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原生态苹果_对原生态高原“花儿”的关注

　　众说周知，生态是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的一种生存发展状态；原生态是在自然状态中生存下来的东西。原生态高原“花儿”是各民族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创造的、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未经现代任何艺术加工的民间歌曲，是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原生态高原“花儿”作为“原生的生态环境”中的伴生物，与各民族文化、地域环境、血缘关系、生产方式密切相关。它不仅是人们历史生活的真实写照，同时反映出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们祖祖辈辈思想情感与理想追求的浓缩。
　　青海是汉、藏、回、蒙古、撒拉、土、东乡族等民族聚集的省份，各民族民间文化相互融合、渗透现象相当普遍，因而使高原“花儿”具有了交叉融合性的特征，各民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精湛不朽的原生态“花儿”艺术。原生态高原“花儿”既表现人们的感情，也表现人们的思想，但是并非抽象地表现，而是用生动形象来表现。高原“花儿”简明朴素，生动灵活，以情动人，它以比兴手法真实地反映社会矛盾、歌唱美好生活、赞美大自然，以表达内心真实的情感和内心活动，体现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因此，原生态高原“花儿”是所有民间歌曲中最贴近人们生活的，最直接、最朴实、最生动、最富有生活气息的非物质文化产品。如《上去高山望平川》（河州令），已成为青海高原最流行的民歌；《雪白的鸽子》（呛啷啷令），则是从甘肃传入的“推炒面”演变而成的，至今也成为青海高原流行很广的民歌；撒拉族“花儿”（孟达令）、土族“花儿”（红花姐令）、回族“花儿”（三啦啦令），以及藏族、蒙古族花儿等现在也成为农牧业区较为流行的民歌。由此可见，不同民族文化所赋予的独特思想、感情及行为方式也影响着青海各民族心理和精神气质。这些各民族民间“花儿”相互吸收、融合发生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逐渐整合为一种新的民歌。因为它融合了各民族民间歌曲的长处，成为青海原生态民歌整体的一部分。
　　高原“花儿”如《花儿与少年》、《上去高山望平川》、《下四川》、《雪白的鸽子》等在国内外广为流传。这是人的一种社会活动，是一种沟通人与人的共存关系的文化交往活动。它通过传播媒介，一传十，十传百，不径而走，家喻户晓。是跨越了社会区域和社会群体的一种新的文化流程。随着时代的发展，新“花儿”也在不断兴起。如《阿丽玛》、《吃果子不忘种树的人》、《打马的鞭子闪折了》、《要唱个四化的春天》、《尕妹是花山的金唢呐》、《涉外情》、《砂娃泪》、《赶金场》等，在青海地区也很活跃。这些新民歌的兴起，是与人们的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民歌自然增长和积累的过程，也是属于自然变迁和自然发展的过程。
　　一、社会群体对原生态高原“花儿”的反映
　　原生态高原花儿作为各民族人民智慧的结晶，直接表现了各族人民的社会心理和内心体验，抒发思想情感，通过民间各群体广泛深入的即兴创编和口头流传，逐步演化形成并发展繁荣起来。过去，学者们通过采录民歌、记谱，再整理、改编成舞台艺术形式，为城市歌手提供演唱素材。是从艺术表演的角度对某种民歌流传形式的关注，更多地聚焦在民歌美好的艺术效果方面，并不多考虑这些“花儿”产生的历史背景，更不会考虑这些民间艺术同它的创作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民歌创作者的生存状态、情感喧泻等问题，是单一的艺术演唱活动。例如各地农牧民在盛夏季节，自发地举办“六月六花儿会”、“射箭会”、“赛马会”等活动。人们在集会上三五成群的相聚在一起，以对唱等形式演唱高亢嘹亮、悠扬动听的花儿，以此来交流思想情感。
　　但现在对于高原“花儿”的反映就不同了，当有的民歌搜集者将采录来的“花儿”，制作成音响资料出售版权，牟取市场利益被媒体披露的时候，便引发出一系列的争论，甚至通过法律诉讼来评判,而社会舆论更多倾向本土民间方面。这说明，社会群体对原生态高原“花儿”的反映，不再是对某种艺术形式的审美考虑，而是联系到广泛的社会生活。人们开始透过民歌，看到为维持全社会基本生存状态，所付出劳动的广大农民的利益和他们的生存状态，包括尊重民族民间文化。特别是我们更进一步看到，那些没有被改编的“花儿”同农村、牧区没有改变的生活之间的关系。城市的人面对“花儿”的存在，也表现出一种积极的文化心理，即对民间文化的依恋和对农牧民爱情生活状况的了解。如果我们通过高原“花儿”研究原生态问题，把农牧区与城市一体化的共同利益，纳入整个社会文化体系来考虑，我们从中就会发现留存在田野村落的、包括原生态民歌在内的各种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部分。通过对原生态高原“花儿”的分析和认识，才会产生对中华民族情感的认同，这种认同，体现出对中华几百年文化遗产的认同。
　　经常听村里的乡亲们唱原汁原味的“花儿”，会逐步感悟到我们祖先的生存状态和浓烈的情感世界。自然引起对先辈们妥善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艺术的关系的社会历史文化生活的关注。这时候，我们似乎从乡土“花儿”中，开始隐约听到生命渴望已久的那种声音，唤起了内心最为真实的乡土亲近感和民族认同感。也开始反思长期以来，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并希望去重温祖辈们重复了几千年的那些简单而又深刻的话语。大胆地去解释那些地道的方言，歌唱那些东西南北都能接受的民间歌曲。也正是这些田野的本土文化，在与外省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时候，带给我们无尽的自豪感和责任感。
　　原生态民歌的不断展现，使得那些没有农村生活经历的城市居民，看到了本民族文化之树的基本品质。那些极不容易暴露在外的根须，唤起了“绿叶对根的情意”。当前社会对包括原生态民歌在内的本土文化全方位的重视，虽说客观上是透过全球化市场经济的旅游业推动，但却唤起了人们对于民族精神重建的一种渴望。因为原生态高原“花儿”表达了我们青海各个民族纯洁、质朴、深层、最有时间连续性、最有活力的情感和生存观念。人们从原生态高原“花儿”中，似乎能够感受到一种无形的民族文化精神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文化是人类对生存经验的一种积累。人们根据一定的生存经验，进行归纳总结，然后确定一种可以被公众认同，有利于生存秩序而形成的行为规范。某一种文化通过传播到其他的文化区域，如果能够为异域文化的人所接受，则说明其文化具有某种普遍意义；如果不被接受，则说明其生存的方式有着较大的差异。我们知道，广义的文化分为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花儿”则无疑是精神文化。在文字文本不盛行的社会里，口授文化是精神文化创造、存在、传播的重要形式。特别是“花儿”，对生存情感经验的交流、精神遗产的传承、日常生活的建构中发挥着直接的作用。
　　按照社会文化学功能主义的观点，民歌的产生源于人们生活的种种需要。因为劳动的需要，才产生了劳动号子；因为日常生活的需要，才产生了诸多的小调；因为人们需要抒发强烈的内心情感，才产生了“花儿”等类的民歌。特别是生活中演唱民歌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一时感受即兴演唱民歌，也可以改编以往的曲调和歌词。艺术活动完全服从于个体生命的实际需要，民歌艺术的产生也完全体现出独一无二的原创性。它同样体现出艺术与人生最为亲密和自由的关系。在现代社会，城市人的生活差不多被现代高科技、电子信息格式化了，人们面对大屏幕电视机，面对立体声音响，听到的是一种数字化转述的声音。甚至在大舞台歌曲演唱中，面对成千上万的观众，居然也边跳舞边假唱，观众心甘情愿接受歌者的行为表现，成为一种欣赏声乐的时尚。这种现象说明人们对艺术的麻木感已经到了令人叹息的程度。当各种艺术活动在为创作源泉而苦恼，从而在各种艺术理论中纠缠的时候，想一想原生态高原“花儿”的产生和存在，必然带给我们心灵的自由和艺术观念上的解脱。
　　原生态高原“花儿”的现象，反映出当今社会大众心理和文化倾向，引起了全社会对民族口授文化遗产更多的重视。为了展现原生态民歌的多样性，从青海各地的“花儿”会，到舞台化的擂台赛以及“花儿”歌舞，再到一场场不断引发热烈讨论的原生态高原“花儿”演唱会，无不成了青海文化艺术界关注的焦点。在城市的舞台上,一首首来自穷乡僻壤、山野沟壑、草原牧场的原汁原味的“花儿”，让人们体会到了原生态民歌中独有的魅力。原生态“花儿”文化保留了民族生存过程中最精炼的历史现实，是本土文化延生滋长中最基本的精神要素。
　　原生态高原“花儿”从旋律风格到演唱方法，始终保持着相对原始形态的民歌呈现。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声情并茂，质朴自然，个性鲜明，不拘一格，民族地域特征尤为显著。例如，我省老一辈民歌演唱家、著名花儿王朱仲禄先生演唱的驰名中外的精典青海民歌――《上去高山望平川》、《雪白的鸽子》等，其旋律风格体现出高亢、悠扬、轻快、爽朗、浓郁的高原风情，突出地方特色。而这些特色，除了民歌旋律本身，更多的是通过演唱者的发声、吐字、润腔、情感等演唱方法所呈现的。它不仅不同于当代通俗歌曲的流行唱法，而且与我们称之为“美声化的民族唱法”，亦不尽相同。通过青海原生态“花儿”改编的歌曲如《花儿与少年》、《上去高山望平川》、《下四川》、《雪白的鸽子》等新民歌,由于其独特的艺术风格而脍炙人口、流传全国，并被誉为青海民歌的代表作，也是青海人引以为豪的民间艺术创作精品。然而，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种现象，即当今人们对歌曲演唱的曲目选择或演唱风格，离“原生态”越来越少了。在茶园或歌厅人们一味地追求时髦，通过麦克风的蛮喊狂叫或轻声嗲气，充斥着“花儿”演唱的舞台，清新纯朴、情感浓郁的本土“花儿”演唱风格太少了。诚然，用通俗的流行方法演唱“花儿”，并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与尝试，但决不能因此就抛弃质朴的田野风情而远离充满活力的乡土气息。要须知只有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原生态“花儿”演唱，才被视为精神领域的“绿色食品”，需要说明的是“原生态”并不等于“原始”。如何把传统和现代歌曲有效的应用起来，这方面需要我们不断进行积极的探讨。许多原生态民歌，其实都是经过作曲家和演唱者加工过的，如青海民歌《花儿与少年》，主要是以小调兰桥会、五更鼓为素材由陕西省歌舞团章民新、吕冰编曲，于1956年与朱仲禄（作词）合作完成的。男女对唱歌词是：（男）“川里高不过凤凰山，/凤凰山站在白云端；/花儿里为王的白牡丹，/红牡丹它开在春天。”（女）“川里美不过大草原，/大草原铺上了绿绒毯；/人中间英俊的是少年，/少年是人间的春天。”这首载歌载舞的新民歌，以爱情为主题，体现出青年男女崭新的社会生活风貌。这首新编民歌以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体现出民歌随着时代的进程而发生的变迁，它将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心理、性格和行为的发展。然而它的内在精神，通过吸收、接纳、融化成为新文化的价值体现。
　　二、政府对原生态高原“花儿”的反映
　　古代有“惟乐不可以为伪”、“审乐知政”之说：音乐不能做假，观察音乐能够了解施政情况。我们共同来了解政府对原生态高原“花儿”的重视情况，是否反映了当代社会政治的信息呢？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经济取得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当代农牧区生活的巨变，使原生态民歌的生存环境有别于过去。然而，人们幸福的生活，自然离不开文化娱乐，这是亘古不变的生存规律。就我省宣传、文化主管部门对原生态高原“花儿”在新时期的生存状态而言，多方面采取了积极的扶持与引导，如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以农民为主体的“花儿”演唱大赛、“西北五省区“花儿”大赛”等，以鼓励和调动广大农村青年学习演唱传统民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省政府、文化厅联合多个厅局，借鉴社会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聘请了100多位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成立了青海省非物质文化中心，逐步形成了有利于保护原生态高原“花儿”和扶持地方文化发展的机制。建议在现有文化馆、站的基础上增设非物质文化工作站，或建立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合一的重点保护区。并建立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基金会，或提取商业化流行音乐演出税收进行专项补贴等办法，投入资金保护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保护原生态民歌的生存环境。同时，可以尝试将自然旅游区的开发与文化旅游区的开发相结合，国家和地方政府以文化事业经费及地方旅游业收入，保护和扶持区域地方原生态文化艺术。媒体及民歌艺术节对原生态民歌保护应该有正确的导向。通过举办原生态高原“花儿”大赛、发行高原“花儿”集书刊及VCD歌碟等活动，不断探索新的推介形式，为原生态高原“花儿”提供良好的生存与展示平台。同时，对于优秀的原生态“花儿”演唱者，省、市、县艺术表演院团应注重选拔、培养，让其专门承担起推介原生态高原“花儿”的责任，使高原“花儿”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继有人。从而，通过高原“花儿”演唱等多种形式的宣传，提高青海在全国的知名度。
　　采用丰富多彩的原生态高原“花儿”，进行改编、创新是促进本地区两个文明建设发展的必要手段之一。民歌创新是社会延续和发展的必然要求，它的构思在原有的基础上，与现代生活要逐步贴近。填词编曲的过程含纳了民歌本身的再生能力和创造机制，同时也表现为不同地区的民歌在文化交流中产生的相互吸收和借鉴的现象。它不仅影响着社会生活中人的心理、人际关系、伦理观念，而且将影响到人民的生活情趣、性格和行为的发展。如《花儿与少年》、《上去高山望平川》等新编民歌都含藏着青海民间音乐――“花儿”文化的底蕴，至今广为传唱、流行，深受人民的喜爱。这是因为中国几百年的文化积累中发展起来的传统高原“花儿”在现代化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是：（1）“花儿”是群体文化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也是现代文化生活的精神支柱。（2）“花儿”质朴厚重，绵延世泽，富于社会生活的生命力。重感情、尚人论，重道德、尚礼教，是社会群体创造的极大精神财富，这也是中华民族崛起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种力量源泉。（3）作为社会生产力主要因素的人，生活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之中，各民族以不同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宗教、信仰等社会文化价值来界定自己的行为取向，或积极进取、或消极怠后，这一切也与自身的思想、情感、信念有必然联系，这种联系也离不开丰富的“花儿”内容。（4）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如何以新的高原“花儿”品牌，打造出特色文化，这也是当务之急。如花儿影视剧、“花儿”舞台剧、“花儿”交响乐、高雅“花儿”音乐茶座等。物质生活上的衣、食、住、行的现代化，更需要解决人们高层次的精神生活问题。通过改编、创新“花儿”，以现代传播方式造就新思想、新品质、新人格，才能产生新的整合力。可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协调、发展，也离不开新民歌的文化特征。
　　二十世纪中叶，高原“花儿”中诞生了如《上去高山望平川》、《花儿与少年》、《雪白的鸽子》等创新的作品，至今广为传唱。70年代以来，全国民歌研究和收集整理的风潮兴起，相继产生了一些学术性论著。青海民歌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也逐渐起步。在文化部门的协助下先后出版了省文化馆编的《青海花儿曲选》、西宁市文联编的《河湟民间文学集》、刘凯的《青海民歌探宝》、张谷密的《西海乐论》、周娟姑和张更有的《青海传统民间歌曲选》、赵宗福的《花儿通论》、滕晓天的《青海花儿话青海》以及各市、州、县文化馆搜集整理的“民歌集成”。这些著作不但收录了传统高原花儿，也收集了一些改编的新“花儿”。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花儿王朱仲禄、花儿皇后苏平、花儿歌手马骏及张海魁、马金山、赵吉金、雷有顺、吕晓明、张存秀、孙斌、加毛吉等一批民歌演唱家先后出版发行了50多套民歌音带和CD盘。此外，在省、市院团创作研究部门的基础上先后成立了青海省艺术研究所、青海省民间文艺家协会、青海省“花儿”研究会等机构，专门从事青海民歌的研究和创作。涌现出了一大批以“花儿”为体裁、脍炙人口的创新歌曲，朱仲禄作词、黄瑞科作曲的《吃果子不忘种树人》，朱仲禄作词、马景富作曲的《阿丽玛》，高鹏作词、朱健作曲的《土族阿姑上山来》，高鹏作词、施观林作曲的《一朵浪花一支歌》，刘郎、王贵如分别作词、更嘎才旦作曲的《青海人》等。
　　过去媒体对青海原生态“花儿”有过不少传播，如省电台、省电视台推出的歌手大赛；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文联、省总工会等分别或联合举办的各种主题性大型文艺晚会；省艺术研究所、省文化馆等单位对民歌的收集整理和研究；省歌舞剧院、省戏剧剧院、省艺术学校等单位举办的民族歌舞晚会；以及其他部门或单位组织的歌舞晚会、“花儿”演唱会、民族唱法大赛等各种民歌汇演。而当今的情况，除了以上的因素之外，透露出社会公众对民歌文化更深一层的感受、发现和领悟的自发行为。特别是从那些民间歌手的原唱专辑中可以看出，人们对原生态“高原”花儿所表现出的喜爱，反映出当前中国社会的大众心理和文化倾向。分析这些大众心理和文化倾向，不仅有利于提高全社会对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歌的更多关注，也提供了一种从民歌的角度认识社会的有效途径。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研究青海原生态“花儿”的起源、发展、内容、特征及其社会功能时，只有把它放到一定的历史形式中去考察，而不是只做一般的范畴来考察，才能真正阐明文明的涵义及其历史发展过程。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不同形态的特质所构成的复合体，表示着人类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不断发展、进步的状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各种相互关联的高级属性和特征的集合体，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是由各种文化因素构成的。而原生态高原“花儿”是人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因素。这个因素并不是孤立地发生作用，而是以一个整体性的文化体系构造成社会文明的大厦。社会文化体系也是随着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更迭交替而不断发生变迁的，文化变迁对社会文明有极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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