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情不杂文:杂文是什么
时间：2019-02-10 05:27:0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杨学武简介 笔名杨子。湖北兴山人。中共党员。历任中国农业银行湖北兴山县支行办事员、办公室主任、行长,中国农业银行宜昌地区中心支行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湖北东方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城南诚商贸公司董事长,北京世纪天桥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200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杂文自选集《盛世明言》、《杂文三人集》(合作),发表杂文三百六十余篇。
○记者:您曾说自己“为了与命运抗争而读书写作,不满命运安排而下海经商”。能否与读者“分享”这些“抗争”与“不满”中包含的甘苦经历?
●杨学武:我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出生的人,我家地处鄂西山区,祖辈都是农民,生活十分艰辛。这样的客观条件,决定了我的命运只有“华山一条路”,就是通过读书,才能在“穿皮鞋与穿草鞋的分水岭”上,走上“穿皮鞋”的“金光大道”。为了能“穿皮鞋”,我到处找书读。“文革”年代能公开读的书,除了毛泽东的著作,最常见的就是鲁迅的杂文和浩然的小说。我高中毕业回乡当农民,一年挣工分的收入只有几十元,大部分都用于买鲁迅的书了。至今我还保存着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出版的鲁迅杂文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别无选择”地与杂文结缘;然而也正因为与杂文结缘,我在恢复高考后,作文得了高分(不幸的是数学得了零分),才获得上学的机会。
我与杂文结缘,杂文决定了我的命运。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在中国农业银行兴山县支行工作,并很快被提拔为行长,后来又调任中国农业银行宜昌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当时的仕途和经济待遇是足以令我终生满足的。可我对单位和组织的那种管束很不适应,尤其对领导不满我业余写杂文感到非常苦恼,于是“一气之下”下海经商了。我下海的目的很简单:自己挣钱养活自己,“端自己的碗”,就可以不服别人管了!
我下海之后最大的体会和收获是:要想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就必须要有独立的收入和自由的生活。你“端着别人的碗”,怎能“放下筷子骂娘”呢?
谢泳先生在《金岳霖的理想与无奈》(《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 文化艺术出版社版)中写道:金岳霖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他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我对金岳霖的这段话有刻骨铭心的体会。不过,“独立进款”只是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必备条件,并不是决定条件。如今有些“独立进款”的知识分子,却俯首帖耳,甘愿“歌德”,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记者:您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投师于《湖北日报》的资深杂文编辑张宿宗门下学写杂文,很想了解是怎样的机缘和情结促使您拜师学“文”?
●杨学武:我与张宿宗先生是“不打不相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湖北日报》“东湖”副刊杂文,在全国是有一定影响的。我那时还只是一个杂文爱好者,一天在《湖北日报》上读到张先生写的《“出口转内销”》,是讽刺不敢说真话的。我想当然地认为杂文就是“唱反调”,便写了《“出口要把关”》,声称“出口”的“产品”也要防止“次品”和“废品”。稿子寄到报社后,张先生不仅没有认为我不知天高地厚冒犯他,反而给我写了一封信,指出我的文章有哪些不妥,并肯定我“有一定的文字表达能力”。就这样我拜师于张先生门下。他还为我介绍杂文前辈陈泽群先生、符号先生,把我的《漫话“敲边鼓”》推荐给杂文家和出版家严秀先生,选入其主编的《全国青年杂文选》。
张先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颇有名气的中年杂文家,他的杂文特别注重文学性与思想性的有机结合。他这些年不写杂文了,杂文界似乎遗忘了他。其实在新时期的杂文创作和组织上,张先生是应有一席之地的。尤其是作为杂文编辑的张先生对年轻杂文作者的培养和扶植,令我终生难忘。后来成为杂文名将的鄢烈山、朱健国,当初也曾是张先生的得意弟子。
在我的书房里,至今挂着张先生给我写的一幅字。这幅字是他与我同游小三峡感慨系之而作的一首诗:“最忆宁河拣石时,满滩峡石态千姿。携回几块案头置,铁骨铮铮是我师。”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把“铁骨铮铮是我师”当作座右铭。写杂文的人,骨头是要比一般人硬一些的。虽然我不敢与鲁迅先生“比肩”,有他那样一副“硬骨头”,但我一直是以他为师的。
○记者:经商且从文,您的这一双重身份在杂文圈可以说是十分少见的,在商界的打拼对于您的为文有哪些影响?
●杨学武:我的经商,是纯粹以谋生为目的,并不是想当什么老板富豪的。因此,我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商人,更不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如果我是一个真正的成功的商人,我就不是一个杂文爱好者了,也早就写不出杂文了。我不想“诽谤”商人,但我是不愿与中国当下的众多商人为伍的。老实说,我以我是一个商人而无比羞愧!经商与为文,使我的人格和思想发生冲撞和裂变。我写杂文时是我,经商时就不是我了。或者说,我写杂文时是人,经商时就不是人了!
当然,我也要感谢十几年经商的经历,让我亲身体验了什么叫“无奸不商”,让我亲身感受到金钱的种种罪恶。而且,我在经商中所接触的人和事,就是一件件活生生的反面素材,使我在杂文写作中有了抨击的对象和目标。
我曾经与《求是》杂志副总编朱铁志先生和《文汇报》资深杂文编辑朱大路先生多次交谈过经商与写作的体会:因为经商,我才成为一个真正的杂文作者;而因为写杂文,我才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商人。
○记者:读您的作品,往往被新鲜独到的题材所吸引,如《俄罗斯“姓”什么》、《选集与全集》、《八宝山与新处女》等,选题上的出其不意夺人眼球,题旨的挖掘更是尖锐深刻、入木三分。您是如何练就如此锐利的眼光与笔力的呢?
●杨学武:我在杂文写作上力求做到求真务实。求真,即追求真理;务实,即务求事实。通俗地说,写杂文,就是用文学的语言摆事实讲道理。然而,摆出真正的事实,讲出真正的道理,是需要一定的胆识的。同样是一件事实,有人看见是“白”的,杂文家就一定要看到是“黑”的;同样是一个道理,有人讲的是“正”的,杂文家就一定要讲是“反”的。能够和敢于看到“黑”的,能够和敢于讲出“反”的,就是我在杂文写作上追求的目标。我曾和文友们开玩笑:杂文家就是申公豹――“眼睛朝后看”、魏延――“脑后有反骨”式的人物。杂文一向被打入“另册”,杂文家不就是“另类”么?不“混同于”普通书籍的“另册”,有何不好?不“混同于”大众之流的“另类”,有何不可?
○记者:您在一篇文章中对鄢烈山先生的“激情论”表示赞同,即酣畅淋漓、快心露骨之文风,您也曾说过:杂文家们直率、求真的人格非要用曲笔的创作手法表现出来,这绝不仅仅是艺术需要,更是一种生存的需要。在创作中,您怎样调和二者间的矛盾?
●杨学武:我是一个“激情论”者,写杂文常常“怒发冲冠”,情不自禁。本来,杂文的特点就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而嬉笑怒骂正是激情的表现。没有嬉笑怒骂,杂文还有什么看头?杂文没有激情,怎能使读者“拍手称快”?可如今杂文的“生态环境”不允许杂文作者“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不得不把满腔激情一忍再忍,运用曲笔来表达。曲笔是被逼出来的,是杂文家不得已而为之的。每当我想痛痛快快写而不能,不得不曲里拐弯地写,就感到非常别扭,非常痛苦!曲笔是中国人的又一大“发明”,“自由化”的外国人是看不懂、学不了的!
○记者:重读您的《看报论英雄》(1998年第8期《杂文选刊》),不禁联想起本届冬奥会短道速滑冠军周洋,其“我终于能让我的爸爸妈妈生活得好了”的夺冠感言打动了很多人。一直以来,人们习惯于将民族大义、为国争光等加诸奥运冠军的头上,这与您作品中提到的“中国的英雄必须姓公”是一脉相承的。周洋一句真切朴实的话语竟引起如此震动,您有怎样的见解?
●杨学武:周洋的这句话,才是真心话,大实话,也才是人话。以往我们听的那些“大话”多么可笑!国外的获奖者发表感言,首先感谢自己的父母;国内的获奖者发表感言,首先感谢的是组织。这种“大话”本是“官方语言”,现在什么都“官化”,说话也都“官话”了。和尚除了念经之外,平常也会说“官话”:“施主发财!”“施主高升!”
周洋能在获奖之际想到自己的父母,说明没有忘本;媒体能把周洋的话发表出来,说明这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
○记者:我们统计了您自1998年至今在本刊发表过的作品,发现在2007到2008这两年间出现了一个断档,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您的作品数量大为减少呢?
●杨学武:实话实说,主要是因为下海经商后没有充足的时间读书,知识积累不够,不足以使自己的写作向纵深发展。我这几年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于读书,几乎没有写作。对于杂文作者来说,读书是写作的必要准备。没有这种必要的准备,写出来的东西必然是空虚的。常言道,“磨刀不误砍柴工”,现在多读点,将来才能多写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