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葛》农事诗与《诗经•七月》之比较
时间：2020-03-19 05:09:1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本文试对《梅葛》“造物”中的农事诗与《诗经·七月》进行了比较，浅析二者在表现的动植物对象上都具有物候性指向的特点，探究二者思维方式上包含有万物有灵论与经验理性精神的差异性，进而论述这种差异的产生是由于两者处于两个民族不同的生产力演进阶段，是两个不同社会下的文明产物。
【关键词】物候性现象 万物有灵论 经验理性精神 两种不同社会下的文明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5）17-0037-03
彝族诗史《梅葛》自收集出版以来，就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广泛的关注，甚而被中国思想史家蔡尚思教授认为其具有与《诗经》相媲美的价值。一部是北方中原文化的经典诗集，一部则是西南偏远彝族的民族史诗，学界为何将二者联系在一起呢？
一 物候性现象
《梅葛》是一种口头流传于云南省楚雄彝族民间的曲调，其内容包含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着对于宇宙万物的一切解释，被称为彝家的“根谱”，是彝族世代口承下来的民族史诗。作品在1959年得以收集出版，内容分为“创世、造物、婚事和恋歌、丧葬”四个方面，而对于农事活动的专门记录主要集中在“创世·农事”一节之中。《梅葛》中的农事诗和《诗经》中农事诗有着许多不谋而合之处，与《诗经·七月》相较，其最大的相同点是对自然界的物候性现象进行了大量的描写。
上古时期，人们“仰观星日霜露之变，俯察虫鸟草木之化，以知天时，以授民事……”①先民在长时间从事农事生产过程中，观察总结到自然界的动植物随时间更迭而表现出了有规律性的变化，从而以文字谣谚的方式记录了下来。《夏小正》、《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时则训》和《礼记·令》等早期文献资料里面，都有不同季节里动植物的规律性变化的记录总结，以及其相对应该有的社会生活活动。
姚际恒《诗经通论》说，《诗经·七月》“鸟语虫鸣，革荣木实，似《月令》”，可以说，《诗经·七月》全诗都是通过记录动植物应时的变化而展现时月特点的。从动物而言：鸣仓庚、鸣鴂、鸣蜩、斯螽动股、莎鸡振羽、蟋蟀移动等等，都反映了时间季节的不断变化；而针对植物应时月的生长特点，人们才有了与之相对应的农事生产活动：采蘩、萑苇、条桑、食郁及薁、亨葵及菽、剥枣、获稻、断壶、叔苴、采荼薪樗、纳禾稼等等。
《梅葛》“创世·农事”一节，也具有着《诗经·七月》这一特点。彝族先民们根据动物的应时变化规律来区分季节的周期转换：布谷鸟叫、蛤蟆青蛙叫、知了叫、雁鹅叫分别指示了春、夏、秋、冬；而对应着季节时序的变迁，人们有了种植活动的变化：背粪、砍荞把、撒荞子、割大麦、忙插秧、薅秧、割苦荞、掰包谷等等。
刘勰《文心雕龙·物色》里面有“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时空的运转表现在古人生活的范围内，即为使动植物呈现出周期性、有规律的变化特征，这是同出于远古羌戎部落的夏、周民族和彝民族都观察到了的；同时，两个不同民族的先民们，又在其代表性诗集《梅葛》和《诗经》中，不约而同地都通过描写外在物候现象的变化规律来记录时空的运转特征、安排在与相对应的时间里人们该有的社会活动。在这里，时空与天地万物的生命活动之间，得到了一个有机的统一。
二 万物有灵论与经验理性精神
由上可知，《梅葛》中的农事诗与《诗经·七月》里，夏周民族和彝民族的祖先们都通过观察外在物候现象的感性变化规律来记录季节时序的变化更迭，并由此进行相对应的社会生活。但是，二者在观测外在物候变化的时候，又具有着思维方式的差异性，前者更多地渗透了原始人看待周围一切现象的万物有灵论，后者则体现出了夏周先民的经验理性精神。
万物有灵论又称为泛灵论，是西方盛行于17世纪的哲学思想，它的主旨是主张一切物体都具有生命、感觉和思维能力。这是一种存在于人类早期原始社会的蒙昧意识，由于当时生产力极端低下，原始人对观察到的许多自然现象不能做科学的解释，对自然界的严重依赖，对自然力量的恐惧和无力抗衡，使最初出于对先者灵魂的尊敬而产生的祖先崇拜，发展为对自然物和自然力的崇拜，从而笃信自然界中所有物体都具有着意识，即世间万物都具有着生命。
“原始信仰……是远古时代多神崇拜和万物有灵观念的反映。《梅葛》里面记载了彝族先民原始宗教信仰中的图腾崇拜、土主崇拜、祖先崇拜、自然崇拜、鬼魂信仰等等内容。”②从一开始的“创世”部分里格滋天神创造世间万物，到最后对父母死亡“丧葬”里面的虔诚，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原始信仰就贯穿于整部《梅葛》之中，而体现在《梅葛》的农事诗里，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万物有灵论。在格滋天神进行选取“盘庄稼”的主人时，百兽（兔子、豺狼、老虎、麋子、野鸡、竹鸡）和百鸟（麻雀、大雁、老鸹、鹦哥、乌鸦）都被赋予人的意识来争先砍除山坡上的杂树，以及后面放火烧荞地、验收人类盘庄稼的成果，动物皆如人一般参与了其中。在《造物·盖房子》一节之中，将白菀树封为树王、芦苇为草王、兔子为兽王、凤凰为鸟王，更加突出地呈现出了彝族先民们看待世间外在表象的万物有灵观念，体现出了浓厚的原始社会的蒙昧意识。
对于《诗经·七月》的作者向来是众说纷纭：周公、奴隶、农业奴隶、农村公社的自由农民等等，但《七月》这样一个规模宏大的农事诗是“绝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必然有一个积年累月的流传过程”③是无可争议的。正如二十四节气的总结定型一样，《七月》里面对于外在物候现象变化规律的掌握必然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观测积累过程。“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春日载阳……”分别为夏历的十一、十二、一、二、三月，以及诗中有的“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从星象到气温、从动植物到人的生活，整个《七月》都是夏周民族祖先们在长时间的劳动生产过程中的经验总结，洋溢着理性判断的精神。
三 两种不同社会下的文明
同样是表现时序与物候现象的相互作用关系，《梅葛》农事诗中渗透着彝民族的祖先们看待世间万物时尚存有万物有灵论观念，而《诗经·七月》则更多洋溢了夏周民族先民们的经验理性精神。两者思维上会具有这种差异性是受多个因素综合造成的，它与两个民族的生产水平、生活习俗、自然环境、宗教信仰、文化心理等密不可分，而我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由于其处于两个民族不同的生产力演进阶段，是两个不同社会下的文明产物。
《梅葛》作为西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原始性史诗，它“既保留了创世和人类起源等古老神话，又随着历史发展不断增益，反映历史发展的过程”。 ④既是彝族世代口承下来的民族史诗，不可否认，其流传的千百年过程之中肯定经过了彝族先民的不断加工创造，但正如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专家李子贤针对《梅葛》所作的《创世史诗产生时代刍议》中所言：“虽然各民族的具体历史发展有其特殊性，其口头创造样式的产生和发展不尽相同，但一般而言，创世史诗作为一种特定的形式，大致只能产生于野蛮期中级阶段之末及高级阶段之始这一历史发展时期。”也就是说，作为《梅葛》中心部分的创世史诗“只能出现在新石器时代之末、铁时代、英雄时代之前这一阶段。”⑤而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以使用磨制石器为劳动工具和御敌武器为标志的，“先民在‘新石器革命’驱动下，开创了原始农业和原始手工业的新时代，创立了氏族制度文化，并在原始宗教中找到精神寄托。”⑥落后的生产力决定了当时的彝族先民们一方面严重依附于自然界，落后的自我防御能力又决定了他们对强大自然力的恐惧与无可抗拒，随之产生了敬畏自然、崇拜祖先，从而体现出了在《梅葛》农事诗里面认知世间万物的泛灵论观念。
关于《七月》产生的西周时期，史学家范文澜持的观点是“西周到战国时期的生产关系，一般地，在农业方面：主要是领主对农奴的剥削，其次才是对耕种奴隶的剥削；在手工业方面，是领主对工业奴隶的完全占有……所以定西周至战国为初期封建社会” ⑦。而郭沫若先生则认为“奴隶制的社会组织是在周初才完成”，“西周是奴隶社会的见解，我始终是毫无改变。……农业奴隶比较自由……在形式上看来虽然颇类似农奴乃至自由民，但奴隶的本质没有变革”。 ⑧封建社会也好，奴隶社会也罢，可以肯定的是《七月》产生的时期，已经远远将《梅葛》的“野蛮期中级阶段之末及高级阶段之始这一历史发展时期”抛在历史的身后。
诚然，对于无论是《梅葛》还是《七月》里的农事经验，我们都并不能排斥其包含有早期原始社会的经验积累总结，但诗最后的定型以及其文本中所客观体现的内容，无疑为我们展现了两种不同社会下的劳动情绪。《七月》是：
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
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言私其豵，献豜于公。
透露着阶级社会的剥削与压迫，而《梅葛》整部诗作则表现的是彝族先民还处于原始社会的自由烂漫歌唱，人与动物共同开创平等祥和的生活，鲜有被压迫与被剥削的哀叹。
综上，虽然《梅葛》与《诗经》是产生于两个不同的民族与地域的早期诗集，但对二者的农事诗进行比较之后，可以得出同出于远古羌戎部落的夏、周民族和彝民族都共同观察到了动植物呈现出周期性、有规律的变化特征，从而因时制宜进行着相应的社会生活。但二者在表现和解释外在物候变化的时候，又具有着思维方式的差异性，前者更多地渗透了原始人看待周围一切现象的万物有灵论，后者则体现出了夏周先民的经验理性精神。造成这种差异的最重要因素是由于二者处于两个民族不同的生产力演进阶段，是两个不同社会下的文明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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