有情况,马上收拾行李,准备出发。敌情就是命令。大家很快穿好衣服,打好行李,门口胶轮大车已在等候,大家上了车就走。我们坐在马车上,没有任何言语。眼望着夜空中的繁星,迎着阵阵寒意,心想出了什么事?我们走了一两天,进了山。以后才知道,那是傅作义从北平(1949年9月27日,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才正式改名为北京――编者注)派骑兵袭击石家庄。当时党中央及一些重要机关都在石家庄一带,而我们的大部队离得又比较远,形势一度比较紧急,要大家赶紧疏散。后来党中央、毛主席采取了应对措施,逼迫傅作义撤回去了。大约过了十几天,我们又原路回来了。一路上欢声笑语不断,大家心想:北平解放也是指日可待呀。
　　1949年夏,上级领导(据说是薄一波)派汽车接我们学校进北平。汽车是一些美(国)式军用卡车,是解放军的战利品。我们坐上汽车,心里十分兴奋。那时北方正是雨季,河水猛涨。我们班级坐的那辆车过沙河(正定县附近)时陷进去了,我们的行李全都被水冲了,连穿的鞋子也冲走了(我们是赤脚坐船过的河)。当天傍晚,我们先乘汽车到了保定,随即改乘火车。那时铁路刚修通不久,车速很慢,深夜才到北京。夏日的夜晚,我们从前门火车站赤着脚走到王府井我们的住地王府饭店(即现在的中国照相馆处),也别有一番情趣。看着宽宽的马路,亮闪闪的路灯(电灯),赤脚踏着凉凉的柏油马路,一切都觉得新鲜,又觉得是那样的熟悉,心中油然升起一股激情,浮想联翩:我们又进城了,进北平了!回想三年前,我们仓促撤离南京,这么快又进了北平,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感慨万千。我们不由得挺起了小胸脯,有点“雄赳赳”的味道,一切劳累、疲乏都烟消云散。
　　早上我们吃饭时,几位大姐姐(高班女同学,她们先期到北平)主动端来热水给我们洗脚,并给我们穿上新鞋。我们都有点始料不及,心里热乎乎的。高班同学还把一些衣物、被褥等都尽量匀给我们用。真是革命大家庭,大家亲如兄弟、姊妹。后来,我们学校搬到先农坛,即今天的北京育才学校。
　　从1947年3月延安保小撤离延安,到1949年夏天,两年多时光,上百的孩子(六七岁至十几岁不等)在郭林校长、韩作黎副校长及老师们的精心带领下,在地方政府及人民群众的支援下,艰苦跋涉,经陕西、山西、河北,约两千里路,最后平安到达北平。在整个行进过程中,没有死伤、丢失一个小孩。
　　在延安保小,我们过的是准军事生活。除了没有打仗,其他基本都按部队那样做。大人们常戏称我们为“小八路”,我们心里也美滋滋的(“解放军、八路军”,一直是我们心中的英雄)。当时生活条件很艰苦,一般都吃粗粮,个把星期能改善一下,吃点细粮、荤食,那真是一件令人兴高采烈的事。生活上的事我们都自己做,洗衣服、拆洗被褥,缝缝补补,甚至我们男同学还学会简单的毛线活,如打毛袜、围脖,冬天可以用。我们班的刘世钟同学还成了打毛袜的模范。文化学习也是见缝插针,只要安顿下来,就抓紧进行。因此,有人曾把我们学校称为“马背上的学校”。
　　延安保小那段经历,已走进历史,但它留给了我们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艰苦奋斗、自强不息。
　　
　　心系兰州
　　
　　1962年初,我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参军到酒泉基地从事国防科技工作。姐姐后留学苏联,回国后从事建筑工作,哥哥在甘肃图书馆工作,弟弟清华大学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
　　1960年,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甘肃是重灾区之一。父亲时已年逾花甲,他不顾年迈体弱,不顾家人及亲朋好友劝说,坚持跟随汪锋等同志去到甘肃工作,时任常务副省长兼省人委秘书长。从1960年到1967年,父母在甘肃工作了约7年。
　　1965年,父亲做了一次大手术,身体越来越差,但他始终精神饱满,竭尽全力工作。“文革”中,甘肃也是重灾区之一。父母受到极大冲击,相继于1967年、1986年去世。1979年5月,甘肃省委在兰州为父亲举行了追悼会,平反昭雪。追悼会由宋平同志(时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主持。
　　“文革”中父母受尽劫难,我们子女也受到株连。我离开部队复员,离开了所热爱的工作,努力学到的专业知识不能为国防事业服务、效力,这是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姐姐姐夫在北京也受到冲击,在父母身边的哥哥嫂嫂精神上承受了巨大压力……这些都是我们永远抹不去的心痛。好在历史终究翻过了“文革”这沉重的一页,恢复了它本来的面貌。
　　兰州,一座美丽的城市,也是我们魂绕梦牵的地方,父母永远长眠在那里,还有与我有手足之情的哥哥也安息在那里。甘肃、兰州――父母晚年为之倾注全部心血的地方,父母对她的深深爱恋永远难于割舍,就让奔流不息的黄河与他们永远依依相伴吧。
　　父母一生投身于革命,和许许多多的革命前辈一样,在极其艰苦困难的条件下,为党、为人民勤奋、忘我地工作,把一切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他们也和天下所有父母一样很疼爱我们,呵护着我们,同时,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我们也很敬重、爱戴他们。他们是我们的榜样,他们的英容笑貌、革命精神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写作此文得到金戈、刘世钟等同志的帮助,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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