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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因阴阳两相隔_阴阳两相隔

    时间:2019-02-10 05:40:2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关键词:冥婚 《菊英的出嫁》 《春阳》剖析   摘要:《菊英的出嫁》和《春阳》是现代文学作品中描写冥婚题材的小说,本文通过对这两篇作品人物性格心理的细致深入的剖析,说明这不是简单的对古老习俗的摹写,而是在冥婚现象背后蕴藏着厚重的、悲凉的社会写实,体现了作家对女性欲望和命运的关注。
      
      《菊英的出嫁》①是乡土作家王鲁彦的代表作品之一,《春阳》②是新感觉派作家施蛰存的代表作品之一。两篇都是描写冥婚题材的小说,但不是为冥婚而写冥婚。两位作家在对主人公性格、心理细致入微的描写进而再现人物所在的时代背景和曲折、不幸的命运方面,都有着相通和独到之处。前者描写一个为死去的女儿操办冥婚的母亲,后者则是亲历冥婚而生活于现实中的女性。通过作者赋予主人公的主观冥想,体现了人物心理是现实化的映象。本文拟对两篇作品中主人公各自的生活状态和心理意识流程的深入剖析中,理解和挖掘人物的心理和行为在冥婚现象背后所蕴藏的丰富的社会内容。
      
      一
      
      冥婚习俗在中国许多地方都沿袭着,“乡村的习俗本质上说是原始文化的一种形式,与其它形式不同”③,冥婚,也叫阴婚、殇婚、死婚。旧时婚姻习俗的一种,即男女两家分别为死亡的未婚子女联姻。冥婚又分为几种:一种是定亲后双方亡故的,择日由童男童女抱牌位成亲,婚礼毕移棺合葬;一种是未婚男女双方本来不认识亡故的,家人托媒说合成婚,移棺合葬;一种女方亡故,男方将牌位抬回家,另娶妻仍叫“填房”;再一种是男方亡故,女方与男方的牌位拜堂,与木主共寝,从一而终。
      《菊英的出嫁》描写的是一九二�年代初在浙江宁波农村,一个母亲思念她的女儿菊英,女儿不在她身边已经十年。母亲想到女儿一定非常寂寞、孤单、忧郁,唯一的方法是给她找一个老公。这位母亲便按照自己的两性观,给女儿找了个不错的男人,只看到他七八岁时的照片,长得非常秀丽,家里又有钱。接着不辞辛劳地为女儿操办“婚事”,准备了丰厚的嫁妆。送亲的仪仗极为风光、排场,为人艳羡。当作者写到送亲的花轿不是红色而是青色时,才知这是一场冥婚,是母亲为死去十年的女儿准备的一场婚礼。
      《春阳》是施蛰存一九三�年代初期收录在《善女人行品》中的一篇。小说的主人公婵阿姨居住在离上海不远的昆山。十二三年前,在喜期前七十五天未婚夫去世,她为了得到三千亩地大宗财产的继承权,成了抱未婚夫牌位成亲的节妇。在一个春天的早晨,她从昆山坐火车来到上海。先到江西路的上海银行取利息,然后来到南京路上,温暖的春阳激发了她久久压抑的欲望,使她突然对为名声和财产而牺牲终身幸福的决定产生了怀疑。对家庭的渴望,对男人的欲望充溢着枯寂的内心。她想象着有男士来献殷勤,回想到银行行员对她的凝视,她又回到银行。当行员称她“太太”时,她感到了愤怒和被侮辱,再听到他用更亲切的声音称呼另一艳服女人“密司陈”时,她苏醒的春心已被自作多情的羞愤扫荡而空,马上买车票离开上海,去继续守护她那用一生幸福换来的财富。
      
      二
      
      在这两篇作品中,王鲁彦和施蛰存都分别运用了心理刻画和心理分析手法。在叙事时间、视角和侧重点及结构上,都通过对人物心理的开掘,进而展示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这不仅拓展了人物的心理领域,而且把人物的命运与社会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对个人心理的呈现扩展为对社会现实的揭露。菊英的母亲虽然有丈夫但常年不回家,近于守活寡。婵阿姨嫁给了一个死人也要从一而终。两篇作品通过对这两位女性的心理和冥想的描写,体现了女性在传统文化和封建礼教的严重束缚下,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和难以逾越自身精神桎梏的不幸、悲惨的命运。
      (一)叙事时间的不同,伴随着社会经济因素的不断渗入,人们的思想观念却依然如旧
      从《菊英的出嫁》到《春阳》,随着社会的变迁,冥婚习俗也更多地渗入了社会内容和人的主观因素。地域环境的变更,经济因素也越来越成为人们追索的目标。菊英的娘可以为了死去的女儿倾其所有操办婚事,婵阿姨却可以为了获得一大笔财富,不惜牺牲自己的终身幸福毅然与死人的牌位结婚,心甘情愿地成为财富的殉葬品。正如茅盾所说:“鲁彦敏锐的感觉使他能够迅速发现人生的矛盾和悲哀。”④《菊英的出嫁》用倒叙的手法,描写母亲在送走“出嫁”的女儿后哭得死去活来。这次是彻底地“失去”女儿,连棺材从今以后都见不着了。接着介绍菊英从小是如何的懂事,惹人怜爱,在八岁时得了白喉病死去,母亲伤心欲绝,这给人以更强烈的悲剧效果。菊英的娘把自己得不到的幸福寄希望于阴间的女儿。作者更为突出地显示了菊英母亲的孤单、寂寞和抑郁,以及宗法制色彩浓厚的乡村闭塞、陈陋、悲苦的社会现实。
      《春阳》中施蛰存只用一天来观照和折射婵阿姨前后的生活。金钱观主宰着她的一切思想。小说采用穿插叙事,把婵阿姨前十二三年以来的守节生活和她内心的冥想展现出来。在《菊英的出嫁》中,只提到“菊英的爹”因老实忠厚,森森煤油公司的外国人就把银行托付给他,请他做经理,没有提到中国经济的变化和银行的存在。距小说描写的浙江乡下又那么遥远。《春阳》中则直接描写婵阿姨到江西路的上海银行取利息。在南京路上她看到来来往往的女人男人,都穿得那样轻盈和美丽,店铺都在大廉价。她看绸缎和瓷器,各样的化妆品、丝袜和糖果饼干。每一辆汽车崭新的喷漆的光,每一扇玻璃橱上晶莹的光,摩天大厦的圆瓴或方形的屋顶上金碧的光。这里处处呈现着现代繁华的景象,可见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已经渗透到中国大都市当中。婵阿姨作为财产拥有者,在上海繁华热气的熏染下,开始有了一点自我意识和情爱意识的苏醒,只因经历一小小挫折,便又缩回到自己建造的为传统文化所设计的围城之中。这里时代的变迁、经济的繁华并没有带动人们思想意识的根本转变,却体现了传统文化和道德对人性的扭曲,是被社会现实化了的悲剧形象。
      (二)叙事角度的变化,从对人物母爱的展现到对母性渴望的内心挖掘
      两篇作品都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制叙事。作者都没完全用主观的心理分析来帮助读者理解人物及其行为,而是加强了主人公的内心独白和感官印象描写,同时用少许的作者话外音的客观叙述和大量主人公的内心声音混合起来,使人感到自然、真切、可信,并使对人物心理描写所采取限制叙事的深度以折射到全知叙事的广度。
      《菊英的出嫁》中,作者先介绍了女儿和母亲的情况。菊英离开她已经十年了。接着写母亲对女儿彻骨的思念和关爱,“她能知道她的菊英现在的情形吗?菊英的口角露着微笑?菊英的眼边流着泪痕.菊英的世界是一个光明的?是一个黑暗的?……”(《菊英的出嫁》)作者先用话外音提示,顺着这种思绪,进一步充分展开菊英母亲的心理意识流程。她想到女儿应该长高、长胖了,也到找老公的年龄了。她认为菊英的身体有了托付,灵魂有了依附,便会快乐起来。因此她按照她的感受来展开对于女儿的心理想象的,正是她自己生命中的匮乏,导致和驱使她对于“女儿”需要一个“丈夫的”想象。这里体现了深挚愚昧的令人感动的母爱,让我们看到了一颗对于美好人生的渴望和向往的心。
      《春阳》中婵阿姨本想吃了面就坐车回家,但温暖的阳光点燃了她内心深处的生命之火, “为什么到上海来不玩一玩呢.……人有的时候得看破些,天气这样好!”(《春阳》)前半句是作者的讲述,后面则是蝉阿姨的心里话了。作者直接让蝉阿姨把自己内心的想法告诉读者,与读者产生共鸣。她感觉自己形单影只的苦楚,开始羡慕别人有家室。去冠生园吃饭,她看到旁边坐着一家三口:年轻漂亮的丈夫,兴高采烈的妻子,活泼的五六岁的孩子。他们商量吃什么菜肴,互相看着笑就像是在自己家里。而自己桌前只一副碗筷。她怀疑那妻子、丈夫都看着她,还有那孩子。“假如我来抚养他,他会不会有这样活泼呢?”(《春阳》)于是她只呆看着饭颗,怕碰到那三双眼睛给她一个否决的回答。她开始对自己用一生幸福换取大笔财富的牺牲产生了怀疑。这里我们仿佛看到了苦闷的蝉阿姨在期待和憧憬中启开心扉,释放着内心深处久被压抑的母爱意识。希望自己能走出这沉闷的生活氛围,走向真正人或女人的生活。然而这只是她一时的幻想,要想守住这财产,她就不可能再组织家庭和生养自己的孩子。
      (三)叙事结构从情节到性格的变化,彻底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
      中国古典小说基本上是以情节为结构中心,而“五四”作家非常欣赏以性格为结构中心,即以人物心理为结构中心。茅盾曾说过:“最近因为人物的心理描写的趋势很强,且有以为一篇小说的结构(指情节――引者注)乃不足注意者。”并且把“情感的成长变迁,意识的成立轻重,感觉的粗细迟敏,以及其他一切人的行动的根本动机等,作为小说研究的中心”⑤。这两篇作品通过对人物心理的细致入微的刻画,来展现人物的性格和命运。
      1:女性对幸福生活的希冀和性心理渴求的折射。两位作家在为使人物心理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得以充分揭示的同时,还将她们置于“性心理”的背景框架之中,以“性心理”作为叙事焦点,进而挖掘出心灵压抑和人格分裂的深层内涵。《菊英的出嫁》写的比较隐晦,《春阳》对人物性心理描写则比较明了。
      王鲁彦对人物心理刻画做到洞幽烛微并探寻到人物心灵深处。他笔下的性心理描写,有同时代其他作家未曾达到的深沉复杂程度。作品中对菊英母亲的心理刻画很细微独到。从民俗文化的视角来看,表现了古老的冥婚风俗。但从心理视角来看,则表现了母亲对夭折的女儿刻骨铭心的思念与她自身对婚姻性爱的渴求。她凭自己想象认为女儿忧郁得要自杀了。实际上是她对自身命运的真实慨叹。菊英的爹过去在云南经商,四年不见人也不寄钱。后来给洋人当经理,虽托人带回些钱可还是见不到人。这是一位近于守活寡的母亲。女儿在世时是娘唯一的安慰,女儿去世后她把对女儿的思念当成一种感情的寄托。她在想象中让女婿日日夜夜陪着女儿,抱着女儿,让女儿明年就生一个儿子等,这一切无不流露出自己对性爱的渴求。送走“女儿”,她在家里哭得昏过去了,这决不仅仅是为了逝去十年的女儿,更是为了自己的孤单与凄苦。菊英娘通过女儿的冥婚仪式和她对女儿婚后生活的丰富想象,来舒解自己独守空房的孤寂、清冷、烦闷和幽怨。小说对人物的情爱意识描写得越隐晦,越表现出人物的身心被封建伦理道德统治和自抑的程度越深。这是一个典型弃妇的心理真实和不幸的命运悲剧。
      施蛰存最推崇的是奥地利小说家显尼志勒内心独白的创作手法。他说曾热爱显尼志勒的作品,并“加紧了对这类小说的涉猎和勘察,不但翻译这些小说,还努力将心理分析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中去”⑥。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就是以人物的心灵独白为主体内容,通过对主人公性心理和潜意识的挖掘,反映主人公内心对情爱的渴求和斗争,表现其真实而丰富的内心世界。婵阿姨在春阳中不时感到一种被压抑着的情欲的躁动,体现了她对真正情爱的渴盼。当面对冠生园饭店中幸福的一家时,她产生了深深的羡慕。中年绅士在她桌前片刻的犹疑,又唤起了她的白日梦。她渴望有一次真正的恋爱,幻想着这位中年绅士在上海银行工作,然后和她一起去看电影,陪她在马路上手挽着手走……这使她想到了年轻的行员,又回到银行。但当她发现年轻行员的热情仅仅是服务的需要,而且女顾客越漂亮,他就会越热情时,她一天的爱情白日梦被彻底击碎。“黄包车,北站!”并计算刚才吃饭剩几个铜板,说明她已再次陷入旧有的、吝啬的生活之网中,继续独自品尝那份孤寂和痛苦。正是这种外表的平静和内心的痛苦向我们展现了蝉阿姨内心的多元、复杂与矛盾。由性引起的种种心理现象,与主人公所处社会现实环境紧密相关。施蛰存在处理现实题材时,“最值得称道的就是能异常清晰展示人物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性心理流程”⑦。因此,通过菊英母亲和婵阿姨心理的冥想和波动看出,这既是一个女性人生的悲剧,也是一个社会的悲剧。
      2:难以挣脱传统文化的精神桎梏。菊英娘在对女儿的反复幻想和嘱托当中,可见她的两性观和伦理道德观。她认为给女儿找了老公,女儿的身体和灵魂有了依附,就会快乐起来。在女儿喜期前心里嘱咐着,“你到他的家里去,做‘他的人’去!让你日日夜夜跟着他,守着他……”“依从他,不要使他不高兴。欢欢喜喜的明年就给他生一个儿子!对于公婆要孝顺,要周到。对于其他的长者要恭敬,幼者要和蔼。不要被人家说半句坏话,给娘争气,给自己争气,牢牢的记着!”(《春阳》)这与传统嫁女儿别无两样。菊英娘教育女儿要严守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法规,对女儿的嘱托就是她自己的亲历实践,丈夫长年在外不回家,她虽然内心极为痛苦,但从不表露,毫无怨言和反抗的意愿。只能用近乎自虐的勤俭劳作来排解自己的苦闷和抑郁。她不愿女儿“婚后”让别人说三道四,实际上更不愿别人对自己的为人即对三从四德的遵从有一丁点的怀疑和指责。对自己悲剧命运的不自知,更反映了她的可悲和麻木,不想挣断且难以挣断传统文化套在女性身上的精神枷锁。
      婵阿姨只是一宗巨产的暂时经营人。族中人虎视眈眈,指望她死后好公分她的产业。她以为既然牺牲了终身的幸福获得此产业,那么唯有刻意保持着这产业才对。“否则,假如她自己花完了,她的牺牲岂不更是徒然的吗?这就是她吝啬的缘故。”(《春阳》)婵阿姨完全一个套着黄金枷的守财奴形象。她艳羡着身边的女伴都相继嫁了丈夫,有了儿女。有时她也想丢掉这些财富而去结婚。但见自己萎黄的容颜,想到族中人的讥笑和讽刺,也就作罢。她知道她不被允许去谈恋爱,也不被允许和别人生有自己血统的孩子来继承这财产。她没有更大的勇气牺牲现有的一切,来冲破这寂寞的氛围。她的悲剧源于她对封建道德、礼教的遵从和对拜金主义的崇拜。从她自愿抱牌位成亲,到她拥有大笔财产却舍不得花两块钱吃顿饭,到最后困难而又专心地核算着剩几个铜板,种种行为体现了她可悲的性格命运。因此,她虽暂时守住了财产(每月只靠银行的利息就可很好地生活),但更加孤单、寂寞,实际上只是守住了传统文化和宗族礼教对女性强加的精神锁链,这种锁链桎梏着她的身心,是一条挡住女性精神视界的鸿沟,使她难以逾越和超脱。
      综上所述,王鲁彦和施蛰存的这两篇小说,都充满了人道主义的温情色彩,体现了他们对社会的深入细致的观察、剖析和对女性不幸命运的关注。王鲁彦塑造了在丈夫离家把所有爱都以母爱形式倾注给死去十年女儿的母亲形象,通过为女儿操办冥婚使其内心的孤寂、苦闷而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施蛰存则塑造了一个性意识苏醒的东方女性形象。婵阿姨内心深处涌动的情欲因几千年的厚重历史并没有付诸实际行动,只是女性自我对传统文化、传统道德暂时的心理反叛和折射,是对更合理、更人性的生活希望的启示。经济因素已经越来越成为人们衡量一切的重要尺度,封建传统文化和道德仍然禁锢着人们的身心,尤其是对女性的压迫和统治。男子可以再娶,女子则不能再嫁,尽管和牌位结婚的女性,尽管丈夫多年不在家,甚至杳无音信,也要死守终身。如果说婵阿姨还有做瞬间心理娜拉的冥想,可菊英的娘连想都没有想过脱离丈夫,重新寻找自己的幸福,只能通过给女儿找老公,来隐曲地展露与实现她内心真实的不幸、苦闷和虚幻的愿望。由此,两位作家的创作倾向,都扎根于现实的土壤,既对女性命运的悲悯和关注,又有对现实的深刻揭示和批判,以及对传统文化负面的严肃审视。只不过两人描写和反映的手段程度不同而已。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赵亚宏(1964-),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通化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①王鲁彦.菊英的出嫁[M].柚子.上海:北新书局,1926年10月版,第124-第144页.
      ②施蛰存.春阳[A].赵家璧编辑.善女人行品[C].良友图书公司,1933年11月版,第57-第65页.
      ③(英)R•R•马雷特.心理学与民俗学(M) .张颖凡、汪宁红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3页.
      ④茅盾.王鲁彦论(J).小说月报,第19卷第1期,1928年.
      ⑤茅盾.人物的研究(J).小说月报,第16卷第3号,1925年.
      ⑥施蛰存.关于“现代派”一席话[N].文汇报,1983年10月18日.
      ⑦吴立昌.施蛰存心理小说•序[A].施蛰存.施蛰存心理小说(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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