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铺定中国革命胜利之路 土地改革革命
时间：2019-02-19 05:33:0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稍有党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共产党人以土地制度改革促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并非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而是在20世纪上半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通过土地革命斗争和土地改革运动而探索和总结出这一方针政策和成功经验。
“中国革命问题实际上就是农民问题”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建党后，很快就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土地制度的变革，是发动和领导农民跟着共产党搞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主要途径，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必由之路。对此，李大钊在《土地与农民》一文中便明确提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特定国情下，“耕地农有便成了广众的贫农所急切要求的口号”。 毛泽东也论证说:“中国革命问题实际上就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而所谓“农民问题，即土地问题，亦即吃饭问题，生活不能解决，革命断难成功”。基于这样的理论认识，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即提出要将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列入党的纲领，并强调指出，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是中国革命不可避免的政策，是党领导完成中国革命的一种重要职责。在从理论上积极探讨土地革命问题的同时，毛泽东、彭湃、方志敏还利用国民革命后期工农运动蓬勃高涨，北伐战争胜利进军的有利时机，在广东、江西、湖南、湖北等省，开始探索“打土豪，分浮财，烧田契，分土地”的土地革命斗争及其政策策略和实现途径。
“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及时改变策略，将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工人运动转移到国民党统治薄弱的边远农村，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并在革命斗争的实践过程中，更深刻地认识到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对于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极端重要性。1927年，中共中央在“八七会议”上明确提出:要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解决土地问题，要没收大中地主的全部土地和祠田、族田、寺庙等所谓公共土地，分给佃农和无地、少地的农民。走上井冈山的毛泽东，也是从土地制度的改革着手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其时，毛泽东一面积极探索创建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根据地为依托的“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一面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等土地革命法规，并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成熟、符合中国国情、具有可操作性的没收土地、分配土地和确定土地权属的土地革命路线及其方针政策和运作机制，其基本做法:首先是“打土豪，分浮财”。
工农武装暴动成功或红军攻占某地后，先把地主豪绅的金银财宝、粮食、衣服、猪牛等浮财没收，分给
贫苦农民，使农民享受到土地革命斗争的胜利成果，以激发农民跟着共产党革命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毛泽东还特别指导红军将士说:开始时，如果穷人不敢要地主的东西，“我们就要在晚上把东西秘密地送到穷人家里去，或者把这个地方土豪的资财带到另一个地方分给穷人”。 接下来的第二步是召开群众大会，批斗地主，或枪毙一两个民愤较大的地主豪绅，焚烧田地契约和债券等，以消除农民群众的后顾之忧，为分田地作准备。第三步，成立土地部、土地委员会等负责没收、分配土地的职能机关，并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以乡为单位，按照人口或人劳结合以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原则，分配土地的重点是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为了保障农民拥有所分土地的产权，增强其土地的主人翁意识，要求对已分土地，每一丘都要插小三角红旗或木牌，写明户主、佃户、地名、田数，还要逐丘造册登记，由苏维埃政府正式颁发土地证。从而使得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区域呈现出“打土豪，分田地”和“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热烈景象。
土地革命的蓬勃开展，深刻地改变了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社会经济面貌。
首先，土地革命改善了农民的经济生活状况。土地革命前，“地主当权时代，农民受各种捐税、重租重利的剥削，无不叫苦连天”。土地革命后，根据地的工农大众，既分得地主的粮食、衣物、农具等浮财，又“不还租，不还债，不完粮，不纳捐税，工人增加了工资，农民分得了土地，好象解下了枷锁，个个都喜形于色，虽然被反动派经济封锁，但人民日常所需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除盐比较困难外，其余都能自给”。“与未革命的区域比较”，经济生活明显改善。
其次，农民的阶级斗争觉悟大大提高。如中共湘南特委在《关于湘南暴动经过的报告》中说:“在未分土地以前，农民藏匿土豪劣绅，到分配土地以后，农民都不藏了，并且看见土豪劣绅即抓，抓到就杀……惟恐敌人之到来而使他们不能稳定所分得之土地。”
其三，激发了工农大众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有些根据地因为实行“只打土豪，不分田地，不废债务，不武装工农”的政策，于是红军“每处住不到三、五天又开起走，只做些宣传，组织几个小小的农工会，几个嫩芽般的共产党支部”，结果因为“土地革命执行不力或故意延缓，使乡村贫农（因分不到土地）得不着真正利益”，导致群众基础不能巩固，“经不起斗争，一到环境困难，富农中农就首先背叛革命”。而在开展了土地革命的根据地，“农民有了田地，对于苏维埃、红军、赤卫队的一切工作，都踊跃进行”。“实行了土地分配，武装迅速扩大了，苏区也迅速地扩大了，广大群众热烈支持和拥护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群众对党的信仰非常好”。共产党的号召和组织，均能得到工农群众的热烈拥护。在土地革命战争的军事行动中，共产党领导的苏区工农群众前赴后继，英勇牺牲，却“没有哪一个有怨恨，打死了自己家属收埋……不但不怪红军、苏维埃、共产党，而且很痛心的怀恨反动派。对党信仰主要的原因是农民在斗争中得到了土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政治上得着解放”。
其四，经济上、政治上翻了身的农民群众政治思想觉悟大大提高。对此，参加过土地革命的苏区农民说:“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跟着毛委员，工农坐天下”。天津《益世报》的记者观察到，“近四五年来农民知识渐有进步。例如原先，农民不知国家为何物，更不知世界上尚有其他国家，今则知之;昔之认为须有皇帝以统治天下，至今则知人民也可以管理国家;昔之不知开会为何事，今则不但知之，且可选举委员，当主席。此外农民所知新名词亦不少。”有人还发现，经过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政治训练后的苏区农民，往往踊跃参加义勇队等社会公共团体，并且争当领导者，而且在“争得以后，对所担任职务也多能自出心裁，处之裕如”。
总之，经过土地革命斗争的实践，共产党人更加明确而深刻地认识到:“没有土地的果实，是不能发动群众的。”“普遍的贫农对于土地、财产的要求，不消说是为农村革命斗争的中心动力”。 从而奠定了后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不同历史条件下，制定和实行既符合时代与形势要求，又满足农民群众的土地及经济利益愿望的土地改革制度及方针政策的历史经验和思想理论基础。
赢得民心是取得最终胜利的根本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全面抗战爆发。8月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正式决定了把减租减息作为党在抗战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这一政策是在抗战这个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最大范围团结抗日人士大局出发而制定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相继开辟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各抗日根据地按照《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规定,有阶段、分步骤地进行这项工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37年8月至1940年6月。这一阶段,主要是提出、宣传减租减息政策,并在小范围内进行试点阶段。先后制定和颁布了一些条例和法令,如《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等。1939年11月1日,中央在《中央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中要求“在八路军、新四军活动区域,必须实行激进的有利于广大抗日民众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在经济改革方面,必须实行减租减息、废止苛捐杂税与改良工人生活。凡已经实行的,必须检查实行程度,凡尚未实行的必须毫不犹豫地立即实行。”
第二阶段是1940年7月至1942年12月。这一阶段主要是根据前一阶段的试点经验，进行推广阶段。1942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策略指示》，制定了发动群众对地主阶级实行既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即，对于大多数地主的抗日要求，要实行团结的方针，对于地主反对减租和残酷剥削农民的一面则进行必要的适当的批评和斗争。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各抗日根据地按照中央的指示，发动农民与地主展开了尖锐复杂的斗争，促进了减租减息政策的深入贯彻，有效地改善了农民生活，保障了农民土地使用权。
第三阶段是1943年至1945年。这个阶段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进入了一个普遍开展和逐步深入发展阶段。1944年，全国抗战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华北、华中各敌后战场相继开始局部反攻，各敌后根据地不断扩大。这种形势又把减租减息运动推向了过去未展开或未深入展开的新解放区、游击区和边沿区。极大的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改善了农民的生活。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抗日战争中谁赢得了民心，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在残酷艰辛的抗战环境中，中国共产党采取力所能及的切实措施减轻农民负担，从而赢得了民心，取得了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面对国共和谈破裂，国民党挑起内战，妄图用武力消灭共产党和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坚持以土地制度的变革，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和解决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毛泽东提出:“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打倒蒋介石的胜利。”刘少奇指出:在即将到来的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国共大决战中，解决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力量对比关系，“就要实行土地改革。蒋介石靠美国，我们是靠老百姓。但靠老百姓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反对地主，平分土地;第二个就是民主，不准许站在人民头上屙屎撒尿。”为此，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提出了党应该坚决拥护农民经过土地改革运动，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根据“五四指示”，各解放区相继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至1947年2月，共产党领导下的各解放区约有2/3的地方基本上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其中，晋冀鲁豫解放区有1000万农民，东北解放区有1500万农民，苏皖解放区有1500万农民，陕甘宁解放区的绝大多数农民，都是通过土地改革分得土地。紧接着，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又于同年7―9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提出了一整套成熟且极富操作性的土地改革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中国土地法大纲》的指导下，至1950年6月，共产党已经在1.45亿农业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至1952年底，全国共有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通过土地改革，无偿地获得了7亿多亩土地和大量农业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7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
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更广阔的区域调动起了更广大农民群众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积极性和斗争热情，为了保卫土地改革的胜利果实，分得土地的农民踊跃参军参战，全力参加“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解放战争。据统计，当时仅山东解放区，除向人民解放军输送了95万兵员，组建了9个纵队和1个军外，还出动1106万民工、民兵，随军转战17个省市，参加了几十个战役。仅一个淮海战役，山东解放区就出动民工、民兵213万人，抬担架、运送物资，其中运送军粮即达2.3亿斤。为此，华东野战军领导人陈毅元帅曾多次感动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毛泽东也自豪地说:“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可见，正是土地改革所激发出来的政治热情，使得农民用简陋的小车和“小米加步枪”，支持共产党战胜了国民党蒋介石，推出了一个生机蓬勃的新中国。
土地制度的变革，增强了农民群众对共产党的认同感和拥护度。通过土地改革，农民群众分到了完全属于自己的一份土地，农民获得了政治上、经济上的翻身解放，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和做土地主人翁的理想。土地改革铺定了中国革命胜利之路。
