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魂_批判灵魂痼疾 寻找民族精魂
时间：2019-02-12 05:39:2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鲁迅韩少功批判重建痼疾精魂 摘 要:鲁迅与韩少功分别是在“五四”时期与“新时期”的中国突出的批判灵魂痼疾、寻找民族精魂的作家,二位作家对国民性的批判、对灵魂痼疾的揭示是一脉相承的。比较而言,鲁迅更迫切地关注社会变革,因而在对民族灵魂痼疾的探寻中虽含同情却更致力于批判;韩少功更关注的是民族个性的确立,所以在批判的同时更侧重于拯救与重建。同时,韩少功的小说少了一些鲁迅小说中形象的具体性和丰富性,多了一些意义的象征性和朦胧性,更多地表现出神秘、抽象的意味。
20世纪的中国处于中西文化猛烈撞击之中,几代中国人为使中国发展壮大做着不懈的努力。于是,发掘民族灵魂的痼疾并进行拯救与重建成为每一个国民的愿望。鲁迅与韩少功,分别是在“五四”时期与“新时期”的中国突出的批判灵魂痼疾、寻找民族精魂的探寻者,他们笔下的阿Q与丙崽的形象,显示出这两位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与文化心态的批判,也表达了他们内心对拯救国民、民族复兴的良好愿望。
“五四”时期,国家贫弱、民族危亡,人们处于历史变动的大潮中,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生发出的救亡图存意识充溢在人们的心胸。鲁迅对瞒和骗所造成的愚昧、落后的国民性痛心疾首,于是站在启蒙主义者的立场上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国民劣根性”予以揭露和批判,以求国民性的改造和健全。他指出,传统的封建文化对于它所造就的愚弱的国民性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中国的历史也就是奴性的历史,“从前只有两样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难怪“狂人”从“写着仁义道德”的史书上看到的是满纸的“吃人”,祥林嫂会在族权、神权、夫权的压榨下满怀恐惧地走向死亡,也难怪会出现一个深受封建科举制度毒害而成为可怜又可笑的“斯文人”的孔乙己,一个被生活折磨的失去光彩的闰土,一个看到七大人玩屁塞和吸鼻烟就败下阵来的“坚强”的爱姑。
阿Q是鲁迅笔下的国民劣根性的代表,是旧礼教制约下的精神奴隶。他身上负载着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积淀。虽然阿Q卑弱得丧失了自我的人格和尊严,只能在幻影中寻得平衡和满足,但是阿Q“很有排斥异端的正气”,这种“正气”是建立在传统伦理道德的实践性准则上的,他不自觉地以此准则去看待一切人与事。他之所以会对王胡、假洋鬼子,以及男女两情相悦的举动极为反感,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其背离了常规。这就从较深层次上揭示了农民悲剧的自身原因。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礼教恶性发展的产物,虽然他也曾不平于自己的命运并试图进行反抗,但是强大的封建礼教在他尚未觉醒之前就已经毫不留情地将他“吃掉”了。
鲁迅对中国温柔敦厚的传统文化心态也予以抨击,他指出:“世人大抵受了‘儒者柔也’的影响,不述而作,最为犯忌”,中国青年“大半还是弯腰曲背、低眉顺眼,表示着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驯良的百姓”。
当然,鲁迅并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虽然对传统文化痼疾的揭露与批判一直是其主导方面,但是在他的潜意识里还是有其认同的一面的,他曾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又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饰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可见,鲁迅对我们的民族和国民还是抱有信心的,所以他在“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同时亦愿“俯首甘为孺子牛”。而且,鲁迅先生在愤怒的呐喊和冷峻的外表下也不乏温情的流露,尤其是在向诗意的乡村观望、向童年的经验回眸的那一刹那――《阿长与〈山海经〉》里鲁迅希望仁慈的地母让阿长安息的祈祷;对那个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不幸又不争的孔乙己的同情,对故乡的西瓜地里的少年闰土和那深蓝的天空挂着的一轮金黄圆月,以及对看社戏吃罗汉豆那些芬芳往事的种种描绘……鲁迅灵魂的柔软和温情便生动地展现于眼前。
韩少功对鲁迅非常理解:“鲁迅先生,我理解他的心境,对许多事情他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鲁迅先生的这种心境是一种很矛盾、很痛苦又很伟大的心境。”之所以如此,与韩少功自身的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建国后的国民虽然在精神状态上与此前有很大变化,但是封建礼教的文化心理积淀并不能根除,甚至在特定的环境中会愈演愈烈,国民灵魂上的痼疾也会恶性膨胀,“文革”就是极突出的一例。为了拯救和重建民族文化,包括韩少功在内的中国当代作家们沿着鲁迅开辟的理性批判的道路继续摸索行进。
如果说鲁迅当年是借阿Q画出“一个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样”的“沉默的国民性”的话,那么韩少功则以丙崽等形象让人们来认识现实的滞后、国民的孱弱,进而反思落后的原因。
韩少功《爸爸爸》中的丙崽是一个既无根又无父、永远穿着开裆裤的小老头,年龄增长而智力依旧,这种白痴和衰老、停滞和扭曲也许正是无根无父所致。他不住地呼唤“爸爸爸”,或许正是他潜意识之中对父亲的渴望、对根的欲求。他对客观世界的感知永远处于一种模糊的状态,“爸爸”和“×妈妈”这两个没有多少实在意义的符号成为他反映客观世界的方式――或者迷信盲从,或者摇摆愤怒――这种非此即彼的简单的两极思维模式正是极“左”政治的思维方式,可见作品的思想容量和历史容量之大。而正是这样一个曾遭讥讽和取笑的怪物却被鸡头寨的人奉为“丙仙”,并且当做“活卦”顶礼膜拜,这些“聪明”的“正常人”却做着荒唐的愚昧事,终于导致寨毁人亡。从鸡头寨山民的生存状态可见出人类的普遍境遇,从丙崽身上可见出民族文化的劣根积淀。作品在否定批判的向度上,通过怪力乱神、蛮荒粗鄙的鸡头寨山民的生活,深刻地表露出在超稳定的愚昧社会中民族的惰性和历史的滞留现象。
韩少功在效仿鲁迅对民族灵魂痼疾进行探寻和冷峻批判的同时,也保留了沈从文式的温情。韩少功曾说:“真正伟大的人格就是既要看透这一切又充满着博爱,原谅一切宽容一切去爱、去同情一切。”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情感也是矛盾的,既有痛恨更有眷恋,也许“乡土中凝结的传统文化……更多地显示出生命的自然面貌”,所以韩少功在《暗示》中通过“太平墟”这么一个保留着传统文化糟粕和精华、保留着质朴的乡村情愫的精神归宿地与喧嚣的现代都市的对比,对现代文明进行深入反省、叩问与质询,在与现代化城市的对峙中对以乡村为表征的中华民族文化加入了更多的认同与肯定、深情与自信。正是由于他的内心深处一直饱含着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深情与热望,于是理性的批判会被情感的眷恋稀释,从而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其批判的力度。换句话说,韩少功理解鲁迅矛盾痛苦的心境,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韩少功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遵循中国世代相袭的传统道德规范的清醒的现代人,毕竟支持和肯定变革与担忧变革中传统文化消亡给精神带来损害是人类的普遍心理,而这二者又是难以两全的。
比较而言,韩少功的小说少了一些鲁迅小说中形象的具体性和丰富性,多了一些意义的象征性和朦胧性,更多地表现出神秘、抽象的意味,但是对国民性的批判、对灵魂痼疾的揭示是一脉相承的,即使他们都只能引起疗救的注意而未能开出治病的良方却也功不可没。如果说鲁迅是借助他对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深刻洞察力塑造了阿Q,那么韩少功则是熔铸了文化学和人类学的丰富知识塑造出了丙崽,所以在丙崽身上个人心灵的挣扎与矛盾虽不及阿Q突出,但文学的文化色彩得到了强化。如果说处于“五四”社会危机的漩涡之中的鲁迅更迫切地关注社会变革,因而在对民族灵魂痼疾的探寻中虽含同情却更致力于批判的话,那么置身于新时期改革开放大潮中的韩少功更关注的则是民族个性的确立,所以在批判的同时更侧重于拯救与重建,于是从主流文化视角无奈地寻到民族传统文化的劣根,又以浪漫的激情在民间文化中寻找支撑着民族精魂的优根。
(责任编辑:张 晴)
作者简介:杨志芳,北京语言大学文学硕士,廊坊师范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研究。
参考文献:
[1] 鲁迅:《且介亭杂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2] 鲁迅:《阿Q正传》,见:《鲁迅小说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3] 林伟平:《文学与人格》,《上海文学》1986年11期。
[4] 韩少功:《爸爸爸》,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5] 田中阳:《湖湘文化精神与二十世纪湖南文学》,岳麓书社,2000年版。
[6] 洪子诚:《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