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蓄宣传画里趣事多
时间：2020-03-20 05:19:0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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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宣传画，不得不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段黄金时代，街头巷尾铺天盖地的宣传画，发行和张贴的确到了极致。直到上世纪80年代，宣传画才逐渐走向衰落。不过直至今日，但凡是那个时代的过来人，只要看到它，依然有无限遐想。
由于供职金融界的关系，爱好收藏的笔者对储蓄宣传画情有独钟。每每仔细端详，储蓄演变、百姓理财生态、金融万象乃至国家政经面貌，得以管窥一斑。除了将视线投注到色彩斑斓的画面，还小作研考，整理些许背后的难忘往事，且听娓娓道来。
一元钱能够干什么？
网络上有帖子在热议，本世纪初的一元钱究竟能够干什么？各地网友纷纷给出答案：在北京，一元钱可以买一杯豆汁或一只卤蛋；在上海，一元钱可以坐不带空调的公交车；在广州，一元钱可以买一支五羊绿豆冰棍；在武汉，一元钱可以吃一碗热辣喷香的热干面；在南京，一元钱可以看一份《金陵晚报》加一份《现代快报》；在成都，一元钱可以尝两串麻辣烧烤，不过是素的……
我手头有好几幅储蓄宣传画，画面略有差异，主题却殊途同归，全都拿“一元钱”说事：每人储蓄一元全国可以积累7亿元。按照这种说法可推算出当时中国有7亿人口之巨，因而，这张海报应当发行于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
那么在当时如果有了这笔钱，能办成哪些事呢？
宣传画也分门别类地设计了不同人物形象版本，为您细细算来——女工人的版本称：聚沙成塔的7亿元，可建铁路1204公里，建年产10万纱锭纺织厂32座，建5万吨化肥厂12座，建年产100万吨钢铁厂2座；女农民的版本另有诠释：可购化肥500万吨，购拖拉机5万台，购解放牌汽车48200台；而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市支行编绘的版本，更添壮志豪情，这7亿元，可以印刷《毛泽东选集》41000万套！那可是革命群众求索真理的指路明灯啊……宣传画作为一种传播媒介，被赋予了强烈的时代性和地域性，以最直接的数据向人们阐述储蓄的益处，直白又亲切，简单又醒目。
无独有偶，我还见过一张更早的宣传画，题曰《五万亿元的价值》，手法如出一辙，说是全国每人节省一万元存入银行，建国初期五万万同胞聚积的财富，可修多少水利大坝，造多少飞机大炮，筑多少厂房铁道，建多少医院学校。算盘珠一番拨弄，十分具象，看看也是让人心潮澎湃、欢欣雀跃的。需要说明的是，新中国成立伊始，币值动荡，百废待兴，一万元即相当于后来的一元钱。直至1955年，中国人民银行决定按照10000比1的比例发行第二套人民币，方得拨乱反正。
数字胜于雄辩。整理金融老期刊，无意翻到1979年11月出版的第三期《农村储蓄》，其中一篇《一元钱的作用》，依旧凭数字说话，对“脸朝黄土背朝天”的8亿农民兄弟循循善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特别是要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因此，我们应发扬党的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光荣传统，把暂时不用的钱存入银行和信用社，为加速农业现代化的步伐，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如果我们每个农民支援农村储蓄一元钱，全国就有8亿元，这些用于现代化建设上，可以发挥多大的作用呀！可以购买大型拖拉机65000台，或购买手扶拖拉机306000台，或购买小型收割机100万台……
说事论理，侃侃而谈，用的还是颠扑不破的套路。
也难怪，新中国建国后的30年间，家家户户过的都是紧日子。那时人们的收入大抵用来吃和穿，急急巴巴解决家庭温饱，很少有闲钱可存，导致了居民储蓄率始终在低位徘徊，且看统计数据说得明白无误：“1978年全国人均储蓄存款余额仅为21元。”
所以，让老百姓从牙缝里省出一元钱，响应“积极参加储蓄，支援国家建设”的伟大号召，是那个年代银行鼓与呼的永恒旋律。一元钱也是钱，可以聚少成多，集腋成裘，汇集成流淌不息的资金源泉。一元钱造不出宣传画里的拖拉机，但或许能用来生产拖拉机上的某个零件，“我为祖国做贡献”的自豪感，也就在这“一元钱”的微薄举动中油然而生了。
一元硬币的两面，折射出不同的时代风云和生活底色。
看上去很美
——同志：您若想积聚一笔资金准备畅游祖国美好的河山，最好您每月存储人民币20元，三年到期可得本利787.93元，它能满足您的意愿。
——同志：您若每月存储6元钱，三年到期将得本利236.38元，可买一台洗衣机；五年到期将得本利425.88元，可买电视机一台。
——青年同志们：您若想筹备一笔必要的结婚费用或购置一套实用家具，最实际的办法是每月存储20元，五年到期积资1419.60元，它能“成人之美”。
——家长们：您非常关心子女的前途，并需为子女准备一笔教育资金，请您每月存储10元或15元的五年期积零成整储蓄，它可以帮助您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储蓄处1984年2月编印的《储蓄画刊》，一声一个“同志”，礼多人不怪，油多菜不坏，列举不同的存储方式，为储户描绘出一幕幕“聚少成多、积零成整、支援四化、改善生活”的诱人愿景。
是啊，告别动荡岁月，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开始发生变化了，谁家不想坐拥“二三转一响”、外加电视冰箱啊！同是这一期《储蓄画刊》，还图文并茂替“食息族”算了一本账：一千元存定期，一年获利息57.60元，可买手表一块；三年获利息205.20元，可买缝纫机一台；五年获利息396元，可买黑白电视机一台；八年获利息720元，可买洗衣机、自行车、大衣柜一组……呵呵，美好生活，有“利”可图哦。
1980年1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为了广泛吸收社会闲散资金，适应各阶层群众计划安排生活的需要，决定增加储蓄种类和档次。“鉴于历史经验，新增加的种类既要适应群众经济收支规律，有利于广泛引导群众参加储蓄的积极性，从而更多地吸收存款，又要使内部手续尽量简化，避免繁琐、错乱。为此，在现有零存整取定期储蓄内增设三、五年期档次；增加积零成整定期储蓄一种；恢复存本取息和整存零取两种定期储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银行柜台再也不是“四大金刚”、“老三篇”，储蓄“花样”一下子变得丰富起来啦。
百姓盼生活和美，银行欲“成人之美”，美上加美，看上去确实很美。按照当年的物价水平，手头能积攒个一二千块钱，小伙子可以把漂亮老婆娶到手，当父母的应付子女学费不用愁。银行同志为了下家万户的美满幸福，细细盘算，层层规划，真的没少费心思。
然而，在“36元万岁”的年代里，普通职工吃辛吃苦，每月要从紧巴巴的工资单里挤出10元、20元存银行，也并非是一桩容易的事儿。记得那时，有关大龄青年勒紧裤带办婚礼的文艺作品，不胜枚举，张嘴就来。“海派清口”老前辈陈卫伯的脱口秀《汤司令的烦恼》，即是一则经典的段子。脱口秀说的是青工小汤家底单薄，但为了操办婚宴，凑齐家具“36条腿”，天天中午在单位食堂里舍不得买小菜，只好喝免费清汤，人称“汤司令”。日复一日，“汤司令”喝汤喝得眼冒金星，腿脚打飘，终于跌倒在了闹猛的婚宴上……
谁操胜“券”
国库券始于中国，从1981年起发行，并规定“不得当作货币流通，不得自由买卖”。当年认购国库券，被贴上了“爱国主义”的标签，需要精心组织，发动群众，循循善诱，谆谆教诲，动之情理，晓以利弊。老百姓买进国库券，通常只好“捂”在箱底，眼巴巴地待凭证到期才能兑换现钱。
你拿着国库券，无法兑现，如果缺钱，着急花，怎么办？由于没有贴现服务，黄牛们便找准了空子，早年，全国各地都有黑市，黄牛们低价收这些券。你等不及，他们等得起，到了规定的年限，拿去银行兑换，差价自然到了手。
我手头有一张《银行办理国库券贴现和抵押贷款》宣传画，由“内蒙古自治区国库券推销委员会”绘制，从网点内部的陈列格局以及画中的人物服饰来看，富有草原特色；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你看，宣传画里的西装客掏出一厚叠国库券办理“贴现”，而身后的蒙古老伯则数着扣除贴息后兑得的现钞，眉开眼笑，喜上心头。这个“贴现”的直白演绎，想必是“贴心贴肺贴肚肠”的。
到了1985年，国家对国库券的发行和流通作了“松绑”，比较官方的说法是：“为了进一步搞好国库券发行工作，提高购买者的积极性，在总结过去发行经验的基础上，国务院决定从1985年开始，提高国库券的利率，缩短偿还年限，由银行办理国库券贴现和抵押贷款，个人购买1000元以上的开给收据，可以记名和挂失。”
这一“贴现”、“抵押”不要紧，对于国库券买卖的激活效应，显而易见。1988年3月，为了遏制国库券的黑市交易，财政部提出了《开放国库券转让市场试点实施方案》，允许国库券上市流通交易。1988年分两批在全国61个城市进行国库券转让试点，直到1990年转让市场全面放开。
自从有了贴现，非法就成为了合法。黄牛们低价收进国库券，然后拿去银行“贴现”，拿回现金，这其中的差价便成了劳动的果实。
当时全国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库券市场，且因经济发展程度不同，一些试点城市的银行为了周转资金，往往会出现低于100元面值出售国库券的现象，从而出现了不同城市之间的套利空间。
证券市场已经迈开了脚步，此等情势，也让嗅觉灵敏的商人找到了机会。杨怀定就是其中的一个，尽管当年他还不叫“杨百万”。
杨怀定在《做个百万富翁》一书中自述，当年他发现城市之间的国库券价格存在差价，就凑了10万元赶到安徽，从当地国库券经营机构买人国库券，再回上海卖给上海证券业务部，一倒手可以赚几千元。于是生意越做越大，后来还从上海保安公司请了保镖同行。“从第一批7个试点城市，到第二批54个试点城市，足迹几乎遍及全国，最远去过新疆、黑龙江。”他采用“蚂蚁搬家”的方式，把国库券源源不断地搬到黄浦江畔，一年就赚了上百万，成就了一段神话般的财富传奇。
杨怀定还披露了一个细节：1989年元旦刚过，万国证券的创办人管金生告诉杨怀定，他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管处串门，看到处长张宁桌子上压着一份文件，内容是1988年国库券准备在不久后上市。如果谁知道这个消息，黑市价75元买进，一上市可能就是100元，暴利25元。直觉告诉管金生，这是个发大财的机会。于是乎，“杨百万”成了万国证券的授权代表，拿了一台万国证券的点钞机，在海宁路1028号自己的办公室内大张旗鼓地收购，短短时间内，竟然“刮”走了上海市面上一半的1988年国库券。两人的狂收行动引起了金管处的注意，张宁一日赶到万国证券突击检查，管金生想出了个绝招，把所有的国库券从地下室的金库转移到办公室里，从地上一直堆到天花板。张宁来金库检查，一无所获而归，万国证券躲过一劫。数月后，1988年国库券上市，价格为104元。作为当时国内最大的两只“国库券鼹鼠”，管金生的万国证券和“杨百万”杨怀定完成了惊险而丰厚的原始积累。
要死要活？不死不活……
浏览了一系列宣传画，有点闷，不妨说几个银行幽默段子解解乏。
先读两位朋友对话：“我赶着去提货，麻烦你给我爱人打个电话，让她今天一定去银行取钱。”“取什么钱？”“我的‘死期’，到日子了。”
另一段是来自储蓄员和客户之间的对话：“您好，请问您办什么业务？”“哦，我存一个死期。”“请问您准备死多久？”“恩，死一年吧。”
还有更绝的。一位老太太到储蓄柜台办存款，问她：“请问您存定期还是活期？”老太太镇静应答：“我存一个死的，一个活的，一个不死不活的。”柜台内外的人愣了几秒，全笑翻了。
以往的银行老客户，对于方才这一连串的寻“死”觅“活”，肯定心领神会。银行储蓄存款有活期、定期之分，活期当然是“活”的，定期的称谓则与之遥相对应，被老百姓轻车熟路说成是“死期”了。而老太太口中的“不死不活”，顾名思义，则是兼具定期之利、活期之便的定活两便储蓄了。这个品种，因为洋溢着随心所欲的自由因子，事先不约定存期，可以随时支取，利率随存期的长短而变化，交关便当，所以很受有着特定需求的储户的青睐。
我在储蓄所做实习生的时候，最头痛的是接待定活两便存单的支取业务。根据储蓄计息办法的规定，定活两便存期在三个月以内的按活期计算，三个月以上的，按同档次整存整取定期存款利率的六折计算；存期在一年以上（含一年），无论存期多长，一律按支取日定期整存整取一年期存款利率打六折计息；由于定活两便储蓄不固定存期，随意性很强，支取时通常还会出现零头天数，遇到这种情况，只好再以活期日利率来计算利息——晕啊！我这人对数字天生不敏感，况且当年多为手工计息，每遇提取定活两便的储户，我不由得暗暗叫苦，面孔也开始变得不活络了，心想：这么难搞，难怪大家要说它“不死不活”了。
好在，这幅为“定活两便定额储蓄”广而告之的宣传海报，画得还是蛮生龙活虎的。海报为这个1982年10月1日在申城推出的新品，概括提炼了四个特点：“市区通存通兑，存期可长可短，存单面额固定，利息分档计算”。同时，既日“定额储蓄”，画面文案亦交代了相关信息，明白无误：存单分50元、100元两种，不记名，不挂失，不得代现金流通使用。再则，利息计算的方式，比我前面说到的要简便得多：“存期不满一个月的不计息，一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月息二厘四计息，存满一年以上的按四厘计息”。把计息方式都原原本本地写在纸面上，不怕啰嗦，当年的储蓄广告，总让人觉得非常厚道。
猛一看，画面色彩活泼，动感十足，在那个创意设计崇尚四平八稳的年代里，不落俗套，颇为抢眼。不过，要是当时谁拿着这幅画稿来征求我意见的话，我肯定投反对票。你看，画中小男孩一边吹号，一边擂鼓，莫非寓意银行在为新出笼的储蓄产品“自吹自擂”？这多尴尬啊。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海报一角，印有“徐汇区办沈瀚、陶鸣设计”字样。“徐汇区办”系当时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徐汇区办事处的简称，陶鸣我不认识，而沈瀚却是相熟已久的老朋友。三年前，我主编的《行家》杂志筹划开设“银行老克勒”专栏，网罗采访对象，头一个我就想到了沈瀚先生。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沈瀚是科班出身，他的几把刷子不仅在“徐汇区办”头角峥嵘，而且名声远扬，在上海分行也是“好算算”的，连北京总行遇有创作任务，都会直接点名要沈瀚操刀。最令沈瀚引以为荣的，当属1989年牡丹卡“十月怀胎”期间，总行发函到各地分行征集卡面稿样，沈瀚的设计稿一路过关斩将，力挫群雄，他笔下的“牡丹”分外妖娆，盛开在最早版本的牡丹卡卡面上走遍神州；之后，在牛十丹卡消费标识的选拔中，沈瀚花开二度，作品再次被采纳，甚具现代感的“M”标志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看到自己的“作品”瞬间转化成“产品”，沈瀚的脸上好似绽放了一朵牡丹花，真比因为中标而拿回1000元奖金还要开心哦。不过，身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首届毕业生，同学当中“勾肩搭背”的就有陈逸飞等著名画家，沈瀚踌躇满志，一心想在美术创作上搞出点名堂。然而，搞艺术的人往往性格活跃不羁，做事不拘小节，与银行“一本正经”的严谨氛围总是格格不入，沈瀚为此“磨合”了好几十年。
而今，在社会专业化分工的大背景下，美工队伍渐渐从银行内部体制淡出，他们有的跳出银行另谋他就，有的“改行”从事银行业务工作，丹青绘事只能成为茶余饭后的寄托和消遣。此等境遇，倒也应上了“定活两便”抑或“不死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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