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李庄才女――游寿]李庄古镇
时间：2019-02-08 05:34:2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抗战期间，四川南溪县一个叫李庄的偏僻小镇聚集了一批著名的文化教育机构，如中研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同济大学等，后来这里被称为“抗战时期中国四大文化中心之一”。李庄的一大批文化精英中，有三名才华出众的女性颇为引人注目，她们是营造学社的林徽因、中央博物院的曾昭�和史语所的游寿。如今，林徽因和曾昭�(清代重臣曾国藩二弟曾国潢的重孙女，时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总干事，新中国成立后出任南京博物院院长)的名字与事迹较为人熟悉，而游寿则鲜为人知。
游寿字介眉、戒微，1906年出生于福建霞浦县一书香世家。其高祖游光绎为清乾隆己酉进士，乃林则徐的老师；曾祖游大琛为清道光丙戌进士，是林则徐的同学；父亲游学诚，清光绪辛卯举人，后创办女子高等小学，亲任校长。游寿从这所小学毕业，十四岁考入福建女子师范，得到老师邓仪中(邓拓之父)的指点和赏识。父亲逝世后，她继任父亲创办的女子高等小学校长之职。游寿二十岁时已被誉为“闽东四才女”之一，和同是福建籍的冰心、林徽因、庐隐三位遐迩闻名的才女齐名。1929年具有厚实国学根底的游寿考入南京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与同年考人的曾昭�一起成为胡小石教授的女弟子。大学毕业，她到厦门集美师范任国文教员，1934年8月考入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再度师从胡小石教授攻读硕士学位，从事金文、古文字音韵研究，先后完成了《先秦神道设教观》、《先秦金石甲骨文献资料研究》等论文。这一期间，在研究金文、古文字学的同时，游寿在胡小石指导下钻研书画艺术，其高超的水平为书画界公认。因胡小石的恩师李瑞清是清末碑学书派代表人物、一代书画家巨擘，而游寿天资聪颖，书法又深得导师胡小石的真传，遂成为这一书派第三代的一位代表人物。
游寿的同窗好友曾昭�赴英国伦敦大学学成回国后，1942年受李济聘请到李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任总干事。游寿与曾昭�情谊深厚，由于曾的盛情邀请，时在四川江津四川女子师范学院中文系任讲师的游寿于这年1O月来到李庄，加盟中博院筹备处。游寿参与了中博院在李庄和重庆两地举办“史前石器及周代铜器展览”的工作，一年后经李济与傅斯年协商，游寿于1943年8月21日由中博院转入史语所。在当时专业人员流失的背景下，调游寿去史语所，本是为了人才配置上的一种补缺和救急，游寿也愿意去这样的机构潜心学术研究，遂改名游戒微。始料未及的是，她踏入史语所，就与所长傅斯年发生冲突，之后厄运连连，不得翻身。
如今不少涉及史语所的文章、著述中，对傅斯年的功绩都称赞有加，或许出于为尊者、贤者讳的缘故，很少提及傅的缺点和错误，这是不全面的，尽管和傅的巨大贡献相比，他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傅斯年创建史语所，付出了极其艰辛的劳动，他培养和提携了一批优秀的青年人才，这些都是事实，但他脾气暴躁，作风霸道，身上的霸气和才气可谓并驾齐驱，史语所的人对他敬之爱之畏之，私下里称他“傅老虎”，他把史语所当做自己家中的“一亩三分地”，唯我独尊，党同伐异，容不得不同观点、学派，伤害了一些好人。游寿不幸便是撞上枪口的一个。性格狷介、脾气暴躁的傅斯年在学术上存有严重的门派之见，向来看不起儒林中没留过洋的本土派。游寿师从胡小石，走的正是金陵“旧学”之路，在傅眼中这条学术研究之路恰恰是歧途。游寿到史语所后，傅斯年分配她去图书室管理图书，并严令其老老实实闭门读书，三年之内不许写作或发表文章。据说这是傅斯年对初进史语所的青年学者定下的土规矩，决不允许越雷池一步。更有甚之，好像要有意羞辱游寿一样，原先的图书管理员那廉君比游寿小三岁，只是中学毕业，无论资历、学历、才气都无法与游寿相比，但此人长期担任傅斯年的行政助理即秘书一职，傅斯年有意对游寿降格使用，将她排名在那廉君之后。那廉君本人还有点自知之明，感到这样做不妥，于8月21日致信傅斯年：“闻本所本年度第二次所务会议报告事项中‘借调中博院游寿女士为图书管理员’一案有‘名次在那君之后’一语，窃以为未便，乞收回此意。”但傅斯年不理会，坚持表示游寿新来所里工作，其名次必须往后排，且只许老老实实闭门读三年书，不准擅自著书立说。虽说论资排辈是史语所的惯例，但这样对待游寿，傅斯年暴露出一种私心，未免有失公允。游寿个性刚烈，才高气傲，哪里接受得了傅斯年这种“教父”式的训诫，一股叛逆精神在她心中萌生、涌动。一方面她青灯黄卷，坐拥书城，认真管书读书，另一方面她突破傅斯年设下的禁区，暗暗下功夫写作，准备向傅斯年叫板。只半年左右，她便完成了《金文策命文辞赏赐仪物》、《汉魏隋唐金石文献论丛》等学术论文，还写出了《书苑镂锦》、《山茶花赋》、《山居志序》等文采斐然的散文。其实早在来史语所之前，游寿就完成了学术价值相当高的《李德裕年谱》等论著，她涉猎的领域广博，除金石考证外，在经学、文学研究方面也有较深的造诣，其水平足可和史语所一些权威大腕媲美。然而此时她身处困境，遭人冷眼，心情颇为悲凉。一天，她大笔劲书“海啸楼”三字，既展现胡门弟子出色的书法艺术，也写出了自己心中那股压抑已久的山呼海啸般的情感。须知，游寿青年学生时代就洒脱不羁，极具个性，她在中央大学学习时，有一位讲乐府通论的教授叫王易，字晓湘，博学而讷于言词，学生多以听其课为苦事，善谑的游寿便拟《敕勒歌》之体嘲道：“中山院，层楼高。四壁如笼，乌鹊难逃。心慌慌，意忙忙，抬头又见王晓湘。”闻者无不大笑，游寿口无遮拦之性格由此可见一斑。而这种性格在史语所这块地盘必然会和傅斯年的风格发生碰撞，其遭受厄运也就在所难免了。
1944年6月，由于房屋纠纷一事(史语所地处李庄板栗坳，房屋紧缺，不少人为之困扰)，人微言轻的游寿不得已而采取“粘揭帖”(贴小字报)的激烈举动。在史语所这是前所未有之事。6月21日，史语所致函游寿：“前日见揭帖，深感悚异，执事如以为不可，一言即决，何至出此类揭帖。今既如此，只有与王君对换房屋，并无他法，即希照办。”可见此种越轨做法引起傅斯年的吃惊与恼怒程度，也更加重了游寿心中的郁闷情绪。
由于游寿桀骜不驯，不断反击，时间一长，迫使傅斯年不得不正视这位性格刚烈、不让须眉的女子；同时，也由于游寿的同窗好友曾昭�的说情(曾昭�的哥哥曾昭抡和傅是连襟，而且，傅斯年夫人俞大�的母亲曾广珊是曾国藩的孙女，与曾昭�的祖上系同一家族)，傅斯年准备对游寿网开一面。1945年2月16日他给曾昭�写信：“前谈游戒微先生事，最终结论仍以前法为妥，即改任为助理研究员，拟在开会时特别申请以第三年论，若两年内游先生写成著作，即可讨论升副研究员，不待满四年也。”这一让步虽是有限度的，但毕竟比先前僵硬的规定要灵活、宽松一些。然而此时游寿已是跨入四十岁的中年女性，老一辈学者在这个年龄段早已成为教授或研究员了，怀才不遇、时不 我待的她已不屑于接受傅斯年的这一姗姗来迟的“宽宏大度”，有心冲破樊篱，去实现自己的志向与价值。她作《伐绿萼梅赋》，借无端遭劫的绿萼梅比喻命运对自己的不公：“缤纷未据要路，且非当门。急斧斤以摧枝，杂畚插而锄根。何藩篱之森固，戕嘉木之天年。恣榛莽之畅茂，任蔓草以袤延。……未是上林紫蒂，春风早沾；翻似丹岭绮青，王孙却伐。望东阁兮，彷徨抚余襟兮，哽噎。”1945年2月21日，即在傅斯年给曾昭�写信后的第五天，游寿给傅斯年写了一张假条：“因旧疾复发。又因家乡沦陷，暂欲赴渝一行，未完工作拟另派人，或准予假，乞请裁夺。”
游寿这次去重庆待了四个月，其间曾到中央大学国文研究所短暂工作，至该年7月中旬才回到李庄。为此傅斯年等人对她感到不满，有所责备。8月25日，对此种责难显然不服气的游寿再次致信傅斯年：“年来受闲气盖平生未有，常恐冒渎神听。然以防微杜渐，聊试一鸣，君子不欲高上人，固不与所中旧人寻仇。”傅斯年回信表示：“一切照前约之办法，您以旧名义未作研究，部分之管理事项可不担任，一切均交张政�先生接收。移交之事，乞速办。”这样，游寿总算可以名正言顺地脱离图书室杂务，集中精力搞研究了。
接下来的这些日子，恰逢日本投降，抗战胜利，各内迁机关纷纷忙于返回南京的准备工作。1946年春节刚过，游寿致书傅斯年：“《冢墓遗文史事丛考》已于(民国)三十年草讫，呈送岑仲勉、陈槊两研究员，指示之点，亦已改定，极想早日付梓，如何呈交，请核示。”来李庄三年多，此乃游寿感觉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她希望早日在史语所的刊物上见到自己的学术成果。
然而世事难料，3月5日，游寿又致信傅斯年：“本所还都计划已奉命在五月以后，职夏日多病，欲先下渝觅交通机会，至都日既向所中前所派人员报到，并听其指命，伏恳赐准。”因傅斯年这时忙于北京大学复员接收工作(后出任北大代理校长)，游寿此信同时致代理所务工作的董作宾。除了身体原因之外，究竟为了什么事，使游寿放下手中尚未付梓的文稿，匆匆先去重庆?其中隐情他人一时无法得知。半个月后，游寿在重庆再次致信傅斯年：“本所复员在夏天，职每年夏令必病，万不得已，呈请下渝自觅还都机会。顷抵渝已一周，正极力设法交通工具，倘得先行至京之日，即向所中所派接收人石璋如先生报到。”傅斯年接到第一封信后，立即明确无误地致信董作宾：“游竟自行离所，应将其免职。此人不能再留其在所。弟当时找她，大失策。甚对本所不起。”当又接到游寿第二封信时，傅斯年心中的怒火实在无法遏止，于3月27日措辞严厉地给游寿回函：“执事未得董先生同意，自作主张，自行离所，应自离李庄之日起，以停止职务论。”四天后，对被就地停职而感到惊诧的游寿即回信：“顷奉手谕，不胜骇愕。职此次离所彦堂先生曾批示‘暂作请假’。职在所中前后四年，自揣无过，倘钧长以离所还京太早者，亦可即返李庄。”同时，游寿又直言不讳致信董作宾：“此次请示先行归京经过，不图先生背后报告，傅所长有停职通知。今且忍耐不言，顷再缄倘以为不得擅行还京者，即重返李庄。”从游寿的信函来看，董作宾一开始曾同意游寿请假去渝，后来面对恼恨不已的傅斯年，董作宾唯恐傅对自己产生不满，遂改口否认，不愿为此事担肩胛。游寿认为请假之事既已获董作宾批准，而董对傅却“背后报告”，矢口否认，落井下石，导致傅错误地将她停职，愤慨之情尽现信中，“今且忍耐不言”，言外之意待重返李庄后再辩明是非。这样，游寿原本早已得罪傅斯年，复又开罪董作宾，史语所的当家人如何会退让呢?傅、董联手对付游寿是必然的了。这样的结果也是游寿刚烈的性格所铸成，如果换另一种委婉的方式写信，暂且低头，委曲求全，事情结局或许会有所改变，但不愿看风使舵、趋炎附势的游寿怎么会这样做呢?于是，事情急转直下，不可能再有转机了。
不仅如此，傅斯年一不做、二不休，让董作宾以史语所名义致函游寿：“所著《冢墓遗文史事丛考》一书，本所不能付印，可由执事自行设法出版；所任别存书库图书管理员一职，业经通知停止，此职亦即裁并，应照章发给遣散费三个月。”史语所此时采用石印方法出版学术刊物《六同别录》，游寿的一篇论文本已编妥付印，但霸气十足的傅斯年下令将她的文稿从已印出的刊物中撕掉。因刊物封面也印有游寿文章的标题，傅斯年不顾一切又下令将封面全部撕毁，重新排版、印刷、装订，务必不留下游寿的一点痕迹。至此，游寿在史语所四年来唯一将发表在所里学术刊物上的文章和署名彻底消失了。游寿在数重打击下依然一身傲骨，没有示弱，她义无反顾地与傅斯年和史语所决裂，1946年10月4日她致信傅、董，掷地有声日：“平生志在为学，岂效区区作驽马恋栈耶!岂效无赖汉专以告讼为事，即日离渝归东海。”脱离史语所后，她将名字改回原名游寿。
从此，游寿再也没有回过李庄那片多情而忧伤的土地。
游寿和傅斯年的这段恩怨纠葛，至今尚有若干细节、过程不甚清晰，需要进一步考证挖掘史料。客观地看，游寿本人的刚烈性格，我行我素，不善于妥协和周旋，有些事情处理过于简单莽撞，对矛盾加剧有一定关系，但是从矛盾前后发展的整体脉络来看，主要责任显然在于傅斯年。傅的性格暴躁，双方确实存在性格冲突，但此事不能仅用性格冲突来作解释。更要害的问题在于傅斯年严重的门派之见和专制作风。有些知识分子对外部、对上司极力争民主、争自由，颇有美名，但对内部、对下级却喜欢专制、喜欢独裁，还偏偏文过饰非，不愿承认。以傅斯年来说，他在国民参政会上曾公开炮轰孔祥熙，导致孔的倒台；又曾炮轰宋子文，发表檄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迫使宋子文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傅斯年被社会上公认为有胆有识的谔谔之士。但他在自己一手创建的史语所内，却不由自主地唯我独尊，一言九鼎，听不得不同意见，不容许出现“谔谔之士”，连游寿这样一个无权无势、只是个性较为刚烈、力争自己进行学术研究权利的女学者也不能宽容对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矛盾。这也许是中国一些知识分子的某种局限吧。只因游寿是本土派学者，学术研究路径和傅不同，傅斯年便从一开始就对游寿给予不公正待遇，无论工作安置、名次排列，都暴露出了他的私心与陋习。博学多才的游寿进所工作四个年头，直到被停职，始终只是一个图书管理员的名分，后来傅斯年虽说有松绑的表示，但为时已晚，冷遇和歧视早就伤透了游寿的心。更不可理喻的是，游寿的论文审读通过在先，且已编在所里学术刊物《六同别录》付印，而傅将游停职一事在后，但傅斯年却心胸狭窄，执拗地下令将游之论文从印毕的刊物中撕去，连印有游寿文章标题和署名的封面也全部销毁，重新设计、排版、印刷，务必斩草除根，不留丝毫痕迹。这种做法有悖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和傅斯年这样的大学者身份极不相称。傅斯年对不受监督的政治权力有相当警惕，为此大声呼吁民主自由，但他对自己拥有 的那一份权力却失去警觉，说一不二，不容异见，对无权无势的弱者游寿施以无情打击，非得将其清除出门，不留一点余地。这种权势者的嘴脸，人们在政治舞台上见得很多，在文化教育领域也时有所闻，可惜傅斯年也没能跳出权力拥有者的某种特定悲剧。
傅斯年虽然给游寿造成一定的伤害，但实事求是说，并没有影响游寿的未来发展。傅斯年和游寿之间的恩怨是非，说到底还是属于知识分子之间的个人矛盾和争执范畴，不可能借助于某一政党或其他政治组织的威权力量与名义去迫害对方。当时的体制下，傅斯年想做与能做的仅仅是让游寿离开史语所，他既没有任何权力对史语所之外的文化学术机构发号施令，也没有必要和可能继续钳制游寿的个人发展。脱离史语所这方是非之地与尴尬处境后，游寿获得的是广阔的自由空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游寿的恩师胡小石在南京有相当深厚的人脉关系，，她于是通过胡小石进入南京中央图书馆任金石部主任，负责整理接收汉奸机构保存的图书金石拓片和日军劫掠的文物，因此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珍贵的金石拓片及图书文物。这一常人难得的机会成就了她在金石考证学问上的拓展和提升，顺利完成了《金文武功文献考证》、《论汉碑》等论文。1947年，游寿转入中央大学中文系担任副教授。之后，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动荡和变革。1949年傅斯年带领史语所跟随国民党政权去了台湾，就任台湾大学校长，1950年12月20日因受刺激突发脑溢血去世。
1949年后，游寿先在南京大学任教，1951年调入山东会计专科学校，不久又去山东师范学院。1957年她和丈夫一起主动响应党的号召，来到遥远的黑龙江省，任教于哈尔滨师范学院中文系，后转历史系。多年来，她闭口不提有关史语所的任何话题，以致同事们都不知道她在李庄的那段生涯。“是金子总要发光”，任教之余，她在田野考古中着重研究黑龙江这片黑土地历史上的鲜卑族文化，1963年发表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论著《拓跋魏文化史稿》。1980年，已近耄耋之年的她系统梳理历代文献典籍，提出鲜卑族发源地在大兴安岭的论断。当地青年考古学者在她的指导下，终于发现了一千五百多年前魏太平真君拓跋焘亲自派使者到其祖先所居的“石室”撰刻的“祝文”。她和其他学者通过对“祝文”的破译，揭开了鲜卑族起源的秘密，成为史学界的一件大事。值得一提的还有，游寿的书法艺术越到老年越为精湛，形成其独特风格，终于成为我国清末以来碑学书派中第三代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