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的意识是什么 [“天人合一”的大宇宙观与汉赋的时空意识]
时间：2019-02-12 05:39:4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天人合一 宇宙 时空 征服 摘 要: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思想体系,都会对文学产生深刻影响。本文从汉代大宇宙观的思想渊源入手,分析了“人”在汉代宇宙观中的突出地位。宇宙与时空是难以割舍的一对范畴。“天人合一”的大宇宙观使汉赋中的时空意识表现出不一样的特质,即“人对客观世界的征服”。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思想体系。每个时代的文学也都铭刻着时代的烙印,反映出那个时代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在两千多年前那个雄风猎猎的大汉时代,当“天人合一”的大宇宙观使人们心中写满了欲望与征服的时候,汉赋,承托起了时代的使命并最终成为“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自序》)。正如司马相如论及汉赋的创作心得时所说:“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斯乃得于内,不可得而传。”(《西京杂记》卷上)宇宙何其大,“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张衡《灵宪》),而汉赋要表现的气魄更大,它要将这无边无际、无始无终的宇宙囊括其中,它要将滚滚的时间长河自由掌控!可以说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和汉代“天人合一”的大宇宙观的形成深刻地影响着汉赋作家的审美追求,而汉赋中表现出来的时空意识正是对这种大宇宙观的文学解读。
一、汉代“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汉代大宇宙观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早在洪荒时期,农耕生活使先民在懵懂的状态下就已经感知到自然界的种种变化与人类生存的内在联系。用甲骨卜问神明就代表着殷商时代,先民对未知命运的主动探寻。那种对天地鬼神的无条件的畏惧与崇拜正是基于当时对自然、对宇宙的最粗浅的认识。到了周代,“人的地位,人与自然的统一开始得到肯定,自然不再处处都被看作一种支配威胁着人的神秘力量”①,人们开始在青铜器上铭记下人类自身的伟绩。春秋时期的阴阳五行学说已经探究起宇宙本源,并把它归于阴阳二气,用这两种相存相斥的力量来解释世界万物的生成变化。道家则在此基础上,把“道”作为宇宙本体,认为“道”不仅“先天地生”,“可以为天地母”(《老子》二十五章),而且“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庄子・知北游》),“道”是一种不可闻、不可见、不可言的无形之体。这种无形之体“自古以固存”,“莫知其始,莫知其终”(《庄子・大宗师》),是天地万物的产生者,也是鬼神力量的赐予者。在道家那里,对宇宙的探求已经成为其哲学的中心问题之一。
及至汉代,随着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的建立和稳固,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加接近,也更趋和谐。同时,思想体系也出现了融合趋势,一种汇合了儒家、道家、阴阳家等多种思想元素的“天人合一”的大宇宙观逐渐成形。在大融合基础上形成的新型宇宙观,其共同的文化心理结构在于对人与天(即自然)相统一、相和谐的理念的认可。如:
头之圆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时、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肢、五脏、九窍、三百六十六节。天有风雨寒暑,人亦有取与喜怒。故胆为云,肺为气,肝为风,肾为雨,脾为雷,以与天地相参,而心为之主。(《怀南子・精神训》)
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倚。物痰疾莫能为仁义,唯人独能为仁义。物痰疾莫能偶天地,唯人独能偶天地。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哀乐喜怒,神气之类也。观人之体,一何高物之甚而类于天也。(《人副天数》第五十六)
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阴阳义》第四十九)
人们是这样地沉醉于对自然与人类共通规律的寻求,有时甚至到了荒谬的地步。但是它却明晰地表现出那个时代人与自然的和谐态势。在这样一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中,第一次把天与人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消除了。在汉以前人们的观念里,天超越了时间的无限,不受生命的束缚,它是一切之主宰,人们只能对它俯首称臣。但是到了汉代的宇宙意识中,在生理、形体、情性上对人与天的一致性的突现实际上拉近了两者的距离。天不再高不可及,不再不可探究,人的地位由此而突出。表面上人由天定,实际上却是借助天的形式来确立人在世界上的统帅地位。
汉代思想领域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它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是大一统帝国国家精神的写照,也体现着汉代社会文化的深层内涵。这就使得“人对客观世界的征服”②不仅成为“汉代艺术的真正主题”③,也成为汉赋的内在主题。由此,汉赋中表现出的时空意识也焕发出与前代不同的光彩:在浩渺的时空中,人第一次掌握了主动。
二、汉赋的时空意识
汉赋对客观世界的征服意识在时空的延展、交错中呈现。《庄子・庚桑楚》中说道:“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淮南子・齐俗》中也论及宇宙,曰:“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宇宙与时空是难以割舍的一对范畴。汉赋中的时空意识既导源于汉代“天人合一”的大宇宙观,又是对这种观念富有意味的具体展示。
众所周知,时间与空间是世界万物的基本存在形式。时间是物质周而复始的发生、发展、运动、变化的过程。空间是物质存在的三维形式。时间与空间是二位一体的客观实在,共同解释着、规范着世间万物的发生与存在。世界上没有脱离空间的时间,也没有时间以外的空间,“空间和时间是一切实在与之相关联的构架,我们只有在空间和时间的条件下才能设想任何真实的事物。”④汉赋,作为对客观物质世界的一种再现形式和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载体,同样是在时空的交错中运作。汉赋中的时空意识传达出了汉人对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和理解程度,它并不追求对现实时空超脱,而是将实实在在的物质世界无限度地扩大,跨越时间限制,空间束缚,什么天上地下、鬼魅神仙……全都被纳入现实世界,在现实的世界里完成对虚拟的包容。这就是大气的汉代人所表现出的宇宙观。
先说时间。对时间的感悟是贯穿中国文学内核的一脉主线。时间的不间断性、瞬时性与不可逆性引发着人们内心深处对生命的追惜。先民很早就产生了对时间的感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古歌谣《击壤》)是人们对时间循环不息的最初认识;《诗经》中《唐风・蟋蟀》“今我不乐,日月其除”,“今我不乐,日月其迈”,“今我不乐,日月其�”,也是一篇感时之作,一迭三叹的咏唱告诫人们时光匆匆,快及时行乐;更有圣人孔夫子在河边的一声叹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十七》),深深地传达出人们对时间不可挽回,生命何其匆匆的强烈失落,成为千古文人们无法释怀的时间情结,也造就了中国文学的永恒主题。然而,在汉代,由大赋所执掌着的文坛,摒弃了这种对时间的无奈情怀,使得时间观念在文学中表现出了不同的风貌。它把关注个人生命的小时间观消解在人天相应、身国相通的大时间观念里,从而表现出对当今时代的肯定和突现。
借用语言学中的一个定义,我们可以把汉赋看作是一种现在时态的文体,它处处表现着对现世的赞美与肯定。例如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通过子虚,乌有两人的夸述,借亡是公之口突现了当今天子上林苑的地广物博;班固的《两都赋》则借西都长安之盛映衬东都洛邑声威。在汉赋中,赋家不是把“现在”放在时间的滚滚洪流中以突现时间无限,而是在无限的时间中将一个现时的点无数倍地扩大,让它与历史与未来共现,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这个焦点就代表着声威震震的大汉帝国。在这个大一统的帝国中,个体的生命价值与需求处于被忽视的状态,它消解在帝国的大生命体系中。而这样一个以国家为核心的大生命体系又怎么可能与时间的瞬时性、不可逆性并行呢?在这种张扬的时代意识中,时间不是遮挽不住的,而是任由人调遣的。天子要去校猎,且叫来“孙叔奉辔,卫公参乘”;要与猛兽相搏,更有“许少施巧,秦成力折”;要享用美食,又有“伊尹煎熬,易牙调和”;甚至一支小小洞箫,也要叫“般匠施巧,夔妃准法”……古来英雄圣贤、能工巧匠管他哪朝哪代,如有需求,任天子调遣,时间能奈何?!
实际上,驾驭时间的主题在上古神话中就有显露。《夸父逐日》就是这样一个神话: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山海经・海外北经》
在神话中,想跨越时间的夸父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其悲剧的结局道出了先民对时间可望不可即的无奈。这种失败的逐日理想在《离骚》中成为可能:
驷玉虬以乘�兮,溘埃风余上征。朝发轫于苍梧兮,夕吾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
诗人在仙境中跟随着太阳的行程来到了它的栖息之处――扶桑,并折下若木的枝条与太阳嬉戏。在诗人大胆的幻想中,驾驭时间的愿望确乎实现了,但它却是以诗人脱离凡世,神游仙境为前提的。这样一来,主体的征服意识便淡化了许多。汉赋则不同,它是在真实的物质世界中实现自己的支配时间的欲望。这样,人的主宰地位才能真正突现出来。在汉赋中,人们不需要在另一个世界寻求支持,在属于自己的空间内就能使乾坤倒转,时间逆流,古今共现。不仅仅历史人物要穿过时间隧道来听从当今天子调遣,甚至鬼怪神仙,那些在另一个世界、另一种时间状态下的人物也要听令于天子,天子祭祀时有“丽钩芒与骖蓐收兮,服玄冥及祝容。敦众神使式道兮,奋六经以抒颂”(扬雄《河东赋》);天子校猎时,又有“天官景从,寝威盛容。山灵护野,属御方神,雨师(氵凡)洒,风伯清尘”(《东都赋》)……这种呼风唤雨、调令一切的气魄却是前人无法比拟的。
空间是汉大赋着力突现的部分。汉赋作为一种文体,第一次淡化了表现在时间轴上的内在情感体验,趋于空间上的客观再现。无限张扬的空间世界是汉赋宇宙征服意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人们是通过空间认识世界的,同样人们也要通过空间占有世界、征服世界。
古人对空间的理解,经历了一个过程。中国的文字是从图画演变而来的象形文字系统。许多象形字至今还没有完全退去其图画色彩,带有图画般的空间效果。如“日”“月”……而合体字上中下,左中右的三层组合结构,也形成了一种视觉上的空间效果,提供了较之于拼音文字强得多的图示功能,表现了中国人最初级的空间感悟。古人的空间意识还表现在对方位的认识和祭拜。先民由于对自然的认识能力有限,对浩渺的天地空间怀有一种莫名的敬畏心理。在甲骨卜辞中的方位意识正是空间性思维的一种体现形式。例如,“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⑤就表现着古人对方位、对空间的探求意识。在汉赋中,动辄前后左右、东南西北、上下远近铺写出一个阔大的空间,就是这种方位空间意识的痕迹。例如张衡在《西京赋》中描写长安城:“左有崤、函重险,桃林之塞……右有陇、坻之隘……于前则终南、太一……于后则高陵平原……其远则九�甘泉……尔乃广衍沃野……”扬雄在《蜀都赋》中刻画的蜀都梁州:“禹治其江,�皋弥望,郁乎青葱,沃野千里。上稽乾度,则井络储精;下按地纪,则巛宫奠位。东有……南则有……西有……北则有……”甚至司马相如《子虚赋》中一个小小的云梦泽也是:“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其土则……其石则……其东则……其南则……其西则……其北则……”以方位构建出的空间虽然有东西南北的界限,但在这有限的空间中所蕴含的物象却是无限的。什么山川鸟兽、花草鱼虫、亭台楼阁、乃至服饰饮食、车马百戏……一应俱全。所有世间可见之物,罕见之珍奇,乃至神魔鬼怪都充斥其中,没有什么可以存在于这空间之外。这哪里还是小小的苑囿城池,分明是一个浓缩的宇宙!“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小雅・北山》),这里哪一块土地不是大汉的领土?又有哪一片森林、山谷不属于汉天子的苑囿?更不用说地上的物产、林中的飞禽走兽了。占据自然的无限空间并将其中一切俱视为己有,这不是征服又是什么呢?
为了使这样的征服成果与天地共存,汉人建造“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放太紫之圆方”(《西都赋》)。李善注曰:“《七略》曰:‘王者师天地,体天而行。’是以明堂之制,内有太室,象紫薇宫;南出明堂,象太微。”这种情况在许多赋作中都有体现,如傅毅《洛都赋》:“顾濯龙之台观,望永安之圆薮”,“览正殿之体制,乘日月之皓精”。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据坤灵之宝势,承苍昊之纯殷;包阴阳之变化,含元气之烟�。”在汉人的建筑中,处处表现着与宇宙内在规律的相应相合,以求天长地久,国家永存。正如王延寿在《鲁灵光殿赋》序中所道“然其规矩制度,上应星宿,亦所以永安也”。
这些都还不够,在汉人眼中,现实空间再与天地相合,毕竟有限,他们还要用夸饰、想象虚拟一个更广阔的空间来表现征服的愉悦。在这个空间里,时间、季节、水土、地理等等现实的局限不再起作用,上林苑中夏熟的卢橘“考之果木,则非生其壤”(左思《三都赋序》);而苑中“八川分流”,“东注太湖”中的“太湖”也不可据实作解。这皆是为了夸耀林苑之大而辐散拓展,博引异方珍奇于一地。不仅如此,汉赋中的空间世界还延及太空,天子能神游仙境:“靡薜荔而为席兮,折琼枝以为芳。嗡清云之流霞兮,饮若木之露英。集�礼神之囿,登乎颂氏之堂……”(扬雄《甘泉赋》)甚至对西王母也不屑一顾,“低徊阴山翔以纡曲兮,吾乃今日睹西王母。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比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他所要追逐的是一个更阔大的境界:“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视眩眠而无见兮,听敞�而无闻。乘虚无而上假兮,超无友而独存。”(司马相如《大人赋》)这种超越神灵的大胆想像,只有在占有世界的极度自信与满足中才能够产生。汉帝国为这样的自信与满足提供了可能。当汉高祖刘邦率领着浩浩荡荡的队伍攻入咸阳城时,就已经揭开了一个伟大帝国的序幕。到了汉武帝时代,汉代的疆域已经远远超过秦国,“东西九千三百余里,南北一万三千余里,有户一千二百多万,口五千九百五十多万”(《汉书・地理志》)。同时,领土的扩张也带来了更加频繁的中外文化交流,西域的苜蓿、葡萄、石榴、汗血宝马以及海外各国的明珠、璧琉璃等奇石异物流入中原,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也使原本就很阔大的空间充满了新奇。正因为如此,汉人们在审视自己所面对的世界时,才觉得富足,才充满着夸耀与自豪,而伴随着这种极度的满足与自豪的,就是汉赋中所表现出的跨越时空、唯我独尊、傲视一切、凌驾一切的征服意识。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孙玉茜,硕士,西安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