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蝴蝶派 论鸳鸯蝴蝶派文学创作的和谐文化精神
时间：2019-02-11 05:30:1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鸳鸯蝴蝶派 文化和谐 创作繁荣 摘要：鸳鸯蝴蝶派顺应社会和文学发展的要求，结合新的创作实践经验，在雅俗共赏、与时俱进、中西合璧、读者为本中实现文化和谐，影响了一个时代人们的文学阅读。在大力倡导文化和谐建设的今天，我们重新分析鸳鸯蝴蝶派文学创作的和谐文化精神，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个命名特别的流派――鸳鸯蝴蝶派。它虽然屡遭左翼文学家们的挞伐，但始终呈现出不断发展的繁荣局面，成了贯穿整个现代文学发展始终的文学流派。特别是在其发展过程中，还不时有足可引以为自豪的大作家和惊世之作出现，影响了一个时代人们的文学阅读。出现这样的局面，除了由于新文学本身的不足，给鸳鸯蝴蝶派的发展留下空间外，还与鸳鸯蝴蝶派在文学创作中追求和谐文化精神密切相关。在大力倡导文化和谐建设的今天，如果我们有意识地分析鸳鸯蝴蝶派文学创作中的和谐文化精神，或许会对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化和谐建设以及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提供某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和历史启示。
一、在雅俗共赏中构建文化和谐
一九一七年一月，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包天笑在《小说画报》创刊号上的“例言”中宣称：“取其雅俗共赏，凡闺秀学生商界工人无不咸宜。”可见，以雅俗共赏作为小说创作的艺术追求，是鸳鸯蝴蝶派主要作家遵循的创作宗旨。文学作为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载体，应首先立足于大众，为大众所喜闻乐见，那么，这就需要文学创作有一定的世俗化倾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鸳鸯蝴蝶派在自己办的报刊上反复强调：“排闷解愁”，“给大家快活快活”，以“消闲”、“娱乐”来进行自我标榜。《红玫瑰》在“编者话”中明确声称：它的主旨“常注意在‘趣味’二字上，以能使读者感得兴趣为标准”。 而《游戏世界》则公然大做广告，说是什么“《游戏世界》是诸君排闷消愁的一条玫瑰之路”，要人们“快到这开放的玫瑰之路上来，寻点新趣味回去”。但是，文学创作光有世俗性是远远不够的。文学还要有提升大众的精神境界和审美情趣的功能。所以，世俗化不是庸俗化、浅薄化的同义语，也不是高雅、严肃的反义词。通俗文学同样应是精品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同样应具有高远的文化追求和高雅的价值取向。鸳鸯蝴蝶派的作家们正是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在以“娱乐”、“消闲”为基本创作标榜的同时，又表现出独特的价值判断和审美评价。就像他们强调的那样：“虽曰游戏文章，然谲谏微讽，潜移默化于消闲之余，亦未始无感化之功也。”他们遵循“依附于俗趣味，酿造着雅情调”的创作原则，在消遣娱乐中“警世觉民”，实现了“潜移默化于消闲之余”，以收“感化之功”的创作理想。所以，他们创作的价值取向有两个要素，即表现手段上要具有游戏、消闲和趣味的色彩，作品的主题上要具有“警世觉民”的深刻。
张恨水是鸳鸯蝴蝶派作家中追求雅俗共赏的集大成者。他的《春明外史》《金粉世界》《啼笑因缘》等小说不仅有很强的趣味性，也包含有很强的理性成分，他在娱乐性与严肃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他“往往入乎俗，而出乎雅”，把思想性巧妙地寓于可读性之中，潜移默化、不动声色地把读者的阅读心理从猎奇、宣泄、娱乐中引入健康、积极的轨道，从而淡化了通俗文学与高雅文学的界限，在各个阶层的读者中形成了“《啼笑因缘》迷”、“《金粉世家》迷”，而这个“迷”字就是从雅俗共赏进入陶醉境界的。
旧的文化秩序崩溃，雅俗之分被打破之后，文学的消费趣味实际上处于了一种平面流动的状态之中。这使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的界限变得日渐模糊，雅与俗相互吸收、相互转化，走向融合。这种状况给鸳鸯蝴蝶派在雅俗共赏中构建和谐文化创造了条件，但最主要的还是鸳鸯蝴蝶派在“俗”的文学创作中保持着一种严肃的创作态度，正确理解和表现人性，正确对待群众的审美追求和文学自身的价值，常常透露出极有历史感、时代感和文化意味的“雅兴”，从而形成了“大俗成雅”、“大俗大雅”的艺术张力。
二、在与时俱进中构建文化和谐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定时代的社会现实，就会形成这一时代的审美环境，并确定这一时代文学创作的审美形态。鸳鸯蝴蝶派充分把握了这一点，他们“始终跟着这时代的潮流前进，不肯落后一步”，他们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始终不断地进行自身调整，给他们的创作带来了勃勃生机。
首先，“文体，力求切合潮流”。“五四”时期的文白之争是新旧文化斗争的一个焦点，实际上鸳鸯蝴蝶派对白话进行小说创作不仅是赞同的，而且是最早的实践者。一九一七年一月，包天笑在《小说画报》创刊号“例言”中说：“小说以白话为正宗，本杂志全用白话体。”以白话体作为小说创作的语言是《小说画报》同仁们共同遵循的宗旨，在这本刊物上每期所载的短篇小说和连载的长篇小说均为白话写之。此年此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刚刚发表，《新青年》上的文章还都是文言文，包天笑等人有这样的认识并如此实践十分难得。他们顺应了时代潮流，使《小说画报》成为我国第一份白话文学杂志。
其次，题材！择与时代召唤融合统一。在“五四”反帝爱国潮流的冲击下，以言情为主的鸳鸯蝴蝶派的刊物上迅速出现了一些反帝爱国的作品。被称为该派“五虎将”之一的周瘦鹃，在他的《自叙》中曾写道：“自从当年军阀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二十一条卖国条件后，我痛心国难，曾经写过《亡国奴日记》《卖国奴日记》《祖国之徽》《南京之围》《亡国奴家的燕子》等好多篇爱国小说，想唤醒醉生梦死的同胞，同仇敌忾，奋起救国，以致引起了上海日本领事馆的注意，把我列入黑名册，曾派特务到报馆找我，险遭不测。”这种爱国精神，在鸳鸯蝴蝶派中是有很大代表性的。在民族危难深重之日，该派在文学的表现题材上，迅速进行了调整，一改过去言情为主的面貌，体察人民大众的愿望和需求，创作了许多反帝爱国的作品，在读者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抗战爆发前夕，民族矛盾日益尖锐，鸳鸯蝴蝶派作家大多最很快投入了抗日救亡的洪流。瞿秋白曾指出：“现在满洲事变之后，所谓‘抗日文艺’，也还是这一类小说家做得又多又快。”这一类小说家：指的就是鸳鸯蝴蝶派作家。其中张恨水以抗战为题材，描写市民阶层悲欢离合的作品就有《热血之花》《风）之夜》《石头城外》《大江东去》《巷战之夜》《蜀道难》等。人民的抗战情绪深深震撼着张恨水，他身上的爱国主义精神焕发了。“九・一八”事变时，他正在写作言情小说《太平花》，于是从第八回起，就改为抗日的写作。一九三四年写的《啼笑因缘》续集，把义勇军抗日的情形写得十分悲壮。经过八年的抗战磨练，张恨水的思想认识有了较大提高，不仅写出了一些不带“言情气”的抗战 小说，还紧跟时代潮流，写出了《八十一梦》《魍魉世界》《傲霜花》《纸醉金迷》《五子登科》等一系列社会讽刺小说。揭露了国统区的黑暗现实，反映了广大读者所普遍关心的社会重大问题，充分显示了张恨水在文学创作上与时俱进的追求。所以，老舍曾说，张恨水“是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并认为他“是个真正的文人”。
鸳鸯蝴蝶派的作家们深入真实而丰富的时代生活，通过灵视之[去发现潜藏在时代脉络中的深意。在这里既表现出他们对眷恋生命、流连光景等生存细节的体察能力，又体现出他们对时代视域中涉及国计民生、民族发展的大视域、大场景、大事件、大主题的一种历史和哲学背景上的宏观概括能力。在与时俱进的题材上，生发出神姿天纵的艺术想象力，为新的时代呈现出许多丰饶、立体、有骨气、有正气、昂扬大气的优秀篇章。
三、在中西合璧中构建文化和谐
任何时代的文化！择，都离不开对民族文化的继承；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都不可能抛弃民族的传统而重新开始。我们的民族历经沧桑，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灿烂的中国文化，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传播。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是构建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但是，综观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又可以看出，是一部不断吸收异域文化、不断创造新文化的历史，是与外来文化的互相比较、互相交流、互相吸收之中发展而来的。鸳鸯蝴蝶派正是从我国文化的发展历史中清楚地认识到和谐文化既必然具有民族的特质，又必然与世界其他文化兼容并蓄。
在表现形式上，鸳鸯蝴蝶派“摒弃了非新即旧、新优于旧的绝对化的思维模式”，坚持“留连于旧程式，点化着新技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进行创新，反对全盘西化的创新方式。他们认为“新型文艺”应是传统艺术遗产与西方文学二者交流融合的产物，文学作为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应是本土性与开放性的完美结合。通过异质文化，进一步加强本土文化，使之焕发出更为灿烂的生机。于是他们在文学创作的形式上进行了“新”与“旧”、“中”与“西”整合的探索，确立了他们独有的美学范畴、审美方式、美感构成和审美价值取向。
比如，“五四”时期盛行的书信体、日记体小说便是鸳鸯蝴蝶派从西方引进的。早在一九一一年徐枕亚便模仿小仲马的《茶花女》写出了书信体小说《玉梨魂》，之后又写了长篇日记体小说《）鸿泪史》。此外周瘦鹃、李涵秋、包天笑、吴绮缘都有日记体和书信小说问世。
张恨水更是尝试多种小说表达方式的融合，在叙事方式、结构形式、表现技巧等方面，既注重继承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又能适应社会的发展，不断借鉴外国文学技巧，进行艺术创新，为文学创作的发展闯出了一条新路。张恨水在谈到他的创作发展过程时说：“我仔细研究翻译小说，吸取人家的长处，取人之有，补我所无。”“改良方面，我自始就增加一部分风景的描写与心理描写，有时也特地写些小动作。实不相瞒，这是得自西洋小说。”吸取西洋小说的表现手法是当时现代作家的普遍做法，但许多作家超过了限度，过于欧化。而张恨水却恰到好处，他总是视民族性为核心和灵魂，又积极吸纳西方文化的养分，在弘扬本民族文化主旋律的前提下，体现着现代化发展的方向。所以，茅盾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曾这样评价张恨水：“在近三十年来，运用章回体而能善为扬弃，使章回体延续了新生命的，应首推张恨水先生。”
四、在读者为本中构建文化和谐
应该承认，不论从持续的时间上、作品数量上，还是占有的读者方面，鸳鸯蝴蝶派与新文学相比，都占有绝对优势。这种现象的形成，又同鸳鸯蝴蝶派从一开始就对读者有着特别的认识密切相关。
鸳鸯蝴蝶派反反复复地宣扬“以己身作为读者”，“能引起读者兴会”，“处处要求读者思故”，“又恐读者过思”。他们还提出，作品不必把什么都讲清楚，要“让看的人自己领会”，“要指示读者也不可停了正文，参加论调进去”，“让读者去研考”。鸳鸯蝴蝶派在读者面前似乎有一种惶怵：“以下劣作品，大胆陈之于读者之前，这是罪恶的，因为，不但使读者受到金钱的无谓损失，而且更白费了许多宝贵时间。”“一篇小说，能够给读者受到热烈的同情，或是反感，才配赞它一声‘好’。”
这种时时刻刻不忘读者，有强烈的读者意识，把读者的利益作为创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创作宗旨，使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与广大读者产生了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以客体意识来规整主体意识，表现出“主随客便”的特点。在艺术表现和审美趣味上，他们更是像厨师一样以读者的“口味”为遵循，进行！择和加工调制。他们看重人民大众的传统欣赏习惯，使创作较多地保留着民族的特色。他们适应社会的变化不断进行艺术手段创新，满足了不同时期和不同层次读者的要求。他们适应市民社会读者的心理特点，采用“谲谏微讽”的方式，“潜移默化于消闲之余”，以收“感化之功”。他们不仅“没有把诲淫诲盗的作品来毒害读者”， 相反，非常重视作品的“警世觉民”。比如程小青的小说《霍桑探案》，就以刺激读者的好奇心理和破案的“参与”意识见长。难怪有人称之为是“通俗教育”的重要一环，是“化装的通俗科学教科书”。
在文学理论大发展的今天，西方接受美学理论提出了“文学怎样存在”的命题，认为文学为读者而存在，在读者阅读之中生成，没有读者就没有文学。把鸳鸯蝴蝶派的小说理论和接受美学理论联系起来考虑，它们都有共同的认识：没有读者就没有文学。这倒不是鸳鸯蝴蝶派作家们有什么高深的先见之明，但是他们根据这样的认识进行创作，在以读者为本中着[于和谐人文精神的培育、着[于文化关怀的营造、着[于文化享有的落实、着[于文化健康的体现、着[于文化素质的提高，以尊重读者，对读者负责作为他们创作的价值取向，建设大众共享的和谐文化，这的确是他们占有读者的优势。
总之，鸳鸯蝴蝶派站在和谐文化发展的前沿，把握和谐文化的脉动，从文学创作中感受对于和谐的期待，在文学发展中体验和谐应有的节律，提炼和升华和谐的文化精神，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民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真正体现了鸳鸯蝴蝶派文学发展的本质和分量。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闵建国，开封大学教授，开封大学图书馆馆长，研究方向：现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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